潘彩霞

1938年3月，武汉，一场入党仪式正在进行，现场只有两个人，见证人：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入党人：马识途。不久，钱瑛要马识途转入地下工作，做一个职业革命家：“这是最神圣的职业，无所谓青史留名，随时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决不容许叛变。你愿意吗？”马识途心潮澎湃，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

那一年，马识途23岁。他是重庆忠县人，本来在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工业救国梦被打碎，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积极宣传抗日。南京告急时，又在党组织的指示下，迅速组织同学撤退到武漢。和马识途一起组织撤退的，是中央大学同学刘惠馨。他们曾一同走在游行队伍里，一同工作在抗日宣传队，也曾在飞驰的列车上，并肩观赏平原落日。那个黄昏，他们激昂地唱着《打回老家去》，既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激动，也为敌人踏碎祖国河山而愤慨。在她动人的歌声里，他不自觉地坠入情网，“在精神上成为她的俘虏”。

到武汉后，两人又马不停蹄地投到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他们忙碌着，热恋着。按照组织纪律，转入地下工作后，马识途必须切断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联系。这也意味着，他和刘惠馨既不能来往，也不能通信。压抑着内心的痛苦，马识途寄出一封深情的告别信。意外的是，回信中，刘惠馨并没有多说什么，而且态度比他还要坚决。马识途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时，刘惠馨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为了发展新生力量，地下工作需要不断变换身份，马识途隐姓埋名，有时是上前线采访的战地记者，有时是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

1939年9月，马识途担任中共施巴特委书记。为了掩护特委机关工作，这年年底，经组织批准，在恩施五峰山脚下清江边的一个农家小院里，他和刘惠馨结婚了。不久，鄂西特委成立，马识途任副书记。他的家同时也是鄂西特委交通站;妻子刘惠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特委政治交通员。此后，马识途穿行在乡间， 和农民商量武装暴动;走进工厂，为工人点燃革命的火把。而刘惠馨，则孤身奔走在鄂西山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即使怀孕，也依旧翻山越岭。尽管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他们都没想到，不幸来得那样突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疯狂搜查逮捕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出卖，刘惠馨不幸被捕，一个月大的女儿和她一起坐了牢。同时被捕的，还有26岁的特委书记何功伟。

在狱中，刘惠馨和何功伟遭受严刑拷打，仍严守党的秘密。1941年11月17日，他们拖着沉重的脚镣，高唱着《国际歌》，在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那年，刘惠馨仅仅27岁。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1958年冬天，马识途到北京开会，遇到老上级钱瑛。谈到寻访遗女的事，钱瑛批评他不该“孤军奋战”。在组织帮助下，终于传来好消息。当年，女儿被特务随手丢弃后，是一对工人夫妇收养了她。在工人夫妇家，马识途见到了一张保存20年的字条：“我的宝贝，你的妈妈去了，去接受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后考验去了。你的命运到底怎样，我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活出去呀！活出去为我们的理想，为妈妈……”字条没有读完，马识途早已泪流满面。纸条上，正是刘惠馨的笔迹。

1964年，马识途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车窗外，山河壮丽，可是，爱人已不在人间，但想到马上能与女儿团聚，他又不禁心潮澎湃。在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马识途焦急地等待着，不时向门口张望。不一会儿，门打开了，一个年轻女孩探进头来，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屋里的人。“矮而矫健的身段，晶亮的眼睛，乌黑发光的头发，随时准备发笑的嘴角”，那分明就是刘惠馨！马识途猛然站起来，他一下子奔到门口，紧紧抱住还在发蒙的女孩，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他喃喃地说：“女儿，我的女儿！快二十年了，我到底把你找到了！”

2011年，“纪念何功伟、刘惠馨烈士英勇就义七十周年”的活动在湖北恩施举行，96岁高龄的马识途特地从四川赶去参加。往事依依，前情难忘。那一天，他有感而发：“暌隔阴阳七十年，今来祭扫泪涟涟。我身愿作恩施土，雨夕风晨伴夙缘。”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