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丰

摘 要： 《朱雀》《北鸢》是香港作家葛亮的两部长篇小说。葛亮立足民间视角，以家族叙事的形式表现历史和人性。阅读《朱雀》，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在审美结构中贯注的历史韵律。小说延续葛亮前期短篇小说演绎都市欲望神话与人性宿命传奇的个人化写作惯性，加上其消费主义的欲望表征，导致其对南京的历史书写表现得较为虚浮和断裂。《北鸢》通过写卢、冯等家族的兴衰来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氤氲与文化裂变，对“文化民国”的铺陈叙写，昭示出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身份认同，但贵族主义的文化视角和消费主义的审美伦理，又相对弱化了《北鸢》文化想象的艺术性。

关键词：葛亮;《朱雀》;《北鸢》;历史书写;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063-06

香港作家葛亮以《迷鸦》获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而登上两岸三地文坛，其后陆续出版《戏年》《七声》《浣熊》《问米》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朱雀》《北鸢》。作为一名70后作家，葛亮显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学才能，文学影响力亦波及海内外。被称为葛亮“南北书”的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分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海外评论家王德威先生为《朱雀》撰写序言“归去未见朱雀航”，称葛亮为“当代华语文学最被看好的作家之一”①。《北鸢》在台湾出版时，王德威亦为其作序“抒情民国”，认为“历经《朱雀》《北鸢》两部长篇小说，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风格，已经隐然成形。”②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将《北鸢》视为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③并对《北鸢》的民国书写、民间精神与文化想象作了切中肯綮的评论。除王德威、陈思和作序力荐之外，中国大陆评论界对“南北书”《朱雀》《北鸢》反响也较为积极和热烈。凌逾、金理、王宏图、张莉、曾笑盈、徐诗颖等人围绕《朱雀》与《北鸢》展开评论，对葛亮的“她性书写”、历史想象、民间意识、家族叙事、文化重构与古典主义风格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与阐释。暨南大学中国文学评论基地曾专门组织葛亮文学作品研讨会，诸多知名批评家参与其讨论。④通过阅读这些批评文章，可以发现，评论界对葛亮的文学作品多报以肯定的批评姿态，少有异质性的“挑刺”与否定式批评。事实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绝不是一边倒的肯定与赞美，而是既要看到文学艺术的美，也要指出其美学上的缺憾与不足。俄国批评家普希金说，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既称赞历史剧《济金根》情节与结构的高明，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批评其形式上的缺点，以及“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等问题。就葛亮的“南北书”《朱雀》与《北鸢》而言，我认为，二者确实表现出葛亮的文学天赋与叙事才能，但两部小说在艺术方面又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本文主要从批评的立场出发，对葛亮《朱雀》的历史书写与《北鸢》的文化想象作出解读。

一、《朱雀》的历史书写及其批判性反思

《朱雀》完成于2009年，是葛亮未及而立之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南京求学，在秦淮河畔偶遇程囡，许廷迈于顾盼之际顿生情愫。葛亮演绎二人情欲的勾连缠绵，谱写千禧年南京的空间景观与文化地形图，并以此为楔子，顺势引出程家三个世代的命运遭际与历史传奇。小说用家族叙事的诗学结构叙写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铺成渲染南京的历史意识与文化风骨。可以说，《朱雀》是葛亮继《七声》之后对故土南京的一次深情回眸，这种面向故乡和历史的书写姿态，昭示出葛亮在全球化与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的还乡意识与文化自觉。但读完小说后又可以发现，葛亮对城市所秉持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以及其青春躁动的利比多驱力为《朱雀》的城市书写涂上了浓厚的欲望色彩。如许廷迈与程囡在明代陵寝废弃石碑上的性爱场景，程囡与泰勒的露水姻缘，李博士对留学生巴里安的红袖出墙，雅可追求艺术与吸毒的醉梦人生以及跟程囡的意乱情迷，程囡与芥川之子龙一郎两人的不伦之举等，让读者感受到小说欲望化书写的符号编码逻辑。申霞艳认为《朱雀》“契合了消费时代兴盛的民国想象”，⑤王德威言“葛亮将六朝风月与后现代、后社会主义的浮华躁动并列一处”。⑥这种对南京的当下性文学体验与美学怀旧，隐秘接续了南京文化肌理中六朝粉黛、秦淮风月意象所蕴藉的集体无意识，一定程度上销蚀了这座城市厚重沧桑、崇高悲怆的历史底蕴。

或许，葛亮的文学旨趣并不在于欲望化地表征南京这座城市在全球化结构中的消费主义文化症候，而是试图以共时和历时的双重叙写，重构南京的历史坐标与人文风情。阅读《朱雀》，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葛亮在审美诗性结构中贯注的历史韵律。但由于葛亮对南京既没有产生“近乡情更怯”的寻根冲动，也缺少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建构宏大历史叙事的创作动机，致使小说《朱雀》延续了葛亮前期短篇小说演绎都市欲望神话与人性宿命传奇的个人化写作惯性，其对南京历史的书写也变得较为虚浮和断裂。比如小说中的许廷迈，并不是一个对南京有着强烈寻根意识的文化主体，他对于南京的想象源于其血脉中隐秘的悸动、父亲的讲述、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东方叙事与现代作家的美学建构。许廷迈对南京历史感的欠缺以及文化上的隔膜，使其在抵达南京之后，未能真正切入南京作为一座历史与文化之城的深沉肌理。作为南京历史与文化地标的秦淮河、夫子庙等，在许廷迈眼中不过是裹挟着商业化与资本化气息的消费景观。历史在许廷迈这里不过是一种断裂的能指鏈，虚浮的历史表象与在场化的日常生活经验，让许廷迈于迷乱的都市暗影中，将目光瞥向南京女子程囡。小说自此转向许廷迈与程囡的情爱叙事，历史文化退隐为人物命运的布景。读到这里，读者可能期待会上演一场新的“倾城之恋”。然而在葛亮笔下，程囡不是白流苏，许廷迈也不是范柳原。小说结尾处，许廷迈在接到程囡电话后折返南京，却犹豫踌躇难以抉择，一方面源于许廷迈与程囡之间不曾有白流苏与范柳原在乱世间萌生的患难真情，另一方面则在于，南京并非许廷迈真正的还乡之地。而许廷迈的踌躇，似乎又暧昧传达出葛亮在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的文化焦虑。

《朱雀》真正进入历史书写是从小说第五章“无情最是台城柳”开始的。葛亮将笔触回溯到1923年的民国时代，于大时代的宏阔背景下叙写程囡外祖母叶毓芝和日本商人芥川的乱世悲情。中日战争爆发后，叶毓芝在寻找芥川的途中被日军轮奸，弥留际生下一个女婴，被刚好路过此地的神父切尔看到并将其带到国际安全区，随后由妓女程云和辛苦养大，此女即为程囡的母亲程忆楚。解放后程云和洗尽铅华，过起了平常日子。程忆楚与归国华侨陆一纬相爱，却不幸受反右运动的波及，陆一纬被下放北大荒劳动，程忆楚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工人老魏强奸并最终委屈求全嫁给老魏，20世纪60年代后期，程云和妓女身份被揭发，受尽屈辱后自杀，老魏则为救落水的养子老虎（魏建设）而溺亡。陆一纬平反归来后，程忆楚与陆一纬旧情复燃，却不知其早已在北大荒娶妻生子。二人虽曾经沧海，然终究只能在时代的破碎河床上踽踽前行。程忆楚最后生下两人的孩子程囡，独自抚养其长大成人。就整部小说而言，历史显然是无法抽离和悬置的符码。葛亮将人物命运之经与历史背景之纬交织糅合起来，于历史的宏阔时空结构下演绎人物悲剧性的命运际遇。如果抛却历史在场，《朱雀》中的各种人物关系、叙事情节的发展和人性情感结构的摹写都将失去逻辑的根由与艺术的真实性。

葛亮在《朱雀·后记》中坦言：“事实上，‘历史于这座城市间唇齿一样的关联，并非如此温情脉脉。在规整的时代长卷之下，隐埋着许多断裂与缝隙，或明或暗，若即若离。”⑦阅读《朱雀》可以看出，葛亮虽然没有放弃对波诡云谲之历史浊浪的文学演绎，但更倾向于在宏大历史叙事的断裂与破碎地带感悟历史的风流云散，在被大历史遮蔽的日常感性世界里重构人性人情隐秘鲜活的悸动。在葛亮那里，历史不是以编篡学方式编码形成的文字实录，而是如涓涓之水流淌于人情世故的日常生命意识与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如果说，历史的恢弘壮丽被铭刻为伟人们丰功伟绩的永恒歌咏，历史的悲悯也风化结晶为小人物无可逃避与救赎的悲情人生和命运传奇。事实上，每个存在者都承载并书写着历史，都既被历史卷入和碾压，也在历史中挣扎搏斗并寻找方向和出口。《朱雀》中对叶毓芝、程云和、赵海纳、程忆楚、陆一纬、老魏、向红等人物命运的叙写，虽未能细致传达出历史宏大叙事所凝聚的理性意识、伦理正义与美学精神，但却以个体化的生命样态构织出历史的诸多截面，分娩出历史绵延蛰伏于生命界域中的活性因子。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甚至是向红等，她们在宏大历史的晦暗地带遭遇了命运无情的遗弃与放逐，却以隐忍与坚强的方式托举起女性生存的旗帜。葛亮以此揭橥历史中隐秘的权力压迫和匿名者无声的呐喊，进而昭示出普通人性的熠熠光辉。

《朱雀》中的历史叙事亦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葛亮虽然力图客观真实地把握和表现民国与解放前后的历史图景，但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明显感觉到葛亮在叙述历史时的力不从心。为营造人物命运营造的历史氛围，葛亮对历史展开了多重剪辑和复制，如为写叶毓芝的悲剧，小说大量罗织中日战争的历史，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以及日军对南京的轰炸等，葛亮借用澳洲学者廷伯利的撰文，列举了许多日军侵略南京的史实。在小说中，这种类似于历史解说的片段大量存在。我们认为，作家不应像一个历史编篡学家来讲述客观的历史，而是要将历史融入到人物命运冲突和性格悲剧的塑造之中去。就叶毓芝的命运劫难而言，虽然可以将其归为历史之恶，但小说并没有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人性在历史冲突中的悲剧意识，反而更多凸显的是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偶然性。其次，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与人物命运关系时，未能达到一种高度的艺术和美学契合。由于作家不注重从历史的深层肌理中发掘人物精神与情感世界的矛盾冲突，不以人物性格和人性意识作为推进叙事的美学力量，而是用人物命运简单图解历史，以历史因果解释命运问题，从而使小说的历史书写和人物形象塑造显得单面化。比如像程忆楚、老魏和陆一纬的情感纠葛与家庭悲剧，可谓是伤痕文学中的经典桥段，程式化的叙写变成了对历史的抽象演绎，难以让读者产生源自人性深处的悲悯意识。最后，葛亮对南京的历史想象，也显得比较暧昧模糊。王德威认为“葛亮选择《朱雀》作为他叙述南京的书名，显然着眼于这座城市神秘的渊源和历史沧桑。”⑧但我们在小说中并没有看到葛亮对南京厚重历史文化的渲染，也未能感受到南京在现代历史之火中淬炼出的壮烈悲情。即便作家倾心于构建历史断裂处若隐若现的日常生命意识与情感结构，但也应从日常化书写中审美地凝练出南京独特的历史精神和文化风骨。葛亮以“朱雀”为题，似乎想以此意象表征南京历史文化之幽灵在人物命运间的绵延流转，但我们在“朱雀”意象中，并未发现多少关乎南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乡愁，反而更多感受到的是神秘的宿命意识。

从文学语言与形式结构方面来看，《朱雀》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同《北鸢》相比，《朱雀》在语言上的表现力较为孱弱，缺乏精细的美学打磨，散漫的语言造成叙事的凝滞，语言的过于抒情化销蚀了叙事的节奏感。在结构方面，《朱雀》貌似有明晰的结构意识，即共时性叙事与历时性叙事交替演进，但这种结构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又消弭了小说叙事的连贯性与流畅性，使作品出现不同程度的美学断裂。看似叙事形式的革命，实则表现出葛亮以短篇小说结构经营长篇的艺术乏力感。小说中不断叠加的故事情节，宛如寄生植物一样攀附于小说主干结构的枝蔓上。总之，由于小说缺乏凝聚文本结构的内在性美学基质与推进小说叙事的矛盾冲突，致使《朱雀》在结构布局和情节设置方面表现出一种散文化的美学风格。

二、烛照传统的诗学理路：《北鸢》的文化想象

继《朱雀》之后，葛亮用七年之功创作出另一部长篇小说《北鸢》。用葛亮自己的话说：“这本小说关乎民国”。小说的文本时间主要定格于1926年至1949年之间。葛亮将家族记忆汇入国家历史与大时代的洪流之中，以民间精神的细雨微澜、普通人性的爱恨情愁表现大时代之浩淼，演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国时代的氤氲变幻。陈思和教授为《北鸢》作序，指出“葛亮以家族记忆为理由，淡化了一部政治演化的民国史，有意凸显出民国的文化性格，成就了这部当下表现民国文化想象的代表作。”曾笑盈在《从“她性历史”到“文化中国”——評葛亮“南北书”〈朱雀〉〈北鸢〉》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北鸢》对“文化民国”的想象。本文认为，同《朱雀》中抽象演绎历史和人性宿命传奇、文化底蕴缺失的单一性叙事相比，《北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诗学意识，文学想象中置入了多重文化意蕴。如“风筝”意象的文化隐喻，人物性格和命运同文化道德之间的关联，不同文化形态的交融，传统与现代、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在《北鸢》的文学想象与叙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葛亮笔下的渐次复活，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作家在建构文化民国这一美学意象中所表征出的自觉回归民族本位、重塑中华民族现代性意识的文化与审美价值指向。

小说以“北鸢”为题，让人想起梅特林克的《青鸟》，抑或胡塞尼《追风筝的人》。鸢飞鱼跃的灵动意象实为文化与人性精致的隐喻。葛亮在自序“时间煮海”中坦言：“小说题为《北鸢》，出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左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⑨细读全文可以发现，“北鸢”意象的美学意义颇为复杂，并非仅系于曹公所言的君子之道与人伦之情。小说开篇“楔子”写四声坊风筝手艺的传承其实表现出一种民间的匠人精神，不收钱之承诺表现的是传统道德的诚信之义;小说中卢家睦为儿子订制虎头风筝、带卢文笙放风筝讲的是父慈，卢文笙在卢家睦去世后烧风筝拜祭讲的是子孝;卢家睦对四声坊龙师傅的扶持与帮助，以及龙师傅信守承诺，体现的是传统扶危济困的儒家精神与典范的君子人格;卢家睦一年订制一只风筝表现的是儒家文化精神的世代延续、薪火相传。小说第二章的“风筝”意象，既是串联两条叙事线索的重要文化符码，也借此牵引出卢文笙与冯仁桢的浪漫情缘。小说中卢文笙由放风筝领悟到顺势而为但又坚守规矩和底线，以此表现出卢文笙儒道互补的性格特征。而雅各剪断风筝线的举动则意味着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小说写卢文笙与毛克俞借风筝之画喻时势之变，卢文笙言“命悬一线”，毛克俞则由画中之线悟出“一线生机”。二者对风筝意象的不同解读，既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差异性，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人物在时代洪流之中的精神与情感脉象。小说结尾处，卢文笙、冯仁桢抱着姚永安与秀芬的孩子，望风筝孤零漂浮，最终消失不见，既回应了小说开篇昭如收养卢文笙的情节，又再次凸显“北鸢”意象，让读者沉入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于无声的文字中感喟乱世浮生飘蓬般的命运症候。

葛亮有意淡化政治意识形态对现代历史的影响，转而以一种世俗化、日常化的小叙事来表征民间文化心理结构的绵延和文化意识的多重交织融合。在葛亮那里，1926至1949年的所谓“民国”时代，既挣脱了传统差序格局的规约与限制，又没有被整合到一种总体性意识形态结构的桎梏当中，从而在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方面表现出多元异质的倾向。葛亮在谈及《北鸢》创作时说道：“书中我试图去表达，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对于差序格局的冲击。民国改变了大众对差序格局和血缘的一些成见，把人际关系变成比较‘活的状态。”⑩小说开篇写昭如收养孩子，结尾又以卢文笙和冯仁桢收养姚永安与秀芬的孩子来照应开头，以陈思和教授所说的“螟蛉故事”来结构整部小说的叙事框架，其目的正在于要形成对传统血缘关系和家族史记忆的解构。需要指出的是，葛亮在此有明显观念先行的“席勒化”倾向。昭如与卢家睦、卢文笙与冯仁桢何以能突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结构，在小说中并没有作叙事的铺垫，收养义子的情节不是文化矛盾冲突孕育形成的艺术必然，而是作家图解观念的产物，这就导致叙事的简化，难以让读者审美地感受到文化在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的裂变与重生。

阅读《北鸢》，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葛亮为重构文化民国而展开的丰富文化想象与文学审美意识，以及作家重塑文化民国、回溯传统以烛照现代的文化诗学理路。在葛亮看来，传统文化依然是作为主导文化积淀绵延于20世纪初期民间文化肌理之中。从文化精神层面而言，小说以表现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如孟家人所坚持的诗礼之心，昭如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守，昭德危难之际舍生取义的生命选择，卢家睦的扶危济困，孟养辉“一身以至于天下”的儒商精神，卢文笙坚守的君子之道，四声坊的一诺千金，苏鲁边界长清县卢家的仁义，凌佐的守信与孝道，郁掌柜雪夜苦谏卢文笙，卢文笙不惜破产帮助姚永安等，让我们感受到儒家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在普通人生命情感结构中的积淀与延续。可以说，儒家伦理与文化精神构成了小说《北鸢》的情理内核，是葛亮赋予民国最核心的文化意识与民间精神文化底色。除了表现儒家伦理文化之外，小说中还融入道家、佛家思想与现代启蒙文化、革命文化等多重文化精神。卢文笙的性格本身就被观念性地设定为儒道互补的两面性，他既有儒家的君子人格，又恪守道家顺势而为、明哲守中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小说中，卢文笙能入能出，既可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斗争，又可以在激进的革命洪流中全身而退。卢家睦“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散淡，盛浔顺势而为、独善其身的寓公生活等，都可谓是道家文化精神的典型呈现。小说中对独乐寺的描写与佛教义理的阐发，表现的是参悟人生的佛家思想。仁珏以德先生与赛先生来反抗孔孟之道，阅读海涅诗选：“叶落忆花凋，明春卿何在。”范逸美着西洋打扮，弹手风琴，唱美国海军军歌“起锚歌”，可以看出五四启蒙思潮、西方文化对民国时代的影响。韩喆的出场，范逸美、仁珏、阿凤、卢文笙与凌佐的革命抉择，《费尔巴哈提纲》与大胡子男人（马克思）等，又让人感受到革命文化的风起云涌。总之，葛亮有意摆脱政治意识形态与历史宏大叙事的美学逻辑，转而以接续传统、谋求多元共生的艺术理想重构民国时代的文化地形图。葛亮对革命历史似乎秉持一种间离的态度，卢文笙偏离革命正统的人生抉择，仁珏与范逸美近乎“耽美式”的情感，隐秘传达出葛亮踞身全球化文化境遇，以后革命思维销蚀革命与阶级斗争之历史意识的文学想象与文化逻辑。

葛亮对传统文化秉持一种怀旧式的书写姿态，各种传统文化艺术、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如万花筒般地出现在《北鸢》之中，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古典主义美学韵味。小说中每个主要人物都深受传统文化的侵染，卢文笙从小熟读《唐诗三百首》、《千字文》、《朱子家训》、《淮南子》等，最喜欢的是《世说新语》，文笙之名也取自于《小雅·鼓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卢家睦喜欢沈复的《浮生六记》，其与昭如之间的关系亦如沈三白与陈芸一般夫唱妇随、相敬如宾。小说借卢文笙与毛克俞对绘画艺术的论争，大谈传统画家朱耷、徐渭、八大山人，谈徐渭的“墨荷图”，现代画家林风眠、潘天寿，西方印象派画家莫奈，谈中国传统写意绘画与西洋绘画的区别等。冯仁珏虽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而具有了反传统的意识，但依旧坚持书法的练习。葛亮在塑造仁珏这一人物形象时，写到大量传统书法艺术方面的知识，如欧阳询之《九成宫酿泉铭》、《化度寺塔铭》、《虞恭公碑》等，赵孟頫之《胆巴碑》等，将书法的笔力风骨同人物性情联系起来。小说在写徐汉臣、言秋凰这两个人物时又罗列大量的京剧与昆曲曲目，如《贵妃醉酒》《火烧大悲楼》《甘露寺》《赵氏孤儿》《文姬归汉》，《梅龙镇》《碧玉簪》《法门寺》《玉堂春》《鸳鸯冢》，《挑滑车》《三岔口》昆曲《风筝误》等，在写人物的同时也向读者普及了许多传统戏剧方面的知识。总之，葛亮在《北鸢》中向读者展示了他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用传统文化精神接续历史、重构文化民国的艺术匠心与文化价值取向。

《北鸢》对民国的文化想象亦有诸多不足。首先，葛亮对传统文化似有滥用之嫌。尼采在《历史的利用与滥用》中指出，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就历史小说而言，我们认为，作家不应为了展示历史与传统而写作，而是要通过对历史与传统的书写来表现特定时代真實的现实生活与文化逻辑，要将历史文化精神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人性命运融合起来，历史文化的书写必须服务于对特定时期真实生活与人性的审美表达。就《北鸢》而言，葛亮虽然为一些主要人物设定了鲜明的文化性格，读者也可以在小说叙事的推进和人物命运的流转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韵律，但葛亮有时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布道者，常常会偏离历史的境遇而走向对传统文化的观赏把玩。比如小说中对各种戏剧知识与绘画艺术的讨论，既缺乏同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必然关联，又未能展示出时代的文化冲突与人性的矛盾纠葛。小说用非常雅致的语言叙写卢文笙与毛克俞品茗论道，讲到碧螺春、《浮生六记》中芸娘制“莲花茶”、倪元林、顾元庆的《茶谱》、陆羽的《茶经》等。苏舍的饭局也别有一番古韵：“字体用的是小篆”，菜单上印着苏轼的诗：“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不管是品茶还是吃饭，处处都有传统文化的渲染点缀。或许，葛亮有意还原民国时期文人生活的风雅情趣，但如此铺成叙写精致把玩，却让人感觉到葛亮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以及其同乱世危如累卵之社会民众的情感隔膜。其次，葛亮在书写文化民国时，未能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启蒙与革命的矛盾冲突集中展示出来。在《北鸢》中，葛亮更多以贵族主义的文化视角观照民国，对平民大众的生活表现较为薄弱。由于过于注重传统文化的主导性，导致小说中人物的普遍情感结构偏离了新生文化的历史向度与文化内涵。像卢文笙这一人物形象，完全被预设的观念抽空了血肉的鲜活性，人物性格缺乏一种灵魂的深度。对启蒙现代性与革命意识形态的淡化处理，使小说缺少历史冲突性的叙事张力，难以让读者感受到民国时代文化裂变与新生的悲剧意识与崇高美学精神。

结语

《朱雀》与《北鸢》的创作虽然相隔较长时日，但两部小说却有着许多叙事情节上的相似雷同与审美精神上的前后相继性。在叙事内容上，因为都叙写民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细节描写，比如《朱雀》中叶毓芝怀抱婴儿死去的悲惨镜头，在《北鸢》中则变成一个死去女人怀抱婴儿，婴儿最终被野狗叼走而人们无暇顾及的炎凉景象。两部小说都写到国际安全区对中国军民的庇护，以及日军搜查国际安全区的情景。在《朱雀》中日军带走了妓女程云和，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与结果，葛亮作了简化的叙事处理。而在《北鸢》中则变成日军带走冯仁珏，仁珏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言秋凰为私生女蛮蛮（仁珏）复仇，以此凸显言秋凰为母则刚、勇敢赴死的壮烈悲情，情节上有更为丰富的发展。从叙事内容的重复性症候以及两部小说历史书写的民间化视角来看，《北鸢》似乎没有完全跳出《朱雀》的历史观与文学虚构的影响焦虑。但从小说的文化意蕴、美学精神和语言叙事等方面而言，《北鸢》显然又比《朱雀》更为成熟。《朱雀》主要围绕家族的历史变迁来表现不同时代的女性命运，小说对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以及程囡等女性的叙写，彰显出的是近乎于地母般的母性生殖意识与充满韧性、倔强而坚强的女性精神。但《朱雀》中的女性人物性格大多显得抽象和空洞，缺乏真实性与现实感。在《北鸢》中，诸多人物被赋予历史意识和文化底色，比如昭如、昭德、卢文笙、冯仁桢、仁珏、雅各等人物形象，都在历史的特定文化境遇中变得更为真实生动，小说对传统文化母题的挖掘和对人性命运的书写都更为丰富。此外，《朱雀》与《北鸢》都表现出葛亮以后现代、全球化与消费主义文化视角回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学审美意识。不同的是，我们在《朱雀》中更多感受到的是葛亮矜持的文化还乡冲动，是葛亮对裹挟于女性命运链接中之民族历史的文学见证。而到了《北鸢》那里，葛亮已不再秉持局外人的身份来面对民族的历史与传统，转而开始主动用传统接续中国现代历史的文化命脉。虽然，葛亮对文化民国的文学想象还不尽完善，但他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回溯和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美学建构，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①⑥⑧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朱雀·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第11页，第2页。

② 王德威：《抒情民国——葛亮的〈北鸢〉》，《北鸢·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2页。

③ 陈思和：《此情可待成追忆》，《北鸢·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④⑤ 欧亚：《葛亮文学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⑦ 葛亮：《朱雀·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7页。

⑨ 葛亮：《时间煮海》，《北鸢·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⑩ 马迹：《专访作家葛亮：时代存活于每个人的记忆里》，《凤凰周刊》2017年1月，第603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