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场对“启蒙者”的反思和祛魅

2021-11-07刘亚群

华文文学 2021年3期

关键词：虹影

刘亚群

摘要：虹影的《K—英国情人》因在其设置的神秘东方文化背景下，文本表征呈现了一段具有跨国恋色彩的通奸故事，而使得跨文化、东西方文化冲突一度为这部小说打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据此，过往的研究往往过于关注小说文本的跨文化发生背景以及作家本人的海外跨文化创作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聚焦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男女主人公文化身份的深层含义。围绕“启蒙”话题，虹影站在五四运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和欧洲启蒙运动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线上，立身具有世界眼光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格局之中，以这个具有悲剧色彩和神秘主义意味的跨文化两性越轨情事回溯和重塑这段历史的同时，嵌入对“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全新认知和思考，达成新世纪海外作家继《伤逝》之后，对启蒙话题的再度关注和启蒙遗产的再度重审。

关键词：虹影;《K—英国情人》;启蒙者;被启蒙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3-0055-08

一、导论：历史错位下的世界性相遇

众所周知，《K—英国情人》是依据新月派女作家凌淑华和布鲁姆斯伯里二代成员朱利安·贝尔的一段跨国恋情而进行的文学创作，是一部基于“史料记载的真实故事基础上虚构而成的小说”。①围绕着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和中国新月社中西方两个文化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性邂逅，这样一部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国际版“革命加恋爱”故事②在虹影眼中重点似乎不在于爱情，她曾明确表示“我的出发点在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关系？”③因此，想要深入地透析《K—英国情人》以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就不能撇开原有真实故事的人物原型，就不得不结合“当时”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五四运动从文化革命的意义上来说是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二者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得出这一观点是基于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在五四运动中的盛行”，东西方启蒙者都“怀疑在自己看来未经证实的一切。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挣出旧习俗的束缚，重塑人的观念与情感，打破传统，开放思想以利变革”。④然而，与西方启蒙运动不同的是，它同时也是一场政治性爱国运动，救国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任务使得它在民族主义与文化批判之间存有冲突，也正是因此，在思想和文化“启蒙”的问题上，他们表现得比西方启蒙先驱更为迫切、实际和轻率。康德将“启蒙”解释为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自我，是基于西方长期的理性探索，而这场中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并不具备长期理性探索的传统，仅仅秉持着“拿来主义”精神就匆匆将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念引入中国，来不及理性思考就与根深蒂固的在数千年家族权威专制下造成的“自我压抑习性”宣战。⑤

就产生于西方历史中的“启蒙”概念而言，其核心理念囊括了理性、科学、进步观、自由、个人主义、人性一致等内容。⑥五四的启蒙先驱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在将近代自洋务运动以来开启的“西学东渐”推向新高潮的同时，国学等传统文化的优越性面临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冲击，受到质疑。求助于西方的理性批判，新文化运动得以显示了一种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反传统姿态。然而，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150年的差距，罗素曾指出，历史经验的断裂吊诡地使得，在中国急切地甚至急功近利地想要实现现代性的时候，欧洲社会因为现代性弊端的日益凸显而正希冀寻求摆脱它的方法。⑦

新月派积极吸收了布鲁姆斯伯里等美英现代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是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文人团体之一，延续和承继了其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个体主义精神。⑧“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⑨。然而，历史发展阶段的错位使得以时代启蒙者姿态出现的新月派，在认同五四新文化和英美文化传统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依旧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归附趋向，追求一种向中庸靠拢带有古典美学理想的“东方主义”文化观。“我爱中国……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东方的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⑩新月派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旧思想的否定形成强烈反差，凸显了作为“启蒙者”队伍自身思想的含混性和复杂性。在西方以布鲁姆斯伯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团体关注深陷“现代性”荒原之中的人性异化问题时，五四“启蒙者”所倡导的个性解放着重厘清的还是与“前现代”的纠缠。在这样一种时代大环境错位的历史语境中，虹影《K-英国情人》中闵和裘利安情事的铺展正与这一历史时间线上的错位暗合。

二、心理错位下的颠覆性解读

不论小说还是现实，如果说整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即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和新月社的“邂逅”都暗含着一段历史的错位，那么，《K—英国情人》中男女主人公则在相遇后，由于历史的错位而不乏暗含着某些两性心理的错位。过往的研究基本上一致认为这场跨国恋的展开是起因于女主人公闵的主动勾引，如有学者曾将这段偷情故事看作是主人公闵一种“勾引的艺术，艺术性的勾引”，把闵细腻红晕的脸、微微突出的唇以及穿着“极其贴身、分叉到腿，把她的全身的曲线都显了出来”捡起掉在地板上餐巾等体貌描写，看作是这段情事透露出一种诗情画意的“勾引的过程”。11还有学者认为男主人公裘利安“面对闵女士高超的勾引技术不过是惊诧”，“随后则是接受和享用”。12然而，在小说文本细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场通奸故事发生的起因恐怕不是这样简单。之所以会得出上述的结论，除开狭隘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批评观影响以外，研究者更忽视了对闵这个人物形象的心理分析。

小说中的裘利安与闵相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岛。这个时间距离五四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虹影按照人物原型，为闵设定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者”形象，大学系主任的妻子、诗人、文学刊物《青岛杂志》的编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闵，定是从那个激烈倡导个性解放的五四年代中走来的新女性。只是，此时的闵不仅人到中年，也已为人妻，发型上渐趋保守暗示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微妙变化，她“十八年前剪过短发，那是引导潮流、女性解放的象征。现在却宁肯传统发式，梳起来只是几分钟，利落，也算返璞归真。”13初次见面的闵“与大多数在座者一样，她戴着一副眼镜，文静娴雅的女知识分子，一见他就比其他人显得高兴，使他觉得自己是贵宾：会当夫人的角色。”14在她以系主任夫人的身份招待裘利安并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后，裘利安的反应是“她的异国口音听起来很舒服，有点模糊，但就是不清楚听了舒服”15。闵的神秘的东方“他者”形象，从一开始就令裘里安耳目一新。在接下来的宴席中，裘利安发现在座的中国教授不但对英国知识界非常了解，是他所在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中国弟子，还仿照他们组了一个类似的圈子“新月社”。这虽然让裘利安觉得亲近舒适，然而西方人的优越感使得他依旧傲慢地在心里认为“他们不能与布鲁姆斯伯里比……恢复了居高临下观察的优势心理。”16然而，面对这个代表西方强势文化的外国客人，闵在给予应有关照之外，并无怯懦，更没有故意接近。前者可以从闵充满自信地对中国画讲究空白和写意的理论介绍上看出来，“她解释，中国画，真正好笔墨，必须讲究画尽意在……她说元代有位画家，只有几点云在远山，近处稀稀疏疏三四棵树，整幅画大半是空白——此人画品清绝人寰”，17后者可以从闵明知徐诗人是跟裘利安如同父子的罗杰的得意门生，卻在席间丝毫没有提及，是裘利安推测出来的结论这一点可以看出：“（徐诗人）和今晚的系主任夫人闵，似乎交情极深，他感觉得出来。”18之后，在闵受系主任丈夫所托带裘利安去上课地点之后，裘利安趁机向她示好并索要诗稿，闵此时的口吻是挑衅的，“你想看我的‘自传，还是想我看你的‘自传？”19闵这种妥善不逾矩的待客之道和略带攻击性的性格特征，加上中西方审美和文化的差异，令这个打小就沐浴着西方自由主义的裘利安越发好奇。闵/东方/女性越是礼貌有加、举止得体，裘利安/西方/男性的好奇心和征服意识就越发强烈，“她那完美无缺的礼貌，已经使他恨透了，他想捣乱的冲动冒出来”20。于是，在好奇和征服意识的驱使下，裘利安开始了他以男性中心主义出发点第一次挑逗/挑衅，即主动问及她与丈夫郑的两性私生活。闵本能反应是“发脾气了”，“平白遭到侮辱”，她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脸上开始冒汗”。此时，虹影对闵的外貌描写是“红晕使她的脸显得非常细腻，而她一生气，嘴唇微微突出，好像有意在引诱一个吻……在窘迫中，闵站起来，去取掉在地板上的餐巾。他突然又注意到闵的打扮，一身粉白色丝缎旗袍，领口不高，却镶滚边，空心扣。不像校园里女生直筒式旗袍，而是极其贴身，分叉到腿，把她全身的曲线都显了出来。髻上插了三朵青白宝石的发针、不可思议。”闵的尴尬和窘迫不但没能让这位异国的客人有所收敛，反倒再次激起了裘利安征服的欲望，“这次非把她从她的体面里给轰出来……他不顾闵明显的抗议，回到老题目上”。遭到第二次挑逗/挑衅的闵，她的反应是变得“惶惑”，“难以置信”以及“害羞地低着头”，而裘利安却在他引以为豪的反维多利亚道德主义的开放式家庭性关系的叙述中，“越说越得意”。21

虹影的这些描写，如果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来说，从裘利安的男性视角出发，闵的东方体貌特征以及窘迫的表情动作确实可能引发男性的性幻想，在不自觉中构成一种审美视觉上的“勾引”。然而，小说中丝毫没有提及着开叉旗袍待客是闵为了“勾引”裘利安而精心准备的，“20世纪30年代，旗袍已经取代上衣下裙而成为中国女性的主要服装品类。”况且，“在旗袍的配伍中，除1925年旗袍流行的萌芽期有少量袍中穿裤的记载外，其时尚主流基本为旗袍内不着可能外露的裙及长裤，而是配穿合体的袜，甚至不着袜而裸露小腿。”22服饰尚不是故意为之，红晕的脸、突出的唇这些正常的外貌特征就更谈不上是闵“故意”准备的了。从第二性的角度上来说，女性在“看”与“被看”的观看之道中，往往居于“被看”的位置，成为男性主体眼中的第二性“他者”。然而，站在文学研究的角度，这种把女性原本的样貌和正常不过的动作也认作是闵的主动勾引，不得不说这样的说法不仅无视隐含作者的真实态度，其中所流露出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更是一种学术判断的失衡。

因此，回到小说细节，如果一定要说是谁勾引谁，作为男性主体的裘利安的言行举止似乎更加具有“勾引”的意味，对他诸如“非把她从她的体面里给轰出来”的心理描写也更加符合某种“勾引”的动机。然而，吊诡的是，当裘利安主动亲吻闵的时候，闵“只是稍微挣扎了两下，却没有任何抗议，就无助地被他抱在胸前。”23有学者据此将闵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看作是主体自身的迷失。西方男性裘利安目光审视之下的东方女性闵在西方话语霸权中心主义的语境下，自甘沦为迎合其猎奇趣味的他者，并认为是闵身上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下形成的“固有奴性”，使得她在面对西方人的傲慢和轻视时不做任何反抗。24然而，如若我们进行文本细读，结合闵的文化身份和性格特征，闵此前的“愤怒”突然转化为此时的“顺服”，就很难不令人感到疑惑和蹊跷。

五四发生之时，西方世界以尼采为首早就意识到了现代性弊端，宣称要塑造“超人”以拒斥虚伪的“道德”。面对传统节烈观针对女性的性道德禁锢，中国的启蒙先驱们努力想要把她们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胡适在《贞操问题》中斥责贞操论、烈女论为“忍心害理”，大胆提出“夫妻之间若没有爱情恩意，即没有贞操可说。”25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把女子守节贬斥为“畸形道德”，“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更“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26五四启蒙先驱对传统节烈观的抨击与其渴望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诉求一致，基于的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召唤;而裘利安所隶属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倡导的开放式性自由，是一种类似尼采式的反道德，基于的是一种对“现代性”弊端的反抗和批判，“从本质上讲，裘利安是个在英格兰乡村绿野中长大的孩子，一向不喜欢城市……她一开始写诗，就拒绝艾略特和庞德式的‘现代性。”27这种由社会发展阶段不平等而带来的精神意识的断层，深刻导向的其实是一种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错位。

結合新月派诞生的时代状貌和社会基础来说，它崛起于五四新文化相当普及、成熟，且已处于反思和守成阶段的二三十年代之交，本质上倾向于和谐、中庸，既坚持新文化基础上新道德规范，又与鼓吹回归旧文化传统的守旧派文化力量有原则的区别。五四因救国的时代重担使得知识分子们没有足够闲暇践行个性解放和人格自铸，而具备绅士文化取向的新月派则格外注重人格尊严与独立。28闵作为新月派的成员，历经五四的思想启蒙，必然对传统道德伦理中的节烈观持批判态度，并有着一定的僭越女奴文化、追求个性解放特别是平等的性意识观的主体自觉。如果说闵与丈夫郑在两性上的不和谐，“房事不仅少，而且似乎走过场”29，是她冲破禁忌的内因，那么，裘利安的一再“挑衅”则是闵试图颠覆传统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完成由欲望的客体到欲望的主体二者之间转换的外因。如前文所析，闵的言行都显现出她刚烈、敢于应对挑衅、不卑不亢的性格特征。面对带有强烈西方文化优越感、大谈特谈性自由的裘利安，新月派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自信从侧面激发了闵一比高下的征服欲。“裘利安听闵这一大套，几乎全不懂，而以前她谈中国新文学、新文化时，他全懂”，在房中术面前裘利安很快败下阵来，清醒地发现“这个在他怀里快乐地蜷缩成一团的肉体，明显只是喜欢他的性，拿他做性工具，没有复杂的连带问题”。30正是在文化征服欲的基础上，闵再次出现时着装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带了翡翠手镯，“裤口开得大，上衣很短，紧身……似乎是有意打扮好来的……他没想到闵竟这么有意打扮给他看，而他真的看着了迷。”31此时文中出现的两个“有意”，明显流露出隐含作者对闵此前故意勾引裘利安的否定态度。即便在她凭借房中术震慑了裘利安之后，在谈及古代青铜鼎炼制法时，闵的口吻是“她挑战地问他：你愿跳进溶化的金属中去吗？愿和我一起跳入求死的火中去配阴合阳，敢吗？”一个“挑战”，一声“敢吗？”把闵刚烈、好胜的性格完美刻画。基于此，有学者所认为的闵在之后的北京之行中穿旗袍，带裘利安看京剧，游故宫、长城、十三陵等“迎合”举动，体现了闵“在西方建构的这种等级秩序中甘愿成为一个顺民”32的结论恐怕便难以成立。闵的“有意”迎合，恰恰基于一种想要借助东方传统文化达成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分庭抗礼甚至征服的文化心理。“迎合”是假，“挑战”为真。然而，闵的所有这些举动在裘利安眼中却被认作是“真正达到布鲁姆斯伯里自由精神境界”33，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错位随着偷情的结束被推向高潮。

三、身份错位下含混的“启蒙者”

“西方文化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东方和性编织在一起，不断凝结出对于东方他者的各种性别母题，因此‘东方的性像大众文化中其他类型的商品一样被标准化了，其结果是读者和作家们不必前往东方就可以得到它。”34西方与东方因为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长期处于主体与他者的不平等位置。拥有海外创作背景的华文作家在进行华文文学创作时，因着创作环境的相对宽松、书写视域的扩展以及写作视线从国内相对拉开，使得他们的跨文化写作更加侧重于以东方主义的视角承担起逆写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任务。而虹影又十分擅长从性别经验的角度在中西方文化的问题上精准地切开道道口子。“常驻英伦的特殊经历使得虹影能够直面国人讳忌莫谈而西人却习以为常的性别母题，而她在英国文化的散居身份也使其能够呈现西人无法想象而国人却不愿涉及的书写视角。”35然而，《K—英国情人》除开大胆涉及讳忌莫深的性别话题，从对启蒙问题的反思角度上来看，它也是新世纪众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被放置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之中的《K—英国情人》，自然也就在对五四启蒙问题反思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上，在东方眼光之外，汇入了一股不同的、看似是“反东方主义”的别样视角。

在虹影笔下，闵一改传统道德和伦理意义上在男性权威和道德禁忌下沦为被压抑的欲望客体、只能被迫等待男性主体选择、被动接受性/爱的女性形象，被塑造成不依附于男性主体、不甘墨守成规、敢于打破传统道德伦理禁忌、具有独立和自觉的对性操控和主动选择权的欲望主体。这种主客体位置之间的翻转、主动和被动关系上的转换，男女中心主义意识上的革新，显然是作家植入“女性中心主义”意识一种有意识的尝试。36闵在道家房中术的修炼之下具备了某种超越世俗的“神性”特质，成为了人类原始本能和欲望的象征，然而，她毕竟是人不是神。她将自身关于性欲和爱欲全部投射到裘利安身上之后，渐渐在这份情爱纠葛中沦陷。闵与裘利安在自身不可知的欲望面前互为镜像，互相映照出灵魂深处失意迷茫的自我。人类面对自身不可知的欲望，面对人性的诸多缺点和弱点，究竟该如何自处，这是虹影小说在人类学以及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灵魂的终极叩问。

在裘利安与闵两性关系的解读上，有学者指出，闵之死的故事结局是“虹影亲手摧毁自己建构起的女性主题的一次文本表征”，与原先文本试图以突出女性与东方形象来建构这二者话语霸权中心地位的企图不符，造成了一种“反东方主义”式的自我解构书写效果。37然而，如若我们从启蒙的角度上来看待闵之死，这样的解构被看作是某种“细节上的一些疏漏”恐怕过于简单，它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来说，康德所称的未完成的启蒙工程是其终极价值认同所在，体现了这一文化团体的核心思想理念。38闵和郑原本是中国社会中引领时代变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完成了从接受了西方启蒙的“被启蒙者”到启蒙国人的“启蒙者”身份的转变。然而，于时代转型中仓促被启蒙的“启蒙者”身上必然烙有启蒙的不彻底性和时代的局限性。“现代性”不彻底的闵/女性/东方为裘利安/男性/西方自以为是地充当“二次启蒙”的“启蒙者”，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启蒙的内容在小说中表现为裘利安向闵介绍布鲁姆斯伯里自由无忌性关系，闵的“不彻底性”表现为她本能反应的害羞和局促不安，“她的手没有搁的地方，两只手互相紧握在一起，搁在腿上也不是，放在桌上也不是”39。然而，沦为“被启蒙者”的闵/东方却借助传统文化反过来为裘利安/西方呈现了一场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化盛宴，这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闵对房中术的操控。房中术给予自负地认为自己性经验丰富的裘利安以东方式的“性启蒙”，从而完成闵由“被启蒙者”到“启蒙者”的身份改写和位置转换。房中术代表的东方文化不但令原先自信满满且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叹为观止，甚至开始怀疑和动摇自身立场，“他想，你们英国老牌自由主义者，终将被取而代之，你们敢为自由主义而同性恋，或反战。我们新的自由主义者敢尝试，甚至学会东方房中术”，“他真没有什么可以在闵面前傲慢的地方？哪一项不比他强？”40这就颠覆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原有位次，将二者的位置带向某种含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K—英国情人》中裘利安形象的塑造，不仅是对五四时期诸如鲁迅《伤逝》等开创的关于启蒙者自身批判和反思传统的再度延续，同时，闵之死也是新时期海外华文文学中对五四之后启蒙并不彻底的“被启蒙者”所可能遭遇困境的深刻警醒。

西方文化主义策略导致了第三世界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闵的两面性使得“她以西方式的‘先锋姿态进入这场爱情，却无法为骨子里根植的东方传统爱情观念‘免俗。”41最终，以应战和反叛的姿态出发的“性启蒙者”闵在反抗中不知不觉自我沦陷，“闵直截了当地提出私奔，去香港，去英国，去美国……她受不了这种偷偷摸摸，受不了一个小时的欢娱，她要更多小时。”42而经不住西方的“勾引”之下的“反启蒙”，试图以自身的“特殊性”对抗启蒙，这样的姿态最终必然两败俱伤。在东方自我启蒙尚未完成的现代性行进途中，故事的结局是一种对后者可能后果的警惕，这种“有意”对抗的主体性只能说是主体性的萌芽，还谈不上是真正的东方主体性。东方必须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性意识，才有可能不受西方影响，实现启蒙之后的现代性。

有學者认为，围绕着跨国恋爱生发出来的种族、性别和身份问题，杜拉斯的《情人》和《K—英国情人》中的两性形象共同塑造出被抬高的西方和被贬抑的东方形象。43然而，如果从启蒙和被启蒙者的视角来看，虹影似乎并没有刻意抬高她塑造的裘利安形象，甚至对新月派的直接“启蒙者”——英国布鲁姆斯伯里自由主义文化圈，这个象征西方先进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西方形象，隐含作者的态度都是极为审慎，甚至是不乏嘲讽的，这从裘利安的心理描写可见一斑，“只是他们都号称英国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自己宣扬的原则，不得不贯彻始终，摆出出奇的爽快劲儿。”44也因此，《K—英国情人》和同时期的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卫慧的《上海宝贝》很不一致的地方在于，虹影始终没有把闵塑造成一个崇洋媚外，渴望依附和臣服于西方男性的东方女性形象。闵跟她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闵和裘利安之间情事的最终的发生，始终处于闵有意识的掌控之下。也就是说，是闵“有意识”地接受了一份发送自西方启蒙者的文化挑战。她的出发点不是对西方文化的追随、仰视和膜拜，不是顺从地让渡个体人身自由，甘愿被西方话语整合进政治场，而颇具有一种要与西方文化/话语一决高下的比试心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闵这一人物形象能得以区别于众多同类型小说中的东方人物形象。

裘利安在一开始扮演的现代性“启蒙者”在“被启蒙者”闵的颠覆下，由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登徒子变成“在闵之后，他没有给任何一个女人一个新的编号……事实上，是他让闵剥夺了他的资格”的痴情种，甚至“他突然懂了，他来到中国，就是来接受这种自由主义的基本训练似的。”45“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双双在对世俗的世界的抵抗中、在放逐的欲望中迷失自我，颇有讽刺意味。“启蒙者”的逃离和“被启蒙者”的自杀，使得闵的反叛成为一场被戏弄了的滑稽闹剧。“启蒙者”的启蒙姿态也随之成为了一种浮于表面的假象，他与“被启蒙者”一样需要被救赎。而随着裘利安的最终逃离，“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位置发生重大逆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闵从“被启蒙者”的位置悄然转化为促使裘利安思考人生意义并最终决定奔赴欧洲战场的“启蒙者”。在这场对现代性的精神突围之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也不存在谁绝对地引领谁，谁绝对地超越谁。相反的，无论闵还是裘利安，或许都是需要被救赎的现代灵魂;同样的，也无论是闵还是裘利安，也无论是靠着前现代的房中术技法还是自由主义的理念，都没有人真正破解由现代性所导致的精神迷思，实现最终的精神突围。

四、《伤逝》之后的启蒙重审

写《K—英国情人》之时的虹影已经站在20世纪之末21世纪之初，此时距离那个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46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涌入，现代性的弊端也如同与五四并行时期的欧洲社会一样，逐渐开始暴露。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虹影以欧洲华人旅居作家的特殊身份背景，在此时将眼光从广阔的海外拉回到国内，聚焦于这样一个具有浓厚跨文化背景通奸故事的想象性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在延续了鲁迅《伤逝》所开创的对“启蒙者”自身的反思后，汇入了新历史语境下海外华文作家对“被启蒙者”的再度重新审视。与鲁迅对包括他自身在内的启蒙国人的“启蒙者”进行反思批判所不同的是，诞生于六十年代的虹影不再像鲁迅那一辈肩负时代“启蒙者”的历史重任，然而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使得她在敏锐地感知到现代性弊端的时候，在时空距离被逐渐撑开之后，得以以一种回溯历史的眼光重新看待“启蒙”的问题。在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们）解剖自身，质疑涓生（们）“启蒙者”的身份规范，“被启蒙者”子君（们）还不具备审视启蒙者涓生（们）的主体自觉，最终黯然死亡的年代，《K—英国情人》借文本所聚焦的那个三十年代，已然展开了一场“被启蒙者”对启蒙涓生（们）一代五四先驱的西方“启蒙者”的质疑、重审、反思和批判。当涓生（们）将西方的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等观念奉若解救中国社会的济世良方之时，虹影借助对闵这个兼具“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于一身的文学形象的塑造，巧妙地糅合进女性主义和跨文化交际背景，使得《K-英国情人》这一文本充满了解读的张力。

“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暗含的“授”与“受”的关系，以及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共识，都使得“启蒙者”在向“被启蒙者”进行“去昧”之时，似乎天然地因其先进性而先在地获得了一种优越性，和带有“救世”和“俯视”姿态的不可置否的正确性，以至于关于“启蒙者”的身份和“权力”来自何处、如何进行“启蒙者”的身份规范和价值判定等问题被遮蔽和掩盖。47《K—英国情人》中的“启蒙者”一改涓生形象，置换成英国布鲁姆斯伯里二代成员裘利安。与《伤逝》中涓生一直处于两人关系主动位置颇为一致的是，裘里安在这段关系的开始时也掌握着主动权。作为“启蒙者”的裘利安与涓生一样，试图为“被启蒙者”闵灌输新思想，然而，二者的灌输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体现在“新思想”内容的不同，已经从家庭专制、男女平等过渡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性自由。其次，与作为涓生直接启蒙对象的子君不同，闵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是已经深受西方思想启蒙了的新女性。如果说子君是在涓生的直接启蒙作用下，以对爱情有了强烈自主意识为摆脱“蒙昧”的象征，跨入“现代性”阶段的闵则是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质疑和重审裘利安作为“启蒙者”的合法身份。也和《伤逝》中正是涓生这个“启蒙者”将受他启蒙的子君送上了绝路这个令人感到悲哀和震惊的真相一样，闵的死亡与裘利安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闵之死与子君之死这二者之间还有着惊人的相像，她们都是在被“启蒙者”男主人公抛弃之后才最终黯然离世。

“启蒙”与“理性”具有同构关系，“理性”同作为欧洲启蒙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是对“启蒙者”自身的自我要求。然而，无论是《伤逝》中仅仅作为“启蒙者”形象出现的涓生，还是《K—英国情人》中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界限的裘利安与闵，都恰恰是缺乏理性精神的非理性盲动者。裘利安隶属的布鲁姆斯伯里作为欧洲启蒙运动遗产，理应为启蒙理性的践行者，而由他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所引发的闵颇具“挑战”意味的反叛，使得双方都最终落入了非理性的精神荒原，环顾周遭，依旧被冰凉刺骨的孤独感包围，“为什么他来东方冒险，和这么一个中国女子一再幽会，只有一种解释：他的孤独，她的孤独。”48虹影无疑是深刻的，她以质疑“启蒙者”身份合法性的角度叩问现代性，进而重审启蒙，并最终指向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自身终极欲望——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现代性”灵魂拷问。虹影站在五四运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和欧洲启蒙运动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间线上，站在具有世界眼光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格局之中，往前回溯这段历史之时，已然在海外眼光所及之处，有了一种全新的認知和思考。“启蒙”的面纱被时间揭去后，原本用于祛除“蒙昧”的“启蒙现代性”的本真的面目也随之逐渐暴露。伴随着这个具有跨国恋色彩的偷情故事的步步展开，附着在“启蒙”时代背景身上的关乎“理性”的谎言慢慢被虹影步步揭穿。

闵的悲剧恰恰源于她“启蒙”的不彻底性，从而掉落在启蒙的现代话语圈套之中，成为内部自我解构的悲剧源头。新月派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启蒙者的一部分，闵与丈夫郑同作为其成员，彼此之间却没有建立良好的主体间性，在两性关系上缺乏沟通与理解，没有建立平等的良性对话关系，郑甚至在小说中沦为萨义德口中东方这个“沉默的他者”。闵的清醒之处在于她认识到了自己不幸的根源来源于启蒙话语内含的暗面，试图以传统文化对抗西方启蒙话语以寻求出路。然而，她从使用房中术呈现东方话语假象迎合，到渴望西化成为“真正达到布鲁姆斯勃里自由精神境界的女人”，在荒诞地落入西方启蒙话语的圈套之后，却吊诡地想要返回自身原先的原则和立场，索要“爱情”。隐含作者在同情闵遭受的婚内婚外两次不幸的同时，于另一方面从侧面批判了启蒙者落荒而逃、放弃声援中国革命理想的懦弱、自私和虚伪，以此说明社会转型时期，东西方文化观念碰撞下，东方如何正确利用和看待传统文化，以及重审启蒙的必要。

五、结语

闵之死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则隐喻了追求现代性而不得的东方寓言故事。虹影以欧洲华人旅居作家的特殊身份背景，将眼光从海外拉回国内，聚焦于《K—英国情人》这样一个具有浓厚跨文化背景通奸故事的想象性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同时，在延续鲁迅《伤逝》所开创的对“启蒙者”自身的批判后，以看似“反东方主义”的解构式书写巧妙地汇入了新历史语境下海外华文作家对“被启蒙者”的新的反思。虹影选择古代东方房中术作为引领西方“性启蒙”的文化元素，颠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原有位次，将二者的位置带向某种含混的同时，也使得闵完成由“被启蒙者”到“启蒙者”的身份改写和位置转换。在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们）解剖自身，质疑涓生（们）“启蒙者”的身份规范，“被启蒙者”子君（们）还不具备审视启蒙者涓生（们）的主体自觉，最终只得黯然死亡的年代，《K—英国情人》借文本所聚焦的那个三十年代，已然展开了一场“被启蒙者”对西方“启蒙者”的质疑、重审、反思和批判。虹影借《K—英国情人》中由中西方历史文化错位而引发的具有悲剧色彩和神秘主义意味的两性越轨情事，达成新世纪海外作家继《伤逝》之后，对启蒙话题的再度关注和启蒙遗产的再度重审，闵之死也是新时期海外华文文学中对五四之后启蒙并不彻底的“被启蒙者”所可能遭遇困境的深刻警醒。

①③ 张英：《虹影访谈录：关于新作〈K〉及其他》，《作家》2000年第12期。

② 翁昌寿：《虹影：〈K〉这一年》，选自江晓原：《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④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张静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326页。

⑤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⑥ Peter Hamilt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of Social Science， in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ed）， Formationsof Modernity（Oxford： The Open University， 1992），pp.21-22.

⑦ Bertrand Russell， Modern China-Ⅲ， Chinese Amusements， The Nation（28 December 1921）， pp.56-57.

⑧ 周曉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281页。

⑨ 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6、7期合刊《敬告读者》。

⑩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选自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3页。

11 陈晓明：《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关于虹影〈K—英国情人〉的断想》，《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12 王澄霞：《试论虹影〈K—英国情人〉“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伪》，《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

131415161718192021232729303133394042444548 虹影：《K—英国情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第14页，第14页，第16页，第16页，第18页，第21页，第36页，第36-39页，第39页，第64页，第95页，第94-102页，第56页，第68页，第39页，第151-197页，第171页，第193页，第207页，第124页。

22 卞向阳：《论旗袍的流行起源》，《装饰》2003年11期。

2432 周芸芳：《“中国——西方”的寓言：〈K〉〈我爱比尔〉〈上海宝贝〉之跨国恋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5期。

25 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

26 鲁迅：《我之节烈观》，选自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30页。

28 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9页。

34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7页。

35 王进：《〈英国情人〉：一种虹影式的性别焦虑》，《华文文学》2009年第5期。

36 虹影似乎对“女性中心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对虹影本人进行了采访，她表示，《K-英国情人》“就是以女性的视角写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之间的那种关于情欲的一个故事，从这本书的观点来说，是特别女‘性中心主义，‘性就是性爱的那个‘性，就是带有‘性的这种中心。”

37 韩旭东：《虹影〈英国情人〉中两性关系吊诡之处初探》，《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38 张楠：《“文明的个体”：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41 齐颖：《东西方文化邂逅下的爱情困境：关于虹影小说〈英国情人〉的断想》，《作家》2008年第5期。

43 林继鹤：《“跨国恋”文学中的东方形象塑造》，《名作欣赏》2019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