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九林

1869年前后，被朝廷聘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试图说服朝廷引入一项新的信息传递技术——电报。

相比传统的驿站、信鸽和烽火，用电报传递信息可谓迅捷无比。电报的实际应用始于19世纪30年代，随后便进入高速扩张期——19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国接通了海底电缆;19世纪60年代，海底电缆横跨了大西洋。1870年，英国又敷设完成了自本土经印度至新加坡的海底电缆，东亚的讯息瞬间便能传回伦敦。

同文館的职责，是教授朝廷挑选入馆的旗人子弟，让他们学好英语、天文与算学。但丁韪良对这些学生的期望不止于此。他见识过电报的便捷，所以一边教10个学生英文，一边向他们介绍如何使用电报。

教学生如何收发电报容易，让朝廷同意引入电报这项技术却要困难得多。丁韪良的计划是走高层路线。他前往总理衙门，请求他们“派人到我家里，来看我做电报实验”。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派了四个汉人前往。奕訢选这四个人，是因为他们曾协助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彼此多少有些交情，对“洋学”的成见也会少一些。但实验没有引发丁韪良期望中的反馈，他观察到，这些人对电报这项新技术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

“我作实验的时候，他们只是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是个翰林，竟轻蔑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相比正在极大地改变世界面貌的电报，包括翰林院高材生在内的这四位参观者，更喜欢丁韪良提供的“带磁性的鱼、鹅”之类的玩意，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制造精良，为之“抚掌欢笑，叹为神奇，玩了很久”。丁只好感慨说，这些人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却还是个孩子。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电报技术在19世纪60年代的重要性。

丁韪良担忧这四位“科学上的儿童”提供的报告，可能会产生与期望相反的效果，让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对电报生出更多的偏见，于是又决定带着电报机前往总理衙门，请这些官员亲自下场体验。那是一个清晨，总理衙门的众大臣集体围观并上手操作了电报的收发。丁韪良回忆说：

“一切进行都很顺利，各老大臣都和秘书们是一样的孩子气，不过秘书们是弄着带磁性的鱼、鹅玩，他们却是弄着电机玩，时而发送信号，时而把铜丝缠住身体，时而闭塞电路，时而接通电路;看见电花飞跃，报鎚上下，则狂笑不已。作完实验，照例就在衙门早餐，是时在座的客人除我以外，只有赫德一人。”

现场表演很成功，众大臣对电报机兴趣浓厚。用餐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丁韪良说，这场表演是一件“有益的小事”。丁韪良不同意赫德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户部大臣董（恂）看来也不是一件小事，他常常来看电机，仔细研求，居然学会了发报的方法。他又帮我制成一套字母，报针指着两种记号便可拼成一个字，简便得很。大学士文祥也认为我的电机有用处，来看过多次”。

这场成功的表演确实只是一件“有益的小事”，距离将电报引入清朝还非常遥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丁韪良将电报机放在总理衙门一整年，以提醒众大臣不要忘记此事，结果却是电报机落满了灰尘，电报建设没有任何消息。失望的丁韪良只好去总理衙门将电报机带走。他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奕訢、文祥与董恂这些人，明明对电报很感兴趣，却始终无意推广这项技术。

其实，整个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内部一直在讨论引入电报技术的利弊。洋务重臣中也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比如沈葆桢在1865年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洋人用轮船送信，已经比中国的驿站邮递快出许多，利用这个时间差，洋人在公事上给大清制造了许多麻烦，“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观听”，如果再允许洋人设立电报线，让他们用电报传递信息，再刊发在报纸上，便可以迅速造谣，我们用驿站去核实、传递信息却慢得要死，麻烦会更大。1868年，总理衙门为应付中英修约，召集地方将军督抚共商国是，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地方督抚将军，都反对“允许洋人修筑铜线铁路”。

但沈葆桢们也明白，长远来看，电报技术终归是个好东西。沈拿长城来作比喻说：“秦筑长城，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现在搞电报修铁路对大清有害;但在未来，却对中国大大有利。那该怎么办呢？只好是“如能禁使弗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现在能抵制多久就抵制多久，等到抵制不住了，也不能让洋人来修，须由清政府自己来建造电报线路。丁韪良的电报机表演受到总理衙门的欢迎，电报建设却迟迟没有动作的核心缘故，便在于此。

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对陌生事物的畏惧而产生的鸵鸟心态。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下，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先是英国人利用清政府对国际法里的“领海权”缺乏理解，在70年代初，以海底电缆的形式，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等城市用电报联结了起来。再然后，便是在1874年的日军侵台事件、1879年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和1879年的中俄伊犁交涉中，清政府屡次因信息传递不畅造成重大损失。日军侵台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却因为清朝没有驻日使领馆，与日本外务省也无电报连接，只能把质问的公文托付给一名顺道赴日的英国人。此人因个人事务在途中耽搁颇久，公文在路上竟然走了23天之久。等日方的回复抵达总理衙门，又过去了差不多40天。此时日军在台湾的行动早已结束。

这些沉重代价换来的，是1881年12月清政府自建的电报线路终于正式进入天津;1883年9月，又进入了京城郊外的通州。

至于北京城内的总理衙门响起电报机收发信息的声音，已是1898年的事情了。此时，距离丁韪良尝试引入电报技术而被翰林院高材生轻蔑回应“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已过去了差不多30年。

（摘自“短史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