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冲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和澳大利亚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特别是强化安全领域的双边合作，在日本政府出台的系列《防卫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均居于其“伙伴国家”首位，被定位为准同盟国。近几年，两国继续加速深化战略协同，在国防、情报、海洋安全等领域广泛推进合作。对此，一些外媒评论称，双方突破准同盟关系的趋势已逐渐显现。然而，日澳的走近固然值得高度关注，但它们毕竟很难脱离以美国为轴心的三边关系。

自卫队“保护”澳军

2007年3月，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日澳两国首脑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声明》，这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声明指出，双方享有共同价值观念与战略利益，是“持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将全面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往来，在维和、反恐、救灾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深化军事合作。同时，这份文件还是日澳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此类协议，相当于两国朝向同盟关系发展的原则性文件。此后，两国还建立了“2+2”、首脑外交等会晤磋商机制，为双方就地区安全问题持续开展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近几年，日澳加速深化防卫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双边军事演习及多边框架下的深度防务交流。近期，在多军种联演基础上，日澳试图“偷梁换柱”，类比自卫队协防美军，提出赋予其防护澳军的职能。2020年10月，日澳两国在东京举行防长会谈，协调将澳军舰机纳入自卫队“不分平战”提供保护的对象范围，并最终达成共识。其法理依据是，2016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的（自卫队法）“武器等防护”运用指针，该指针旨在对美军等他国部队进行“驰援护卫”。如此一来，澳军就成了美军以外，自卫队的首个协防新任务。

其实，早在新安保法案出台时，所谓的对应协防的“3种特殊事态构成条件及其应对措施”，自卫队就已把澳军纳入防护对象，澳军舰机在南海或东海“面临安全威胁”时，日本可以做出如下行动：一、以发生“存立危机事态”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下令出动自卫队，直接向澳军提供军事支援;二、以发生“重要影响事态”为由，在全球范围内对澳军开展后勤援助，在“非战斗区域”为其提供弹药及战略物资等;三、以构成“灰色地带事态”为名，命令自卫队赶赴现场，参与防卫甚至进行警告射击，对澳舰机提供护航。

《互惠准入协定》

随着日澳防卫合作逐步深化，截至目前，两国已在防卫装备、情报交换、后勤补给等领域签订军事合作协议，这足以使双方部队在协同行动和联合演练的对接上更加顺畅。

2019年1月，日澳防长会谈决定推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使自卫队与澳军能在对方国家域内顺利开展训练活动。2020年11月，澳总理莫里森访日期间，两国首脑共同宣布就最终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基本达成一致。据悉，该协定此前曾计划用《访问部队协议》的名称，但因条款涵盖了基地建设、税收、刑事管辖、出入境程序等诸多范畴，才改用现名称。实际上，它是制定两国部队在对方国家遂行军事行动的规范。

据外媒分析，《互惠准入协定》一旦签署，日澳武装力量进入对方国家时，不再需要烦琐的额外审查程序，其携带武器装备、作战车辆行驶许可等手续也将得到简化。日澳间开展联合演训的军种，将从此前的海空力量为主，进一步向陆上部队拓展，逐步实现覆盖全军种的防务合作。换言之，《互惠准入协定》将成为自1960年日本与美缔结《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对外达成的第二个深度防务协定。日媒对此评论称，日本急于同澳方达成此协定，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卫队走向海外，在他国领土上开展训练、演习甚至驻扎，从而进一步释放自身的军事影响力，扩大地区军事存在。尽管不能否认日澳合作各有算盘，但两国联手的共同目标也十分明显，那就是布局印太。

布局印太是根本

2013年初，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撰文称，对国际海洋秩序的现状表示担忧，提出应由美、日、澳、印组成所谓亚洲“民主菱形”的构想。

从这一角度观察，日澳加紧推动双边外交与防务合作，其实也是在国际秩序转型调整期，联手抢先布局印太地区，以塑造于己有利的外部环境，攫取地区事务主导权。其中，两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持续推进安全合作，指向十分明显。特恩布尔、阿博特、莫里森等历任澳总理，都曾借访日之机公开对我国的南海岛礁建设说三道四，并以首脑联合声明的形式表达“强烈关切”，宣称日澳将与地区国家携手加强海洋安全治理。2020年10月，菅义伟内阁领导下的日本作为“四方安全对话”的东道国，主办了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谈。

除开展“四方安全对话”外，日澳还希望拉拢东盟成员国与太平洋岛国，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日澳的重点在于，提升各国的海洋态势感知水平和海上巡逻执法能力。菅义伟上台后，将越南和印尼作为外交首秀的出访地，推动日越《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达成实质性共识，计划对越低价出售大批P-3C型反潜侦察机和军用巡逻艇，并承诺为印尼提供海洋安全领域的技术及人才培训，甚至有意破例出口海自护卫舰。澳大利亚则将菲律宾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向其转让退役的海军登陆舰，并与其签署《访问部队地位协定》，逐年举行军事联演强化海洋安保合作。

凡此种种，外媒直陈，日澳常年打着保护海运航道、维持地区和平的名义，开展“能力建设援助”，实际上是在为东盟国家提供军事支持，这些本质上的军售行为，已成为日澳促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手段。

仍是美国的“小弟” 

毋庸置疑，日澳不断接近的当下，其对美国仍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两国间虽带有内生性的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但其安全关系若缺少了美方主导，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终将流于形式。原因很简单，日澳军事实力有限，无法与印太大国相抗衡。所以，日澳关系，仍唯美国马首是瞻。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日澳目前加强军事交流、深化安保合作的做法，是完全符合美国现实利益需求的。

事实上，除了美国因素，日澳要走向军事同盟化，仍面临诸多内部障碍，这在日本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外界认为，日本国内右翼勢力虽裹挟着民意强行通过了“安保法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权限，使以和平宪法为代表的止战制度遭到破坏，但从现状来看，日本要达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尚不现实，短期内其与除美国外的第三国缔结实质性同盟关系的可能并不大。特别是在国内疫情持续蔓延、经济走势难以回升的现状下，新上台的菅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或导致日本政坛再次陷入“十年九相”的不利处境，而其对外政策自然难得长期延续。澳大利亚方面，自由党倾向于同美、英等西方国家保持步调一致，而工党则要求积极接触亚洲，即在维持对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充分利用地区大国经济上升带来的发展机遇。两大党派时常批评对方的政策，在日澳防卫合作的操作方式上也存在争议，未来的政权更迭可能为日澳安全关系的构建进程带来变数。

外媒对日澳合作前景的评论，更趋向于从其出发点分析，也认为前景不是特别明朗。日本是出于“远交近攻”的固有思维模式，试图通过捆绑澳大利亚，与其在军事领域形成同盟之势，借机实现“小步快跑”，逐步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军力发展的限制，造成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既定局面，并向澳方分散由此产生的国际舆论压力。而澳大利亚虽同为海洋国家，但却独立于亚洲大陆，与地区国家间不存在领土或海洋权益争端，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非常小。因此，尽管其有意加强对外防务合作、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灵活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新威胁，但并不愿卷入无谓的海洋冲突，对其军事安全和出口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澳方的安全战略，从实质上讲，不过是想通过巩固美澳同盟、深化美日澳准同盟关系，以对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的有限度支持，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保障。这一点，是与日本有着本质不同的。

（摘自《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