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彩红，李雪瑞，张明杰，顾恺麒，胡 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 400016*通信作者：胡 华，E-mail：huhuateam@126.com）

自20世纪末以来，青少年自杀死亡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1］。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儿童青少年自杀引起的死亡是全球青少年第四大死因［2］。抑郁障碍与自杀行为密切相关，一项对自杀死亡者进行心理解剖分析的研究显示，43%～50%的自杀死亡者生前患有抑郁障碍［3］。有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可能性更高［4］，自杀意念既是自杀行为的早期心理活动，也是自杀行为最强的预测因素之一［5］。因此，研究自杀意念及相关因素对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经历的使其情绪向消极方面发展的各种变动［6］。根据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7］，抑郁障碍患者作为易感特质人群，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应激源作用下，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此外，负性生活事件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依恋质量进一步影响其情绪，Aliri等［8］对1 653名青少年的研究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对亲子依恋有消极影响，亲子依恋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亲子依恋是自杀意念的独立影响因素，个体感知的依恋质量越差，自杀意念可能越强［9］。而相较于亲子依恋中的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对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和行为有更显著的影响［10-11］。故本研究假设：抑郁障碍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自杀意念越强，母子依恋可能是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变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招募2020年5月-2021年4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部治疗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并由两位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生访谈后确诊；②年龄12～18岁；③能配合完成问卷调查；④本人及其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躯体疾病；②患有其他精神疾病或脑器质性疾病者。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145例。

首先，中国的退休年龄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要早，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国人均寿命也有所提升，所以延迟退休年龄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并且许多岗位对于那些有经验的老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很多人认为我国退休政策对于年龄的要求没有达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目的，甚至有些浪费资源，四五十岁被看作一个人工作经验、能力、精力的鼎盛时期，如果在这个年龄退休实在是对人才的浪费。

在实际教学中，笔者运用“三动六步”的程序进行操作（示例图如下）[4]。课堂教学从“激情、入境”到“探究、深化”再过渡到“内化、运用”，学生始终是课堂的主人，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启动阶段让学生进入新知识的学习境界；互动阶段让学生多种感官全方位参与，促进认知与情感的和谐和互动的教与学关系的生成；能动阶段将知识转化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三个阶段由浅入深、由近及远，让学生有步骤、有次序地展开对词汇的接纳与吸收。

1.2 评定工具

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采用王树青等［13］修订的简版IPPA，本研究选用其中的母子依恋分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1～5分5级评分，评分越高表示母子依恋质量越高。该量表Cornbach’sα系数为0.830［14］。

抑郁障碍青少年BSI-CV、ASLEC和母子依恋评分分别为（6.17±2.68）分、（51.71±22.03）分、（28.85±7.79）分。是否留守的抑郁障碍青少年BSI-CV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17，P=0.002），是否留守的抑郁障碍青少年ASLEC和母子依恋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有无精神疾病家族史、是否为独生子女的抑郁障碍青少年ASLEC、母子依恋和BSI-CV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晶体管上的源/漏极开路缺陷可以被抽象成晶体管与电源或地之间的开路电阻,R1表示P1与VDD之间的开路电阻,R2表示P2与VDD之间的开路电阻,R3表示N3与VSS之间的开路电阻,R4表示N4与VSS之间的开路电阻。基于低电压8T SRAM结构,电阻R1、R2、R3、R4的依次注入,每次只添加一个附加电阻,阻值由小到大变化,同时观察电路输出状态,直到单元读写发生错误,并记录最小可检测电阻,如表1所示。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抑郁障碍青少年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精神疾病家族史、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留守等。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由刘贤臣等［15］编制，共27个条目，用于评价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情况和心理感受，采用1～5分5级评分，总评分越高表明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该量表Cornbach’sα系数为0.850。

1.3 质量控制

以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自杀意念为因变量，母子依恋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 Hayes［17］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各变量间的回归分析。负性生活事件可正向预测抑郁障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β=0.055，P＜0.01），同时负向预测其母子依恋水平（β=-0.097，P＜0.01），且在加入母子依恋作为中介变量后，负性生活事件仍可预测自杀意念（β=0.047，P＜0.01），见表2。母子依恋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模型见图1。

1.4 统计方法

2.2 两组早产儿的免疫调节状态比较 干预前两组早产儿的免疫调节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后，观察组早产儿在不同时间段的血清CD3+、CD4+及FEER、RBCC3bR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早产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在145名抑郁障碍青少年中，男生26人（17.93%），女生 119人（82.07%）；初中 74人（51.03%），高中71人（48.97%）；精神疾病家族史阳性20人（13.79%），阴性125人（86.21%）；独生子女72人（49.66%），非独生子女73人（50.34%）；留守29人（20%），非留守116人（80%）。

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采用李献云等［12］修订的BSI中文版，共19个条目，前5个条目评定自杀意念，采用0～2分3级评分，前5个条目总评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杀意念越强。该量表Cornbach’sα系数为0.780。

2.2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本研究中数据来源为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使用Harma单因子模型法［16］对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4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仅为20.48%，远小于临界值40%，说明在本研究中不存在明显的同源偏差。

2.3 不同人口学资料的抑郁障碍青少年ASLEC、母子依恋和BSI-CV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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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人口学资料的抑郁障碍青少年ASLEC、母子依恋和BSI-CV评分（±s，分）

表1 不同人口学资料的抑郁障碍青少年ASLEC、母子依恋和BSI-CV评分（±s，分）

注：ASLEC，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BSI-CV，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t1、P1、t2、P2、t3、P3、t4、P4、t5、P5分别代表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有无精神疾病家族史、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留守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各量表评分比较

组 别性别受教育程度精神疾病家族史是否独生是否留守t1 P1 t2 P2 t3 P3 t4 P4 t5 P5男生（n=26）女生（n=119）初中（n=74）高中（n=71）有（n=20）无（n=125）是（n=72）否（n=73）是（n=29）否（n=116）ASLEC评分50.23±25.10 52.03±21.41 51.66±20.84 51.76±23.36 51.90±23.21 51.68±21.94 50.36±23.60 53.04±20.45 58.52±21.46 50.01±21.93-0.377 0.254-0.027 0.164 0.041 0.654-0.731 0.268 1.876 0.939母子依恋评分29.38±6.08 28.73±8.13 28.65±8.17 29.06±7.42 25.40±6.27 29.40±7.88 29.56±6.99 28.15±8.49 25.34±6.54 29.72±7.85 0.387 0.110-0.314 0.267-2.160 0.168 1.087 0.065-2.771 0.173 BSI-CV评分5.35±2.88 6.34±2.61 6.42±2.63 5.90±2.72 5.70±3.06 6.24±2.62 5.86±2.75 6.47±2.58 7.55±1.86 5.82±2.74-1.735 0.085 1.165 0.246-0.837 0.404-1.364 0.175 3.217 0.002

2.4 相关分析

抑郁障碍青少年BSI-CV评分与ASLEC评分呈正相关（r=0.453，P＜0.01），与IPPA母子依恋评分呈负相关（r=-0.165，P＜0.01），ASLEC评分与母子依恋评分呈负相关（r=-0.275，P＜0.01）。

使用SPSS 23.0进行统计分析。不同人口学资料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各量表评分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索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回归分析并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5 母子依恋在抑郁障碍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

由经过一致性培训的重庆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被试由两名主治及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访谈确诊，且诊断达到一致性要求。由调查员向被试介绍研究内容和目的。质控人员现场答疑、指导被试在安静的房间完成问卷评定，问卷完成后由调查员当场收回，并整理、检查问卷。

图1 母子依恋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表2 负性生活事件、母子依恋与自杀意念间的回归分析

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抽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03～0.018］，不包含0，表明母子依恋的中介效应显著。控制中介变量母子依恋后，自变量负性生活事件对因变量自杀意念的影响仍显著，置信区间为［0.029～0.065］，也不包含0。因此，母子依恋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其中介效应值为0.008，占总效应值（0.055）的14.55%。见表3。

表3 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障碍青少年ASLEC评分与BSI-CV评分呈正相关，与Kang等［18］研究结果相似，即抑郁障碍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心理感受越强，其自杀意念水平更高。此外，ASLEC评分和BSI-CV评分与母子依恋评分均呈负相关，提示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母子依恋越差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可能有更强的自杀意念。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9，19］。这可能是因为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压力下，个体陷入消极的思维方式和悲观情绪，无法适应环境变化且回避与父母交流，依恋质量较差，存在更强的自杀意念，更倾向于通过自杀来逃避现实［20-21］。

本研究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直接正向预测自杀意念评分，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2-23］。有留守经历的抑郁障碍青少年BSI-CV评分高于无留守经历者，与干瑜璐等［24］研究结果类似，提示留守经历可能与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存在联系。对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留守经历可能是负性生活事件，其感受到的情感忽视更多，家庭支持、亲子沟通与互动更少，亲子关系较疏离［25］，在情感和生活上可获得的支持较匮乏，进而可能触发或加重其抑郁情绪，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更容易产生消极想法，导致自杀意念升高［26］。

本研究中，母子依恋可以负向预测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且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分工以及“严父慈母”的家庭互动模式下，母亲往往与孩子有着更紧密的情感连接，良好的母子依恋可能有助于改善青少年负性情绪［27］，母子依恋关系越好，其自杀意念越弱［28］。本研究也部分验证了Hammen等［29］的人际压力理论，即压力源通过破坏青少年的社会关系从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提示负性生活事件可能通过破坏青少年的母子关系，使母子依恋质量变差进而影响其自杀意念。尤其对于情绪更加敏感脆弱的抑郁障碍青少年群体，他们往往难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感受，当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其感知到母子依恋质量更差，缺乏有效应对压力的支持系统，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30-31］。

综上所述，负性生活事件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也可以通过母子依恋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杀意念。提示家长应尽量减少留守经历等负性生活事件对子女产生的消极影响，注重与子女的情感沟通，并给予有效的支持，提升母子依恋质量，使其能够应对负性生活事件，降低自杀意念水平。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①研究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较为单一，后续研究可尝试添加他评量表评定和重要他人（如父母或祖父母等）的报告，以收集更客观全面的数据；②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无法考量负性生活事件随时间演变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后续可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设计来进一步研究；③未单独纳入留守经历作为变量进行路径分析，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分析其具体作用以及留守经历与母子依恋的链式中介作用；④模型仅聚焦于母子依恋的中介作用探索，未纳入父子依恋等其他因素，未来可使用机器学习等先进统计方法构建更全面的青少年自杀意念产生的心理机制综合解释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