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茂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1年7月1日建党后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至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领导组建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大军的重重包围，被迫撤出江西井冈山根据地进行战略性大转移，实施了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两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攻占700余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淌过24条大河，爬雪山、过草地，以中央红军出发时的86000多人到最后不足7000人的沉重代价，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今属吴起县）与陕北红军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及红一方面军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的困难和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首先，刚刚经历了万里长征的红军队伍人困马乏，装备极差，大部分官兵身着单衣，脚穿草鞋，亟待修整补充。可陕甘苏区面积狭小，经济极端贫困，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粮食和物资匮乏，就连本地百姓的吃饭穿衣都很难保证，更何况要提供七八千人军队的后勤补给。虽然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和前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雪中送炭，倾囊相助，但仍很难维系近万人的生活、生存，更别说长时间补给。其次，从政治上“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华北五省及全国危在旦夕，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民众抗日呼声高涨。再则，从军事上，蒋介石派二十万大军追剿，并拉拢阎锡山助剿，督导张学良、杨虎城压境予以进剿，企图将中央红军在立足未稳之时予以歼灭。

决策东征 挺进山西

在上述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今属子长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各抒己见，南下、北上，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博古通今的毛泽东（虽未踏足山西，但他十分了解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这一方“表里山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远大的战略眼光和超凡的革命智慧，力排众议，首次提出了“东渡黄河，挺进山西，以发展求巩固，抗日救国”的伟大战略构想，并得到与会者一致肯定。至此，形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性抉择即“瓦窑堡会议”决议，当即决定：东渡黄河，进军山西，史称“红军东征”（附图一：红军东征主力部队强渡黄河示意图）。

1936年2月20日20时整，以毛泽东为总政委、彭德怀为总司令、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的东征红军总部下达命令：“以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委）之表为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河口近百公里长的黄河西岸以各种方式同时进发，全线进攻，一举突破阎锡山号称“固若金汤”的黄河东岸防线，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挺进山西。

东征红军进军山西后在石楼义碟、中阳关上首战告捷。进而一路势如破竹，取得了蓬门（隰县）、兑九峪（孝义）及南同浦铁路沿线等地连战连捷的胜利，打退了晋绥军数次疯狂的围攻追击（附图二：红军东征关上，蓬门、兑九峪战斗要图）。

为应对晋绥军从太原紧急调动南下的十四个旅及蒋介石派陈诚为总指挥的几个师，即中央军从中原北上的合击，红军总部交口“郭家掌分兵会议”后，当即改变战略。兵分三路：毛泽东领导的中路军，徐海东引领的左路军，林彪引领的右路军，分兵出击，南征北讨，全线进发，以扩大战果。形成了南起河津、北至兴县、东到沁源，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东征主战场，使得阎锡山首尾难顾，慌恐至极。奉命入晋的中央军也难以急进。此次分兵战略再次粉碎了阎锡山借力中央军在晋西南围歼东征红军的罪恶企图。各路大军齐头并进，所向披靡，搅得阎锡山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特别是左路军一路北上，向晋绥军布防的薄弱地区即吕梁山脉正中、太原盆地正西挺进，直捣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及周边地区（史称：晋阳）。

转战古交 威逼晋阳

以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的左路军即十五军团大部主力，根据红军总部命令由灵石出发，经介休、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路北上（附图三：左路军转战晋西北示意图）。分别从原平川的东塔和屯兰川的岔口于1936年3月21日凌晨进入古交镇（红军东征期间隶属交城县二区）。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了这片沉寂千年的山川河谷。人们一觉醒来惊奇地发现：从戏台至“歇马店”广场上挤满了人，一排排、一队队头戴“红星”八角帽、身着蓝灰粗布衣的部队官兵，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于是，古交这座古老的山村小镇从当中街、沟儿口到牛角上至周边各乡、村的大街小巷，一夜间贴满了由毛泽东、彭德怀签发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和土地革命、联合抗日的各类宣传标语。布告明示：“红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晋绥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红十五军团指挥部设在沟儿口戏台旁的赵家大院（本镇最中心、最大）里，以徐海东为首的各级军政领导分别热情和蔼地接见了各界开明乡绅和爱国学生（附图四：左路军<十五军团>主力转战古交军政主官）。一时间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分赴一河（汾河）三川（大川、原平川、屯兰川）各乡、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清扫大街小巷，帮助百姓担水、扫院。部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与长期驻扎每日袭扰、欺压百姓的晋绥军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口口相传，进而积极参加了红军组织的各乡村群众大会。古交人第一次真正近距离认识领略了中国工农（人民）红军的风采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

红十五军团所派各路工作组走村串户、夜以继日发动群众，仅用了三天时间，古交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革命运动。从23日起先后清算了古交村邢庆连、闫巨生、高芳，邢家社村成履安，西曲村张满富，火山村王聚文，麻会村张务本等一批地主老财，向群众发放了粮食、衣物、农具等生活必需品。各乡村百姓欢欣鼓舞，群情激奋。

在红军一系列言行举措和抗日救国真理的感召下，以古交阴象明（小名：阴姬，曾任民国时期曲沃县伪县长）叔叔阴宽春（父亲：阴部霞，清末举人）为代表的各位开明乡绅主动捐献大洋一千多块。各地百姓也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对这支从未见过的文明部队进行了热情款待和捐赠。至此古交各阶层人士爱国热情高涨。以原平川李根会、李秃则、郝海奎、赵三交、赵承奎、王奎龙，武家庄冯勇等为代表的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参战，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红十五军团转战古交，在开展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红的同时牢记使命，实施布署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在红军进入古交前，晋绥军及古交区公所的伪警人员早已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军团主力一进入古交就命令一支部队从河口向东昼夜兼程，穿越大山，直奔王封、西铭、晋祠、晋源等地，向阎锡山在汾河以西布防的据点及太原城北的“光社机场”（阎锡山在山西境内及太原修建的第一座飞机场，位于太原城北即现太钢厂区内）不断袭扰，佯作全力进攻态势（附图五：左路军<十五军团>转战古交、威逼晋阳示意图）。

获悉红十五军团已转战古交，潜入太原汾河西岸，南起晋源、北到机场又全线发现红军，阎锡山惊恐万分，寝食难安，乱作一团。首先派独三旅傅存怀部从清源至大川向古交进攻。但该部早已从红军强渡黄河、“关上”“蓬门”“兑九峪”战役中闻知红军的威名，故行至李家社、麻坪岭等地胡乱开枪、开炮，佯装进攻，实则畏缩不前。其次阎锡山派飞机对古交实施了短时间盲目轰炸。进而下令急调在晋中、晋西南与东征红军拼死激战的十几个团火速回援太原，甚至违背蒋介石命令急电进攻我陕北根据地的两个师马上撤回太原，以确保他苦心经营的老巢——晋绥“督军府”所在地太原城及整个晋阳腹地安全无虞。

早已熟知敌情的我红军所部见转战古交、威逼晋阳，敲山震虎，迫使阎军从红军东征主战场及陕北根据地把主力调回太原的战略意图已基本实现，便下令红十五军团全部集结古交，于3月27日拂晓前向晋西北方向撤离。进入古交的傅存怀独立第三旅见状兵分两路，第五团尾追至镇城底村时，被我红军所部十九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晋绥军措手不及，死伤大半，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左路军即红十五军团主力，转战古交，历时七天七夜，效果明显，收获巨大。此战胜利后的官兵一路高唱《红军东征歌》，于1935年3月28日，一路向西北方向进入娄烦（原属静乐县），继而斗富济贫，端掉此处的一个官办盐场，将五万余斤官盐分发给当地百姓。两天后，向静乐、岚县、临县、兴县、岢岚、保德、方山、离石等地进发，沿途一路继续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仓济贫，扩红筹款，宣传抗日，创建各级苏维埃政权，把红色基因洒遍了晋西北的山川、乡村，为后来创建晋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及守护吕梁、保卫延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群众基础。

至此，在红军东征特别是左路军及十五军团主力转战晋西北整个战略部署中，古交这一座千年古县（史称交城县，即隋开皇二年在此设置后迁至曲波村及现交城县，以此地作为佯装进攻太原城的战略支点及根据地），三晋首府——太原的“西大门”、无可替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实现威逼晋阳、调虎离山、保证和扩大东征战果、保护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唤醒民众 联合抗日

红军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即由毛泽东率领的中路军和红军总部，从永和于家咀最后一批西渡黄河，回师至陕北延川乾坤湾结束。在山西历时75天，在毛泽东为首的东征红军总部的英明领导、果断决策和左、中、右三路大军的密切配合下，以陕北红军及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毕士悌（朝鲜人，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等各级官兵的不畏艰难，浴血奋战和壮烈牺牲，取得了此次东征战役的丰硕战果。击溃了晋绥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大炮20多门，组织起地方游击队30多支；筹粮数十万担，筹款五十多万大洋，扩充红军8000余人；一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红军挽救民族危亡，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

早在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陷，继1933年签署《塘沽协定》后，日本侵略者改“武装侵略”为渐进蚕食，先后逼迫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1934年4月，日本政府外务省公开声明：要独占中国。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中华民族实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陕甘苏区连续发动疯狂的反革命围剿。反动军阀阎锡山也紧跟其后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共”“反共”“剿共”土政策，并在全省各县、乡、村强制实行。

为此，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会议”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东渡黄河，反蒋抗日，以发展求巩固”向东发展的伟大战略构想，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并决定东征。三大任务：“筹粮、筹款、扩红”，东征目的：“唤醒民众”，东征宗旨：“联合抗日”，以挽救我泱泱中华和四万万同胞。

红军东征途中从领袖到各级官兵用亲民、爱民，劫富济贫，胸怀天下，以及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感化了无数穷苦百姓、各界人士乃至为敌的晋绥军官兵……毛泽东进驻石楼义碟镇后，与当地开明乡绅钱耀祖促膝畅谈爱乡、爱国、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并将自己在留村精心创作的千古名篇《沁园春·雪》深情吟诵，令对方很受启发，十分感动，随后硬是说服了在晋绥军时任防共团长的长子钱继武率部起义，掉转枪口，毅然参加了红军，并把自己苦心经营的大批药材无偿捐献给了急需的东征红军。红军总部入驻永和县阁底村时，得知老乡要从十几里外的山下挑水，便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用几天时间在村中打出了一口泉水井，史称“红军井”，至今当地百姓还在幸福地享用。东征红军某战士在灵石县西庄村不小心碰碎了老乡的一个瓷碗，很快从几十里外的县城设法买了一个新的还上。古交沟儿口铁匠邢二孩长期在街上为过往车马服务，深受晋绥军警欺凌，可给红军战马钉掌子后，红军官兵硬是要足额支付等等……这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感人故事让人们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东征红军视百姓为父母、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仁义和担当。特别是在红军东征中首次启用了“人民”的概念，即“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百姓深深地感悟到：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应该“跟着红军干革命，打倒东洋小日本”！至此真真切切地唤醒了所到之处的各族百姓，以及三晋父老乃至全国的民众。

红军东征虽然时间短暂，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东征在三晋大地包括古交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抗日战争中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以及古交作为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历史基础。

国难当头，东征所展现的抗日决心，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是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捍卫者。东征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帷幕拉开前奏响的一曲雄浑壮阔的战斗序曲，是一次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力践行和强力推进，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红军东征是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中的延续即“河东战役”，它所彰显的“东征精神”，感召了无数中华儿女及爱国将领，为“西安事变”后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及八年全民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值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笔者在以往学习考察兴县、临县、永和、延安、延川等红色根据地的基础上，近日又沿红军东征的主线，一路奔波，重点走访了石楼、河涧、子长等红色景区及展馆，旨在宣传家乡，重温“东征”，学习“东征”，感悟“东征”。至此，想发自肺腑地说一声：东征留给古交、留给山西、留给中华历史的是一笔无以复制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敬仰、学习，并世代传承！“东征精神”必将激励我们每一个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有志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前行，忘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