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化铭石书”样式变迁考论

2021-11-04杨二斌

大学书法 2021年5期

关键词：样式特征

杨二斌

【内容摘要】本文从“蜕化铭石书”的名实出发，对北魏平城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样式标准及风格特征进行论述，得出“蜕化铭石书”的发展经历了四期变化，分别为“平画宽结”式的粗率隶书、“抑左扬右”式隶书、“平画宽结”式的精致隶书、“平画宽结”式楷书。

【关键词】蜕化铭石书;样式;特征

一、何为“蜕化铭石书”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

颍川锺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锺书瘦。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1]

南朝齐王僧虔《又论书》云：

锺公之书谓之尽妙，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2]

南朝羊欣与王僧虔对于“锺书三体”的表述基本相同，只有少数地方略微调整：第一，“铭石之书”与“铭石书”之别;第二，在“章程书”之功能前加“世”;第三，“行狎书”的解释，一为“相闻者也”，一为“行书是也”。关于“章程书”与“行狎书”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二者之异同可以相互发明，不再赘述。而“铭石之书”实际是指“铭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则“铭石书”的意义也毫无疑问是根据载体来定名的。

“蜕化铭石书”，是相对于“铭石书”而言的，首先提出者为丛文俊先生。其在《汉唐隶书通论》及《魏碑体考论》中提出“铭石书与八分蜕变”，“八分隶书发生蜕变之后，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一种隶楷兼备的书体”[3]，“魏碑体滥觞于蜕化铭石书，借力于写经，规范于士人楷法”[4]，可见，其看到了以洛阳为中心的魏碑体与八分隶书蜕变的关系，因此提出“蜕化铭石书”。

和“蜕化铭石书”的书体特征相类似的提法尚有刘涛所谓的“体兼隶楷”“楷真的化合体”[5]与黄君的“铭石书的蜕变”[6]。就其变迁而言，“蜕化铭石书”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的南北各处，不仅仅在北方，南方同样存在“蜕化”现象，譬如云南发现的《爨宝子碑》、南京晋墓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等。这是铭石载体所特有的书体变化现象，既与日常书写保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以庙堂庄重之铭刻形式发展，它既是正体又有“泛化”，它是应制之作，又是可以发挥自身个性的舞台。因此，“蜕化铭石书”是统治意志的另类表达，和“章程书”——帖学（手札载体）体系明显不同，本文以北魏平城时期的“铭石书”为中心进行考论。

二、“蜕化铭石书”的样式标准及其特征

“铭石书”在魏晋之后的十六国早期，延续汉魏“八分”隶书的写法，譬如后赵《鲁潜墓志》《元氏县界封刻石》等仍然是“八分”的体态，尤其在取势与特殊笔画上仍然以“折刀头”为尚，横画逆锋入笔的写法仍然类似于汉魏“铭石书”。

从书法史的发展来看，楷书在魏晋南北朝至少应该有着三条发展路径：一条是以锺繇、王羲之为代表的南派，一条是以北魏碑刻为代表的北派，写经体是独立的一条路径。“蜕化铭石书”正是北派的代表，尤其以平城魏碑所具有的特征最为符合“蜕化铭石书”之特征。

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至公元494年，北魏在平城建都96年。从平城北魏石刻文字的统计情况来看，主要有碑刻、墓志、砖瓦、造像记等数种。既然要讨论“蜕化铭石书”书法风格特征，必然要找到其标准样式。

据殷宪《北魏平城书迹综览》可见拓跋氏最早的石刻文字为《（代）王猗卢之碑》残石（316），书体为典型的“八分”隶书，此碑当为代郡卫氏所立，为平城魏碑之前的作品，可见仍然受到汉魏西晋“铭石书”的影响。辽宁朝阳出土的后燕建兴十年（395）《崔遹墓志》，此墓表隶意明显，字势开张;近年出土的《张正子为亡父母合葬立镇墓石》（433）在内蒙古和林县南冈出土，为北魏之风格，此镇墓石即后世之墓志铭，是当前发现纪年最早的一块，从其风格来看，也是隶楷相杂，横画的波磔较为明显。内蒙古《嘎仙洞祝文摩崖刻石》，系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拓跋焘派使臣到鲜卑发祥地祝祭时所刻，偏向于隶书，但刻痕漫漶，笔画模糊，应该说是平城魏碑的早期风格。

（一）《皇帝东巡之碑》与《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

平城魏碑最早且较为典型的碑刻为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立的《皇帝东巡之碑》（437，又称《东巡碑》）。拓跋焘巡游而返，为彰显文治武功进行御射，此碑实际上为北魏平城早期皇家庙堂之作。

从文字特色看，此碑仍未完全脱离汉隶的母体，体势较为开张，但是在以横画为代表的起笔、收笔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汉魏的“铭石书”，其结体横向取势，“平画宽结”，横画仍保留有“铭石书”的波磔。可以说，这种变化是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兴安三年（454）的《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又称《王亿变碑》）也和《东巡碑》接近，从形制来看，其为正式的墓碑，上圆首，有螭纹，下有篆书碑额，为“平国侯韩弩真妻碑”，雖然是篆书，但其中的笔画并不和秦汉典型的篆引笔法一致，而在点画上体现出更多的变化，特别是方笔起笔与尖锋出锋，此方笔起笔处和正文中的横画起笔如出一辙。但是从时间点来看，其处于《中岳嵩高灵庙碑》《东巡碑》之后，若以山西本地域来看，则《王亿变碑》实际上是一个代表。

表一以东汉铭石书《熹平石经》为起点，分别比较《中岳嵩高灵庙碑》《皇帝东巡之碑》《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最后以云南《爨宝子碑》相似字例为参照，从体势来看，以上都是“平画宽结”式的代表，如果从“铭石书”发展特征的变迁来看，北魏平城“蜕化铭石书”无疑是继承汉魏“铭石书”而来的。

从具体的笔画的变化来看，北魏平城“蜕化铭石书”具有和汉魏“铭石书”以及十六国早期时期“铭石书”不同的特征，这个特征正是“蜕化铭石书”的特别之处。最为明显的例证为具有特殊波磔的横画，其起收笔以及起伏却与以往铭石书完全不同。其一，汉魏“铭石书”的折刀头式的横画起笔在北魏“蜕化铭石书”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方笔斜切的起笔，如《东巡碑》“丁”、《王亿变碑》“立”，二者横画的起笔切笔和后世楷书极为相似，明显是顺势而为。其二，汉魏“铭石书”的横画有明显的上下起伏，而北魏“蜕化铭石书”则呈现着“两头翘中间下凸”的弧形走势，或者手写体简化的“一波三折”体态。

因此，北魏早期“蜕化铭石书”和汉魏以及西晋、十六国早期的“铭石书”应该说一脉相承，呈现“平画宽结”的特征，手写俗体亦常常掺入，从而导致经典性不足，甚至东晋时期远在边陲云南曲靖小城的“铭石书”亦是继承汉魏铭石书而来的，并且南北皆具有共通性。此当为北魏平城时期的第一阶段。

（二）《皇帝南巡之颂》

最能够代表平城魏碑早期风格的无疑为具有官方庙堂之气的文成帝和平二年（461）《皇帝南巡之颂》（又称《南巡碑》）。《魏书·高宗纪》有记载：

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7]

此碑亦称《御射碑》，现藏于灵丘觉山寺，碑已残断，刘涛先生认为其为“隶书”，并认为：“北方的书风比较保守，庙堂之制按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书写者着意增饰波磔翻挑，就是为了表现隶书的形式特征，楷书的写法是不自觉地带入的。”[8]丛文俊先生认为：“其字为典型的楷法‘抑左扬右之势，然多隶笔，与魏碑体（洛阳体）尚有一段距离。”[9]华人德先生则注意到其存有一些斜画紧结的特征。[10]

从其特点来看，除去横画具有波磔等是继承前一阶段的笔画特征之外，结体中稍多有“抑左扬右”之势，即后世所谓洛阳时期的“斜画紧结”的体势，其区别于《东巡碑》《王亿变碑》以及《中岳嵩高灵庙碑》的地方正是“抑左扬右”之势，书刻于太和年间（488）的《晖福寺碑》类似于《皇帝南巡之颂》，则与洛阳时期的斜画紧结的碑志如出一辙，只是撇捺伸展受限，此碑一类的“斜画紧结”样式就是北魏“洛阳体”的先导。

从其体势来看，在《皇帝南巡之颂》中，明显的是纵横比例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标准样式（表二）。从中选取和上表相同例字来看，“将”“军”“南”数字多已经成为纵势，而非横势，即使是本身扁形的汉字也已经比原来的比例升高了。此碑在体势上向“纵势”转换，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有隶书的特征。此碑为北魏平城碑刻中最为重要之碑刻，也是从隶势向楷势转换的标志，此为第二阶段。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并非说有了稍变的标准样式的碑刻，而其后的风格必然比之为新，实际上，许多情况下书风的多样性与滞后性并存。清阮元《北碑南帖论》云：

隶字书丹于石最难，北魏、周、齐、隋、唐，变隶为真，渐失其本。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隋、唐人碑画末出锋，犹存隶体者，指不胜屈。[11]

如《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志》（474）书刻迟于《南巡碑》约十三年，但是其书风却并未继承前者，可见汉魏“八分”“铭石书”的正统观念在北魏的“蜕化铭石书”中仍然影响甚为深刻，尽管书刻者已不能熟悉古法，却仍存在习俗的惯性。

（三）《司马金龙墓表》

太和八年（484）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以及随葬木板漆画题字为司马金龙墓出土。司马金龙为晋朝司马懿弟弟司马馗的九世孙，父司马楚，母为太武帝外甥女。其沿袭其父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等职，为北魏具有较高权力者，其墓志书刻精美。

《司马金龙墓表》《墓铭》均为碑形，略方，文字及风格相似。随葬木板漆画题字的内容都是对西汉班婕妤的介绍，1965年出土于大同城东六公里的石家寨村，现存大同市博物馆。此阶段是北魏平城时期的鼎盛时期，平城魏碑由原来的粗率与庙堂气象向墓志的精致化发展，并逐渐定型。从《司马金龙墓表》的书风来看，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或代表样式的风格：首先，其书风比第一阶段典型化，方笔特征极为明显，特别是在横画的起收笔处仍然有典型的方笔与波磔出锋;其次，比第二階段“抑左扬右”的特征又显得“平画宽结”，雍容华贵、大开大合，但是相比较后来的北齐铭石书，其平画宽结之势中显得扁方。

从“蜕化铭石书”的发展阶段来看，其已经接近于楷书，仅有横画的收笔处仍然保留有“隶书”的波磔，但是和汉魏“铭石书”的波磔已经完全不同，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北魏特色的刀斧之迹的特征。

（四）标准四：《吊比干碑》

《魏书·高祖纪》云：

（太和十有八年十有一月）丁丑，车驾幸邺。甲申，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12]

《吊比干碑》（494），为孝文帝迁都过程之中在河南卫辉吊唁比干墓时镌刻。《吊比干碑》对于以往应该说是一个超越，横画波磔似有非有（此或和后代翻刻有关），多数笔画已经成为楷书，且较为瘦硬峻直，两端方而粗;对于体势把握比平城时期任何一方碑志均有不同，碑字体势方整，书刻精美异常。杨守敬《学书迩言》评曰“瘦削独出，险不可近”，为“北碑之杰作也”[13]，可以说是北魏平城末期的“平画宽结”的楷书代表作。

从“蜕化铭石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吊比干碑》是落日余晖，然在横画上略微的波磔之势，已经比《司马金龙墓表》隐含很多;体势上仍然有方整之势，结体精美已然是楷书了。

平城时期的标准样式应有四种，且第四种当为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转折作品。由于造像记出现较晚，且比较集中在北魏平城后期且一般较为草率，因此作为标准样式就不尽如人意了。关于《司马金龙墓漆画题记》我们把其作为手写体的代表，为具有代表性的小楷作品，其风格不同于“蜕化铭石书”，其风格略接近于南朝楷书（亦不同）。可见由于载体的不同，书写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在梳理汉唐之间的书迹时，一定要区分其功用与书体的关系问题。

余论

“蜕化铭石书”根植于汉魏“铭石书”，是文字形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书写性简化，是“八分”隶书在历史发展中书写式样方面发生的体系性变迁，是在实用性书写与政治文化变革等多重影响下的产物。

从“铭石书”的发展轨迹来看，从汉蔡邕、魏锺繇等书家到西晋再到南北朝发生了蜕变。如果细化“蜕化铭石书”的发展，特别是北魏平城“蜕化铭石书”，其发展经历了四期的变化，分别为“平画宽结”式的粗率隶书、“抑左扬右”式隶书、“平画宽结”式的精致隶书、“平画宽结”式楷书，而最后一期实际上已和全新体系的“新体”“铭石书”相类似了。

应该说，书体的变迁并非一条直线的书体演变，而是时有交叉，时有滞后。丛文俊先生认为：“隶书蜕变与楷书的产生和發展是并行的，二者间不存在新旧交替的直线衔接关系。”[14]从书法史的角度讲，楷书、行书的发展在汉末魏初就已经完成了，只是在载体为手札上楷化得较为彻底，但是在一些载体比如“铭石书”上，应制之作实际上有着制度的约束。正体“铭石书”正是庙堂崇古之风的缩影。

在北魏，旧体书风以“蜕化铭石书”为代表，表现为保守性，颇具有篆隶遗意，而南朝的新书风总体上是以去除篆隶遗意为方向的，但在“铭石书”方面却表现为和北朝相同的境地。“洛阳体”和“铭石书”离得较远，而“平城体”实际上离“铭石书”较近。从这个方面说，“蜕化铭石书”实际上仍然是“八分”隶书的变体，和政治文化的变革存在极大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其视之“旧体书风的终结形态”。而魏碑洛阳体实际上已然掺杂南风，是以去除篆籀遗意的新体之姿登上历史舞台的。

注释：

[1]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44—48.

[2]王僧虔.又论书[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0—61.

[3]丛文俊.汉唐隶书通论[C]//张啸东.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21—227.

[4]丛文俊.魏碑体考论[C]//张啸东.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45—251.

[5]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28.

[6]黄君.略论铭石书[C]//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第七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26.

[7]魏收.高宗纪[M]//魏书：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119.

[8]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24.

[9]丛文俊.魏碑体考论[C]//张啸东.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45—251.

[10]华人德.论魏碑体[C]//华人德书学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69—85.

[11]阮元.北碑南帖论[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