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帖学书家杨宾的“崇碑”意识探微

2021-11-04石常喜

大学书法 2021年5期

石常喜

【内容摘要】古往今来，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基本以“帖学”为主，由于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艺术氛围等因素影响，帖学开始式微，迫使众多书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金石考订以及对历代碑刻书法的研究。杨宾作为其中一员，尽管以帖学书家身份冠名，但在金石碑版理论研究上颇有成就，而且其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明显的“崇碑”观念。

【关键词】杨宾;书学著述;“崇碑”意识;书法

杨宾（1650—1720），字可师、别号大瓢，浙江山阴人。一生不仕，以布衣而终，其生活轨迹大多遗留在康熙年间，而其本人也是康熙年间较有名气的书家之一。他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学教育，聪颖灵慧，在书法方面颇有天赋。按《清史列传》记载：“（杨宾）八岁能擘窠书。”[1]其书法风格以瘦劲、淳朴为主，具有浓厚的魏晋气息。

此外，杨宾在金石理论著述及文学诗词方面成果颇丰，诸如《大瓢偶笔》《铁函斋书跋》《金石源流书要》《家庭纪述》《柳边纪略》《塞外诗》等。

一、杨宾书学观念及书学历程

“笔法”问题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在理论层面需要深入分析，而且在实践领域具有指导意义。杨宾《大瓢偶笔》认为：“学书在得笔法，而会古人之意，不在学其规模。不则学《圣教》成院体……学赵近俗，学董近油，反成不治之病矣。”[2]“临帖不在得形似，而在得其神，欲得其神，先得其意，意得，神斯得矣！否则终属优孟衣冠。”[3]在杨氏看来，学书只求形似，势必会形成陋习，而对于“笔法”的掌控乃至运用才是达到与古人相契合的支撑点，因此强调书法“神采”的绝对地位。南齐王僧虔《笔意赞》谈及“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4]。王氏对书法之“神”“形”给出了明确定位，并且认为两者兼之才是更高的标准。张怀瓘《书议》曰：“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沈括《梦溪笔谈》曰：“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翰林粹言》曰：“成形结字，得形体不如得笔法，得笔法不如得气象。”[5]在历代书论之中，对于“神”的重视远高于“形”。但客观来讲，优秀的书法作品中“形”与“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范缜《神灭论》谈及“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6]。故书法之“形”是传“神”之基础，而“神采”是书家笔墨体现的高层次追求，而这种追求则付诸对“笔法”的深入探索。

余六七岁时，即临先府君扇书《曹娥碑》，得其形似。……四十五、六，略知究心笔法矣，而尚无所得。……五十三得意在笔先，“笔”字之解。五十七知用意。今五十九矣，始知顿挫、轻重之法。日悬肘作细楷，可得三百，惜乎晚年解悟，气弱目昏，练之未熟，与晋唐碑版较对，尚未能望其项背也。[7]

上引可知，在杨宾的学书历程中，对于笔法的理解、探索，其在不惑之后颇有心得，可见“笔法”是贯穿于书家一生思考与感悟的主题。那么从这段自述中，亦可看出杨氏对于碑刻书法的执着追求，尤其是“惜乎晚年解悟，气弱目昏，练之未熟，与晋唐碑版较对，尚未能望其项背也”道出了杨氏的心声。在书法学习过程之中用心参悟亦是通往“小技与大道合”的必要环节，杨氏倡“悟”贯穿于读帖、临帖、出帖整个过程，这也就强调了观察、思考的重要性。“悟”則体现为如何有效地摄取字帖中的技法信息，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输入过程，但“悟”的根本目的则是书家透过技法实践表达个人情感、审美意识，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输出过程，同时也体现出对更高书法审美层次的追求。

古人悟笔法有因担夫争道者，有因公孙大娘舞剑器者，有因长年荡桨者，有因适野见二人挽手行泥淖中者。……“古钗脚”“屋漏痕”“坼壁路”此平原与素师三昧语也，千古指为秘诀。[8]

古人参悟笔法多通过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感知。诸如张旭因“公主担夫争道”而明晰书法行笔中的穿插避让之理，因“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感悟草书的节奏与韵律;黄庭坚因观察“船夫荡桨拨水”琢磨出“笔随势转”的运笔方式;褚遂良悟出“锥画沙”的藏锋之妙;颜真卿悟出“屋漏痕”的中锋笔法等。当然这与杨氏所秉承“学无常师”的书学观念不谋而合，从本质上讲，杨氏是对古代先贤书论有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杨氏学书知行合一，并且他认为：

古来书家类无常师，如逸少本师卫夫人，然过江见李斯、曹喜、锺繇、梁鹄、蔡邕、张昶等碑，书始大进，则李、曹、锺、梁、蔡、张皆其师也。谓之曰专师卫夫人，不可也。[9]

在杨宾看来，“学无常师”并不是空洞的泛谈，诸如王羲之转益多师、米芾集古字等案例是十分有力的证据，而且一位书家的成长又势必受到不同老师（或法帖）的影响。杨氏主张“学书须从《化度》《醴泉》入门，而归宿于《黄庭》《圣教》，再以《阁帖》变化之，斯可矣”[10]。然而在法帖范本的选择上杨宾倾向于对碑刻的取法，其“崇碑”意识是显而易见的。

二、书法视野拓展：交游、访碑、鉴藏

杨宾一生未仕，平生乐于交游，因其书法成就斐然，与之交往者多为书名显赫的文人雅士，诸如姜宸英、陈奕禧、何焯、石涛、冯武、蒋衡等。文人间的交流多以探讨金石、鉴藏碑帖等为主，在学理性探讨方面具有开拓之功。“明末清初的文人学者在金石和艺术两方面，对篆隶艺术的重要性进行了多方位的理论思考。这种学术对艺术的参与，至少已经超出了传统帖学的范围。”[11]当然，在书法品鉴方面杨氏所秉持的标准极为严格。刘恒先生认为：“他（杨宾）评骘古今书家，不信前人，不袭取旧说，一切以自己亲眼所见、所感为依据。”[12]

杨氏《大瓢偶笔》记载了其与何焯应邀写扇的雅集活动及鉴藏趣事：

余偕义门何庶常，赴陆广文元公明瑟园之招，元公出素扇索书，余与义门始则据梧帷林更迭挥洒，继则分居一室，各骋所能。[13]

米南宫临王氏草书颇熟，曾于屺瞻青阳斋见绍兴内府宋拓二卷，几与王氏无别。[14]

上引分别记述了杨宾与何焯赴邀写扇、杨氏在何焯藏书楼青阳斋鉴赏米芾所临王氏草书，且评价甚高之事。

除此之外，杨宾与陈奕禧在金石鉴藏方面亦有交集，据说其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得到陈氏馈赠的《崔敬邕墓志》拓片，甚为欣喜。而且杨氏称赞陈奕禧书法颇具北朝淳古气息，风格近似《崔敬邕墓志》。

安平令陈君掘地得北魏《崔敬邕墓志铭》，求之不可得。丁亥秋七月，陈香泉太守忽以此碑拓片见赠，不禁狂喜。[15]

陈香泉专取姿致……《阿云举尊人西公楞言碑》学《崔敬邕墓志》，亦深厚有六朝气。[16]

陈子文来，观藏帖，以《瘗鹤铭》《般若台碑》……东坡书《方公墓碑》《新有社碑》赠之。[17]

上述记载为杨宾、陈奕禧二人互赠碑帖事件。此外，杨宾与冯武（冯窦伯）、缪曰藻（缪文子）之间亦有往来：

冯窦伯、缪文子来，示我《书学正传》。

札冯窦伯，归其《书学正传》《翰林要诀》《书学指南》。[18]

关于杨宾访碑所得，《铁函斋书跋》记载：“浙江杨宾访碑白下，于周自豳书肆得五凤砖拓。”[19]访碑对于众多书家来讲，是由专业拓展、技艺精进的需求或书家对金石碑刻的热爱所决定的，而杨宾正是其中一员。“余独好考订碑版源流，不但本地风光，体固宜尔，传之久远，亦觉有功金石。……余为人书，每喜论金石之文，友人以为何不书自作诗。余曰：‘……若诗句则须预先排字，又觉太熟，故不多录。如书经与禅伯句，非余之所知也。”[20]从杨氏自述可知：其一，考订碑版源流有助于金石研究;其二，金石文字内容较之诗词歌赋所产生的“陌生感”对于书家来讲，具有可探究性。“余平生好金石之文……凡断碣残碑、遗墨败纸，皆谛观而详考之。”[21]由此可见杨宾对于金石碑刻研究的决心与魄力。

《怀仁圣教》碑断时代，曹秋岳谓在宋绍兴二年，至王敬美谓在元末国初，何屺瞻云在明成、宏间。余向以为断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见徐兴公跋引敬美语，始悟余说之非。……《圣教序》碑断岁月，前辈纪载皆无确据，近见义门题陆彤采《圣教》云：天顺中断，盖得之孙仲墙《金石志》云。[22]

在鉴藏方面，如关于《圣教序》的碑断年代，杨氏认为断于嘉靖三年（1524）地震之际，其观点被否定，后见义门陈奕禧题跋陆彤采《圣教》，当断于天顺年间。

《张猛龙碑》……生平所见以南京周氏所藏宋拓本为最，何义门本次之。此与余家所藏同，似逊周、何一等，然笔力俱在，终非唐人所能望其项背也。山阴大瓢道人杨宾跋于邢江、江氏之双松阁。[23]

杨宾将不同藏家所存《张猛龙碑》拓本进行比较，进而说明孰优孰劣，并认为唐人书法不及《张猛龙碑》，充分展现出杨氏对北朝碑刻书法的推崇。

综上，杨宾书法视野的拓展，并非闭门造车，而是以交游、访碑、鉴藏等形式不断充实自身艺术素养，在理论方面独树一帜。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认为：“在清代康熙朝的书论家中，王澍、杨宾二人是最有代表性的。”[24]

三、金石书法著述及“崇碑”意识

杨宾在金石理论著述方面成果丰硕，其中以《大瓢偶笔》《铁函斋书跋》《金石源流书要》为代表。《大瓢偶笔》是一部通论性书学著作，其内容涉及广泛，具有学术研究与技艺指导双重价值。刘恒先生认为：“其（杨宾）所著《大瓢偶笔》八卷，对夏、周、秦直到清初的历代书家、墨迹、碑版、刻帖、学书途径、笔法技巧、笔墨工具、收藏著录及趣闻轶事等内容均有评论和记述，内容全面，体系完整，是清代前期帖学书论中学术和史料价值都较高的一部著作。”[25]而《铁函斋书跋》只论历代金石碑刻及法帖题跋，所述内容亦较为翔实，对于后代金石学术研究亦具有参考意义，且此书中所收录的碑帖评述与《大瓢偶笔》中部分内容较为类似，但亦有不同。

《大瓢偶笔》清晰反映了杨宾“崇碑”的意识倾向，主要表现在书学取法观念上：

业未有不从悟入，亦未有不由勤成者。故宜先取六朝人以前碑版细观，迨有所得，则非笔头十瓮，柿叶数屋，不足以了之。[26]

杨宾认为书法学习贵在善悟、勤练，两者集于一身方可有所成就，缺一不可。而“故宜先取六朝人以前碑版细观”则反映出杨氏对六朝及前代碑版书法的关注。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董其昌书风开始泛滥，书坛风气不如人意，一些有识之士在书法的传承与发展上勇担大任，试图通过关注、学习、研究金石碑版书法来改变当时书坛现状。但帖学的式微，亦使得越来越多的书家开始思考碑刻书法的兼容性、互补性，是否对董风盛行所产生的弊端矫枉过正。突破传统帖学的局限，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进而转向对金石碑刻的学习、取法，在这条道路上杨宾躬身力行、勇于实践。

夫前代金石之书多矣，大都祖述欧阳公、赵明诚《集古》《金石》二录，借碑志以证史传之失，而附其废兴之由。……余乃上自三代，下迄元明，凡为碑刻，先载其原委，次节题跋之有考核者，而终之以褒贬。[27]

杨宾《金石源流序》认为关于金石理论，前代學者已有不少著述，大多为阐述碑刻书法的史料价值，即通过碑刻所记载的内容事件以达到补正经史的作用。对于“凡为碑刻，先载其原委……”笔者认为，如果杨氏对于碑刻书法不是兴趣所致，则不可能有如此决心究其原委。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讲杨氏的“崇碑”意识已经内化于心了。

杨氏“崇碑”意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王忠涛先生认为：“在杨宾头脑中（向北朝碑版学习的意识）之所以能出现这种不同于帖学的思想，原因比较复杂，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如下：其一，清初理学的再兴和学术思潮的变迁，这应是碑学思想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其二，金石学的复兴，这可说是碑学思想萌芽的直接原因;其三，时尚书风的流弊。……虽然这种萌芽仍处于一种笼统、朦胧的非自觉状态，但是作为一种新事物发生发展的源头，它的意义是不能忽视的，以后的碑学正是在这条路上才逐渐得以确立、发展、壮大起来的。”[28]这其中不过是有直接或间接原因潜在影响书家取法碑或帖的个人选择而已。

四、杨宾书学思想与清初碑学的关联

关于杨宾的书学思想，较为人熟悉的便是其“学无常师”的重要论断、书法创作须“先取骨力”的本质追求以及碑帖同源的深刻感悟。其中“杨宾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主张金石碑版是帖学的源头，这和姜宸英‘真出于隶的观点类似，反映了清初帖学理论开始走向包容金石碑学的倾向，对以后碑学的兴盛和阮元、包世臣的书法理论均有潜在的影响”[29]，因此，笔者认为杨氏所秉承的这种金石碑版倾向亦是清初碑学复兴的精神沃土，并且他提出“书家南北”概念，亦是受到董其昌“画分南北宗”以及清初冯班“书亦分南北”的观点影响，之后钱泳、阮元等明确提出了“书法分南北宗派”的重要论断。实际上杨氏的观点则介于其中，尽管其认识及表述不甚明确，但对于碑学思想的兴盛来说，它就像一颗种子，正在破土重生。

邵福生在《明末清初江浙地区碑学思想萌芽研究》一文中谈及“杨宾《大瓢偶笔》中有关碑学的思想总结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是杨宾极为推崇南北朝及以上朝代的碑刻书法;二是其作为一名帖学家，他开始了对法帖的批判;三则是他已经开始关注民间书刻，并对其中书艺出色者产生了认可和支持”[30]。笔者认为，这里所谈的杨宾“碑学”的思想并不恰当，而应理解为“崇碑”意识的显现，因为在杨氏著作中并未形成自身的成熟的“碑学”思想。但是，邵先生所总结的三点结论对于研究杨宾书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兰亭》真迹殉葬，欧、褚临本又不可得，则一切翻本皆可不存。而世人不察，犹欲宝而藏之，至以千百计，亦惑矣。[31]

《十七帖》为右军有名之迹，而传世者往往不佳，且不及刻入《肃州晋府》《泉州》《上海》诸帖者，何也？盖《阁帖》翻刻虽多，不过四十余种，若《十七帖》翻本，则以百计，而临本又倍之，所以右军面目百无一存。[32]

上引可知，杨宾对刻帖翻刻现状进行了批判，杨氏认为原帖被翻刻后，在翻刻基础之上被再次翻刻，如此，与原帖的真实面貌相差越来越远，因而会以讹传讹。引文中关于《兰亭》《十七帖》等信息，杨宾的表述并非是对王羲之本人或其书法的抨击，而是对法帖翻刻后与原帖诸多细节相去甚远这一现象的不满。尽管刻帖事业兴盛，但其质量方面却存在很大缺陷，从一定程度上给书法学习者也造成了困扰。

时下极重董文敏书，究竟购入内府者，皆阊门专诸巷陈纯仲书，非文敬也。曾见闽中督抚门报大书假写董字陈某进见，不觉为之喷饭。[33]

当时学董风气盛行，无论内府或私家收藏皆对董其昌书法十分青睐，这便造成了仿作的大量出现，收藏者对于董氏书法真伪鉴别不足，故收藏许多仿作。当然由于书家名气使然，在艺术市场上出现的作伪现象，实际上是学董书风所造成的弊端，即风格趋同。

面对这种现象，清初已有书家开始思考书法如何良性发展，逐渐把视野投向碑刻书法，希冀以此改变现状，因而在诸多书论中出现了“崇古”“崇碑”观念。“与后世碑学书家不同的是，杨宾与明末清初时的其他具有碑学萌芽的书家一样并不反对帖学，他们只是在认识到帖学发展无力的情况后，欲借助六朝及以上碑版来振兴书学而已。”[34]清初金石碑刻的大量出土，帶来金石学的兴起，许多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对碑刻书法的研究与实践取法上，不再仅限于传统帖学范围。当然这种视野的开阔对于碑学书法发展奠定了理论根基。杨宾虽然是以帖学书家身份而冠名，但在其学术著作中记载了丰富的金石碑版观点，对于清代中后期碑学复兴具有一定的影响。

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言：“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而杨宾所处时代正是帖学式微、金石考订兴盛之际。其对帖学书风所表现出来的弊端加以批评，通过交游、访碑、鉴藏等多种形式充分肯定碑刻书法的艺术价值，并形成系统化的金石理论，并且提出“故宜先取六朝以前碑版细观”的崇碑观念。因而笔者认为，如果说清代碑学思想的复兴是书法发展史上质变的结果，那么杨宾及其同时代的学者、书家在金石著述方面的成就便是量变的基础。

结语

“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期，杨宾的书法思想虽仍是帖学见解，但凭借他在金石学和书法方面的造诣，根据明清新出土的碑刻，梳理出了在碑学方面的初步见解。他的《大瓢偶笔》在金石学基础上提出了包括推崇南北朝书和对于法帖的批判及推崇民间书刻等的与碑学思想有关的主要观点，反映出他的学术敏感。后来的碑学理论虽然在体系上比其更加系统完备，但基本观点实际未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大瓢偶笔》对清代碑学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35]可知，杨宾在书法实践乃至理论著述方面兼容并蓄，技道并进。

注释：

[1]阮元.两浙輶轩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66.

[2][3][7][8][9][10][13][14][16][20][26][31][32][33]杨宾.大瓢偶笔[G]//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556，548，566，556，547，548，551，522，537，568，549，466，472，533.

[4]王僧虔.笔意赞[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2.

[5][6]张超.书论辑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171—176.

[11]卢辅圣，方爱龙，毛万宝.中国书法史绎：卷7[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39.

[12][25]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324.

[15]蒋光煦.涉闻梓旧[M].武林竹简斋本.

[17][18]张小庄.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上[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94.

[19]张慧剑.明清江苏人年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55.

[21][27]柯愈春.《杨大瓢集》的湮没与价值[J].文献，2004（02）：174—193.

[22]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书学集成[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