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平

“鱼”“雁”代指书信广见于古典诗词中，如唐代戴叔伦《相思曲》：“高楼重重闭明月，肠断仙郎隔年别……鱼沉雁杳天涯路，始信人间别离苦。”宋代秦观《鹧鸪天》：“一春鱼雁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成语也有“鱼沉雁渺”“鱼信雁书”“鸿雁传书”等等，那么，鱼雁何以能够传书呢？

鸿雁和书信发生联系起源于《汉书·苏武传》的记载：

“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与苏武同到匈奴的汉朝官员）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

據文可知，鸿雁传递书信的方式是将书信绑在雁足上。鸿雁作为野生禽类，能否驯服地为人传书，史书并无详细记载，现实中也无实例，但我们应该想到鸽子是可以传递书信的。史料记载，我国养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据说两汉时期就有人饲养信鸽，利用自然界这种独具灵性的动物传递书信。汉代有许多人推测张骞通西域，班超征西域，都曾使用鸽子传送书信。而唐宋时期则出现了传书鸽和军用鸽，盛唐时期贤相张九龄就曾养过许多鸽子，并利用鸽子和亲朋好友通信。由此我们可以推想，《汉书》与苏武有关的传说实际是将鸽子传书附会为鸿雁传书。但也不排除苏武北海牧羊时偶然抓住野雁让其传递信息，可毕竟是极少的个例。毋庸置疑的是，自从《汉书》出现此说以后，鸿雁作为书信的代称而为广大诗人喜用，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增添了几许浪漫色彩，也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如果鸿雁传书是将书信绑在雁足上的话，那么，鱼生活在水中，且不像鸽子一样富有灵性，又怎样传递书信呢？

鱼与书信发生联系，最早见于《古乐府诗集·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对此，古人有不同理解。唐人吕延济、刘良、张锐、吕向、李周翰五人合写的《五臣注》说：“相思感同，梦寐之间，若有使来遗者”。他们认为诗歌所言是主人公由于相思至极而产生的幻觉，事实上并没有人送信来，反映了一种对书信的期盼心理。明朝诗歌评论家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则说：“《古诗》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鱼腹中安得有书？古人以喻隐密也，鱼，沉潜之物，故云。”他认为，将书信置入鱼腹的说法意在暗示书信隐秘。而清代诗评论家吴景旭基本上不同意《夷白斋诗话》和《五臣注》的说法，他在《历代诗话》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知此乃想象之词，借枯桑海水，比喻他乡异县，字字神境。若说杀鱼，无乃痴矣。按，汉时书札相遗，或以绢素结成双鲤之形，既缄也，非如今人用蜡。唐李氏季兰结素鱼贻人云：‘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盖其遗制。”也就是说，“双鲤鱼”为结成鱼形的信，是汉代的风俗习惯，而并非鱼能够传递书信。如此说来，鱼是不能够传递书信的。所谓传书，只不过是古人丰富的想象力或习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