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

【摘要】作为新闻创新的建设性新闻，正成为学界与业界关注与讨论的热词。当下，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主流媒体、重塑新闻从业者价值认同起着积极作用。从实践层面看，建设性新闻具有复合式协商沟通、全周期介入、全媒体矩阵平台传播的新特征。文章提出发展建设性新闻，需要寻求更多政府要素资源保障，在多样化表达上要跳出现有以问政为代表的类型化模式，在效果评价上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辩证且系统地看待“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新闻创新；媒体融合；社会治理

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News）成为时下学界与业界关注与讨论的热词。尽管有学者指出建设性新闻早已有之，其前身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行动新闻[1]，但大多数人还是将乌尔里克·哈格鲁普提出的相关概念与倡议作为其诞生的重要标志。诚然，学界对由新闻从业者抛出的伞状式新闻理念还持谨慎态度，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来自新闻实践思考下的新型新闻，建设性新闻本身兼具了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与使命。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出现被认为是对西方主流媒体长期“挖丑”“绝不叫好”等负面报道范式的反思，更强调新闻报道通过正面、积极介入问题的方式换取解决之道，试图影响现有西方新闻有关公共价值的追求。[2]

如今，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正在北欧、西欧及美国等地热火朝天展开。与此同时，中国也兴起了探索热潮。就在几年前，国内一些学者将这一新闻创新介绍到国内。同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等为代表的研究机构、重要学术期刊也不断发起有关“建设性新闻是什么”“前景在哪里”的讨论，力求在百家争鸣中回应其本土化的合理性理论依据和实践进程。当然，国内业界也动作频频，部分主流媒体已经有意识地对标现有概念，总结自身开展新闻报道活动时的“建设性”行为和制播规律。苏州广播电视总台更是迈出了与学界对话的实质性一步，创立了“建设性新闻研究中心”，探索建设性新闻在中国语境下，如何更好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一、建设性新闻本土化发展的多重合理性

总的来说，国内业界学界之所以对建设性新闻抱有如此大的热情，离不开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观照与思考。

（一）从宏观层面看，建设性新闻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能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技术赋权下的公共传播时代正不断产生“数字鸿沟”，深刻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政府亟待通过一系列系统性方法手段，来应对社会运转中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失灵”的风险，以求保持稳定协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秩序。基于此，国内不少学者把建立与之相适应且行之有效的沟通渠道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这一逻辑，主流媒体助力社会治理十分重要。因此，创造性开展建设性新闻活动不仅是一道传播命题，更是一道治理命题。它既是在新形势下做好党和国家“传声筒”深刻认识的再实践，也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格局的一次有益探索。

从中观层面看，建设性新闻是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的现实需求。在大众传播走向公共传播的今天，主流媒体做好必要调适对解决自身生存与发展十分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顶层设计开启媒体融合，促使传统媒体主动适应新传播形势，在内容生产、媒介形态、内容分发、用户需求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形成全新传播格局，从而扭转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式微的局面。

现阶段，这场自上而下的媒体融合在组织架构、生产流程、人员转型等物理层面的配置已趋成熟，但在内容生产创新、有效性传播上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建设性新闻的出现不仅为主流媒体提出了由“告知”到“沟通”的新闻创新要求，还为新时期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与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了思路。

可见，植根中国情境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对走深走实媒体融合，加快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有着现实意义。

（二）从微观层面看，建设性新闻有助于重塑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

毫无疑问，以主播、记者为代表的新闻从业人员是主流媒体鲜明的IP符号，在舆论引导上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然而，新技术新平台的出现降低了制作传播门槛，特别是平台资源多元化后，更多适销对路的个性化、专业化IP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融合之路上，从业者遭遇竞争与挑战，职业认同感与忠诚度明显下降。如何帮助从业者重拾职业初心，让主流媒体背景下的IP继续发挥引导舆论的积极作用？建设性新闻似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催化剂”与“加速器”。因为在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框架下，开展新闻报道的从业者不再是“墙上的苍蝇”，而是在高频次参与介入中成为客观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其言行举止既代表鲜明的个体，更反映媒体群像，最终聚合成的主流媒体建设性新“人设”可以体现自身价值。

二、当前建设性新闻本土化的实践特征

“建設性”的内涵其实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中并不陌生，建设性新闻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相通的，是党媒发展的必由之路。[3]它为在中国语境下开展建设性新闻研究和实践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要较为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理解建设性新闻，最优方式依然是回归实践。检视当前在国内的实践发展脉络，才能进一步白描本土化的实现路径与痛点，更好地让这一新闻创新发挥时代所赋予的建设性作用。

（一）从单一监督批评转向复合式协商沟通

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是建设性新闻本土化的应有之义。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反映群众呼声，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新闻事业党性的标尺。在公共传播时代下，建设性地开展新闻舆论监督，要求主流媒体不再仅单向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批评报道，而要尝试搭建政府与公众平等对话的意见场，积极让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议题实现正向沟通协商，以理解促共识，促使问题的解决。

梳理近年来建设性新闻在舆论监督上的本土化演进，不难发现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媒体问政类。脱胎于电视公开述职的媒体问政，已成为不少地方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政府开展作风建设的“标配”。热度不减的背后，很大程度在于媒体抓住了政府补齐基层善治短板的现实需求。全媒体、集中式、有序性开展建设性问政，可以在较短时间迅速形成舆论合力，既走好群众路线为百姓发声，又“倒逼”官员正视问题、提升沟通能力，最终让事情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作为国内同类型栏目中的后起之秀，《问政山东》的成功出圈就在于契合了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公开监督机制的诉求。在高位推动下，每期在现场直面群众问题的均为相关厅局、职能部门、县市区政府的一把手，让问政的权威性、可视性得以保证。另外，“以问题为导向”的调查短片，通过大量的鲜活现场与同期镜头将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直接暴露在聚光灯下，引发百姓共鸣。加之现场主持人一针见血的追问，让政府官员在红脸出汗中强化责任担当。[4]事实证明，这种有序的建设性舆论监督，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让舆情可控，从长远看还能改善和提升政府形象。

二是政策解读类。相比问政類咄咄逼人的“火药味”，政策解读类则充满“知识味”。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间》是国内较早的大型改革政策解读栏目，开办初衷是要解决如何让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加快落地的问题。三年多来，《黄金时间》收视始终能在频道同一时段稳居前列，很大原因在于栏目从贴近性出发，以百姓的感受反馈政策的实用性，打造具有识别度的主持人IP。比如，在介绍江苏“不见面审批”政策优势时，收放自如的主持人从当时社会热议的“证明你妈是你妈”事件中巧妙切入激发公众兴趣，并在众多不见面审批政策里选取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业务，化繁为简介绍其便捷性。2020年，复工复产期间，为了向公众告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抗疫联防联动的具体举措，节目就“家住江苏，工作在浙江，跨区域上班要闯几关”等问题来凸显政策对百姓生产生活的现实指导。值得一提的是，节目中政府官员更像是“好物”鉴赏官，在有限时间内推荐政策的最大亮点，辅以体验与动画等短片，手把手教会老百姓如何将政策“为我所用”。此外，现场观察员的即兴点评与提问，让公众对政策的理解更加透彻。

三是公共调解类。作为媒体问政的升级版，该类模式侧重聚焦公共领域矛盾，强调分歧双方有充分机会理性表达观点，寻找解决问题的拐点。《向前一步》是北京电视台在2018年6月开播的一档城市公民与公共政策对话栏目。节目聚焦城市治理，主题涉及拆迁安置补偿、垃圾分类、文明养狗等方面。[5]与单纯从问责促解决的逻辑不同，《向前一步》的建设性体现在更关注双方是否有平等表达观点的机会。比如，对老旧小区占用公共场地安装电梯，有公众提出是否属于违建的质疑。政府工作人员现场不是冷冰冰的照本宣科回应，而是先抛开公职身份，仅从普通市民角度用真诚的态度表达个人观点，这种移情效应反映出媒体成功营造了双方沟通的良好氛围。《向前一步》的建设性沟通更强调换位思考。它抛开对立甚至对抗，也不简单粗暴将理解挂在嘴边，而是以互换角色的方式在实地走访体验里寻求共情，促使彼此在包容中向前一步，让解决方案有态度更有温度。

（二）从反映某一现象转向全周期介入

从国内现有实践路径看，建设性新闻活动更显现出一种稳定有序的姿态，以较为系统化的方式全程介入，最大限度地调动能够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利资源，实现其预期目的。

选题趋于类型化、垂直化。最初，无意识下开展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多以“件”为单位，特别是在一些具有社会广泛影响力的报道上选题往往具有偶然性。《南方都市报》被认为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在2003年其率先并持续关注报道了孙志刚案，让收容遣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放在今天看，这是我国建设性新闻报道具有代表性的范式，但这样的选题可遇不可求，很难做到持续性内容输出。为了降低建设性新闻选题的不稳定性，部分主流媒体开始倾向以垂类模式发展建设性新闻。选题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精细划分，既突出建设性新闻报道主题，又契合大政方针。

报道保障机制更为靠前。相当一部分中国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在开展报道之初就同政府、媒体内部达成了报道共识。比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时政新闻栏目《江苏新时空》，于2016年底开办了《污染防治在攻坚·263在行动》专栏（以下简称《263在行动》）。专栏以每周三期的播出频次聚焦全省各地突出环境问题，跟踪整改情况，同时还不定期以“回头看”形式，确保问题“不回潮”。开播四年多来，该建设性专栏为群众解决身边环境问题上万件，已成为江苏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品牌。《263在行动》能实现政府、媒体、公众三方共赢局面，在于利益关系方的诉求在专栏中找到了可契合的价值共通点。实际上，《263在行动》的开播背景，与江苏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际需求不无关系，特别是在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的现实环境下，党委、政府必须尽快找到全体动员、全民参与的“抓手”，形成以督促改的治污攻坚良性局面。在主要领导重视、相关政策支持下，建设性报道专栏变成政府意志的体现。为了让群众主动参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内部也形成保障机制，不断为专栏提供优质平台与资源。比如，将《263在行动》放置在核心频道、黄金时段、重点栏目，通过全网推送使得专栏的权威性、及时性、可看性得以最大化呈现，对动员有相同诉求的公众参与该节目有着积极作用。

用闭环机制保障报道效果。以结果为导向是检验建设性新闻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因此建立报道跟踪的闭环机制十分重要。以《北京日报》的《政府与市民》栏目为例，该品牌栏目在闭环机制的打造上具有双向特征：一是在相关问题报道中始终坚持有因有果，让受众看到专栏的有用性。二是不断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协调。从2016年开始，北京日报社陆续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建立合作关系，逐渐探索出一套舆论监督闭环系统——《北京日报》接受市民举报，调查报道问题，市委督查室每日下发督办单，属地及职能部门“接诉即办”及时整改落实，媒体再回访报道整改进展。[6]见报问题解决率从之前的50%增加至90%以上。

（三）从传统媒体平台转向全媒体矩阵

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是建设性新闻最宝贵的试验田，它在形式多樣的新闻报道中，先行探索并丰富建设性话语与建设性思维表达。当前，媒体融合步入“深水区”，本土的建设性新闻也被赋予了更多新媒体基因，探路融合表达。

从平台传播上看，建设性新闻在兼顾传统媒体平台的基础上，侧重转向新媒体端发力。除了不断加快自身新媒体平台建设，还“借船出海”，入驻国家级媒体官方新媒体账号和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商业平台，形成全媒体传播矩阵。从传播手段上看，建设性新闻更加强化服务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与“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契合度，开始大量引入类似网络直播这样更直观化、沉浸式的模式，媒体从业人员以网络主播的身份介入，增添互动体验元素。从舆论引导上看，更注重构建绿色舆论生态。以“帮忙不添乱”为准则，一方面要求记者在介入过程中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公平公正报道。另一方面强化后方编辑力量，特别是对公众留言等诉求进行整理预判，侧重在新媒体语境下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开展有序舆论引导，用活用透主流媒体“建设性”标签IP。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的建设性新闻实践之路贵在其整体性发力。该台对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闻栏目和监督类专栏都提出了正面积极结果的导向报道要求，同时创办了一批具有社会治理意含的专栏，逐步构建起“建设性新闻+建设性专栏”的传播格局。这些传统媒体产制的建设性资讯产品又反哺新媒体平台，做到“一鱼二吃”。旗下新媒体品牌“看苏州”也在建设性新闻报道上有不少“自选动作”。2019年，“一槌工作室”独家策划专题《迪士尼，谁给你的特权？》剑指上海迪士尼乐园翻包检查行为。事件报道不局限于进展本身，它更加注重与律师、消保委的沟通，向老百姓普及更多相应法规，唤起大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持续跟进报道引发中央媒体关注，最终促使部分入园通道改以X光机安检代替人工翻包检查。

三、建设性新闻本土化未来发展的原则

不难发现，上述建设性新闻本土化的成功实践，动因与促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依靠媒介开展社会治理的开放程度与包容程度相关。主流媒体既是建设性新闻的“出题人”，也是“答题人”，答好题的前提必须是建立在政策高度支持、部门协同联动等一系列保障基础上。所选话题要典型性与实用性并重，IP符号化特征明显，才有可能赢得流量、获取掌声。当然，现阶段建设性新闻仍以碎片化方式开展实践，缺乏系统性的指导范式。不过随着实践不断深入，建设性新闻本土化的理论内涵会愈加丰富。笔者认为，主流媒体在开展更大范围有益实践时应考虑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要寻求政府层面更多支持

建设性新闻一定是在持续推动下才能形成有影响力的新型新闻。现有情境，单靠主流媒体一己之力实现其可持续性并不现实，甚至还会增加“夭折”的风险。实践证明，开展建设性新闻报道必须要调动更多政府要素资源。这就需要主流媒体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需求点出发，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以更开放的姿态让建设性新闻拥有更多实践的空间。

（二）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要寻求多样性表达

从现有媒体实践情况看，多数建设性新闻的表现形式已出现同质化，集中在以演播室为载体的场域沟通和舆论监督类的建设性报道上。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上，如何在表现形式上再创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譬如，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系列微纪录片，记录了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体验一天送外卖的感受。这种互换模式，既为领导干部提供了下沉到群众体验的机会，也将外卖配送中对骑手不合理派单等问题反映出来。真实鲜活的现场、外加短小精悍的篇幅利于建设性内容在各平台分发，达到“一鱼多吃”。

（三）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要更加注重效果评价

总的来说，建设性新闻的价值在于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其评判标准在于政府层面与公众层面。因此，建设性新闻。一是要避免在话语表达上自说自话与自我感觉良好，而未能真正地站在双方角度诠释建设性新闻的应有之义。二是要辩证地看待“以用户为中心”，在建设性新闻实践中，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巧妙通过视听语言的方式让讨论的话题更具吸引力，避免用“耸人听闻”等噱头方式制造轰动效应，损害建设性沟通双方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常江，田浩.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J].中国出版， 2020（8）：8-14.

[2]李林容，陈成.必要的思考：建设性新闻的文化意蕴[J].编辑之友，2020（4）： 79-83.

[3]吴湘韩.建设性新闻实践：党媒发展的必由之路[J].新闻与写作，2020（2）： 21-27.

[4]原宝国，田进.现象级电视问政类节目《问政山东》养成记[J].中国记者，2019（9）：52-57.

[5]陈静.新时代电视问政节目模式的创新——以北京卫视《向前一步》为例[J].青年记者，2019（27）：69-70.

[6]赖薇.党媒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新探索——以北京日报《政府与市民》版为例[J].新闻世界，2020（4）：37-40.

（责任编辑：黄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