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心雕龙》的批评观分析历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潮。不同于以往的批评体系，刘勰在吸收了前人“文如其人”等观念的同时，进行了更进一步地推进，形成了“圆融汇通”的文艺批评观。《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虑周”系统性的文学著作，各篇之间有着互相联系的内在理路，想要探讨全书中所表现的整体文艺批评观，便需要了解刘勰构建其“批评论”的整体原则，以及《知音》中的具体批评方法，同时看到《宗经》《征圣》等经学视域下的预判式的文之用心，这对于现在看待现有文化，推动文学发展都有着潜在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知音;批评观;宗经;《文心雕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9-0009-04

刘勰在论述《文心雕龙》中的批评观时，不仅以《知音》篇为管钥，打开了其经学视域下审美批判的另一层面，其《程器》《才略》等的具体论述也为学者提供了许多研究理路。现今许多研究者从《文心雕龙》中的审美意义出发，集中发掘其中的美学观念和鉴赏批判。但其实如果突破其诸如《知音》论中只论述“披文入情”的审美意义的有限理解，便可发现其经学视域下批判论的另一层含义。

具体来说，如果想要对《文心雕龙》的批评观进行深入探究，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刘勰的别有用心：首先，古之有关审美批评有过哪些具体论述渊源？其次，《文心雕龙》想要构建的文学批评观念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原则标准有哪些？最后，《文心雕龙》中的批评内涵是如何在《知音》篇中予以实践并形成刘勰所特有的预判式视角的？

从《文心雕龙》文本内容出发，其目的是从“知音”的角度来看待刘勰的基本文学观，探究其中的联系与发展。

从《文心雕龙》整体构建来看，便会发以《知音》篇为中心而论述的批评论，其本身就与创作论层层相扣，组成了一个具体的圆形体系。

其次，从具体方法而言，《知音》中所呈现的用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互契合来对对象进行批评，是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的模式创新。虽然《知音》篇侧重对“观文者”的探讨，但研究也不仅停留于此。当时刘勰所处的“后文学自觉”时代因文人自觉的出现和文人主体的改变出现了许多极端和狭隘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矫正其“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等的风气，从而规避“自觉”带来的经学权力的失落就显得格外重要，刘勰便是在这一层面来探讨其批评观对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势的引导作用。

早在刘勰之前，就出现以“人品论文品”“以意逆志”等完整的文学批评体系。但无论这样的批评观怎样成熟，刘勰都仅仅只是作为立论方法将其进行吸收。

要想“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便要从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契合，所以在研究刘勰批评观时，便需要抓住《文心雕龙》的整体文学思路以及在了解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史中进行整体关照，分析刘勰所思考的预判式批评之别有用心，从而更具体更全面地了解刘勰的批评观是如何将其经学思想融会贯通，又如何在把握古今的基础上具体的指导实践。

一、古之批评溯源

早在刘勰之前，中国的批评史便有了比较完整的发展体系，不仅有注重文本主体的选本批评等，还有更加关注作者本身的以人品见文品等批评观，到刘勰所处的时代，“知人论世”这样的批评方法开始广泛流行。

这些批评方法之所以能存在，其本身就有合理之处，其中所拥有的优点也成了刘勰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的重要理论源泉。

先秦时期，文学批评就已经慢慢出现。《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也。”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1]

从《论语》可见，一开始文学批评的出现，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灵活想象。他们虽然喜欢用即兴感悟式的文字来进行描述，但具体都是凭着通感来作印象式的批评。同时由于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书目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由此带来的便是“选本批评”的流行。

但它与印象式批评一样都处于文本式的批评视角，关注文学的形式美诸要素。正如方回所说的文章有“大判断”有“小结裹”，这样的批评视野如果过于锱铢称量，便容易流于琐屑饾饤，无法进行一个高屋建瓴的整体构建。而后以人品论文品的批评方式也出现在文坛之中。

诸如宋代的欧阳修提出“大抵道胜者则文不难而自至。”[2]便指明了人品对文品的主导作用。但这样对作家先入为主的认识容易忽略文本的审美价值，所造成的批评理论大部分便会流于简单化、公式化。

到了刘勰时代，文学批评流传得最广泛的便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即在评论某一作品时要首先了解作者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后来随着文学史实践的不断推进，“知人”开始逐渐演变成对某个人以后成长以及作用发挥的预判，“以意逆志”也可以包括通过文学实践来对文本中的“未来信息”进行解读，从而对作者今后在文坛的作用的预先判断。

因为批评活动，尤其是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掌门人”的话语权极大，故而他奖掖的人会拥有特别的影响力，所以“预判”式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文学史上就能与创作产生直接的现实效应。诸如唐代女诗人李季兰六七岁时作诗有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其父认为李季兰以后会成为“失行妇”，这便是一种预判式的“以意逆志”。

总而言之，古之以来的文学批评史在刘勰之前已经开始自成体系，而刘勰的创新之处便是，他并不是对这些批评观进行简单继承。他意识到，要对此进行再论述，便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某一方面的单独侧重，而需要更加注重整个文本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意义以及各方面的具体构建和融会贯通。

二、“还宗经诰”“融汇古今”：刘勰的整体批评原则

罗宗强在谈到刘勰的“批评观”时认为：“我们可以根据《知音》篇提供的线索，结合他对作家作品的具体批评，和他在《文心》各篇中零散的理论表述，来勾画出他的批评观的大致面貌。”[3]

反而言之，作为一部“包举宏纤”的理论著作，刘勰的批评观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部分的具体论述，而且分散于文本各处。那么，刘勰在论述以《知音》为主的文学批评观时，究竟是以什么目的进行展开的，又遵循着怎样的思维理路？

如若从整体原则上来把握，便不能用之前一以论之的潜在思维对刘勰的批评观进行判断。相比于钟嵘《诗品》中用意象批评法对汉魏以来五言诗创作进行理论总结，晋宋以来一直都存在着“尚巧似”的风气。

在这样的观照下，刘勰的理论是在对当时已产生的文论作品如《文赋》等感觉不满下产生的。认为他们“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而要往上寻根，他指出“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即诸如伏羲和孔子的圣人们都秉承着“道之于心”的自然之旨来进行创作，只有从自然中予以观照，了解以时序新变，才能产生“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原道》）的经典之作。同时，刘勰对圣人有着“妙极生知”的评价，认为他们能直接领会“自然之道”从而“变通会适。”（《徵圣》）那么这样的先在意识放置于批评学来说，便不是简单的“人外无诗，诗外无人。”龚自珍曾认为批评者需要将作者“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4]通通表现出来，才能称得上“圆满”，但是刘勰则与之不同，认为批评者应该从原有的角度出发，通过“宗经制式”，来规定雅正的诗文风气。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解读某个文本或是探寻作者的生平，而是面对着整个历史和传统来进行“预判”式的引领。

当然刘勰与其他批评家另一不同之处便是，他将这样的批评原则散见于全文，为《知音》的具体实践打下了基础。《论语》中曾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5]刘勰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认为文才和品德之间是有距离的，他在《程器》篇中评价杨雄、司马相如等人“有文无质”，但同时又强调“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刘勰对历代作家进行评判均能联系具体的历史实际，这就不同于“水月镜花”式的印象批评，作“个人性的心解式的阅读”。

同时，刘勰注意到，由于批评家的特殊地位，其自身的批评素养就显得格外重要，即必须通过“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来达到基本的批评标准，这也是接下来对《知音》进行具体论述的意义，即既强调其内理的源远流长，又强调同时代的文学风气。

且如《才略》篇中对曹植、曹丕所论述一样“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如果批评家从世俗功利、作家政治地位的高低等非文学因素进入文学批评，这并非真正的“知人论世”，而是批評家先入为主的潜意识而导致的错误判断。

这样，通过对《文心雕龙》的思想原则和具体论证的探讨，刘勰的批评观已经逐渐明晰。他的“预判式”思维不仅与宗经思想相互对应，也与他的文学通变观息息相关。

同时受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刘勰认为只有抓住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才能更深层次地发掘“文之用心”，从而回溯作者本义。

正如江淹拟作《杂体诗三十首》成功的关键，就是将“作品”和“诗人”融为一体，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平行时代的画地为牢。

刘勰在此基础上更加向前推进。他所强调的是在“博观”的基础上，以实际行动辨析、归纳作家特点，从而将内在体验式的批评，转换为外在的社会行为。那么，批评者在阅读作品时，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文本，也不仅是一个古代作家，而是整个历史和传统。

三、“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知音》篇之批评观的具体体现

通过对《文心雕龙》批评观的具体思想原则进行梳理和总结，可以窥探出刘勰建立批评观，是站在文学史的角度而做出的责任选择。

具体来说，便是要想进行文学批评，需将文本、人品、创作主体的文坛价值等融会贯通，从而让雅正之道自然流露。

那么，懂得了刘勰批评之旨的别有用心，再拾得《知音》这一具体的管钥，刘勰的批评观便能完整呈现了。

“知音其难哉！”[6]《知音》篇一开始便发出知音难寻的感慨，而后又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几种错误和偏向。

其中他所反对的“贵古贱今”，不仅是对盲目尊古的反叛，也代表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同时针对着“信伪迷真”“崇己抑人”的不足，刘勰发出感慨：“至于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况乎文士，可妄谈哉！”认为如果不具备基本的才识，便是不能胡乱议论。最后刘勰又指出“知多偏好”的现象，大部分批评家的肆意批评也间接造成刘勰“知实难逢”的有为而发。

不仅如此，从批评的客体来看，文学作品自身也有复杂性和不可意会性，所谓“夫麟凤与鹿难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

刘勰用辨别有形的器物加以对照，从而对文学作品中的精神现象进行深掘，指明了文学作品“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的特点，文学创作其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精神生成过程，就更难于批评了。这便超脱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认为如果想要对其进行文学鉴赏的批评，就必须要关注文学自身的特点，同时针对着“篇章杂沓，质文交加严”等现象，指出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去揣测作家心理，而要发现文学的潜在规律，从大局意识对其内在进行把握。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音呢？“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一方面，批评者需要在“博观”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大量作品来提高自我修养。这不同于曹植所说的“有南威之容，方可议于淑媛;有龙渊之利，方可论于断割。”认为评论者只有自身具备高超的创作能力，才有资格去评价别人。刘勰更多强调的是接受者的接受素质，即博观、圆照。

只有了解了“乔岳”之高和培塿之卑，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且人因有先天和后天条件上的差异，刘勰意识到批评之内的并没有绝对公平，只有从“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六个方面来对批评予以推进，才能避免“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的现象。这样的六观便以经典为源头和归依，通过“观”其文进而“观”其人，以“深识鉴奥，欢然内怿”为途径来培养批评者的鉴别能力和战略眼光，从而会通适变，自然而然地达到“文律运周”。

艾布拉姆斯曾在《镜与灯》中提出过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为文学四要素，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刘勰《知音》篇中所显现的批评观是从这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和推进的，如他提出“披文以入情”“六观”，是对批评者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

而作者也应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程器》）这样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中国古代诗文评中的其他批评范式，是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观照与衡量，它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学欣赏方面，而是要为文学创作“立法”，从而建立起具有严肃性、正统性和权威性的文学批评。

四、“圆照博观”“知音见异”：刘勰批评观的

整体关照和意义生成

在梳理了刘勰批评观的构建原则和具体方法后，其《知音》篇所显示出来的整体批评观的理论意义也逐渐明晰。首先，刘勰在对《文心雕龙》进行整体构建时，曾明确提出把“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作为文学实践总体范式，那么刘勰的批评观，便是建立在希望“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基础上。且他作为“一位用心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家。”[7]更希望从文学创作的现实问题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上阐明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并将其应用于批评实践中。由此，刘勰对批评者便有着引领风气的期待，渴望他们能为文学发展筛选出能够“长辔远驭”的文学作品，从而促进“文道合一”，用文学的发展来激活经学的经典意义。

刘勰的整体性思想，一开始便是从捍卫儒家思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出发，是对之前批评观的融会贯通。諸如刘勰说的“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总术》），便是对“行云流水”“羚羊挂角”形象式譬喻的补充。

同时，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中，刘勰也看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可沟通性，他以“六观”为具体实践，从批评者的角度而言昭示了接受主体的地位，并表达了“缀文者”须有明确的读者意识以及对于实现作品潜在价值的期待。

由此，面对“近代词人，务华弃实”的局面，刘勰在《程器》《指瑕》《才略》中发言“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并主张“君子藏器，待时而动”。这样将其“逆”之，批评者也应该用有一定的素养，从而沿着作为意义载体的“文”，去发现贯通未来的价值。

在如此的先见意识上，刘勰在《知音》篇中以“知音之难”为角度，为其批提供了详细的实践指导。刘勰早在其他篇章中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品评，就已经发现了“批评论”中“知音难逢”的现实。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不仅知音难逢，做到知音也是困难的。但刘勰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提出了成为知音的门径，即在“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的基础上，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

紧接着，他又提出理解作品的方法，即从六观的角度进行推进，既要扣住文本本身批评，同时也要将其与同时代其他文本以及此前文本综合比量。这样，刘勰的文本批评便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还与文学史担当相呼应和。

这也使得“六观”与“博观”中的“观”，有着一定的高度和距离。“博观”为批评者提供了批评的视野，“圆照”造就立体的审视维度，“观”不仅仅是局限的“观”，而是纳入文学史的“观”，是建立在未来文学史的理路上的观。“知音”的目的，也不局限于“批文见情”，而应从文学鉴赏和批评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甚至是整个文坛的发展进行引领，从而保证其方向上的正确性。

总而言之，刘勰的批评观作为刘勰构建其整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具体批评过程的规范，也是对其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体现和宗经思想的自然流露。是他在其“还经宗诰”的潜在立场上所进行追根溯源的预判式指导。这样的批评观，超脱出了表面上的指导意义，不仅有着对应全局的内在作用，也表现出了刘勰渴望“正本清源”的别有用心。

五、结语

综上所述，刘勰以《知音》为代表的文学批评观并不仅仅只建立在审美层面，而更强调其“预判”性，是在文学作品里发现未来，发现文学原本之道。

如果回望文学史，便会发现这样的“预判”式批评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文坛力量之所以能成长，一部分原因是批评者的发现与培养。而要成为好的批评者，便需要从表面现象出发去掌握规律，用“预判”式批评来进行应客观审视。刘勰慨叹“令德嗤埋”“涓流寸折”，便是对理想阅文着的呼唤。渴望真正的知音的“见异”，从而对有价值、有前途的文与人的发现。而所谓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式的批评并非完全想要还原作者本义，而是理解了作者的意图下，看到其中的自然之旨，发现可以引领当下和未来的文学规律。

在这样的思维下，他的批评观便不仅仅只考虑的“纸面”上的好与不好，而是历史地系统地观照，其目的是为了尊重文本真实的基础下给予文学“经学”的权力，从而确立正确的文学秩序。这不仅超脱了批评论本身，也融合了其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无论对当时的文学风气还是现如今的文学现象，都有着指导和引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9.

[2]李逸安.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664.

[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284.

[4]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J].语文教学通讯，1986，（06）.

[5]杨伯峻.论语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6.

[6]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5：382.

[7]郑伟.《诗》学传统进入当下的路径[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2）.

作者简介：李婕雅，女，汉族，湖南益阳人，山西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