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对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也在实践中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5 - 0013 - 10

收稿日期：2021 - 07 - 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20AZD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颜利，男，湖南岳阳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批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世界哲学》主编，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会副会长、法人代表、秘书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

哲学、党建、文化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1]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新阶段，为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根本指引。

一、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导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2]64，“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3]426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立足本来，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坚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要面向未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还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坚定文化自信

人类社会发展史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成果积累的过程，也是思想文化沉淀和传承的过程。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文化凝聚着本民族对世界的共同认知和感受，凝聚着本民族深层次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了极大挫败。在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都失败以后，1915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而激进的反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确找到了民族衰弱的关键原因所在，其开启民智、解放思想的作用是积极有益的，在当时唤醒了一大批有志的中国青年。但是，这一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对中国人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挫伤是非常深远的。由于中国上百年的积弱积贫和屈辱历史，加之现代化的脚步也比西方国家慢了好几百年，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了民族自信心，但其效果还是远远不够的。有鉴于此，如何真正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振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心，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文化的认識，并提出了文化自信理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文化在国家、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文运与国运、文脉与国脉的血肉联系。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32。由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并将其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并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举措。所谓文化自信之“文化”，乃是指“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历史发展形态之中，展现了中华文化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历史逻辑。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源流形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形态”，是中华文化现代化转型第一阶段的现实产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形态”，至今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化发展中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的先进性与人民性是内在统一的，“为谁服务”是判断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文化战线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文化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6]具体到中国当时的语境，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要为由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文化工作者应当坚持的根本立场。只有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才能保持文化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属性。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及时地统一了革命斗争中的文化战线，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力量。其后，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工农兵方向。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影响，一些错误的思潮在文化领域开始呈现。为此，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特别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7]。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导原则，这就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科学文化建设和发展再次明确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坚持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来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的冲击，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中又存在着思想不纯、内容质量低下等少数不良现象。为了再次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专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唯一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反复强调要继续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艺”[8]13，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显然，这篇讲话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辨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11。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文化创新发展领域的具体表现，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实践和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是唯物史观对文化问题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9]41。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创造活动，不能脱离于物质生产实践而独立存在，它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首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中国的近代历史具有特殊性，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被迫打开国门的殖民侵略中开启的，因此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有时候甚至是尖锐和激烈的冲突。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文化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文化又具有自律性，有自身的历史惯性，它是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历史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对人的行为、习惯、生活和态度具有深厚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化本身具有与社会经济基础变革不完全同步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一般而言，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往往落后于社会转型。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发展，落后文化阻碍和制约社会发展。文化转型是最深刻的社会转型。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顺利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

其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中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實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0]。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使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相适应，要使文化上层建筑适应于社会经济基础，而不是与此相反。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项伟大事业需要汇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形成全民族的思想共识，也需要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支撑，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智慧的同时，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我们要“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9]44。

再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有利于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民族团结，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以人为中介来实现的，因为人民群众是在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当文化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候，是因为文化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没有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和思想观念水平;当文化促进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因为文化能够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主观能动性，从而推动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进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164，“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3]313。

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法

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法：首先要区分辨别糟粕和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要坚持创新，结合时代需求和特点，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再次要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一）辩证取舍，提炼精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良莠不齐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11]。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同时完善和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56

阿多尔诺说过，“历史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体”[12]。文化发展也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我们既要避免犯文化复古主义的错误，也要避免犯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体现在，我们要继承那些优秀的、超越时代的文化遗产。正如马克思论述经济革命时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要抛弃历史上积累的社会生产力和文明成果，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只是抛弃传统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力是连续的。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也是如此，要克服一切与私有制相适应的剥削的、自私自利的观念，而那些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的文化则需要继承。在这一点上，列宁的认识是深刻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在空中楼阁建立起来的文化，而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3]。文化的非连续性体现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与小农经济所决定的传统文化观念决裂，诸如封建的等级纲常观念，以及“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小农观念。这些剥削阶级思想和小农思想与社会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相抵触的，因而必须加以清除。中华文化需要调整、丰富和提高，就要建立超越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涅槃。这里，要调整的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左的文化观念，要丰富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原本没有的内容，要传承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以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提高其真理性和科学性。

关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继承什么遗产、如何继承遗产等问题，持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但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利于当代社会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提高，这样才能算是对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真正继承。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2]164观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格修养、价值追求、思想道德、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的精华，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根据“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紧紧围绕这些核心思想理念逐渐展开，不断深化，与时俱进。

（二）创新形式，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五千年而不中断，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兼容并蓄、不断开拓创新的文化品质。中国共产党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则进一步强调“创造性地继承”，要在扬弃中继承，并进一步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于继承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现代转换，使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接，并最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融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和生命，是文化保持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创新才能真正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一方面，通过现代性阐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间接创新。任何领域的创新都必须在继承已有的传统上进行，否则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古代有“注经”“注疏”“评点”“批注”的传统，这既是一种传承传统文化经典的方式，也是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在注述中，由于述者基于自己的立场或时代需要去阐释，因此往往也会产生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比如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名为作注，实为郭象在阐述自己的儒学思想，即以道家观念解释儒家学说，如把仁义礼乐解释为人性所固有，提出“名教”是基于“自然”的观点。事实上，这也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后来的宋明理学具有启示意义。因此，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激活与创新，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提出新的概念、新的观点，通过与时代结合，对传统文化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9]42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和理论体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直接创新。中华文化转型的困难之处根本在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与封建制度的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农业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当代中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生产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社会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因此，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否则，失去现实基础的传统文化将会被历史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内容的创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发展出新的中华文化形式，这才是“创新性发展”的本义。文化形式层面的创新是浅层次的，内容创新才是更实质更深刻的创新。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也一定是思想、理论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时代的发展呼唤新的思想文化和哲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抓住时代机遇，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要创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与世界的当代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也要加强创新，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创新绝不是脱离实践、远离时代的虚伪建构，而是要在当今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并在这样的规律基础上指出文化发展的方向。”[14]通过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文化形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深度融合，是实现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文明永续传承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坚持正确方向，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

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先进文化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之，腐朽落后的文化则阻碍社会进步，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因此，要维护和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其特有的内涵，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全面把握这一科学内涵。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不断加深，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日益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故步自封，而要面向世界，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一步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我国文化发展也要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相适应。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属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当代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回答一个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前进的方向性与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312这一表述就是对文化发展的旗帜、道路和目标问题的回答，而贯穿其中的核心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指导地位。思想、价值等意识形态观念的多元化指导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扰乱中国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多元的，而是遵循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向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唯物史观正是对这一规律的科学揭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保持中国文化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当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化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丰富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只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根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才有稳固的基础和前提。正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之‘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之‘根，西方文明成果是先进文化之‘养分。”[15]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实现。

再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国学教育，本应加以鼓励和支持，但如果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指引，难免会南辕北辙。以当下的“国学热”为例，当今社会的“国学热”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缺乏正确的方向指引。国学的内涵很复杂，包括“从古代到今天的衣冠文物、習俗、家训、善书、谱牒、礼仪、语言（含方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伎、音乐、歌舞、戏剧、绘画、书法、思想、心理、信念等”[16]99-100。然而，现在很多人对国学的丰富内涵和传统文化的精髓认识不到位，把封建糟粕和封建迷信等看作国学，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算命、风水学习班等。而目前兴起的女德学习班、蒙学读物和现代私塾等，其中的真假好坏难辨。因此，党和政府以及家庭、媒体等，要从正面去引导人民群众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指导方向和辨别依据，通过规范的学校教育教授传统文化的精华，真正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三、习近平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从实践上全方位地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展开，三个层次互为依托、相互融合，高度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标准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道：“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171不仅其每一条准则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相应的思想渊源，而且其家国同构的逻辑延续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礼记·大学》提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修身。儒家认为，个人修身层面上的问题一定会渗透到社会的层面。一个人的品行，首先外化为家庭和家族关系的处理上，进而延展到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修养、家族的和谐发展与整个国家和谐发展是相通的，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

传统文化这种家国天下体系的整体性观念对社会的和谐安定具有积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继承了其家国同构的内在逻辑。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对修齐治平等传统思想的简单继承和复归，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2]169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天下大同”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讲话中引用和阐发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大同”理想来表达关于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形成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礼记·礼运》描绘了中国古人“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社会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只爱自己的双亲，不只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赡养，壮年人有工作做，幼儿能得到抚育，年老丧夫或丧妻而孤独无靠的人及残疾人都能得到照顾与优待;男人都有自己的职分，女子都能适时婚嫁;爱惜财物、民力，但绝不据为己有。因此，阴谋诡计不能得逞，盗窃和乱臣不会产生，外出不用关门，这就是大同社会。[16]13实际上，这个“大同”社会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还没有私有财产，还没有家庭，还没有阶级的对立，还没有道德，也还没有战争”[18]。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状态下，作为约束和规范性的“礼”还没有出现，这个时候的社会秩序还是一种自发但和谐的社会秩序。在《礼记》中，与这种社会相对的另一种社会是“小康”社会，是指一种需要“礼”来约束和规范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存在私有财产的，因而也有家庭、阶级的对立以及战争。从“大同”到“小康”，意味着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开始走向了人为规定的社会秩序，不过这种社会秩序是有阶级存在的社会秩序，是对前者的否定，只有再经历一个否定，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的社会，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天下“大同”。

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传承和坚实综合国力的大国，中国有责任有意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3]53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19]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治国理政之中，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古代“世界大同”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大同”理想有相似之处，却不能完全等同。“大同”理想说到底还是一种崇古的思想，即对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前阶级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向往。因此，從“大同”理想的角度来看，似乎原始共产主义之后的阶级社会不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而是一种“礼崩乐坏”的历史和文化的倒退，这显然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必然趋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现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而提出的思想理念，借鉴了古代“大同”理想形态，但和“大同”理想又明显的不同，是“大同”理想的螺旋式升华。

（三）生态文明思想对“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2]208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20]。在继承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4]360的思想。

中国传统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物质生产实践与人的生存发展具有直接的一致性，人对自然天然地具有密切的依赖关系。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下，人们产生了对某种外在必然性的感悟和遵从，形成了原始朴素的“敬天”“畏天”“知天”“事天”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来源之一。此外，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道法自然”的本意是指处于最高层次的“道”没有其他可效法的，是“自己本来如此”的。然而，随着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广泛使用，“道法自然”也就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国人民大力建设生态文明时，继承发展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我们知道，古代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更多是向内的，这种基于农耕经济提出的思想理念与社会治理几乎没有关系，而是指向人的品德修养、思想境界所要达到的高度，是一种与社会化无关的个人理想。然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现代社会治理理念。他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4]359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经济的永续发展角度出发，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9]50。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涉及社会经济发展、人的发展与生态治理等各个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指向单一的人与自然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丰富而全面的体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

民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思想。“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等古训，表现出对人民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以及对人民利益的维护。孔子最重视的是“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经典命题;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管子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民为本”（《管子·霸言》）;唐代房玄龄有言：“天地之大，黎元为先”（《晋书·宣帝纪》）;等等。

对一个封建政权而言，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是维系政权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不把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好，这个国家必然大乱，政权也就难以维系。统治阶级的权力只有在保障了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惟邦本”是就政治统治的手段而言的，而维护封建君主的政权统治才是其根本目的。如此一来，“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和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就有着根本的不同。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民惟邦本”中的人民，仍旧是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对象，是作为客体存在的人，自然也称不上是国家的主人。所谓“重民”，实际上是“治民”“驭民”。由于时代的局限，“民惟邦本”还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一种观点，但从某种意义上，它又埋下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的种子。

中国共产党作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某种契合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党的人民立场的基础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他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154，人民立场是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他还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2]154，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8]13，经济工作与社会民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1]。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全面依法治国方针对传统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包括“全面依法治国”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9]38。习近平法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克服了传统法治思想中的不合理成分，汲取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精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主要以儒家的“德法并治”说和法家的“以法治世”说为代表。儒家法治思想强调“礼主刑辅”“德主刑辅”。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德治教化思想，这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来源。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所形成的法律学说是伦理化的法治体系和法律文化。自儒家学说被确定为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之后，这种礼法并治、德法并治的伦理法体系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法治思想，统治者大多奉行“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名例律》），至今仍对中国的法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法家学派的思想家则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强调“缘法而治”（《商君书·君臣》）。不论亲疏贵贱，遇到要决断之事时，皆以律法为准绳。法家认为，法具有明辨是非、教化民众、强国安民的功能，所谓“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管子·禁藏》）。因此，法家提倡以律法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在法律面前，天子与庶人平等。显然，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不管是“以法治国”还是“德法并治”，传统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治民”，从而维护君权，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则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坚持制度之治，抛弃了传统的国家治理中的人治思想和特权观念。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观。全面依法治国从根本上不是为了统治人民，而是为了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全面依法治国也克服了传统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给法律带来的挑战。其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辩证地处理好法、情、理的关系，为“以德治国”注入新内容，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真善美的方向，因此应当成为人民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六）脱贫攻坚发展理念对小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全面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经济建设目标已经达成。然而，为了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提醒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为这一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小康”是《礼记》中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指向人民物质生活富足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中国古代社会，西周时期就有了“小康”一词，《诗经》有言：“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詩经·大雅·民劳》）宋人洪迈所著《夷坚志》亦云：“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西汉礼学家戴圣伪托孔子之名，编纂了一部《礼记》，其中提到夏、商、周建立的“家天下”时代就是“小康”社会，显然这是一个奉行礼制、讲求礼法的社会。“小康”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儒家认为，社会要安定有序，就要遵守礼法;法家学派的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即只有在人们物质生活基本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提出精神文化方面的要求。这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也因此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脱贫成为需要补齐的一个突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脱贫开发工作是我们的一个突出短板，要举全国之力抓好，确保到二○二○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2]。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强调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脱贫攻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要要求。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召开了七次专题会议，对脱贫攻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我们终于结出了硕果。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3]。因此，原本只是停留于理想层面的“小康”目标在当代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理念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传统小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传统重民、爱民思想在当代的生动体现。

參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4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9.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0.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7.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3.

[12]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62.

[13]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5.

[14]姚新中.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方法论思考[M]//张岂之.中华文化的底气.北京：中华书局，2017：87.

[15]高奇.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M].北京：中华书局，2018：381.

[16]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78.

[18]冯友兰.冯友兰文集：第十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7：73.

[19]杨晔.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N].人民日报，2018-04-09（01）.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44.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6.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6.

[2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

Xi Jinping's Contributions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eng Yanl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build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not only put forward the guiding principles and basic method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but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practice.

Key words：Xi Jinping;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creative transformation;innovativ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