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丽君

摘要：主要从简文字迹与竹简的分篇及编联缀合、简文字迹与字体风格的辨析、简文字迹与书手差异及抄写水平三个方面，归纳、总结了学界关于战国竹简字迹的研究成果。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今后战国竹简的字迹研究予以展望。战国竹简字迹研究应从局部性分析转向综合性探讨，以实证分析为基础，以书手档案建设为把手，从而推进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竹简书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古文字;竹简;字迹

近几十年来，战国简牍不仅出土数量众多，而且有不少内容可以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国内学界对竹简的编联与缀合、单篇简文的字迹、不同区系之间的用字差异、字体风格的辨析、抄手的书写水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拟从竹简的分篇与编联、字体风格、书手的差异及抄写水平三个方面，对战国竹简字迹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把握战国竹简字迹研究的整体状况。

一、简文字迹与竹简分篇及编联

总的来看，通过简文字迹而实现对战国竹简的编联和缀合，在上博简、郭店简、新蔡简等战国楚简的整理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它主要集中于简文的分篇、单支简顺序的调整、简文缀合等方面。裘锡圭在《上博简〈相邦之道〉1号简考释》一文中指出，《相邦之道》中的1、3两号简的字体，虽然与2、4两号简的字体接近，但其“事”字（两简均有此字）皆讹为上部似“昏”之形，而2号简中的“事”则是正常写法。因此，它们似不大可能属于一篇，1、3两号简不应编入《相邦之道》篇[1]（P68-72）。单晓伟的硕士学位论文《新蔡葛陵楚墓竹简编联及相关问题研究》从编联入手，在对新蔡楚简进行系统整理和比较的基础上，以竹简形制、简文字迹、辞例比勘等为依据，对部分残简进行尝试性编联。该文精选了晏昌贵已编联的十二例和作者所编联的二十七例，逐条进行分析[2]。由于新蔡楚简出土时残损严重，给简文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从这一点上来说，单晓伟的相关探讨无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刘传宾的博士学位论文《郭店竹简研究综论（文本研究篇）》，从篇章和残简两个方面，对郭店竹简的编联、拼合研究分别进行了综述，基本囊括了以往学界对郭店竹简的字迹研究、文字的国别及地域研究的成果。该文不仅汇集各家观点，而且参以己见，收集材料全面，所下按语精审。因此，如果想要从总体上了解学界对郭店竹简字迹研究概况的话，此文应是重要的参考[3]。

需要指出的是，李松儒曾长期致力于战国竹简字迹的研究工作，其硕士学位论文《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4]、博士学位论文《战国简帛字迹研究——以上博简为中心》[5]均是以战国竹简字迹为研究对象，同时，她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战国竹简字迹研究的论文，如《郭店简编联二题》[6]、《上博简字迹研究札记二则》[7]等，为战国竹简的字迹研究作出了较大贡献。此外，陈剑[8]（P24-37）、贾连翔[9]（P229-245）、沈培[10]（P303-306）等学者，也对单篇简文的编联、分篇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

二、简文字迹与字体风格

目前所见到的战国竹简，大都出土于楚地，很多简文均具有明显的楚系文字特征，因此，大多是以楚简来命名。不过，通过对多批竹简文字的细致比对，学者们发现其间亦存在着非楚文字的因素，而且这种现象在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中均有出现。从简文字迹、字体风格的角度来审视的话，其中的一些篇章应不是严格的楚文字抄本。

首先看郭店简。最先关注到楚简中存在非楚文字因素的是周凤五先生，他在《郭店楚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中指出，《语丛》一～三中的字体，具有齐、鲁、三晋、中山等国字体的特征;周先生还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的底本估计出自齐国儒家学者之手，传入楚国为时尚暂，未经辗转抄写“驯化”，因此，保留了较多齐国文字的本来面貌[11]（P53-63）。现在来看，周凤五对郭店楚简中所存在的非楚文字因素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他所提出的文字“驯化”观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并对竹简文字的国别和地域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冯胜君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他在《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一书中指出，郭店简中的《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中的《缁衣》，均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12]（P255）。冯胜君在《谈谈郭店简〈五行〉篇中的非楚文字因素》一文中认为，郭店简中的《五行》也不是典型的楚文字抄本，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非楚文字的因素[13]（P45-52）。周玲、刘志基对此持不同见解，作者指出，郭店简《五行》中所存在的文字异写情况，并不能证明它已经具备了非楚文字的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因为《五行》是由不同的抄手抄录完成的，并且这些书手在抄录时存在着文字的避复心理[14]（P27-38）。

其次看上博简。随着近些年上博简的逐步公布，学界开始对上博简的字体风格进行探讨，特别是重点考察了《缁衣》篇的简文，并将它与郭店简中的《缁衣》篇予以比较。林素清在《郭店、上博〈缁衣〉简之比较——兼论战国文字的国别问题》一文中指出，郭店《缁衣》篇基本具备了战国楚系文字特征，而上博《缁衣》篇则是比较具有“非楚”色彩的，不过，上博《缁衣》也有楚系色彩的用字，如士作“”等。這些现象都反映出该文本曾经历不同地域之传抄，故或多或少保留着“多地”文字杂存的痕迹[15]（P83-96）。李天虹在《简本〈缁衣〉字体比较初探》一文中指出，郭店本《缁衣》的字体具有典型的楚文字作风，而上博本《缁衣》的字体则与齐鲁文字有较密切关系;作者进一步推测说，较之《语丛》三篇，上博本《缁衣》所用字体与齐鲁文字的关系更为密切[16]（P334-338）。可以说，对郭店简《缁衣》篇与上博简《缁衣》篇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先秦时期《缁衣》文本的传布与传抄情况。

最后看清华简。清华简中的非楚文字因素主要体现在《保训》和《良臣》两篇简文中。刘刚在《清华叁〈良臣〉为具有晋系文字风格的抄本补证》一文中指出，《清华叁〈良臣〉》可能是楚国人用晋系底本抄写而成的，保存了大量晋系文字的字形特点和用字习惯，是具有晋系文字风格的抄本[17]（P99-107）。李守奎在《〈保训〉二题》一文中认为，《保训》篇众体杂糅，羼入他系文字特征，与实用书体有所不同[18]（P78-86）。冯胜君在《试论清华简〈保训〉篇书法风格与三体石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从书法风格上看，清华简《保训》篇简文接近于战国齐鲁地区的三体石经，是具有齐鲁地区特征的楚文字抄本[19]（P92-98）。福田哲之的《清华简〈保训〉与三体石经古文——科斗体的渊源》则认为，《保训》并非使用通常简牍的俗体，而是使用了具有特殊用途的雅体，由此可以推测，三体石经的古文也位于这种雅体的脉流之中[20]（P47-61）。

总之，经过诸位学者的考释、分析，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中所存在的非楚文字状况现在已经基本明了。关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则正如福田哲之所言，书法风格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地域特性进行判断，需要从广阔的视野进行考虑[20]（P47-61）。我们认为，同一批简文中之所以会存在着多种字体风格，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如底本的状况、抄手的水平、文字的避复等。冯胜君在《从出土文献看抄手在先秦文献传布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楚人在抄写来自他国的文献时，可能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抄手所面临的底本是已经完全被“驯化”为楚文字的写本;另一种可能是抄手所面临的底本是一个尚未“驯化”、保留较多他系文字特点的文本。在面对后者这种情况时，抄手会作出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在抄写过程中尽量将底本中的他系文字特点转化为楚文字特点;另一种选择是抄手较为忠实地复制底本，尽量保留原底本的本来面貌[21]（P418）。刘传宾则指出，同一抄手书写的简文，却出现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当然不能排除抄手具备书写多国文字的能力，但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恐怕是受到了底本的影响[3]（P160）。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文字的避复、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转移等因素。林素清认为，大量的异体字和错讹字存在，除了反映抄写者的水平外，不同地域（文化）的转移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15]（P96）。

三、简文字迹与书手差异及抄写水平

冯胜君认为：“抄手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字迹，字迹是我们区别抄手的唯一标准”[21]（P416）。可以说，通过对简文字迹的研究，来判断抄手与抄手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及其抄写水平，是战国竹简字迹研究的又一重点。

首先是关于抄手之间的差异性研究。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同一批次简文中，篇章与篇章之间的抄手存在着差异性;二是在同一篇简文中，单支简之间的抄手也存在着差异性。前者如李守奎的《包山卜筮文书书迹的分类与书写的基本状况》，此文按照书写的整体风格、常用字或常用偏旁的独特构型、构字笔画的变化、文字异写四个标准，判定包山简中包含八个书手的手迹[22]（P63-67）。此后，朱晓雪的《包山卜筮祭祷简字迹分类分析》[23]、沈成彦的《包山楚简笔迹研究》[24]等，在李守奎论文的基础上，对包山楚简字迹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与细化。李松儒的《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根据郭店简字迹特点，将郭店简分为五类[4]。李零在《郭店楚简校读记》一书中，根据郭店竹简的字体、形制，也将郭店简文分为五类[25]（凡例，P4-6）。两位学者与周凤五分类[7]（P53-63）、[26]（P195-221）的不同点是在于，他们将周文中原先归为第一类的《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剔除出去，另归一类。贾连翔的《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通过分析清华简一到五中的27篇文章，发现其中包含13种字迹，作者指出，这13种字迹虽然风格有异，但整体来看，均表现出了较高的书法造诣，其书手的整体水平可见一斑[27]（P173）。李松儒则对单支简之间抄手的差异性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作者指出，上博七《吴命》的简2与《子羔》具备同一字迹特征，简5与《竞公疟》为同一书手抄写[28]（P129-134）;《志书乃言》简8的字迹与《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的部分字迹相同等[29]（P43-52）。

其次是通过研究简文字迹，判断书手的抄写水平。学界曾就郭店简中所存在的抄写错误问题进行了讨论，观点分歧较大。裘锡圭认为，简文字体的风格是粗草的，其文字有许多基本的错误，说明抄手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并进一步分析说，郭店简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乃是由于水平不够，而不是粗心大意。李学勤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他指出，与郭店简相比，有些出土文献的书法水平较高，说明抄手是技术高超的职业抄手，但漂亮的书法并不一定意味着文献抄写得正确[30]（P127-128）。熊佳晖在《郭店简〈五行〉篇的成书方式与书手文化水平探析——由物质性与文本说起》一文中指出，从现有的出土文献来看，在文化普及程度有限的战国时代，可能还存在着文化水平不高的抄写者[31]（P91-101）。李松儒在《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中则指出，郭店简中出现的错误只是偶然现象，并且与抄写底本也有很大关系[4]（P30-31）。李家浩认为，郭店简中的错误可能是因为书手对其他国家文字比较陌生的缘故，并非是书手的文化水平低[12]（P254）。

我们认为，书手的抄写水平至少应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抄手的个人书写能力;二是所抄文献的底本状况。就战国竹简抄手的书写能力而言，有些书手受教育的程度可能并不是很高。李峰在分析铜器铭文的书写时指出，其书写具有精英指向性[32]（P112）。就此而言，战国竹简的书写可能同样具有“精英指向性”，即简文的抄写者应当受过专业的训练;同时，也不排除有水平较低的初学者。就所抄文献的底本而言，它也是影响书手抄写的重要因素。底本中可能本来就存在着一些错误，书手在抄写时未加甄别而直接照本全抄，以致于形成了现在的面貌。同时，抄手所面对的底本可能輾转抄写于各地，受到多地文化的影响，导致其文字情况比较复杂、字体风格多样，不免会掺杂有他系风格特征的文字，抄手对底本中的这些文字比较陌生，因此，在抄写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用笔失误的情况。

从战国竹简字迹的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在竹简的形制、文字风格的辨析、书手的差异及抄写水平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从整体上看，目前战国竹简的字迹研究往往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微观剖析，而缺乏宏观层面的统筹观照。有鉴于此，这里对今后战国竹简字迹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简文的笔画特征、文字使用情况等，对每位书手的个性特点（如书写风格、用字习惯等）进行总结;二是根据现有竹简的书写情况，进一步完善抄写者的个人信息，可以为每一位抄手建立一份档案，主要包括国别地域、书写风格、用字习惯、运笔特征、所受教育程度等内容，以便更好地辨识不同抄手所存在的差异性。我们认为，对抄写者的书写特征予以总结，可以清晰地呈现出同一批次简文的字迹情况，这就为书写字迹的归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同一批次简文的书写特征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据。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对不同批次简文的书写特征、书写状况进行综合比较，如不同区系之间的用字习惯、文字异写、书写水平等。总之，今后对战国竹简字迹的研究，应从局部性分析转向宏观性探讨，以实证分析为基础，以书手档案建设为把手，对竹简形制、书写情况、文字风格、抄手差异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的研究，从而推进战国竹简字迹的研究迈向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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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n the Study of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n Lijun

（Research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f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as come into the field of view of various researches along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unearthed Chu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ainly focuses on Guodian slips，Shangbo slips and Qinghua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related scholar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the handwriting of Xincai slips and Baoshan slips. The home in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discrimination and conjugated， font style joint， the differences of hand book and transcription level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o try various in bamboo slips in inducing and summarizing the writing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andwriting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and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handwriting research should be started to local analysis including bamboo slips shape， style， writing， reading hands personal writing leve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uodian slips，shangbo slips，Qinghua slips several batches of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integrity of the writing situation.

Key words：ancient writing;bamboo slips;hand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