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杨

摘 要：国内的社会工作者行业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多社工向外流动现象。目前對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大多依据问题视角，从行业出发，通过对社工行业现存问题的剖析，来解释其高流动率。但鲜有研究关注职业流动行为以及流动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从业者的主观因素。现存研究带来的宏观层面上的行业改革，甚至对“留住社工人才”起到了反作用。本文从社工从业者自身出发，探究个人的主客观条件与其职业流动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的发展、兴趣、都是选择社工行业的重要的原因，而之所以离开社工行业，除了传统的薪酬这一影响因素之外，工作的规范性也起了重要作用，即工作规范性越强，流动意愿也越强。

关键词：社工;职业流动;工作规范;工作效能感;薪酬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化、市场化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对于我国来说，社会工作是一个兴起的职业，并且正面临矛盾性的处境。一方面，社会工作属于西方的舶来品，民众对它缺乏系统的认识。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正面临着职业化、规范化的过程。由于社会工作者复杂的工作状况，他们正经历着成员的快速流动阶段。虽然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有流动，但过快的流动速度和过多的人员流动量会对群体造成严重的威胁。社会工作人才的流失理应备受关注。

以往关于社会工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就业方面： 第一，社会工作者生存现状：国内社会工作者年龄普遍较低，且从业时间不长。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社会工作者占有较大比例，其中一半以上都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但拥有相关职业资格的社会工作者仅占少数[2]。社会工作者中，女性比例约为男性的两倍。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州和深圳的社工发展状况相比其他省份较好，无论在薪资，或是职业专业化等各方面都是如此。总体来说，中国境内社会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沿海发达地区比内陆地区要成熟。

第二，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社工行业的发展目前处于上升时期，但绝大部分关于社工行业发展现状的研究，都提出了许多当下问题与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社会工作行业发展而言。学者认为，当下社会工作行业管理机制不合理，考核机制、评价机制、使用制度都有待完善。由于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晋升机制就显得更加复杂。比如由于职位比例的存在，不符合资历的人也可以被安排加入督导行列。在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和公平的晋升机制背景下，政府如此快速地发展督导人才体系，令社工业内专业人士感到十分担忧[3]。还有学者认为，就当下中国社工行业的总体发展而言，东西部差异较大。东部经济发展快，市场化程度高，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量大，社工的社会地位相对也比西部高。西部地区在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等方面总体相对要滞后于东部地区[1]。

同时，随着政府的推动，当下社工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由于待遇过低、长期欠薪、缺乏晋升机会等原因，社工行业的发展动力不足。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主要存在人才缺口大，且流动性大;社工人才专业素质不高，作用发挥不充分以及职业认同度低的三点问题。

第三，职业流动：目前，社会工作者离职率高，难以留住人才。现今有关职业流动的理论和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涉及社会工作者，这样一个特定群体的职业流动的研究较少，大都从职业倦怠的角度去解释社工的离职，提出社工职业倦怠程度总体偏高，专业教育不足，专业性程度较低，薪酬不当，归属感缺乏等问题[3][4][5]。另外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程度的角度，来解释社工离职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了现阶段个人因素、机构因素、制度因素、政府因素等因素的不如人意对于其职业认同的负面影响[6]。

通观这些研究，大多是强调实际社会工作者自身或是外部环境的不足，对其职业流动的研究较少，少有谈及其职业选择、职业规划。同时，以上的研究都没有把从业者最初的职业选择纳入考虑范围。最后，以上研究都运用的了丰富的理论，但是大部分都借鉴了西方的理论框架，忽略了中国社工的行业环境的特殊性。笔者的研究则是立足于社会工作者生存的社会背景，探讨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的流动状况。希望能够通过问卷调查和查阅文献，了解到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在职业岗位的维持与流动状况，并且在描述社工群体流动的同时，对流动的原因加以分析和解释，从而为社工群体更好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及研究假设

笔者的研究对象是职业社会工作者，即任职于广州正式社工机构的人员。笔者将社工群体的流动划分为三个部分：进入，维持和离开。进入，是指新的成员进入这一行业。维持是指成员在社会工作行业内部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离开则是成员离开社工行业转向其他职业。本次研究主要针对社工的进入和离开两个阶段。

假设社工职业流动主要基于个人的理性选择，由于当前社工职业化不完善，具备职业性和公益性双重特征，从事社工行业的人可能会更多因为理想、兴趣等因素进入这一行业。同时，由于职业化不足和外界认知的偏差可能会导致求职者的信息差异问题，使得职业选择的偶然性或非理性增强。然而，随着对工作的熟悉，原先进入社工时考虑的因素重要性会下降，而从事社工的过程体验对职业向外流动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研究假设

1. 在选择职业时，非理性因素比理性因素的影响力更大。选择社工行业的人更有可能出于个人的理想、兴趣而非职业报酬的考虑。通过查阅文献和现实经验，社会工作者的经济报酬在平均收入水平中并不高。机会报酬具有不确定性，仅理性因素并不能促使人们进入社会工作行业。所以非理性因素在人们进入社工行业时应该发挥了主要作用。

2. 在维持工作中，职业效能感越高、情感满意度越高、工作规范越强、工作回报越多、工作对生活的影响越积极、社会评价越高，社会工作者对工作的总体评价就会越高。

3. 在向外流动时，职业效能感越低、情感满意度越低、工作规范越弱、工作回报越少、工作对生活的影响越消极、社会评价越低、对工作总体评价越低，则社会工作者越倾向于向外流动。

（二）变量

变量主要分为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其中職业流动的理性因素包括以下几点：工作的经济报酬，具体化为收入和福利，收入是指月收入和奖金，最终以年均收入为准;福利则包括户口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

工作的机会报酬，包括能否利用工作扩大个人的交际圈并因此受益，具体化为能否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工作对个人自我发展的帮助，包括个人知识水平、处理事务的能力提升。

职业的非理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情感的满足;他人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主要包括父母、老师、同辈群体;社会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性格;社会工作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

（三）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定性探索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笔者通过文献分析出影响社工群体职业选择与流动的因素。同时，访问了七名职业经历和职业流动意愿不同的社工，补充并修正对文献回顾所总结的变量，制作出问卷。之后，笔者通过网络收集到广州市的153家正式社工机构名单作为抽样框，随机抽取了20家社工机构，选取这些机构所有从事社会工作的成员作为样本，对其进行问卷调查。

从社工机构的角度而非个人的角度进行抽样，一方面是基于研究可行性，即获取广州市全体社会工作者名单并进行抽样与访问的困难较大;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本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出相关类别现象。

本调查共回收来自启创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北京街家综服务中心、广州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等20个社工站的有效问卷76份。样本结构如下：

三、分析过程与结论

（一）职业选择的统计分析

以下，我们对受访者进行职业选择时的考虑因素、心理状态等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从而探究研究假设1。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

在面临职业选择时，自我发展所占比例最多52.17%，职业收入只占20.29%，但确实大多数社工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在描述成为社会工作者的心态时，排名前三的描述分别为“我认同社工的价值观”“从事社工有利于我的个人能力提升”“这份工作符合我的性格”，很少人认同“暂时从事社工有利于我将来获得其他更好的”“社工工作收入不错”“他人希望我成为社工”。

以上基本验证了之前的认知，即从事社会工作者的经济回报不高，从事社会工作都比较符合他们的性格、兴趣，社工价值观也是职业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他人影响显然不如研究假设中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大。以上描述性统计基本证实了研究假设1。

（二）职业流动的统计分析

1. 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对打算转行和不打算转行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总体评价、职业效能感、情感满意度、工作规范、工作回报、工作对生活的影响、社会评价7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组间检验，采用T检验方法。

然后，我们将探究职业效能感、情感满意度、工作规范、工作回报、工作对生活的影响、社会评价与工作总体评价的关系。由于因变量“工作总体评价”为定序变量，且具有程度上的“更加”，所以我们采用有序logit模型测量。

最后，因为因变量“你是否打算转行”是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输出结果将报告显著度p-value和发生比（odds ratio）。发生比与1相差越大，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明显;等于1表示没有影响。

2. 数据分析结果

diff=mean（0）-mean（1） Ho：diff=00=不转行 1=转行

统计检验的结果显示，我们有90%的把握认为，打算转行的社工与不打算转行的社工在职业效能感、情感满意度、工作对生活的影响、社会评价维度、工作总体评价5个维度上差异是显著的，而且不打算转行的社工在这5个维度上的得分倾向与比打算转行的社工高。

首先，由表知：模型1至模型4显示，工作满意度、工作回报、社会评价、工作规范都对工作总体评价具有显著影响。并且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工作满意度、工作回报、社会评价越高，社会工作者对工作总体评价就会越高。

其次，以上多个维度中，情感满意度对工作回报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工作回报，社会评价和工作规范也都通过了显著度检验。

第三，但工作规范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与笔者的研究假设正好相反：工作规范越强，社会工作者对工作的总体评价就会越低。这令笔者感到诧异：社会工作者正在逐渐专业化，工作规范日益完善之时，为何却对工作总体评价起到了负面作用？

对于工作规范维度的测量包括3个指标：“我所在的机构专业程度很高，能够为案主提供相对完善的服务，很好地满足案主的需求”“我目前从事的工作的职责、要求和目标是清楚的、确定的”“存在一个包括所有要执行的常规程序的文本作为我的工作参考”。在我们对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访谈录音中笔者找到了线索：

“谈到社工的工作规范，我们好像并没有内部的绩效考核，但是规范的文本是有的，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时会提出一些指标作为要求，还有检查时可能会要求我们写文书，描述自己的工作完成情况。但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第一，有时候政府指定的指标不符合实际，这样我们就会面临伦理困境，如果我们要完成任务就做不好服务，要做好服务就难完成任务;第二是文书的工作，只要做社工两三年的，就算什么都没做也能写几千字，所以其实没什么意义。”

经过笔者的探究和对社会工作者访谈录音的分析，很有可能是第3个指标“存在一个包括所有要执行的常规程序的文本作为我的工作参考”将结果导向负面作用，在这里，工作规范容易被受访者理解成政府提出的可能不太切合实际的指标，这使得受访者感受到的这类指标越多，他对工作的总体评价就会越低。但是另外两个因素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则无法明确，这有待于今后的研究继续完善。

第四，模型5和模型6新加入的工作效能感和生活影响指标对工作总体评价的正作用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效能感高低、从事社工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如何，都不影响他们转行意愿的选择。笔者的假设不成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工作满意度、工作回报、社会评价越高、工作规范越弱，社会工作者对工作总体评价就会越高。

表2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表明研究假设2.1、2.4、2.6基本上被证实，模型4的结果表明研究假设2.2被证否。

上表3中的模型1显示，工作总体评价的发生比为0.271，表明工作总体评价每高1分（最低分1分，最高分4分，以下相同），社会工作者打算转行的概率将减少约72.9%;

模型2的结果显示情感满意度的发生比为0.067，表明情感满意度每高1分，社工打算转行的概率将减少约93.3%。模型2的结果还显示，在情感满意度的显著影响下，工作总体评价对社会工作者是否打算转行的作用减小了。

模型4显示，工作规范的偶发生比为1.238，表明工作规范每强1分，社会工作者打算转行的概率将增加23.8%，虽然未显示为显著作用，但这个结果也与前述关于“工作规范对工作总体评价的副作用”的结果互相印证。

总模型7显示，社会评价的发生比为0.264，表明社会评价每高1分，社会工作者打算转行的概率将减少约73.6%。总模型能够解释社工打算转行的46.8%。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工作总体评价、情感满意度、社会评价越低，社会工作者越倾向于向外流动。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以上结果来看，个人的发展、兴趣、意愿是选择社工的主要原因，而工资待遇排在最后，这与当前社工行业的特点是相符的，即职业与公益的认知夹杂不清使得工作公益性强而职业性偏弱。我们得到的社工的择业现象是一个被选择的结果，鉴于社工工资普遍较低，社工或者出于不了解薪酬状况，或者能够接受低工资的现状，或者别无选择。调查中，在涉及工作薪酬时，受访者们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多数人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并且收入过低也是转行者最为普遍的原因之一。在留下的人中，情感满意度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惊人的。因此，可以推知，工资对于社工从业者的存留与否存在选择作用，它导致大量重视薪酬的社工离职（这些人我们无法观测，只能通过尚未离职的人进行推断），同时客观留下相对不重视薪酬而强调情感满意度的从业者，从而阻碍社工薪酬优化，并且通过这一选择作用使得社工行业的道德、情感性增加，职业性受阻。

工作规范性越强，对工作的评价越低。根据经济学原理，工作流程的规范化会起到去人格化的作用，极端情况就是科学管理方法，个人在工作中自由决策、发挥的余地越小，则个人的成就感越弱，异化感越强。由于当前社工行业强调责任感，精神满足，个人发挥重要作用，而流程的规范化的结果会导致这些体验的降低，从而降低重视精神情感的社工从业者的职业评价。这里就面临着作为职业道德的情感需求和个人的理想的混淆，个人对社工行业投入过多的理想会阻碍社工职业化进程。

由于笔者的调查只限定于已经从事社工工作的人，而无法调查正在考虑职业选择的人的观点，这是本研究无法避免的瑕疵。

（二）对策和建议

当前社工职业最显著的特征是职业性与公益性并存，这导致了社工的分化。一方面，工资待遇导致大量社工流失;另一方面，对公益性的强调吸引了大量重视个人情感满足的人员，使得情感在职业选择中越来越重要，而工资待遇相对弱化。职业性与公益性并非相互排斥，但过度强调公益性确实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明确社工职业的首要属性，即职业性为主，公益性为辅，加强社工职业的常规性。一方面，这是一个社会大众认知改变的过程，改变大众对社工的传统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在政府组织的社工的培训机构以及大学中，应该在强调社工价值的同时突出社工的职业属性，使社会工作从业者们在学习专业时就形成专业的价值观。

2. 针对社会工作者收入过低的现状，除直接加薪之外，也需要为社工提供户口、子女教育等相关福利。同时，这些福利政策应该以从业者的资历为准，如以工作年限、在职时间为标准，这样可以为社工提供一个长期的工作目标，以降低职业的流动性。

3. 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建立社会工作行业的培训制度、效绩考核制度和升迁制度。同时将希望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分流到慈善组织中，避免社会工作职业性与公益性的模糊，吸引更多以社会工作为职业目标的从业者。

参考文献：

[1] 李迦利.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调查——以广州民间社工机构的社会工作者為例[D].华中农业大学，2013.

[2] 张建.专业社会工作者职业困境研究——以深圳市为例[D].广西师范大学，2012.

[3] 伍幼林.社会工作者生存状况及其能力培养研究——以西安市为例[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4] 傅忠道，杨坚康.社会工作者队伍现状、建设及提升[J].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4，（1）.

[5] 李倩男.深圳民间社工机构中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2.

[6] 陈健.专业社会工作者的社会需求和从业现状[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3，（2）.

[7] 邓洁.浅谈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J].华章，2013，（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