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任怡君 张如青

唐代医家孟诜撰有《食疗本草》，在近代中国出版了它的第一种辑本。该辑本是在敦煌残卷基础上补充其他佚文而成，题作《敦煌石室古本草》。作为敦煌残卷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敦煌石室古本草》不仅在敦煌医药文献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且在敦煌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敦煌残卷研究仍时常提及并引用。然查阅中日相关文献发现，深入研究、全面了解《敦煌石室古本草》成书来龙去脉者并不多，故阐述与引用之时，常有不确甚而失实之处。我们不揣浅陋，考察成书原委及各编辑出版者之工作，以冀还原事实、澄清误解。

《敦煌石室古本草》的近现代著录与研究

《敦煌石室古本草》开篇为赵燏黄先生所撰的《重刊古本草食疗本草序》。赵燏黄(1883—1960年)，我国现代生药学和本草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药学，任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国药研究室主任。赵序记载，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对英国所藏敦煌残卷详加考据，复校补齐遗文作《食疗本草之考察》，范凤源则“采取其原文而付梓以广其传”。1931年9月，《敦煌石室古本草》初版刊印之前，该序文先后于1931年6月1日及1931年7月1日分别发表于《医药评论》[1]《社会医报》[2]。赵燏黄以当时中国药学领军者之学术地位和视角为之作序，全面介绍此书的源流，引起学界的关注。

1935年，朱中翰《敦煌石室古本草之考察》介绍此书来历，指出它是中尾万三远涉重洋抄录敦煌残卷,并以科学方法加以校核作《食疗本草之考察》，该书校对辑合了《食疗本草》的遗文。范凤源将中尾万三的校本翻译，以《敦煌石室古本草》为名刊行于上海大东书局。“《补养方》《食疗本草》《石室古本草》，名虽有三，书则唯一，不过内容略有增删之不同而已。”[3]

1957年，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于“一七六、《食疗本草》残卷孟诜撰”记“日本人中尾万三曾著《食疗本草之考察》一篇，说孟诜著《补养方》，后来张鼎增订，改名为《食疗本草》”，而另立条目“一七七、《敦煌石室古本草》残卷唐孟诜撰”介绍版本有1931年“范凤源辑上海排印本”和1937年“大东书局排印本”两种，并说明“此书即是孟诜著的《食疗本草》残卷，系根据日本人中尾万三的校本，将文字略加改定编辑而成，改题此名”[4]。

1958年，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中，将《敦煌石室古本草》与《敦煌石室碎金》(排印本，1931年)作为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相关文献按出版时间收列其中。王重民节录了《敦煌石室古本草》范凤源自序中关于其书与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相关的原文，并按语称之为“范凤源校本”[5]。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敦煌学在国内的再次兴起，《食疗本草》残卷等敦煌文献的辑佚与研究在国内掀起第二次高潮。俞慎初《中国药学史纲》沿用王重民观点，认为《食疗本草》残卷有两种：一为东方学会《敦煌石室碎金》；一为《敦煌石室古本草残卷》，又在其文后注明有1931年范凤源辑排印本、1937年大东书局排印本，并且明确指出《敦煌石室古本草残卷》是根据日人中尾万三的校本略加改编而更题此名[6]。

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通行本《食疗本草》。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中的《校合食疗本草遗文》被列为主要核校书之一。书末马继兴先生的总结性论文《〈食疗本草〉文献学的研究》，从五个方面对《食疗本草》进行考察。其《出土的〈食疗本草〉残卷及其有关资料》，对中尾万三的《食疗本草之考察》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本书作为《食疗本草》的最早辑注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马继兴客观指出，1931年范凤源将中尾万三整理的《食疗本草》辑本摘出，删去校注及日文假名旁注，正文内容基本未动，冠以《敦煌石室古本草》之名，由大东书局铅印发行，对传播《食疗本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7]。

此后，对于《敦煌石室古本草》的研究与认识，多沿用马继兴的观点。如赵健雄编著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8]、孟仲法等的《药膳与健康》[9]、裘沛然主编的《中国医籍大辞典》[10]、姚伟钧等的《中国饮食典籍史》[11]、丁海斌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史》[12]等。

《敦煌石室古本草》的编撰与版本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诸多文献著录编目该书时，关于订正者范凤源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范氏的贡献被凸显，最终成为唯一的著者；范凤源也因该书被列入敦煌学著名学者名录。而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03079食疗本草”中，以“食疗本草又名敦煌石室古本草”[13]将两者完全等同。相关文献对该书的著录详见表1。

表1 相关文献对《敦煌石室古本草》的著录

《敦煌石室古本草》究竟为何书，从何而来，对敦煌学有何贡献，我们试从版本学角度依次梳理。迄今为止，《敦煌石室古本草》主要有三个版本。前两者为上海大东书局于1931年9月[25]和1934年9月[26]分别出版，中国内地图书馆有收藏；第三个版本由中国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76年[27]出版。经仔细比对，三个版本除封面及书名页有所不同外，序言、目录和正文完全相同，均无增添与删减，应为根据同一竖排书版印刷而成。其中，新文丰版是《敦煌石室古本草》《药徵全书》的合印本。

大东书局两版之间的差别，在于初版封面为蔡元培亲笔题写书名《敦煌石室古本草》；两版的印刷版次、时间自然也不尽相同，另外书价由初版的实价六角提高至实价大洋一元。大东书局的两版，书名页中编著印刷者等信息如下：

原著者 孟诜

校核者 日本药学博士 中尾万三

订正者 范凤源

发行者 张鸿溟

印刷者 大东书局

寄售处 上海四马路暨各省 大东书局

而新文丰版，无论合编书名页，还是《敦煌石室古本草》单独书名页，均记为：“孟诜原著 范凤源订正”，未出现中尾万三的任何信息。前文中龙伯坚[4]和俞慎初[6]所言“1937年大东书局排印本”、《中医文献学(第2版)》所述“范凤源辑本《敦煌石室古本草》大东书局1936年发行”[23]，该两种版本在现有图书资源中并未查见，推测年代引用有误，也无法排除再版或存有其他版本的可能。

《食疗本草之考察》与《敦煌石室古本草》

如前所述，《敦煌石室古本草》赵燏黄序言已经介绍了中尾万三对《食疗本草》的研究，范凤源自序非常明确地讲述《食疗本草之考察》成书经过：中尾万三赴英考察，“躬亲浏览，并以科学方法，加以校核”，“归而著《食疗本草之考察》，其已由近世科学证明者则旁加黑点以显之，弥足增辉”。范凤源之所以刊印此书，因“鉴其价值之高，而耻以吾国原著反不流传于本国”，于是“特采译中尾万三之所校核本”。

关于编译方法，详见范凤源之说明[25]：“特采译中尾万三之所校核本，而略有出入之，盖以吾国文字代有衍变，故于其奇形异字而不易解者，易以今文，以便阅览也。至于中尾万三博士校核增注之处，本书仍以黑点书之，以示博士之劳，且以显此残卷之可珍。”

中尾万三(1882—1936年)[28]8，日本京都人，著名的本草学和古陶瓷学家。出身于药商之家，其父中尾万助为“京都药学研究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8]5- 6。中尾万三于190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药学科，当年赴“关东都督府中央试验所”(1910年改称“满铁中央试验所”)担任技术员[28]16- 17。中尾万三早期从事铜、铁、锌等电子化学分析研究，1912年11月曾公派前往德国、瑞士留学，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迫中断留学，回研究所后专注于皂荚、天仙子、木鳖子等中药成分研究，1920年以论文《石花之成分及其构造》取得药学博士学位[28]44- 48。1926年10月赴欧洲自费游学，1927年12月被召回日本筹备“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药学科建设[28]76- 79。“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29](1931—1945年)是日本“东方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日本政府以庚子赔款在上海设立的研究机构，更是日军对华进行文化科学侵略的殖民组织。1931年4月中尾万三来沪赴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药学科主任，热衷于本草学术研究，曾代理研究所所长一职。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中尾万三辞去研究所职务返回日本，作为顾问每年春秋两季来沪指导研究[28]136- 137。辞职后，其曾向“东方文化事业部委员会”提出改善研究所中国研究人员待遇、拓展与中国学界交流等积极主张[28]140- 146。

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30]，发表于1930年2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一卷第三号，独立成刊。《食疗本草之考察》是中尾万三筹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药学科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之一，全文以日语写就。文前有作者自序，作于1929年4月，之后为其基于《敦煌县志》所撰写的短文《敦煌》，概述敦煌的历史、敦煌石窟及古文献的发掘和收藏情况，附《敦煌县志》中《千佛灵严图》《敦煌疆域总图》两页书版，图下附姚培和、汪漋的敦煌怀古诗各一首。正文分为两编，第一编题为《敦煌石室发现食疗本草残卷考》，自述远赴英法寻访抄录残卷的经过，在罗振玉、唐兰的研究基础上，全面考证《食疗本草》残卷之抄写时间，搜集整理著者孟诜的生平传记，推论认为敦煌残卷并非孟诜原著，而是经张鼎增补的《食疗本草》。第二编题为《食疗本草遗文》，该编追溯《周礼》《山海经》中蕴含的食物疗法，证明食疗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回顾总结《食疗本草》之前既有的食疗文献；重点比较《千金方》中的《食治方》与《食疗本草》之异同，认为孟诜并不拘泥于其师孙思邈的食治方，发前人之未发，因而能够在诸种食疗文献中卓尔不群；专门探讨《食疗本草》的品目，将品目合并分类后编次列表，相当于辑注本目录，在存于残卷的品目名外加“□”以区别其他。第二编后面部分为《校合食疗本草遗文》，即《食疗本草》的中尾万三辑注本。他从《证类本草》摘录出记为“孟诜”“食疗”的条文，并补充敦煌残卷本、《医心方》、《延寿类要》中相关文献，“以窥《补养方》或《食疗本草》之旧观”。

与中尾万三的原文比较，不难发现《敦煌石室古本草》的文本，主要来源于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第二编《校合食疗本草遗文》。范凤源选用时，删除标注的日语训读注音，还删除了中尾万三校核增注的文字，包括部分条目下附注的《本草纲目》对比引文，仅保留部分增注原文上的黑点，另外又以今文取代其中不易解的文字。编辑目录，沿用原序号，将残卷品目外加方框区分改为直接在残卷品名后加“残卷”二字。中尾万三所作《食疗本草》的文献学考察及其增注(这些是其辑校过程和考证思路的说明)，未能与辑本一同翻译出版，可谓范凤源《敦煌石室古本草》的最大缺憾。

范凤源与《敦煌石室古本草》

《敦煌石室古本草》辑本来源于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的第二编，此书在原作完成两年后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实为中尾万三原书部分内容的中文版，是近代以来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个《食疗本草》辑本。大东书局出版《敦煌石室古本草》，范凤源功不可没。

范凤源的儿子范达明先生回忆其父亲：范凤源(1905—1968年)，祖籍江苏吴县(今苏州)。曾求学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电信专业，1928年毕业后活跃于上海的科技界、中医界、翻译界、出版界。范凤源开办私人诊所，并创办民营出版机构“科学书报社”，曾著述、翻译、编辑无线电、汽车修理、中医及日用科技等名目繁多的图书不下50种。1950年代后期，进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嗣后成为上海印刷研究所研究员，直至1965年退休[31]。

《敦煌石室古本草》范凤源自序，提及他当时就任于上海市市立理科实验室。《市立理科实验室呈上海市教育局文(1932年4月3日)》[32]，文末署名显示范凤源任该实验室主任。又据《上海公共租界工局开业中医师注册名录》，范凤源为上海市卫生局登记中医，登记地址为“白克路571弄60号”[33]。范凤源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科学书报社”[34]，属民营出版社，主要出版教科书。进一步发现，1940年范凤源曾批注出版汪昂《医药汤头歌诀》[35]，1955年校订《马培之外科医案》[36]，还编撰、编译《中医药物化学及其生理作用》[37]《家庭医典》[38]《慢性病按脊疗法》[39]等多部医药书籍。除此以外，范凤源参与出版编辑了数量可观的无线电等内容的工程技术类书籍、中学自然科学课本等。据范达明私人收藏的《范凤源中医师诊所方笺》，范凤源中医私人诊所于1950年代在上海凤阳路(原白克路)607弄60号开业。1955年校订《马培之外科医案》序[36]中，范凤源尊马培之为“太师”，落款署名为“小门人范凤源”，可知范凤源或为马培之再传弟子。遗憾者，无论现有资料抑或范达明的回忆，均无法提供更多范凤源的中医师承情况。

出版《敦煌石室古本草》的大东书局，是民国时期的民营出版发行机构。1916年创办于上海，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等。还出版了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江恒源的《中国文字学大意》、于右任的《右任诗存》等。民国时期发行的教科书数量，民营出版商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名列第四，较开明书店还多[40]。

范达明的《图像解读与发现》[31]，对其父亲及《敦煌石室古本草》的记载：“他(范凤源)被国内医药学界记载的最大功绩，或许倒是他随意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一度失传的唐代孟诜原著之食疗卫生中草药方，被父亲从日文文献版本加以订正、汉译并定名《敦煌石室古本草》，由蔡元培题书名交付大东书局于1931年出版面世。该书成为当今有关医药学食疗文献不可绕开的关键性著作(其原著来源于日本学者从大英博物馆翻拍的藏品，后者则来源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从中国敦煌转手所获之考古发现)。”

《敦煌石室古本草》在学术史上对整理保存古代文献的功绩毋庸置疑，但如果说此书仅是随意出版的小册子，恐非范凤源之初衷(从作者自序中即可知)。“近世各国率亟亟于食物之化验而医学遂得长足突进。我国科学，虽不足以抗欧美，然食物之考核，岂真付之阙如耶”，范凤源在自序中枚举《素问·脏气法时论》(原文误作《素问·脏气发时论》)、《灵枢经·五味论》、《膳夫经》中的饮食宜忌文献，说明中国古代饮食研究发源早、内涵丰富，其中尤以孟诜《食疗本草》为最著。

“以孟氏不仅继往古之遗迹，且复师事名医孙思邈，身侍宫闱，故经验学识，冠于当时，其所著《食疗本草》，复经数十人之注订，其价值之卓著可知，乃以年久世乱，原本散佚无存，此殊为吾国医学之一劫，兼亦使我国文化少一光明而坐视外人傲语其医术之高深也。不意清末敦煌石室遗书发现，此书亦留其残迹，又复辗转于英法博物院，我国人士反莫得一睹，良足耻憾！”[25]

范凤源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食疗本草》学术价值的推崇以及对敦煌残卷散落海外的遗憾。中尾万三之研究，原刊于创刊不久的日文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为了及时发表该所筹备期的研究成果，该刊的问世出版先于这一研究所落成。当时，国人能够了解该刊发表内容者并不多。受过高等教育、关注出版行业，身为上海市市立理科实验室主任兼中医师的范凤源，极可能第一时间发现该刊并关注到中尾万三的研究。

范凤源从学者角度认为《食疗本草》一书“鉴定之食物，亦暗合于科学之分析”，因“鉴其价值之高，而耻以吾国原著反不流传于本国”，“特采译中尾万三之所校核本”，“并愿国人继起发挥，以证明孟氏所言之科学化也”。此篇自序足以说明范凤源重视传承发扬我国古代医药文献精华的远大见识。他以敏锐的专业眼光，判断出敦煌《食疗本草》中尾万三辑本的学术价值和国内刊印推广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中尾万三第二编《校合食疗本草遗文》之成文经过可知，中尾万三的“校合”，是校正并综合多种传世文献的相关佚文及敦煌本草残卷从而辑复《食疗本草》之意。范凤源肯定中尾万三为“校核者”，实际上忽视了《食疗本草》本为中尾万三辑复之作的客观事实，这也是至今对《敦煌石室古本草》本质认识模糊的一个原点。

书名题为《敦煌石室古本草》，而非中尾万三原题《校合食疗本草遗文》，源于范凤源自序所言“欲揭示此(敦煌)残卷本之价值”。诚如朱中翰《敦煌石室古本草之考察》对范凤源改书名的批评：“今统名之石室本草，殊属不称，不如仍用《食疗本草》原名为妥。”尽管这一书名无法将它与《食疗本草》关系昭然于世，但冠以夺人眼球的“敦煌石室”字样，得以迅速在国内广泛流传，也引起国人对日本学者中尾万三研究的兴趣。《敦煌石室古本草》能获得赵燏黄的作序及蔡元培的封面题名，充分证明我国学界对此的高度重视。

结 语

范凤源对于《敦煌石室古本草》出版的突出功绩，并不能遮蔽它源自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的事实。《敦煌石室古本草》为范凤源据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中的《校合食疗本草遗文》，删除中尾万三校核增注等日文后，冠以《敦煌石室古本草》书名，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校合食疗本草遗文》则是中尾万三辑录《证类本草》《医心方》等古籍所载《食疗本草》之佚文，而后与敦煌残卷《食疗本草》合参而成。《敦煌石室古本草》遂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食疗本草》辑本。

大东书局两版均刊印“校核者 中尾万三”，一定程度体现出中尾万三对《食疗本草》研究之贡献，“订正者范凤源”也说明了范凤源编辑出版此书之功绩。然而此后，尤其新文丰版《敦煌石室古本草》完全忽略中尾万三这一关键完成人，引发误解，致使反复引用后出现各种不确切的认识。恐怕这也是订正者范凤源始料未及的。据中尾万三传记所述，后来他看到新出版的《敦煌石室古本草》时，在赵燏黄序言与范凤源自序之间的空白处，留下慨叹：“赵序谓草冠范凤源采取孟诜原文以广其传，实非孟诜原文，此是拙著《食疗本草》遗文耳，岂可比较与原文乎？近时民国之学者不精学术研钻而犹称本国人之眼光及见解可惜哉。昭和壬申(1932年)元旦 万三记。”[28]97

其实，赵燏黄在序中已明言：“经日本中尾万三博士详细之考据，复校补其遗文(原本称《校合食疗本草遗文》)而发表之”。可见，赵燏黄对于《敦煌石室古本草》文本的来源是清楚的。序言中“范君凤源，采取其原文而付梓”，“原文”二字，当指中尾万三的《校合食疗本草遗文》，而非《食疗本草》原文。这也许是中尾万三对赵氏序言的误解，也可能因为范凤源等仅选择中尾万三的辑本出版，却未同时翻译出版其考证的原文，使后来者无从知晓其研究，考察其正误，慨然发出“民国之学者不精学术钻研”之叹。言辞不免偏激，但他考察敦煌残卷并辑校《食疗本草》之功绩，确实不容忽视。中尾万三对于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的研究，为后人进一步辑校奠定了基础，更为发掘整理《食疗本草》等古代医药文献提供了路径，可谓精研出土医药文献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