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章 林 梁尚华

中医药科普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各地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各个行业和地区开展了广泛的科普工作。1956年6月1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今年起都要建立卫生教育所(馆)。”在卫生宣传的重点内容中，要求包括中医学术[1]。

1.解读中草药功效

195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登载专门介绍名贵中药麝香的文章。作者是曾受毛泽东、朱德接见的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麝香是我国著名特产之一，是一味用途比较广泛的中药。作者介绍了《本草纲目》中有关麝香疗效的详细记载，还介绍了麝香的使用历史，生物学家对其成分的分析，以及麝的生长环境和麝香的生产制作过程[2]。诸如此类介绍药材功效的文章很多。例如，关于核桃、蝎子、杜仲、降真香、山楂、柑橘皮、马蟥、蜜蜂、马缨花、甘薯、枇杷、银耳、安息香、罗布麻、蟾蜍、山萸肉等中药的介绍。

2.阐释经典中医诊断方法

1958年2月27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朱颜从祖国医学诊断的历史以及现代诊断学的角度，在《人民日报》上详细介绍了中医看病的四种主要诊断方法：望、闻、问、切。并对四种诊断方法的整体性以及存在的误区进行详述。通览全文，普通读者便可对中医诊断的科学性知晓梗概。

“望是诊断病情的有效方法之一。因为有病就会有病象现出来，正如有思想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一样。望，果然可以‘以表知里’‘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见《黄帝内经》)，但也容易被假象骗过……有些病人外强中干，里头有病，外头似乎很好。就好像坏橘子似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3]“闻就是辨听病人的声音，呻吟、咳嗽、气喘、肠鸣、矢气(即放屁)、呃逆(即打呃)等等，都在其内。大夫知道，声音洪亮为实，声音微弱为虚，暴咳声浊多痰为风寒，久咳无痰声嘶属肺痨，惊呼多痛，谵语多热，等等。”[3]“问就是探问病人的感觉和发病前后的有关事项，如起病时日、饮食、居处和生活习惯等等。古代医书中早就提出：‘临病人，问所便’‘系之病者，数问其情’‘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即忙于切脉)，何病能中’(均见《黄帝内经》)。”“切就是切脉，主要是辨别脉搏的快慢、强弱、深浅、粗细、匀不匀等状况。几种主要的脉象，如浮脉，主表证；沉脉，主里症；迟脉(跳得慢)，主塞证；数脉(跳得快)，主寒证；促脉、结脉、代脉，都是间歇的脉，均主危证。古代切脉的部位很多，头上脚上都要切，后来只取手腕部的桡骨动脉处来切。大夫用三个手指头按该处的脉搏，从靠近手掌这端起，依顺序叫作寸脉、关脉、尺脉。远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里，就已记载了‘浮、大、数、动、滑、沉、涩、细、弱、弦、微、迟、促、结、代’等各种脉象。”[3]最后，作者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并非是独立的，而是祖国医学诊断方法的一个体系，应该结合起来，才可能准确地判断病情、指导治疗和推测预后。“《黄帝内经》早说过：‘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3]。

3.介绍常见病病因病种症状、祖国医药典籍记载及中医干预方法

很多报道介绍了各种常见病的原因、种类、症状、祖国医药典籍记载以及预防治疗方案等。例如：《肿瘤》一文对肿瘤的性质、生长、分类、以及中医药治疗经验进行了详细介绍[4]。《预防大脑炎》一文介绍了大脑炎的病症、中医文献相关记载以及中西医的治疗方法[5]。《什么是再生不良性贫血？》一文对该病的发病原因以及中、西医治疗方法作了详细介绍[6]。诸如此类的科普性介绍比较常见，例如北京中医研究院医师蔡景峰专门介绍了风湿性关节炎的主要原因、症状以及中医治疗方案[7]。傅连暲介绍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知识。包括发病原因、祖国医药典籍记载、病情分类及特点、治疗对策和预防方案[8]。此外，傅连暲还专文介绍了糖尿病的基本知识，包括发病原理、祖国医学经典著作有关记载、易患群体、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以及患者日常注意事项[9]。曲祖贻介绍了“遗尿”的主要原因及其在医学上的文献记载，并给出治疗建议和注意事项[10]。这些文章在介绍中医预防治疗方法的同时，通常也给予西医治疗意见。关于常见病的详细阐述，能够让读者初步了解病情病因和基本治疗预防方法，达到消弭恐惧、未病先防等效果。

4.诠释祖国医学理论体系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对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起了巨大作用。历代医家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然而，要想较为全面地理解这套理论体系并非朝夕之功。一些文章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诠释。例如，《关于中医理论体系核心问题的讨论》一文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心，详细介绍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知晓。“阴阳五行学说可以看作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若以脏腑学说为核心，则可以将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一些基本理论，概括地统一起来。”作者提出，脏腑学说以五脏六腑为中心，认为“用这个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若以脏腑学说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将会对整理提高和发扬祖国医学带来好处。”[11]

5.宣扬中医健康养生疗法

关于中医健康养生的科普文章频繁见诸报端。例如，1957年1月2日，《人民日报》专文介绍气功这一健康养生疗法。指出现在所谓的“气功”，“或叫内功，或叫内丹，或叫静养导引、吐纳法等等不同的名称，而且有多种多样的修养方法”。随后，进一步介绍了古代医家之外的儒、释、道家关于气功研究的论著。此外，对于当下如何进行气功疗法，也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包括坐姿、调节呼吸等，以及这些环节与人体器官功能、神经系统机制的关系等。最后强调，气功疗法尽管在实践中显示了它的作用，但应当在气功专家和医生指导下进行，不可自行盲目尝试，并呼吁对祖先留下的气功等这一类修养身心方法的宝贵遗产进行发掘、研究和整理，并加以推广，使人民群众能运用气功疗法锻炼身体、防治疾病，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2]。

中医药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性的主要医学科学研究单位有“中国协和医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原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中医研究院”[13]。关于中医药的科学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了学术活动频繁、科学研究活跃、科研项目丰富等特点，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佳绩。

1.蓬勃发展的中医药科研和学术组织

成立中医研究院：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决定 为了系统学习、全面接受、逐步提高祖国医药，使祖国医药在人民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卫生部整合资源，从1954年11月开始筹备，于1955年12月19日宣告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14]。成立之初，“包括中药研究所、内科研究所、外科研究所和针灸研究所，另有一所二百个床位(暂开一百张)的附属医院，还设有中医研究班，专门培养高级中医研究人才及高等医学院校中医师资”[15]。后来，陆续成立农村疾病研究所[16]、骨伤科研究所[17]等。成立之后，为加强建设和发展，研究院从各地调来名中医，以及许多自愿学习中医和热心祖国医学事业的西医及行政干部参与工作。

195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分别以《发扬祖国医药遗产——记中医研究院成立》《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为题，发表两篇重要社论，认为此举“是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对指导组织全国的中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国医学界学习、整理和提高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将会在专门机构的统一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18]。

科研和学术组织应运而生：推动祖国医学事业现代化进程 1957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了上海分院，后在全国其他省市也设立了分院[19]。全国各地也迅速成立相应的中医药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极大地加强了中医药力量的团结，促进了中医药科学研究水平。截至1963年3月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前夕统计，“全国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医研究院为中心的医学科学专业研究机构，已由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多所增加到一百多所，医学科学研究专业人员增加了三倍以上。在祖国医学方面，许多省市先后成立了中医药研究所，吸收了广大中医和一些西医参加了中医研究机构的工作，初步建立了一支整理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的专业队伍。各地医疗研究机构通过总结中医临床经验和整理、注释历代中医名著等方法，广泛开展了祖国医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20]

各地在积极组建中医研究组织的同时，开展了广泛的中医研究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例如，江苏省“一年来已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江苏分院，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研究所和中西医合作研究机构等也已普遍地建立了。全省七个专区、十个市、五十八个县当中，已有七个专区七个市和三十一个县建立了医学科学研究所，不仅建立了专门机构，而且也有了一定的专职人员和中西医学研究工作的内容，在工作上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的组织作用。根据现有材料，1959年全省共完成大小研究项目四千七百二十四个，技术革新和工具改革二千六百九十三件，其中七十三项是属于重要的研究项目。”[21]随着各地科学工作者学术活动的日益活跃，中医学术组织也开展了丰富的学术活动。例如，成立于1956年10月的河北保定中医学会，在成立以来的两个月中，“举行了三次学术报告会，发表了八篇学术论文。这些学术活动，在推动科学研究、发扬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以及帮助生产部门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22]。

1979年5月27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正式成立，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23]，为全国中医学术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体而言，这些祖国医学科研和学术组织的基本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努力发掘和整理提高中国医药学，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等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2.服务国家和人民的中医药科学研究战略

1955年2月，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指出，“为使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体现为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服务的精神，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减少疾病作为它的研究方向”。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度医学科学研究计划大纲”。大纲包括：工业卫生方面的“矽肺防治方法的研究”等8项；还包括中医中药、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其他方面的研究项目共计19项。为了加强研究工作的领导，会议决议将“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会共计56人，其中有中医孔伯华、施今墨、萧龙友、陆渊雷等。[24]

根据国务院科学研究规划委员会所制定的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于1956年底拟订了1957年的年度计划纲要。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总结和发扬中医理论和经验”。各地相关部门也制定了研究计划。北京市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就审核确定了133个医学科学研究题目，其中有中医学的研究题目28个。[25]

1958年12月22日至1959年1月4日，全国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六中全会提出的1959年工农业大跃进的指标，研究了科学技术工作的情况，讨论了1959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草案)，并且交流了各部门、各地方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经过讨论，决定了1959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要点：“继续加强几门新兴的尖端技术的工作；用大量的工作解决工农业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加强对医学的研究，包括对中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发展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首次在全国层面的科学技术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和经验总结。会上，黄家驷、林巧稚等专家认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和重视，在1958年已然成为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标志之一。[26]

1963年2月20日至3月10日，全国各地医学科学战线上的二百多位著名的中西医药专家和优秀医药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近几年来我国医学科学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提出了我国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制定了我国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号召中西医密切合作，认真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加速总结和继承老中医的学术经验”。著名老中医程门雪、秦伯未等参加会议。[27]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为了推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八年规划草案。基本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使我国整个的医学科学进入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大部分医学科研项目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除原有领先项目外，还要有一批新的重要项目居于世界先进地位；在中西医结合和现代医学的某些方面作出我国独创性的成果，以贡献于全人类。”[28]

从以上有关规划和决议来看，关于中医药的科研，其宗旨在于通过研究实践，促进中西医之间的结合，实现祖国医学的重大发展，服务国家和人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