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帮义 许莹莹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各期文化中登峰造极者。王国维有云：“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P71)他认为宋代的文化成就是前朝如汉唐，后朝如元明，都难以企及的，这是对宋代文化莫大的赞赏。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应和，陈寅恪就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P277)宋代文学极度丰富，以古文、赋、笔记等为代表的传统文体与话本、诸宫调、杂剧等新兴文体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灿烂的宋代文化。宋诗也是其中分量极重、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它的整理与研究代不乏人。总览自南宋至现代的近九百年间宋诗的整理与研究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学者对于宋诗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自南宋始，宋诗就倍受诟病。到了明代，宋诗承受的偏见更是变本加厉，明代的文人大多以贬低宋诗为旨。直至清代，宋诗才从长期压抑的境遇中解脱出来，逐渐得到重视。历代学者对宋诗的整理正是在宋诗地位不断演变的历程中开展的。可惜学界对历代有关宋诗别集、总集的整理情况及其背后的文学观念尚未有完整的总结，笔者在研究宋代诗人及诗歌时，对此做了一定梳理，兹整理成篇，以供学界参考。

一、宋诗别集的整理

别集指个人诗文的汇编。断代诗歌总集《全宋诗》中收录了宋代诗人有近万名，然而据资料可知，有别集存世的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所录宋人诗、词、文集仅五百多种，诗集可想而知远少于五百种。这与宋代诗人的总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小部分诗人中，有文学成就卓越者，如王安石、陆游等；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诗坛领袖，如欧阳修、苏轼等；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诗风，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如黄庭坚、陈师道、杨万里、范成大等。这些诗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诗歌成就是其别集得以保存下来和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反观之，文学史地位不高的诗人，如魏野、寇准、谢逸、吴可等人，有大量诗作存世且在本朝已集结成册，但长久以来始终无人问津(魏野，有《草堂集》2卷，《钜鹿东观集》10卷；寇准，有《寇忠愍诗集》3卷传世；谢逸，有《溪堂集》20卷，诗集5卷，补遗2卷；吴可，有《藏海居士集》，内存诗58首)；一如柳开、晁端友之类，诗作比较少，在跌宕的历史流转中更是不断散佚，最终存世的作品屈指可数(柳开著有《河东集》仅存5首诗歌，再加上从别书中辑得的3首，现存只有8首，分别是《磐石》《袁姬哀辞》《赠诸进士》《塞上》《与侄柳瀛》《楚南伟观楼》《讽虞嫔诗》《赠梦英诗》。晁端友有《新城集》，集中共收了360首诗，目前可见的只有一首在宋代就传诵的《宿济州西门外旅馆》)。

虽然较于庞大的宋代诗人总数而言，能进入学界研究视野的诗人不过寥寥，但是从宋代积累至当代，宋代诗人别集的整理成果已然十分丰富。总览宋代诗人别集的整理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工作基本集中在宋代、清代和现代三个阶段。下面就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论述，以期发现并讨论其中的问题。

(一)宋人编注本朝诗

宋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别集编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两宋期间涌现出了许多诗歌别集注本。除了注前人诗作外，注本朝诗在宋代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以南宋时期最为繁荣。以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代表的名人大家吸引了一批批仰慕者来为他们的诗集作注释工作，这些注本也是宋代诗歌别集注本中极为突出和重要的。苏轼的诗集从北宋末开始就有了注本，较早的有赵次公、程绎等四家注，之后又有五注、十注。为后世苏诗研究奠定了基础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南宋中期王十朋编纂的《百家分类诗注》和南宋嘉泰年间流传的施元之父子与顾禧合编的编年注本。王安石诗集最早的注本是南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该书完整地收录了王安石现存的全部诗歌，与其后出现的旧注本相比是被公认为最有价值的一种。黄庭坚诗的宋注本有任渊的《内集诗注》、史容的《外集诗注》和史季温的《别集诗注》，今合称为《山谷诗集注》。后人所作山谷诗研究，大多基于这三家注。任渊还有注陈师道诗的《后山诗注》，流传广泛，版本众多，是后山诗不可忽视的注本。陈与义别集的最早注本是南宋胡穉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历代学者对其都有较高的评价。

为什么诸如王十朋《百家分类诗注》、施元之《施注苏诗》、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和任渊、史容、史季温《山谷诗集注》等宋人注本能在众多宋诗别集旧注本中产生最广的影响、取得最高的成就、拥有最大的价值呢？究其原因，大概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考虑。

(1)宋人注本朝诗有着去诗人时代未远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距离诗人所处时代较近，就意味着获得的资料会是第一手的、未曾经过后人润色或篡改的，这给考察诗人的生平、行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注者的个人经历与素养。宋代注者或为诗人的子孙后学，甚至曾同诗人交游学习，亲眼见证诗人的生平史实，所以能够获得一些后人难以得知的真实资料，对于诗人的为人、诗歌的编年都能作比较准确的解答，如少时从黄庭坚学诗的任渊等；或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素养，以李壁为例，作为宋代著名历史学家李焘之子，他从小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独有的史学意识，且获取史料的便捷性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这使得他能够对王安石诗歌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背景史实做到充分的探索，同时也能对诗歌内容有更全面地体会，作出中肯的解释和评价。此外他还有着坚定的意志，以审慎求实的态度广泛查访墨迹和石刻材料，仔细核对多种版本，记录下来现今已亡佚的许多文献资料。

(3)宋人注本朝诗，其中引用的有不少宋诗资料，大多真实可靠。这对于后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世注者可以凭借这些资料，丰富对作品的理解，借以还原一个较完整的时代框架和立体的诗人形象，从而完善编年校注工作。

除了一些名人大家的别集在本朝就有了注本之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宋代诗人的别集在当时都是“编而未注”的，前文所述已有寇准《寇忠愍诗集》、谢逸《溪堂集》、吴可《藏海居士集》、晁端友《新城集》，此外还有郑獬《幻云居诗稿》、石延年《石曼卿诗集》、王铚《雪溪集》、乐雷发《雪矶丛稿》等。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宋人对编定别集的热衷，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人注本朝诗在对象选择上的特点：因为宋诗别集特别丰富，宋人只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家身上，即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的别集上。上文提及的诸多诗人，他们的知名度不够高、诗歌成就亦不够大，自然无法吸引学者来为其别集作注。

(二)清人对宋诗别集的整理与研究

清代学者对宋诗别集作出的整理和研究成果蔚为可观。一方面工作重心仍放在宋代名家之别集上，以苏诗为例，前后就有查慎行、赵翼、纪昀、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等众多学者所做的工作。他们立足于宋注本，对其不足进行勘误订失，如沈钦韩著《王荆公诗李壁注勘误补正》四卷、冯应榴著《苏文忠诗合注》和王文诰著《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从前没有进入过注者视野的某些宋代诗人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存诗共一千九百多首，在清之前并无学者为其作注，沈钦韩《范石湖诗集注》就是石湖诗的首个注本。另一方面清人将整理拓展到辑佚等工作方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有尤袤《梁溪集》五十卷，早已散佚，清人尤侗辑其古近体诗四十七首，杂文二十六篇，汇成《梁溪遗稿》。宋庠有《元宪集》散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宋庠诗文编为《宋元宪集》。此二例堪称清人辑佚宋诗工作的代表。辑佚的意义在于尽可能地搜取、保存诗人的全部诗歌，从而保护珍贵的诗歌和历史资料，激发后人的研究兴趣。

考证谨严，博采众长，是清人整理宋诗别集优于宋人之处。清儒重视考据，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在考据学的基础上，清代注者对宋诗别集旧注本进行分类、删汰、补注，最终得以呈现一个更加完善的宋诗别集注本。如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即以注见长。作者继承了查慎行《苏诗补注》的规模，综合了分类注本、施顾注本、查注本的注文，同时加上了自己的补注，援征群书，择精去芜。

清人对宋注本的补阙勘误和辑佚，不仅是对前人研究的补正，为后世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底本，也大大降低了后人校注宋诗的难度，使得后人研究宋诗更为便捷。

(三)现代学者对宋诗别集的整理与研究

与宋、清两个时期相比，现代学者对宋诗别集的整理与研究是空前丰富的。就研究对象而言，现代宋诗别集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以前人的成果为根柢，继续对名人大家的别集作进一步校注研究。得益于宋人、清人所做的努力，现在还能看到许多较为完善的宋诗别集注本，故现代学者的研究大多基于前人的成果之上。以苏轼诗歌别集的研究为例，成就较为突出的有今人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选用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道光二年武林韵山堂王氏原刊本)作为底本，并选取了校本多达17本，对苏轼流传下来的两千余首诗进行了辑校。再如陈迩冬选注《苏轼诗选》，选诗340首，注释主要采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兼采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王文诰《苏轼编注集成》、翁方纲《苏诗补注》，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并且在注文里特别指出各本的精妙独到之处。其次是许多知名度不高的小诗人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如李振中《徐铉集校注》、沈文倬整理的《王令集》、唐玲《唐庚诗集校注》、徐海梅《太仓稊米集诗笺释》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在宋代众多大家的光芒对比之下，显得那么黯淡，但即使是那么一丝微光，也没有从现代学者敏锐的感知力中逃脱。

探究宋诗别集的研究对象之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笔者认为有这几点：第一，因前人在宋代著名诗人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之丰硕，现代学者已经很难在为数不多的名家身上获得什么新进展、新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被迫将目光转向一些中小诗人，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第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宋诗的地位上升到了历史新高度，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重视宋诗，并且以之为题开展研究。宋代诗人数量庞大，于现代学者而言，尚未得到研究的诗人们无疑是一块广阔富饶的处女地。第三，物质需求渐趋满足的今日，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渴求愈发强烈，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地区文化热。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寻找历史上与本地有关联的诗人们，以此为着力点，编入博物馆、编写地方志以及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使得一些从前鲜为人知的地方诗人慢慢走进大众视野。

与宋、清两朝相比，今人注宋诗有着前人所没有的巨大优势：

(1)资料的空前广博。一方面有赖于前人的研究和努力，宋、清两朝宋诗别集的校注成果已如上文所述般丰富，再加上流传至今的不同的刊刻版本，以至于今人再做校勘工作时可选择的底本、可参考的校本和资料更加丰厚。另一方面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网络的不断完善使得寻找珍稀资料的难度大大降低，通过网上数据库、古籍网和各类分享平台，我们能够迅速找到宋诗材料甚至是清晰的古籍影印本。信息的流通让地方性的诗集、笔记、方志能更多地出现在大众眼前，这些文献中的宋诗资料是极为丰富的，有些是清人所未曾注意到的，如《七十二峰足征集》《东瓯诗存》《蓬莱阁诗集》《桃源洞集》等。科学技术和信息网络对于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2)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因思想和阶级的局限性，导致前人无法对宋代诗人作出客观的评价，这以清人沈钦韩注王安石诗最为显著。沈钦韩虽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搜集资料，但他没有以客观的态度来思考王安石的为人究竟如何，导致他的《王荆公诗文沈氏注》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他在肯定王诗的同时对王的为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使王安石变成了一个言行不符的人。原因是沈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一直受所谓“正史”的影响，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来认识王安石其人。与《王荆公诗文沈氏注》相较而言，周锡馥《王安石诗选》、李之亮《王荆公诗注补笺》、高克勤整理的《王荆文公诗笺注》等今人著作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现代学者秉持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跳出古代的阶级观念，广泛地引用各种材料进行比较以得出最中肯的解释。追本溯源，考订谬误，择善从之，宋人别集的整理在前人的基础上获得极大程度的完善和超越。

二、宋诗总集的编撰

总集是对多人著作合集的称呼。与别集类似，历代宋诗总集的编撰、研究也集中在宋、清、现代这三个阶段。接下来依次简要论述宋诗总集在每个阶段的编撰情况。

(一)宋编宋诗总集

印刷术是人类文明的先导力量，为文字、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条件。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致使印刷事业飞速发展。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的完善，刻书编书成了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流行风尚，宋诗总集的编撰早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北宋末期至宋元之交，战乱频起，在连天的战火中无数诗人与藏书家走上流亡的道路，导致诗集大量散佚，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今存宋人自编的诗歌总集，北宋存之仅有《西昆酬唱集》、《九僧诗》等数种。南宋较多，有《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中兴群公吟稿戊集》七卷、《诗家鼎脔》二卷、《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两宋名贤小集》三百八十卷等。诗文合编著名的有吕祖谦《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其中诗占十九卷。可惜的是，这些宋人自编自定的总集，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去原貌，丧失了大部分的篇幅，如《江湖小集》仅存六十二家，《两宋名贤小集》仅存一百五十七家。就这些仅存的总集来看，所收作家之少，与宋代诗歌繁盛的景象大相径庭。

宋人编选的本朝诗歌总集有着规模不大、所选诗人不都是著名诗人的特点，这一特点体现了当时编选诗歌总集注重入选诗人的广泛性和时效性，这对于许多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及其诗作的保存和流传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宋人编选的诗歌总集的命名方式，我们暂且将宋人编选诗歌总集分为4类：

(1)按地域结集。生活于同一地区的诗人们因其相似的生活习惯、审美意趣集合在一起，如同是永嘉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而且他们的字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叶适选四灵诗共500首，编为《四灵集》。

(2)按流派结集。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因其中黄庭坚等11人是江西人，故得名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占据诗坛时间最久的一个诗歌流派，南宋时有人编《江西宗派诗集》，几经散佚，如今已不能完整地还原出其本来面目。

(3)按诗风结集。宋初有三体，分别是“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其中“晚唐体”和“西昆体”在当时都有诗作结集，如陈充编的“晚唐体”代表作家群“宋初九僧”的诗集《九僧集》和杨亿编的《西昆酬唱集》。

(4)按家族和师门结集。家族或同门之间经常会聚在一起题诗唱和，其中以北宋的苏门为代表。“三苏”中除其父苏洵长于作文而诗作不多外，苏轼与苏辙存诗都很多，尤其是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领袖，他的身边更是聚集了一批批优秀的诗人文士，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宋绍熙元年，邵浩编《坡门酬唱集》以辑苏轼兄弟及门人的唱和之作。

这些不同的总集命名方式展示了宋代诗歌创作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诗体和诗风的丰富。宋诗独特风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和演进的过程，宋代各时期丰富的诗体和诗风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先是宋初作文坛流行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这三体各有其拥趸，尤其是“西昆体”还形成了较大的声势。再到北宋诗坛的全盛期即神宗、哲宗两朝，这两个阶段的主要代表诗人都有着独树一帜的诗风，如王安石“王荆公体”、“半山体”、苏轼“东坡体”、黄庭坚“山谷体”。南宋杨万里“诚斋体”、范成大田园诗以及陆游的爱国诗标志着宋诗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峰。南宋覆没前，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和遗民诗人的作品为宋代诗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是诗人群体构成的丰富。宋人普遍崇尚诗歌，诗歌是时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人而言，更是他们取得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手段。在这种重诗崇诗风气的熏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作诗，把诗歌当成证明其文化修养和交游唱和的途径。诗人群体从高官显贵到布衣平民，从官至丞相的寇准、王安石，到终身不仕、浪游江湖的刘过、戴复古，几乎囊括了各个社会阶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诗人群体——诗僧，更是在两宋之际大量涌现出来，以惠崇为首的“宋初九僧”以及道潜、惠洪等人，他们都兼有僧人和诗人两个身份，在宋代文坛也曾大放光彩。除了上文提及的《九僧集》，僧诗总集还有陈起编《增广盛宋高僧诗选》、孔汝霖编《中兴禅林风月集》(是书国内久佚而流传于日本)等。大量诗僧的存在更加体现了宋代诗人群体构成的丰富性。

三是诗歌流派的丰富。“宋初三体”的诗人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宋代最初的诗歌流派，再到后来有占据诗坛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继江西诗派之后，又有创作成绩虽有限，但在当时颇有名声的“永嘉四灵”。其后书商陈起刻《江湖集》，以该集为名组成了江湖派。宋代诗派如同繁花按时令次第绽放，宋诗总集体现了这一点。

(二)清编宋诗总集

对宋诗总集的大力编定与校勘始于清代。为改变明代偏颇的宋诗观，清初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等人大力提倡宋诗。吕、吴感慨宋诗向无总集，亦无专选，于是合力编选《宋诗钞》开清人编定宋诗总集之先河，向占据文坛几百年的“尊唐黜宋”观念发起挑战。《宋诗钞》收诗人仅一百家，后管庭芬、蒋光煦辑补十六家，撰成《宋诗钞补》，使原集更加完善。《宋诗钞》可以说是清代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宋诗总集。乾隆时曹庭栋纂《宋百家诗存》，又补《宋诗钞》未选之诗人上百家。虽然这些总集对于宋诗的巨大体量来说，仍然不过零星而已，但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诗坛风气就此焕然一新，宋诗的地位得以提升。

在新的诗坛风气的影响下，到了清中后期，宋诗总集的编选整理成果更加丰厚，如许耀辑《宋诗三百首》、侯廷铨辑《宋诗选粹》、陆钟辉辑《南宋群贤诗》、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宋诗别裁集》等。清人所编宋诗总集以选本居多，有学者统计，流传至今的清人所编宋诗选本至少有80多种。

当然，清编宋诗总集在编选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如钱钟书《宋诗选注》中提到的《宋百家诗存》与《宋诗钞》存在的“从前面的部分钞的多，从后面的部分钞的很草率”、“许多小序”引人误会等问题。[5](P28-29)但在当时，这些宋诗总集的编撰具有开创意义，作用重大。我们在利用这些总集时固然要了解其不足，也要充分看到这些清人研究成果的时代意义。

除了宋诗总集外，清代还有两部宋代诗歌综合性著作不得不提，即厉鹗的《宋诗纪事》和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是一部兼有诗选性质的宋代诗歌资料的大汇集，共收诗人3800余名，其中不仅收录了宋诗作品，还记载了诗人小传以及与诗歌相关的人物和事迹，篇幅庞大。《宋诗纪事》在编刻后就受到了当时学界的重视，其后陆心源在厉鹗的基础上补其所遗，增诗人3000多家、诗8000多首为《宋诗纪事补遗》。这两部作品是宋诗辑佚和研究的创举，体现了清人对宋诗的研究付出的心力与杰出的辑佚能力。虽然其中避免不了一些疏漏，如《宋诗纪事》中的重出互见、失考误考、开错书名、删改原诗等问题，但《宋诗纪事》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宋代诗歌资料汇总。

有宋一代的诗歌在极为丰富的同时又是十分分散的，欲得其完整面貌非常不易。所以对于清人来说，他们对编撰宋诗总集所作的这些基础工作，及其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后人称赞的，尤其是他们在提升宋诗地位、扩大宋诗影响力方面的努力，于整个宋诗的发展史和接受史而言，更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现代编宋诗总集

较前代而言，现代学者对宋诗总集所作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从内容来看，现代学者编撰宋诗总集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对前人所编总集进行校注补正。郑再时笺注《西昆酬唱集笺注》、王仲荤注《西昆酬唱集注》、赵平点校《永嘉四灵诗集》与陈增杰点校《永嘉四灵诗集》等，都是在宋编总集的基础上进行校笺的。

(2)以地域、家族为联系编撰宋代诗人的合集。如凌郁之仿照《清江三孔集》的体例，将鄱阳洪适、洪遵、洪迈三兄弟存世诗文合编为一书——《鄱阳三洪集》，即同时包含地域和家族两个要素。

(3)按一定选诗原则编注的宋诗选集。此类宋诗选本占据现代宋诗研究的绝大部分，如陈衍《宋诗精华录》、钱钟书《宋诗选注》、程千帆《宋诗精选》、张鸣《宋诗选》等，各本又有其独到的选诗特色。陈衍《宋诗精华录》著于民国时期，陈衍参照唐诗的分期，将宋诗也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按照这个次序，精选诗作，描绘宋诗的发展轨迹，同时在选目上还有重视五、七言近体的特点。《宋诗精华录》是民国时期有着广泛影响的宋诗选本。在《宋诗选注·序》中，钱钟书就明确提出了自己选诗著名的“六不选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不太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5](P25)“六不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者对宋诗的批评(当然，这批评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切中要害的)——很显然，在作者看来，宋诗里面这类作品为数不少，这不能不说是宋诗的不足，尽管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宋诗。

(4)宋诗全集的编定。最能代表现代人所编宋诗总集成就的是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全宋诗》，至此宋诗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全集和真正意义上的总集。作为近百年来最具规模、难度最大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之一、中国断代诗歌史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全宋诗》篇幅庞大，计72册、3785卷，收录诗人近8900余人，堪称有首创之功的巨著。《全宋诗》有着取材广博、编排科学、考订精审、资料详备等特点，但因篇幅之巨，考订工作之重，使得编者难能面面俱到。其中有一些遗漏和错误，于是自面世后就陆续开始有学者对《全宋诗》作补充。陈新等《全宋诗订补》为促使《全宋诗》臻于完善而进行全面的校订与辑补，增加了漏收的诗人182名；汤华泉《全宋诗辑补》广泛查检为《全宋诗》所忽略的佛道文献、方志文献、石刻文献和类书，辑出佚诗两万余首；高志忠《全宋诗补阙》系统地进行诗人、诗事、诗评的全面补阙，共计补诗人149名、诗事132则、诗评202则。以上都弥补和订正了《全宋诗》的缺漏和遗憾。

现代学者在宋诗总集编撰工作中比前人更出彩的，应该是他们在材料与方法上的新颖独到之处。

首先是材料上，除了本土既有的文献材料外，现代学者也将目光移诸域外文献。20世纪前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汉文化圈内，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的官方和知识分子都以汉字为书写载体，同时它们也有着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精神纽带，这导致汉文化圈各国现存许多用汉字书写的文本，也保存了海量的中国古典文学文献。这些文献典籍中包括许多我国本土已经亡佚的资料，“这无疑可以丰富、拓展甚至改变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6](P2)。其中与宋代诗歌有关的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菊花百咏》、《中兴禅林风月集》、《江湖风月集》、《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等。汉文化圈诸国热衷于从中国引进文学文献，在中国本土文学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重刊重刻，就形成了各国独特的版本，如“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等。这些刻本在存真度、完整度上有较高的价值，可以用来比照我国的版本，借以发现其中是否有缺漏处，日本蓬左文库所藏的朝鲜古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注》就比我国流传的元刻本要完整得多。此外，域外各国还积累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的注本，其中有一些宋诗注本，如东坡诗、山谷诗、放翁诗，质量都很高。[2](P2-4)现代信息网络的发展、汉文化圈之间的广泛交流使得中国学者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珍贵的域外文献，他们意识到了这些丰富的域外文献具有的价值，并且以之为新角度开展文学研究，这是前代学者无法企及的。

再者是方法上，现代学者更加注重艺术分析和鉴赏，更能揭示出宋诗不同于唐诗的成就，也更能客观地指出宋诗的不足，这尤其体现在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宋诗选本上面。与前代宋诗研究相比，现代学者在注释、考证文本中的字词、典故以外，还更加重视诗歌文本本身的艺术性(前代学者在整理宋诗时对宋诗的艺术分析远不及唐诗)。以钱钟书《宋诗选注》为例，该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全书的序和诗人诗选前的简短评论，这些评的部分对所选诗人的诗作特点进行了概括，从艺术方面对所选诗歌作的分析和鉴赏可谓是妙语连珠。他在谈到以艳体诗为名的司马槱时，评价其“学李商隐而缺乏笔力，仿佛是害了贫血病和软骨病的‘西昆体’”[5](P10)；在选江西诗派诗人韩驹诗时提到他与同派诗人的区别，说到：“他的同派仿佛只把砖头石块横七竖八的叠成一堵墙，他不但叠得整整齐齐，还抹上一层灰泥，看来光洁、顺溜、打成一片，不像他们那样的杂凑。”[5](P128)此类关于诗歌艺术性赏析的佳句在书中俯首可拾。

继承与发展是现代宋诗研究的主题之一。因为现代学者运用新材料、新方法，在继承前人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探究宋诗研究的新问题，不断推陈出新，所以宋诗研究才能在当代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三、 从宋诗别集、总集的整理看宋诗地位的演变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宋诗的整理与研究集中在宋、清、现代三个阶段，而元、明两朝是宋诗研究的低谷甚至空白期，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学者在进行宋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明代宋诗选本今可考的仅15种，现存只有符观《宋诗正体》、李蓘《宋艺圃集》、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选》、曹学佺《石仓宋诗选》和卢士漼《宋人近体分类诗钞》5种，且大多存在严重的文献缺陷[7])。其原因何在？欲求其源，必须先从当时的文学观念入手，以及由此观念而导致的宋诗地位的变化。

元、明时期文坛的主流观念是“尊唐黜宋”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南宋时期兴起的唐宋诗之争息息相关。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8](P455)，他认为苏、黄与江西诗派诸人之诗俱不及前朝。张戒的论调成为后世扬唐抑宋之论的嚆矢。严羽也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出“以盛唐为法”[9](P27)的理论，指摘“江西诗病”[9](P251)。上文在谈及宋诗总集时提到，宋编宋诗总集今存下来的不仅数量少，相较庞大的宋诗总量来说，每本收录的诗人及诗歌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虽然这种情况未必都与宋人轻视宋诗有关，因为其中也有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宋末遗民诗人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谢翱等，他们亦有丰富的诗歌作品，特别是其间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旋律，他们的作品没有被收录进或编撰成总集更多是受制于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中，时人来不及总结这些诗人的作品。但是宋代那些“主唐派”，他们批判宋诗，不重视宋诗别集、总集的整理却是事实，这在整体上制约了宋人对宋诗的文献整理工作。严羽著作除《沧浪吟卷》和《沧浪诗话》外，还有具有首创之功的评点《李太白诗集》二十二卷，他的评点在当时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对后世的李白诗歌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样一位优秀的诗歌评论家却没有做过任何本朝诗集的整理和研究，这与他对宋诗的鄙夷态度和他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严羽等人的影响力巨大且持续了几百年。到了明代，学界对宋诗的这一偏见更加激烈。“明初诗派皆主唐音”[10](P39)，闽中、茶陵等派推崇严羽的观点，仍循“尊唐黜宋”之旨。其后，更有前后七子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11](P434)。李攀龙在他所编的从商周时期直到本朝的诗歌选本《古今诗删》中，直接将明诗接于唐诗之后，宋诗一首也没有入选。诗人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王珪的《恭和御览上元观灯》一首有可取之处。这些足可见明人对于宋诗的嗤之以鼻。明代虽有宋濂、公安三袁、竟陵派等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称赞宋诗，试图矫正文坛风气，但势单力薄，“尊唐黜宋”思想一直垄断着明代文坛。此刻再去回顾前面提出的问题，答案呼之欲出，因为“尊唐黜宋”长时间占据主流，人们轻贬宋诗，对唐诗的关注超过宋诗，直接导致了没有学者愿意在宋诗总集、别集的整理研究上投入精力，元、明两代成为宋诗研究的空白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饱受了近400年的冷落后，到了清初，宋诗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变化，清人渐重宋诗并致力于对宋诗总集、别集的编定与校勘。这种变化亦是文学观念的反映，并以对明代诗坛风气的反拨为契机：“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竟尚宋元。”[12](P4528)反拨的结果不是要推翻唐诗的经典地位，而是承认宋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清初两大重要的宋诗研究著作《宋诗钞》和《宋诗纪事》问世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无数后来者继续为争取宋诗的地位而努力。乾隆、嘉庆年间，翁方纲“肌理说”开宗宋风气；道光年间，魏源、曾国藩等人倡导宋诗运动，宋诗愈发得到重视；清末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诗人为争取宋诗与唐诗相同的地位作出了极大努力，“陈衍更在理论上为宋诗张目，揭开了20世纪宋诗研究的序幕”[13]。受这股诗学思潮的影响并在其推动下，清代学者对宋诗别集、总集的整理取得了前文所述诸多成果。

建国以后，宋诗研究似乎又进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受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在提到宋代时，人们自然而然以宋词为重，从而轻视了宋诗。又因当时的政治风气，文学研究充斥着重内容和思想价值、轻形式和艺术价值的风气，研究者们更重视唐诗，宋诗研究至多关注到陆游、文天祥等少数爱国主义诗人，对当时本就不够丰富的宋诗研究而言更是偏颇(连苏轼这样的大诗人都受到研究者的冷落)。当时最为重要的著作钱钟书《宋诗选注》在序中对宋诗的形式主义作了批判，后来学者多认为他是在用形贬实褒的方式来介绍宋诗的特点[14](P239)，这就是对当时政治风气和文坛观念的反映。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指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个观点引发了70年代学界讨论形象思维、褒唐贬宋的风潮，在这种环境中，宋诗别集、总集的整理很难受人重视。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逐渐有学者开始对三十年间批判、否定宋诗的观点进行了反拨，并就宋诗的特点展开了讨论。陈祥耀在《宋诗的发展与陈与义诗》中以陈与义的诗作为例来肯定宋诗在技巧上对唐诗发展与创新[15]；张白山《宋诗散论》认为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对唐诗的继承和发展[16](P15-16)；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赞扬了宋诗的特质与精神品节[17]……后来，学者们运用许多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如文化学、美学等，开启了宋诗研究的全盛局面，并对宋诗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公平的评价。葛兆光《从宋诗到白话诗》从诗歌语言角度指出宋诗在细腻、明快、流畅上超越了唐诗[18]；莫砺锋在《唐宋诗论稿》中说：“唐诗、宋诗正如春兰秋菊，虽然香色不同，但是各有千秋”[19](P562)；张鸣《宋诗选》充分赞扬了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而这种繁荣的表征之一就是宋诗取得的高度成就[20](P1)……在这种重视宋诗的观念下，宋诗总集、别集的整理成果大量涌现，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八十年代开始准备、之后陆续出版的《全宋诗》，因上文已提到，在此便不赘述。

从以上梳理可以得出结论，宋诗地位的演变是与各期的文学观念密不可分，各期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宋诗的地位，而宋诗地位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宋诗的文献整理。宋诗被推崇的时候，宋诗的总集、别集编撰工作就受到重视；宋诗被冷落的时候，宋诗的总集、别集编撰工作就停滞不前。当然，文献整理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宋诗的地位。由于文献基础的薄弱，宋诗的充分研究自然难以开展，宋诗很容易被唐诗的地位压倒而被人轻视、冷落。这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反之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的情况也能推动文学观念的转变，二者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文学研究固然要重视文献整理，也应该重视文学观念的改变，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扎实而有突破性的进展。

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宋诗文献整理做这样的总结和期待：

第一、历代累积的宋诗文献整理成果推动了现代人对宋诗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宋诗的态度。八十年代以来，宋诗地位不断上升，宋代是继唐代之后的又一诗歌高峰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钱仲联在给《全宋诗》作的序中就“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提出了“宋词果超于宋诗乎？”[21](P1)这一问题，举陆游的诗与词，以《沈园二首》对比《钗头凤》，指出《沈园二首》“抒情之深婉不特与词同，且过之矣”，最后得出结论：“斯知词家所能表之词心、词境，诗家固优为之也。”[21](P2)很难想象，没有深厚的文献，这样的问题能够被提出或者回答。有些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宋代诗歌繁荣的原因，追溯梳理宋诗地位变化的过程。如张鸣在《宋诗选》前言部分回溯了宋诗的演进过程，结合每个阶段的社会政治情况，分析诗歌与时代之间的联系，又从印刷术的发展、诗歌的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探索了宋诗繁荣的原因。[20](P2-31)这些研究也只能在基于丰富的文献整理成果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足可见出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何等密切。文献整理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是我们进行文学研究应首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从古至今学界对于宋诗别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宋代有名的、创作丰富的大诗人，对于一些名气稍弱、诗作略少的诗人有研究兴趣并对其诗集进行校注的往往仅有数位学者而已。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些研究领域上的空白逐渐成为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宝藏。但因前人在大诗人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现代学者就主动或被迫将目光转向中小作家时，而忽视大诗人的研究，因为前人对于著名诗人的研究成果中有极为丰富的、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方法，研究者必须从优秀的作品中汲取养分，尤其是这些大诗人的研究直接推动文学史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因此，学界怎么投入精力都不为过。对这些大诗人进行的研究需要更多更好的文献基础才有可能产生突破。

第三、重视方志、石刻、笔记、域外文献等文献材料，开辟出崭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查找域外文献的难度大大降低，这类域外文献是反观我国本土文献的重要材料，其中贮藏着许多国内早已亡佚的珍贵资料，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重视。域外文献不仅打开了中国学术的新视野，给中国学术提供了新材料，也给未来的宋诗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开辟了新领域，例如探讨域外文献的整理在推动宋诗的海外传播与影响、宋诗的海外接受史等，这些研究领域是崭新的也是大有可为的，可以进一步呈现宋诗的影响、增强宋诗的文学史地位。新材料的应用亦说明了文献整理在推动文学研究方面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文学观念的转变与文学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