涟漪

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晚年回忆她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15年，朝夕相处中的所闻所见，始终难忘宋庆龄那封写了一个通宵，亲自起草并签名的证明信，让她送给对外友协的国际友人艾黎。她清楚地记得，那是1968年8月31日夜晚，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宋庆龄将她连夜赶写的亲笔信递到张珏的手里，千叮咛万嘱咐，要她送信路上注意有没有人跟踪;再三关照，要她早去早回。那天，她送信途中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边走边回头环顾，以肯定是否会有“尾巴”……待回到后海宋庆龄住地，已是中午时分，宋庆龄正忐忑不安地在楼下等着她。她为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任务而感到欣慰，更为宋庆龄患难境遇里还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主动站出来，替一位外国朋友作证，尽到一个同志和战友的崇高责任，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肃然起敬！她知道，当时宋庆龄虽然得到中央的保护，但仍然受到不少干扰。她无奈地对张珏直言：“我有职无权。”她所创办的中福会无法开展工作，内心十分忧虑、痛苦。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午餐后，张珏伴随宋庆龄在后海新居的南湖边长廊散步，走到客厅的时候，宋庆龄触景生情地对她说：“你看见吗？站在院子两边打扫卫生的服务员，看见我理都不理……”置身自顾不暇的境地，竟还不顾一切地对外国友人伸出援手，这又是怎样的患难相助啊！

1.最早帮助党中央恢复与外界联络的电台

张珏对笔者说，那一晚，宋庆龄书房的灯亮了一夜。书桌前，独坐凝思的宋庆龄心情沉重，即便是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的墓地被上海的红卫兵所毁，即便北京的红卫兵准备冲击她在北京的居所，被周总理劝阻……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心绪烦乱，她的挚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北京居所门口被贴了大幅标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意味着艾黎在这个非常时期随时都会有灾难临头……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与她相识，以后和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怎能忘记，30年代中期，她让艾黎在他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顶层阁楼上设置的那部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收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率领下，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那天深夜，她和艾黎共同在艾黎的住地举杯庆祝。由于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到达陕北后，她帮助红军尽快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就成了当务之急。关键时刻，设置在艾黎寓所的宋庆龄的电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此后，上海局就经常使用设在艾黎寓所的宋庆龄的电台与陕北联系。

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给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当时上海局还未建立电台，冯雪峰显然知道宋庆龄的电台可以“打通”共产国际。而当年担任着宋庆龄电台成员的艾黎则认可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到外部世界的消息。”

为了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36年2月至7月的东征期间，在山西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1936年6月2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联络处主任缪勒尔在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上，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恢复的过程：“到1936年6月1日，终于从阿拉木图电台得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收到了苏区电台的讯号。6月7日，伊尔库茨克电台又收听到苏区的信号，此后每天都可以收到并开始转播消息。”6月29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7月2日，中央收到王明的回电。当天11时，张闻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至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才真正建立了电台的直接联络。而宋庆龄设在艾黎寓所的电台，也就成为苏联与陕北的重要中转站。张闻天1936年12月5日向莫斯科催款时就在电报中这样询问王明：“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是否交给了孙夫人？”1938年，宋庆龄在艾黎寓所设置的电台与江西苏区和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

2.共同的反法西斯同盟

陕北与上海的电讯联络建立后，宋庆龄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对陕北根据地的援助活动：向陕北运送大功率的电台;派遣牧师董健吾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送到陕北。”1936年1月，牧师董健吾应邀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当面交给他一封重要的信件，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并派遣斯诺与马海德。”当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与一位医生到西北去时，她（宋庆龄）做了工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大夫一起做这次冒险的旅行。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合后，她便和艾黎他们开始努力购买并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解放区去。

1937年8月，中共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为支援八路军战胜困难。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后，宋庆龄主持的“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并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还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受到援助的除了八路军，还有新四军、东江纵队、延安国际和平醫院、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医院、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廖承志生前说过，当年组建和装备新四军时，部队急需的军用电台，就是由保卫中国同盟负责提供的。

宋庆龄又怎能忘记，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那些爱国华侨紧缩开支，将省下来的钱捐给设在重庆中国银行的保卫中国同盟名下。然而要想将这些巨额捐款从国民党的中国银行提出来，设法转往延安，又谈何容易！保卫中国同盟的财务主任廖梦醒就是通过当时在银行担任要职的美国朋友之手，提取现钞，有时一取就是两三麻袋，廖梦醒曾经感叹地说：“孔祥熙又哪里知道，暗中对我们鼎力相助的恰恰是他的美国顾问……”

一次，国外捐献的一台大型X光机运到了重庆。当时，胡宗南的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的医疗器械奇缺。这台X光机如能运往延安，可谓雪中送炭了，为避开陆路干扰，只能借用由重庆飞往延安的美国军用飞机。然而这台X光机体积庞大，根本进不了飞机的舱门。周恩来情急之中找到宋庆龄。

宋庆龄对解放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很清楚，中国有一半以上人口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些人群都生活在华东的解放区。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拨款援华法案，名义上规定这笔经费是供给中国全国各地区的，然而实际上国统区得到了98%的援助，而解放区所得到的援助还不到2%。抗战爆发以前，这里甚至还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医院！保卫中国同盟给这里11个省的人民带来医疗的国际和平医院，成为现代史中最出色的群众卫生机构之一。但是这些医院没有像样的病房，缺少医疗器械，这些用泥土和稻草盖成的农舍，有的甚至将华北远山中一层层挖掘出来的窑洞当成了天然的病房，那里的农民抬着伤病员，经过崎岖、粗糙、肮脏的山路来到这里住院。而住院的内科、外科、产科以及别的部门就分散在几英里范围内的村庄里，医生则每天徒步或者骑着毛驴去看望病人，药品和医疗器械装入鞍囊或另用牲口驮运。这些医疗器材少而珍贵。它们是经过人挑、畜驮、车装、机载，从数千里外的地方运来，或者是用当地粗糙的原材料自制出来。一个中心医院没有X光设备，一个分院没有听诊器都是常有之事。因此，周恩来为这台运不进来的X光机犯愁，宋庆龄又何尝不心急如焚呢？抗战胜利后，迁到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原保卫中国同盟执行委员曾经同美国人多次交涉，他们甚至找到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那里，他们大声疾呼：“解放区人民也是中国人！”而宋庆龄则援引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条款强烈要求“为解放区人民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此刻，情急之中，宋庆龄想到了美国将军史迪威身边的杨副官是个爱国华侨。当即派她当时的秘书廖梦醒赶紧去找杨副官帮忙……

其实，史迪威将军对宋庆龄和她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已有所闻，用他的夫人维里弗雷德·史迪威的话来说：“我的丈夫史迪威将军，对孙夫人和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以那么高的评价……孙夫人的这个组织，犹如她自己一样，是廉洁的，是唯一能给最急需的那些人提供救济的组织。”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坦言：“我们美国人以中国知道伊文思·福代斯·卡尔逊和约瑟夫·W.史迪威而感到自豪。……在中国长期困难的年代里，他们都看到了孙夫人为了人民利益不知疲倦地斗争，并通过她自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救济工作。对孙夫人这种坚定和勇敢的精神，他们深为钦佩。”史迪威将军正是从宋庆龄身上看到了“中国最需要的品质：坚定、大公无私、廉洁、勇敢和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身上感受到“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品德和中国人民最高的希望”，才欣然接受了杨副官的建议，果断下令改造飞机舱门，为那台珍贵的X光机开道……

3.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窗外，万籁俱寂，灯下思潮奔涌。宋庆龄怎不感念那些满腔热忱关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外国朋友！当年斯坦福大学外科教授利奥·埃罗塞大夫和奥地利内科教授凯南·S.海特泽尔大夫，在访问了张家口、延安、宣化和下花园的8家医院后写给联合国总部的一个报告中强调说：“我们感到尽管物资供应非常缺乏，尽管经常在与几乎是不能战胜的困难作斗争，这些医院的工作比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般医院的水平，甚至较大城市的医疗中心的水平都要高。他们那些人的无私干劲和精神，应该得到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以利于帮助他们取得更大进展。”“他们身上的那种充沛的精力、朝气勃勃和讲求效率的精神，我们还不曾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以“国际”这个词来命名和平医院，是因为这些医院建立起来及存在期间所得到的帮助，都是来自中国人民的海外朋友。宋庆龄眼前如过电影般地闪现出那些熟悉的身影：一个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大夫，整个地区都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当年经宋庆龄的介绍，他从国际和平医院一创立便在那里工作;理查德·傅莱大夫，奥地利人，他于1942年穿越日军设置的防线来到这里，在教学、科研和战地服务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魔都上海的大医院都为紧缺的青霉素束手无策时，他从美国援华会运到陕甘宁边区的医疗物资着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试制成青霉素，并用于临床;还有印度来的爱德华大夫、巴苏华大夫、卓克华和木克华大夫;一个反法西斯的德国医生汉斯·米勒;来自维也纳的F·罗森塔尔大夫，以及一个来自苏联的安德烈·奥洛夫大夫。还有一位来自日军战俘的山田一郎大夫，他志愿留下来已经在山西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多年了……宋庆龄难以忘怀，著名加拿大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于1938年在西班牙共和国服务之后，自愿来到这里，创办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为中国游击队提供同样的服务。她叹息白求恩大夫1939年病逝后，竟是由于手术中没有戴手套——已经没有手套可戴了。他是为一个伤口感染的伤员动手术时感染了败血症，而不治殉职的。他曾经总结出抗日战争中为适应游击队的战术而采用的流动医疗的办法，认为在战后也适用于對人民的公共卫生工作，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亲自去实践他的这个设想了。在两年艰难而夜以继日的治病救人之余，在完成外科手术之后，以及在赴前线的旅途中，白求恩大夫都要抽时间给白求恩医科学校的学员上课，他成功地对数十个中国青年做了系统的技术培训，还针对游击战争的特点，就外科学以及别的医学领域的问题，写过两本教科书，宋庆龄怎不感慨。继白求恩大夫之后，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于1942年，加拿大的夏理逊大夫于1947年先后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世……这些外国人，这些自愿者，“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啊！此刻，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精彩论断，在她的脑海里格外清晰，她又怎能忘记抗战时期为有利于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开展，正是艾黎冒着危险亲自护送她通过虎视眈眈的宪兵、包探监视，登上停泊在黄浦江心开赴香港的邮轮。

那是1937年12月31日，在接到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认为宋庆龄转移到香港去更便于她开展工作。在这个英国人治理的开放港口，她的采访和与国内外的来往，可以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和检查，她可以更方便接触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事业的中外人士和爱国华侨，不受干扰地把他们捐赠中国抗日军民的款项和物资顺利地送往内地。而她后来也正是到达香港几个月后，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酝酿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不仅是对战区难民人道主义的救济，而且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记得动身去香港那天，她动了一番脑筋，摆下了迷魂阵。在她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里，请来两位外国女友喝茶，造成一切如常的假象，而她则悄悄地由保姆护送，从后门出去，搭出租汽车前往位于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那艘挂着外国旗帜的客轮。借着江边阵阵寒风袭来的凉意，她颇为自然地借挡风的头巾捂住自己的半边脸，然后，一只手自然地搭在艾黎的肩膀上，两人配合默契地显出习以为常的样子，一同踏上船舷的跳板，居然躲过了沿途盘查的军警如临大敌的目光……“是艾黎保护我到船码头，”多少年后，当她谈到当年并肩作战的外国友人，总会以无限的遐想说起这些往事，语调深沉，沉浸在难忘岁月的追憶中。如果说，当年，不少外国朋友正是通过她逐步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而她则从政治上、生活上关怀和帮助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著有《红星照耀着中国》的斯诺、艾黎、马海德等;那么令她感念至今的，是他们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共命运，为新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和平事业，做出了忘我的牺牲和巨大贡献。

4.一封连夜赶写的信

宋庆龄从往事的追忆中重又回到现实。这些日子，她不断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她不能不替艾黎担心！而她的处境，又不便径直与艾黎联系……这横空出世的大幅标语惊醒了她，她想，她不能再沉默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为中国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地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好同志受误解，她再也顾不上矜持和内蕴，她要讲话，替艾黎洗清这无中生有的污蔑之词。她说：“我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她手上那支千钧之重的笔，此刻如大江决堤般奔涌，将她的满腔真情倾泻在信笺上：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演讲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饶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

1968年8月31日

窗棂泛白，宋庆龄书房的门打开了，她让在门外等候的张珏将她手里的英文证明信赶紧译成汉语，并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极端相信他”这句话念给了张珏听。当张珏接受她的派遣，冒着危险去给艾黎送这封证明信时，她语气沉重地对张珏说：“现在，留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为国际特务，我要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张珏临行时，她还不忘郑重地在张珏译好的证明信上签了名。

由于宋庆龄的保护，艾黎终于平安无事。张珏感叹地说：其实，又何止是对待艾黎呢？

5.鲜花盛开的记忆

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警卫秘书的杜述周回忆说，宋庆龄最爱鲜花，还特别喜欢夏威夷的热带花——安多利恒花。安多利恒花传递着她与美籍日本朋友有吉辛治的一段真挚的友情。

抗战期间，有吉辛治随美军观察团到延安访问，回国后即被关押了。宋庆龄情急之中将自己婚后母亲所赠的一身嫁裙（嫁裙还是当年她母亲结婚用过的）托人带给有吉的家人，让他们拿去变卖以援助困境中的有吉先生。有吉的家人没舍得卖掉，将这份珍贵的衣物妥善地保存起来。

有吉获释后，在夏威夷开了一家花店，他曾专门到北京看望宋庆龄，从夏威夷给宋庆龄带来两盆安多利恒花，宋庆龄非常喜爱，特地将这花绣在绸布上，挂在她卧室床头。

宋庆龄病逝后，有吉先生的儿子拒绝了古董商高价索买的要求，将妥善保存的宋庆龄当年赠给他家的那身宋母的嫁裙，送给了北京宋庆龄故居，他还办了一个旅游公司，介绍美国人来华旅游。每次他带团赴京时都会将外国游客们带到宋庆龄故居，以实物为凭，讲解那身嫁裙不平常的故事。而每趟来中国他不仅会向宋庆龄的基金会捐款而且总会记得像他父亲那样给宋庆龄故居赠送安多利恒花。

宋庆龄的挚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经评价宋庆龄说：“她就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