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水涛

语文教学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观念可追溯到儒家的历史传统，即《中庸》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人需要受教育，不学习便不知“道”，不读书便不能明理，也就无以成“仁”。教育的宗旨在于立德树人，这一点古今相同。问学的目标在于培育“德性”，德性要通过“问学”来抵达。语文教学要体现学科育人，育人目标要落实在语文知识的教学中。儒家文化以道德修养为主，是“尊德性”之学，“德性”是首位的。與“尊德性”相对的，还有“道问学”，即对学问和知识的把握。

语文的人文性，其实就是传统的所谓“德性”，包括道德品质、思想修养、审美境界等。语文的工具性，其实就是传统的所谓“问学”，包括知识见识和驾驭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所谓“尊德性”之学就是肯定人的德性是本来已有的，但不免为物欲所蔽，因此你要时时在这方面用工夫，保持德性不坠。“尊德性”要有“道问学”来扶翼，否则不免流于空疏。“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的双翼，从《大学》《中庸》以来，一直彼此呼应，须臾不能分离。儒家传统中还有其他一些相应的名词，如“博学”和“一贯”“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或者“居敬”与“穷理”，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割裂开来看。

儒家没有不尊德性的，都把德性之知放在首位，但另一方面，尊德性之外，还要不要知识，要不要道问学呢？儒家弟子信奉孔孟之道，但如何才能真正把握孔孟之道呢？显然，不读孔、孟、六经之书，无论怎样崇仁隆礼，你都不能领会孔孟之道。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不同的回答，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派。

陆象山说，他读了《孟子》以后，心中便直接得到了儒家的义理。事实上，很可能他是心中先有了义理，然后才在《孟子》中得到印证的。陆象山虽然并不主张完全废书不观，但他毕竟认为读书对于成德的功夫而言只是外在的，不是直接相关的。

朱熹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子，他当然也是尊德性的，但特别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联，不只肯定尊德性的重要，而且关注德性内涵的丰富，以及如何落到实处。比如朱熹讲《诗经》，不赞成只用“思无邪”三个字来概括，因为这不能概括《诗经》内容的丰富和意蕴的深厚。他认为，如果真要懂得《诗经》，总得要将一部《诗经》从头到尾好好地读读。所以朱子的《诗集传》对《诗经》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有很多新颖的见解。这就充分表现出朱子喜欢研究学问注重知识的一方面。至少在朱子一系的新儒学中，知识是一个占有中心位置的问题，这也是世界思想史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陆象山与朱熹的“鹅湖之会”，二人就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问题反复辩难。陆象山认为朱熹过分强调格物致知，缺乏德性的自觉统摄，不免失于琐细和支离；朱熹认为陆象山片面理解诚意正心，缺乏知识和学问的修炼，明显失之于空疏与轻率。

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显然带有朱陆之争的余绪。语文教学终究是“人”的教育，无疑应突出人文性，着眼于人的发展，把“立人”放在首位，致力于学生德性的培育，为孩子的一生打好“精神的底色”。但同时，语文教学是民族母语的教与学，应从母语的特点出发，突出学生的语言实践活动，与时俱进地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让他们能自如地驾驭祖国的语言文字。因此，中小学语文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和策略，在全面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等人文素养的同时，必须注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能力的培养，重视创新精神和学习能力的培养，重视感性，重视积累、感悟，重视语感培养，提倡多读多写。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相辅相成的，应该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