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华 刘艳 杨娟 曹铭婧 任颖

[摘 要]漢高祖7年（前200）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未央宫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的石渠阁（与东面的天禄阁大体平行）为西汉时代的“王朝中央档案馆、皇家藏书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多位群贤司马迁、杨雄等先后工作、探究、“校书著述”于此地，并利用其丰富的档案及图书资料编撰了众多经典文献，其中“史家之绝唱”《史记》也诞生于此;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时为图书档案馆建筑一伟大之创举，也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之“创新性”见证！调研后，有纠错足立喜六观点：“沧池”应在“台地（前殿）”西南;且有补充内容：考古图中所注“马家寨”应为“东马寨”，西边对称位置有“西马寨”;石渠阁毁于王莽末年之兵火中;石渠阁“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发现有“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待进一步考证——此乃一重大发现之探讨！该背笵呈红色，阴文。并对司马迁在此地所编撰的《史记》进行了探析。

[关键词]石渠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硥石为渠以导水”;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大泉五十背面钱笵;司马迁与《史记》

[中图分类号] G2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21）03-0062-06

Shiqu Pavilion： The Western Han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and Its Evolution——Also an Analysis of Sima Qian's Compilation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y" Here

Ma Guanghua1  ，Liu Yan1  ，Yang Juan2 ， Cao Mingjing3，Ren Ying4

（1.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2. Armed Poli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00;3. X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Xi'an 710068;4.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

Abstract： In the 7th year of Han Gaozu （the first 200 years）， the Weiyang Palace complex designed by Yang Chengyan and presided over by Prime Minister Xiao He， the Shiqu Pavilion on the north side （approximately parallel to the Tianlu Pavilion on the east side） was the "Dynasty Central Archives and Royal Palac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angshu Pavilion"， "The Book Collection of Imperial History Laws and Orders"， a number of sages such as Sima Qian and Yang Xiong have worked， explored， and "edited books" here， and compiled many classic documents with its rich archives and book materials， among them "The singular song of 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Records" were also born here; Shiqu Pavilion "Stone as a channel to guide water"-fire prevention and theft prevention， was a great pioneering work in library and archives architecture， and was also the "innovative nature of the Western Han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witness！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there was an error correction Adachi Kisoku's view： "Cangchi" should be in the southwest of "Terrace （Front Hall）"; and there is supplementary content： "Majiazhai" in the archaeological map should be "Dongmazhai"， west of The symmetrical position is "Ximazhai"; Shiqu Pavilion was destroyed in the fire of Wang Mang's last years; Shiqu Pavilion was changed to a place for casting money during the "Wang Mang New Deal" period？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cultural relics such as the "Daquan Fifty Relics"， to be further verified——this is a discussion of a major discovery！ The back frame is red with inscribed text. It also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Sima Qian here.

Key words：Shiqu Pavilion; "Yushi Luling Book Collection"; "Stone Stones as Channels to Guide Water"; Western Han National Library and Archives; Daquan Fifty Reverse Qian Li; Sima Qian and "Historical Records"

為进一步进行多学科考证，再赴丝绸之路经济带之起点、现西安城西北郊——汉长安城及未央宫建筑群文化遗址进行调研与探讨：“西汉长安都市的规划与营造，阙、台、楼、观等显著提升高度，趋向立体发展的宫廷建筑已经受到重视，反映了对‘壮丽‘重威的追求……”[1]未央宫位于城内西南隅，彰显着璀璨的华夏文明，见证着我国古代西汉时期灿烂的文化，且有文化旅游景点开发之价值。历史研究的传统，一直以考证为主……对史料进行分析;大都就个体问题入手，澄清其渊源、发展与变迁过程、结局和影响等诸层面，目的是搞清楚历史的真相。”[2]依据此科学方法，以刘庆柱、史念海、陈直等学者“亲赴实地考察、调研，且与文献检索相结合等”之“科研手段与学术美德”为榜样，依据图书馆学、档案学及文物考古学等学界观点，将再次对该建筑群中的石渠阁进行进一步探析，并对其沿革进行新考证，还对其发现的“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进行科学对比与综合分析，并对司马迁在此地所编撰的《史记》进行了探析。

一、丝路起点之汉石渠阁遗址之发现及探析

1.石渠阁遗址的发现及陈直、周雪恒等对其“藏书”、“档案”等方面之研究考证

1952年，石渠阁遗址被发现：“1952年，西北大学历史学系师生在西安附近汉代未央宫北面发现了石渠阁遗址。”[3]127

陈直先生对此进行了考古勘察、文献考证及“藏书”论证：“石渠阁，萧何造，……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由于此藏秘书焉。直按（陈直教授解释）： 《汉书·儒林·施雠传》颜师古注引《三辅故事》，《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三辅故事》，皆与原著文相同。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见《汉书·艺文志》序。”[4]

另也有文献载：“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宫殿北，藏秘书之所。……”[5]

周雪恒先生认为：“汉统治者在宫廷内外都建有保藏图书档案的处所，著名的有石渠阁、兰台、东观……这些既是王朝中央档案馆，又是皇家藏书阁……”[3]127

上述专家考古勘察及古文献证明：石渠阁为西汉时期图书档案馆。

2.汉石渠阁在未央宫中的位置及简况考

刘庆柱及史念海、何清谷等专家曾亲赴实地，对汉未央宫建筑群及所属石渠阁、天禄阁进行了历史地理学、文物考古等多方面研究：“汉时未央宫是大政朝会之所，”[6]“汉未央宫还有石渠、天禄二阁，是专门储藏皇家图书的地方。这两个建筑的存在，又给未央宫增加了文化方面的内涵。”[7]226《三辅黄图校释》对（石渠等）“阁”之藏书的观点：“三辅黄图卷之六，阁，即楼阁，淮南子主术训：‘高台层榭，接屋连阁。图1 汉未央宫建筑群及石渠阁等位置手绘图……用于藏书、远眺、游憩等…… ”[5]。

刘庆柱先生对未央宫及所属石渠阁等的历史地理及考古之进一步研究为：“未央宫的两条横贯宫城的东西干路，将未央宫分未央成南、中、北三部分……北部是皇宫中的后宫区，后宫区以北为文化设施区，”[8] “前殿北邻为椒房殿和掖庭，它们属于后宫代表性建筑。后宫位于前殿之北……后宫之北是皇室的文化性建筑，如天禄阁、石渠阁、承明庐等。”[8]（图1）

从图1中看到了该未央宫建筑群中，石渠阁位于前殿（皇帝办公处）及椒房殿北边，与东边的天禄阁大体平行。椒房殿为嫔妃及宫女生活之处。

关于石渠阁等为西汉藏书之处，且为群儒探讨学术之地，另有古今文献支撑此观点：

“汉宫阙疏：‘天禄、石渠，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 [9]

“汉统治者在宫廷内外都建有保藏图书档案的处所，也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3]127

上述文献及专家观点，基本定论：未央宫建筑群中的石渠阁等为西汉国家（皇家）图书档案馆，石渠、天禄位两阁位于其北，东西相望，大体平行。

3.关于“沧池”位置的新观点

早于刘庆柱、史念海等专家的研究与实地考证，有清朝末年的二十世纪初，清光绪三十二年（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年——笔者注）应聘到陕西高等学堂（现西北大学）讲学的日本著名学者足立喜六在中国四年间（公元1906-1910）利用讲课之余的时间，已对汉未央宫等地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长安史迹考（研究）》一书，其中对未央宫论述到：“未央宫是由众多宫殿楼阁组成的建筑群，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今台地之北，有稍低的洼地，当是汉代沧池的遗址，也就是流经未央宫及长乐宫之北而远达灞城门的水渠痕迹（图2）”[10]。

经实地调研考证分析后认为：足立喜六文中所说的“台地”指的应该是前殿遗址——其为未央宫遗址中大面积的高台之地，那么“沧池”应在其西南，而不是“台地之北”！（图1）

4.东马寨与西马寨之新补充内容

值得指出，手绘图一参考了刘庆柱先生所做的考古图（图3）：有一点应补充详细，图中右下角的“马家寨”，应为“东马寨”，其西对称位置为“西马寨”——亲赴该地调研得知！

二、对石渠阁——图书档案馆职能及要素等的进一步研究

图书馆学界认为：“两汉官府藏书之处甚多。西汉内府……外府（宫殿之外的官署）有石室、金匮、石渠、天禄、麒麟、曲台六处。”[11]

档案学界认为;“大量档案图书的收集和汉代本身新档案成分源源不断的产生和积累，必然要建立‘藏书之所……”[3]126

作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将依据“图书馆要素说”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1.石渠阁的藏书及档案

经分析认为所藏文献为：

1）萧何从焚烧阿房宫的大火中抢来的圖书档案：“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2]“修建石渠阁的目的，就是为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收藏秦朝的图籍档案，” [3]126

2） 西汉时期，多位有为皇帝从天下搜求来的书籍，古文献载：“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4]

3）司马迁、杨雄等学者整理、编撰的图书;

2.关于石渠阁的“馆长”及工作人员

图书档案管理人员，一般由博士官担任，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石渠阁的藏书由博士官来掌管”;多有著名学者担任此“馆长”——司马迁于公元前108年（其父司马谈去世三年时）就职为“太史令”：古文献载：“卒三岁（前108 年），迁为太史令，”[13]

3.汉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的“高位建筑”——国家（皇家）图书档案馆建筑的进一步创新、完善

陈直研究认为：“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硥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雍录》云：‘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以水经约其地望，则沧池在未央西南。此之为渠，必引沧池下流，转北以行成其为渠也。图4 石渠阁遗址照片（作者摄）水之又北，遂转行乎明光、桂宫之间，谓之明渠也。”[4]

上述说明了石渠阁“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此乃图书档案馆建筑较前朝之一伟大进步！且为西汉图书档案馆建筑之“创新点”，并依此命名：“所以称石渠阁，是因其建筑特点而得名，在阁周围以磨制石块筑成渠，渠中导入水围绕阁周围，对于防火防盗十分有利。可见，汉代对收藏前朝的档案专门修建阁库，并注意了保护的特定要求。”[3]126

石渠阁还为“高位建筑”！（图4）

三、陈直对石渠阁之推论：“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

1.陈直根据发现“钱笵”推论：石渠阁在“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

1954年，陈直带学生在石渠阁遗址发现了钱笵等文物，并进行了全方位的特征分析：“石渠阁遗址出土的王莽钱背面笵——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我与西大历史系教师及一年级同学，到未央乡作考古实习……在石渠阁遗址，最初发现阴文钱墓砖笵两块……所得钱笵，经详细研究，可定为王莽时期大泉五十背面笵，天禄石渠两阁，在西汉虽同为藏秘书地方，今以钱笵出在石渠来推断，知道王莽时天禄尚存（见汉书杨雄传），而石渠则已改变为铸造钱笵的场所，关于这一点，史传从未提及，可以说是重要的发现……石渠阁发现的范则完全刻在砖上，与先刻后烧是不相同的，这种范在遗址的四周及高顶上遍地皆有发现，纯是背范……”[15]71-73

陈直又对距离石渠阁不远的好汉庙、章城门口所发现的钱笵进行了对比和综合性分析：“王莽陶钱笵出土地点，在西安三桥镇北五里好汉庙、其他是汉代的章城门口”[15]72;“三桥好汉庙所出的大泉五十笵，都是正面笵，因而疑为分工合作的，一部分技术工人，专刻正面，一部分则专刻背面，以意揣测，分工的程序，是先刻正面，后刻背面，俟正背齐全后，再汇合交铸工，如果将遗址稍加发掘，我想必有其他发现，当不止此。”[15]74

2.再赴石渠阁遗址的进一步考证——新发现

陈直先生所发现的钱笵未能找到，课题组成员再赴石渠阁遗址做进一步的考证。在遗址周边细心查找约两小时后，终于在台基西边高处距顶约二米处，发现了一红色钱笵，该钱笵主体平行埋于台基土中（图5），另有两块钱笵红色散体在其不远约0.5米处（图6），分析认为：平埋于土中的钱笵较大，散落其不远处的两块较小，应该为一整体钱笵——2000余年的风化与雨水侵蚀等原因，使其分体。

将一散落的钱笵，冲洗干净后，钱币笵印清晰可见：此为“大泉五十背面笵”，呈红色，其色度近似当代盖楼房用的红砖，为阴文......见（图7）。另一块散范，剖面杂有沙子、石灰等物，稍动就会有沙子石灰掉落，平面上有一薄薄的细层……该两散钱范与1954年陈直先生发现的钱范完全一样：“在石渠阁遗址……计得阴文钱幕砖范三十二块……经详细研究，可定为王莽时大全五十背面范……”[15]71-72;“各范色质，分为两种，一种是青砖，形式扁薄……另一种是红砖，比青砖较厚，破损处所见的红沙土中，杂有石灰粒，或沙粒、表面另附一层细泥……”[15]73-74

我们所发现的钱范与陈直先生66年前发现的钱范完全一样，此“实物证据”更加证明了陈直先生的推断：石渠阁王莽时期已成为制造钱范的场所！“王莽铸钱的作所……西安未央乡石渠阁遗址，所造的大泉五十背面范……西安三桥镇直北好汉庙所造的是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栔刀等正面范……知道当日是采取分工方式，到铸钱时才会和一处……”[16]

3.有关新刊简报、文章之佐证

邓家村的挖掘报告，“（三）遗物……铜钱2枚，已残。标本TGIL3②：1，可辨钱文为‘大泉五十，文体纤细。钱经为1.8、穿经为0.7厘米，重量1克（图6.3）。标本TGIL3①：1，仅可辨‘五，依形可辨为‘五铢。钱经为2.55、穿经为0.7厘米（图6.1）……所见铜钱为遗存时代提供了参考依据。可辨钱文分别为‘五‘十等字，推测应为‘五铢‘大泉五十。据载，天凤元年（14）王莽废止宝货制，允许‘大泉五十贬值……”[17]邓家村挖掘的‘大泉五十与大泉五十钱笵背面“圆形方孔”相吻合！见图7、图8（3.“大泉五十”）图8 王莽时期所制大泉五十铜钱（翻拍于《文博》杂志）[17]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开发建设时，发现的钱币文物，也有佐证作用：“2003年11月，为配合基本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汉、西晋、隋唐等时代墓葬121座、窑址两座。”[18]3“铜钱共计208枚……C型标本M3：29-5，‘大泉五十。钱体坚挺，内外均有轮廓，钱文为篆体，内径1、外径2.1厘米。D型标本M3：29-6，货泉。内外有廓，钱文为篆体。内径0.7、外径2.3厘米……‘大泉五十‘货泉系王莽钱……”[18]6-7

上述两个挖掘点，距离未央宫石渠阁较近，一个在其东北方向，另一个在其西南方向，且挖出的大量的“大泉五十”、“货泉”钱币等文物，均为王莽时期的钱币，此点也进一步佐证了陈直先生的推测：王莽时期，“石渠则已改变为铸造钱笵的场所。”

四、司马迁在石渠阁编撰《史记》

时任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的司马迁，利用石渠阁丰富的图书档案资料，“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功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

司马迁大约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编撰《史记》，在此期间，作为学者的司马迁还身兼数职，经常陪同汉武帝去各地巡视，没有大量完整的时间进行著书，从太史元年（公元前96年）开始，全身心投入了《史记》的编撰，终于使这部不朽之作问世。此书当初并未称《史记》，而称《太史公》、《太史公记》等，《汉书.艺文志》载：“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十篇有录五书。”曹之教授认为：“博览群书（含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统计，《史记》引用书目近百种。”[19]

结 语

经实地调研及文献检索、多学科考证等，综合分析后认为：汉未央宫建筑群由萧何约汉高祖7年（前200）主持建造，设计者为杨成延。其中的石渠阁位于该建筑群北面，为“王朝中央档案馆、皇家藏书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其为“高位建筑”，且“硥石为渠以导水”——防火防盗，为西汉国家图书档案馆之“创新性”见证;也为其较前国家图书档案馆之更加完善点！在石渠阁中，先后有著名学者司马迁，杨雄，刘向，刘歆，尹咸等在这里任职、工作及进行过多项学术活动——多部经典文献在此编撰、诞生，且“讲论五经于石渠”……。石渠阁毁于王莽末年之战火中。

石渠阁“王莽新政”时期改为铸造钱笵之场所——发现有“大泉五十背面笵”等文物，待进一步考证——此乃一重大发现之探讨：

又有亲赴实地最新发现的平埋于石渠阁遗址台基中上方及散落距其约0.5米处的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背面钱范（阴文、红色）”散体等文物，更是对陈直前述推测的佐证：

通过调研，有纠错足立喜六之观点：“沧池”应在“台地（前殿）”西南;

且有补充内容：考古图中所注“马家寨”应为“东马寨”，西边对称位置有“西马寨”！

此文为图书档案史及文化遗址、历史地理、文物、考古等方面之多学科角度考证与研究。

司马迁在此地编撰《史记》，身为“石渠阁等汉朝国家（皇家）图书档案馆”的“馆长”——“太史令”：“卒三岁（前108 年），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13]而依此编撰出了“史家之绝唱（鲁迅文）”：《史记》： “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完成了‘叙述从远古时代到纪元前2世纪的中国史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史记》，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

[参考文献]

[1]王子今.古旧塔影，清新风铃——读《陕西古塔全编》 [J].文博，2020（1）：111.

[2]李鸿宾.从全球史语境看唐史研究新范式出现的可能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史会科学版），2018（3）：27.

[3]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26-127.

[4]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31-132.

[5]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 [M].北京：中华书局，2005，6： 339-342.

[6] 史念海.河山集九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31.

[7] 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26;228-229.

[8] 刘庆柱.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J].考古，1995（12）：1120.

[9] [清] 毕沅.关中胜记图志[M]. 张沛（校点）.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119.

[10] （日） 足立喜六.长安史记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82.

[11]李更旺.先秦至两汉官府藏书处所名称考——再对《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览表（上）》补遗订误[J].图书馆学刊，1983（3）：63-65.

[12]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国大遗址保护调研报告（一）——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18.

[15]陈直.考古论丛——西汉铸钱铜材和钱笵的发现：石渠阁出土的王莽钱背面笵[J].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1）：71-73，71-72，73-74.

[16]陈直.长安学丛书.陈直卷——关于两汉的手工业：铸钱业[M].西安：三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04.

[17]陕西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邓家村秦汉古道路调查试掘简报[J].文博，2019（6）：10-11.

[18]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东汉M3发掘简报[J].文博，2020（1）：3，6-7.

[19]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53.

[20]马光华.司马迁所从事的圖书资料工作[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

[责任编辑 张宇龙]

[收稿日期] 2021-03-17

[作者简介]马光华（1960— ），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艳（1974— ）西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娟（1981— ）武警工程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曹铭婧（197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任颖（1963— ），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西安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路径与策略”（项目编号：2017KRM164）;西安市2016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Y86）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