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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基于拉美和日韩国际经验的比较和启示

2021-09-25韩永辉谭舒婷

南方金融 2021年6期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陷阱经济

韩永辉,谭舒婷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420;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转变,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乃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探索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主义发展道路。“十四五”作为中国踏上新时代发展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被赋予多重使命与任务,其中更是把“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相关要求放在重要位置,这不仅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Cai,2012;华生和汲铮,2015;龚刚等,2017;Glawe和Wagner,2020;Zhang和Wen,2021),更展示了中国探索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的决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以及更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支撑。然而,必须清楚认识到,当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挑战,而高质量发展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抓手和路径,三者彼此关联密切,形成新时代下中国探索特色发展道路的题中要义。

“中等收入陷阱”可拆解为两个关键部分来加以理解。一方面是界定“中等收入”。其中,最为典型的测算方法是由世界银行从人均国民收入(GNI)角度提供的绝对衡量标准,2020年更新版分别以1036美元、4045美元以及12535美元作为划分低、中低、中高和高四个收入组别①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此外,部分学者提出运用相对收入情况来判断一国的收入水平,即计算一国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为衡量标准,以15%、60%划分低、中和高三个收入大类别(Im和Rosenblatt,2013),为判断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有益视角。相比之下,后者更能够动态捕捉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来厘清一国收入水平在全球范围中定位。另一方面是“陷阱”。侧重指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收入阶段后,社会的资源、行业、技术、就业岗位等增长都陷入停滞,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低增长或停滞状态,而无法实现进一步发展至高收入阶段的情况(Indermit,2007)。

“中等收入陷阱”与一国发展质量密切相关,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时无法实现要素升级,国内收入分配不均引致经济倒退,人口结构失衡导致“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内需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动力,社会治理改革水平提升受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致使经济发展面临多种挑战和显著下行压力,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能(Bulman等,2017;黄先海和宋学印,2018;程文和张建华,2018;刘伟和陈彦斌,2021)。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地区国家(以下简称为拉美国家)均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初始发展条件远不如拉美国家的日韩两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大部分拉美国家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正受到人口红利消失、地区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多重消极因素影响,在经济转速提效的过程中面临一定挑战,亟需警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人均GDP)从2001年的1053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504美元②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均增长率达到12.87%,仍处于上行区间,为突破中等收入瓶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较过去的20年发生重大转变,这为发展战略部署带来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挑战。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以及保持收入增长行稳致远是中国能否在“十四五”期间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性条件。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性,以拉美国家和日韩为案例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及成功做法,进而对中国完成“十四五”规划任务乃至实现2050年远景目标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实现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助力经济高质量建设,为打造新发展格局提供新动能,并且为世界上广大中等偏下收入乃至低收入国家提供一个可参考的经济发展“中国模式”。

二、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

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后,绝大部分拉美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随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普遍出现了增长放缓乃至倒退现象,未能有所突破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中,尤以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为典型,持续在10000美元这一人均收入水平线附近徘徊。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除智利、巴拿马和乌拉圭经过长期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海地仍处于低收入水平外,其余80%的拉美国家仍将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消极因素影响③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收入增长依然缓慢,例如阿根廷就长期面临经济停滞和贫困问题。

(一)拉美国家发展特征

在过去数十年内,从世界银行的绝对标准来看(见图1),大部分拉美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而从相对标准来看(见图2),拉美国家之于美国的相对收入水平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尽管波动幅度以及方向因国家特定情况而定,但是大多数国家的比例依然维持在0.6水平以下。由此可见,这些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实际距离”并未因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明显缩小,需要进一步考察拉美国家发展特征来了解其受“中等收入陷阱”掣肘的情况。

图1 1960-2019年部分拉美国家人均GNI变化趋势

图2 1950-2016年部分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相对收入水平

1.经济发展波动起伏剧烈

拉美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经济表现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发展质量难以支撑收入稳定增长。一是经济增长率变化波动明显。在1950-1980年间,拉美国家处于高速工业化阶段,社会转型加速,得益于低信贷利率和高出口增长,在30年间取得了较高年均增长率。而以1981年为分界点,1981-1990年拉美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从1971-1980年的6.07%骤降至1.47%,而对应的年均人均GDP增长率亦从3.20%下降至-0.39%④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经济急速进入衰退期。虽然拉美国家于1991-2000年开展大规模结构改革,促使经济表现回弹,但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家一度陷入经济负增长的困境,经济复苏势能间歇性中断。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激进。自上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先后采取“进口替代”“去工业化”等策略,导致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性需求不相匹配,其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7.8%下降至2019年的12.1%⑤数据来源:《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 Slow Growth, Policy Challenges(English)》。,过早去工业化加剧了拉美国家对初级产品⑦初级产品也称为原始产品,一般指从自然资源中获取的劳动成果。⑧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借款利率主要为浮动利率。在借贷期限内,利率随物价或其他因素变化相应调整。贸易的依赖情况。根据世界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在拉美国家中,智利和圭亚那的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度高于20%,而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等多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度也高于10%⑥数据来源:联合国发展和贸易会议。。这导致拉美国家在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全球化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三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不当,调节市场失灵的力度不足。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里根经济革命使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叠加美联储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使得国际市场利率快速提升,导致原材料价格随之下跌。由于拉美国家主要依靠出售国内初级产品赚取外汇,利率上升和原材料价格下降使拉美国家的偿债能力下降、偿债负担加重⑧。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巴西、秘鲁、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多个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偿还困难,被迫终止或推迟偿债期限。拉美债务危机导致的“应急性调整”使拉美经济陷入衰退,而快速私有化、盲目城市化和被动开放使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失去的十年”(Felipe等,2012)。

图3 1961-2019年部分拉美国家GDP增长率

2.各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尽管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成绩,但其未能兼顾社会发展均衡度,受惠群体主要限于富裕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拉美国家普遍忽略了公平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尤其是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拉美国家未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导致国家职能弱化,失业情况逐渐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成为世界之最(Paus,2014)。从基尼系数来看,1980年拉美地区为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区,达到0.57,与最低的中东欧地区(0.32)相差很大,亦远高于所有国家的均值(0.4)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集团发展研究局。。从贫困率来看,1980年拉美国家的贫困率为40.5%,在此后的25年,贫困率始终保持在高位。由于人口增长仍在持续,1980-1990年平均人口增长率达到1.86%,在同期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从1980年的1.36亿上升至90年代的2亿以上⑩数据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一定程度上拖累城市及农村发展。直到2004年,拉美国家的贫困率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才首次出现拐点。在此期间,贫困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类社会活动高度活跃,社会冲突进入高潮期,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受到阻碍,进入恶性循环。

(二)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拉美国家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在于增长陷阱。一般而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体,能够通过增量调整的渠道来缓解社会矛盾,而经济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则倾向于采取存量调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恶化的“死循环”。这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前车之鉴。

1.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

面对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多重经济发展困境,拉美国家国内体制机制改革诉求上升,要求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然而受制于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认知不足,大多数拉美国家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进行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难以利用体制机制改革来引导经济发展。一是市场化体制机制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政府对企业的过度保护长期存在,国内企业难以与国际企业展开竞争,导致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的升级改造延缓,造成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规模缩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使产业结构错失调整的绝佳时机。二是政府公共政策的效率较为低下,难以营造积极的经济环境来对冲国内外发展不确定因素。加上政府官员腐败严重、行政制度官僚主义思想浓厚、漠视行业垄断、寻租行为泛滥、社会阶层对立分化加速等重要社会问题长期未得到根治,进而搅乱市场秩序,阻碍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三是资源要素配置体制机制改革缺位。传统资源部门掌握大量资本和资源,生产要素难以流入新兴产业部门,产业间资本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受到阻碍,经济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2.发展模式未及时得到优化升级

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往往面临降速换挡的挑战。对于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可视为关键时期,然而由于未能妥善处理经济增速与经济质量之间关系,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一方面,由于对科技研发投入不够重视,叠加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拉美国家难以从发展初期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向科技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普遍存在相对现代化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以及相对落后的农村农业部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农村就业人口和资本向城市流动。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至高生产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推动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提升,具体表现为较快的经济增长,助力拉美国家较快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来自生产要素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逐步减弱,而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不高,生产要素配置低效,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各部门的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亦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1960-2010年间拉美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平均下降了29.2%,以致经济增长始终难以持续,拉美国家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减少了29%。此外,多数拉美国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未能根据发展需求及时进行调整或转型,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却又忽略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情况,难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引发轻重工业比例失衡以及一、二、三产业比例失调的问题,使得经济失去长期发展的动力。

3.对于发展公平性重视程度不足

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一直是一国能否提升收入总体水平的关键因素,拉美国家对其重视不足,制约了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空间。一是拉美国家政府普遍忽视农民利益,“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发展(程洪和陈朝娟,2006)。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剥削农民、投资城市经济部门,且在土地革命中草率处理土地问题。至今,拉丁美洲的土地分配不平等程度仍然为世界第一。如巴西的土地集中率高居世界第二,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庄园主手中,大量的失地农民被失业和贫穷所困。在左翼社会团体的带领下,无地农民运动持续发展数十年至今,具有规模大、有组织、持续时间久的特点,抗议农民一度高达200万人,已成为拉美国家最大的社会运动,对于经济稳定发展造成挑战。二是就业的社会公平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由此造成的就业不稳定阻碍了中等收入的上升渠道。拉美国家过快的城市化超出了工业承载能力,城市无法为涌入城市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量人口不得不到与正规部门收入差距很大的非正规部门寻找工作,而相当一部分居民仍然无法找到工作,导致城市贫困化和边缘化现象涌现。此外,巨大的劳动收入分配差距使贫困收入家庭比例扩大、中等收入家庭比例缩小且生活经济压力较大、富裕阶层消费空间饱和。而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负面影响下,拉美国家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受到严重制约,畸形的社会消费结构反过来削弱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加重发展负担。

三、日本和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

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代表,在促进经济发展时顺利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使得二者相辅相成,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对中国寻求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过渡到高收入国家路径而言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日韩实现持续增长的核心在于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成功转换培育了国民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实现了国际竞争力的跨越性提升。

(一)日韩发展特征

自朝鲜战争后,日本和韩国外部环境较为稳定。与拉美国家不同,日韩两国的内部矛盾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中逐步缓解,对经济没有造成明显的冲击,表现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民收入差距长期维持较小水平,因而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绝对标准(见图4)以及相对标准(见图5)角度来看,日韩均已稳居高收入国家行列。

图4 1970-2018年日韩的人均GNI变化趋势

图5 1960-2016年日韩对美国的相对收入水平

1.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战后,日本和韩国百废待兴,遭遇严重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发展难度较大。而在朝鲜战争中,日本的重工业实现复苏,与“电力五年计划”一起为未来积极建设独立经济提供了重要基础。自1995年的“神武景气”开始,到后续的“岩户景气”、“伊弉诺景气”等,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日本经济快速成长,日本国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1968年,日本的GDP超过西德位居世界第二位,并在1987年成为发达国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失落的十年”(王洛林等,2001),且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日本仍能凭借国内外市场兼顾的发展方式增强社会老龄化下经济发展的韧性(宋慧中和别曼,2020)。2020年日本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位居全球第三(约为5.1万亿美元),并且持续保持在高收入国家之列。

韩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出与日本发展类似的模式。20世纪60至90年代,韩国经济在政府开展的“韩国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和出口主导战略的推动下飞速发展,GDP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10%以上,支撑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升级,创造“汉江奇迹”并位列亚洲四小龙(Howe,2020)。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韩国迅速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GDP增长率转而缓慢下降至2%至3%左右,实现经济增速换挡。在此阶段,韩国政府紧抓国民收入稳步提高的机遇,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动消费结构随经济发展实现优化升级,即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的切换。1970年至2010年期间,韩国非耐用品消费占比从54%下降至25%,而服务消费占比则从30%左右上升至近60%11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2.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较高

日本和韩国国民的收入状况并未像西方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悬殊,且极端贫困人群较少,呈现“橄榄型”分布特征。二战后日本的基尼指数曾达到0.7,但政府在治理收入问题、调节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维持7.2%以上的增长率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改善的协同并举,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来引导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关税壁垒、设置最低收购价格、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等方式确保农民的经济利益(Ito,2017)。另一方面,重视运用税收手段,对收入再分配进行调节,并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以保护贫困群体,基尼指数长期保持在0.25左右。韩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与日本情况有所区别,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来实现对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并辅以社会保障措施,进而调整再分配格局。1975-1980年,韩国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39,随后逐步下降,至今仍保持在0.4的警戒线之下,处于比较平均和合理的区间12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二)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分析

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就是解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出现的问题。为了推动产业间资源流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日韩两国持续从经济结构、科技创新和社会改革三个方面着手,并提出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居民收入稳定提高。

1.因时制宜调整经济结构

经济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至关重要。二战后,日韩两国均为传统农业国,第一产业占较大比重。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国政府分别制定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策略,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适时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从依赖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研发和产业技术的精细型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智力密集型产业。同时,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在国内保留高附加值产业,为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制定和落实“科技立国”战略

在中等收入阶段,为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速发展模式转换,日韩两国政府重视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力量,通过采取组合式战略和措施,致力于提高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力量谋求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争取实现国际产业链从中低端向中位居上游“位移”。例如,韩国于1982年提出“科技立国”战略,旨在利用先进科技革新原有产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战略得到进一步深化,通过自主研发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实现科技自立。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与韩国类似的“创新立国”战略,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贯彻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在电子机器、精密机器、机械等高精尖行业,日韩两国构建起了技术壁垒,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较大的份额(朴馥永和黄阳华,2013)。

3.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和韩国政府均及时甚至提前布局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措施,发挥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为有效缩小国家总体收入差距提供“稳定器”作用,使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35以下。一方面,重视社会公共服务均衡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构建养老金和卫生保险制度。随后,老年人福利、国民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陆续推广,至今构建起了由公共援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公共保健四大部分组成的社会保障制度。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构建了以“三大保险”和“四大年金”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瓶颈障碍。日本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先后三次制定综合开发计划,深入调整农业和农村政策,使农村地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发展,完善了城乡统筹的养老、医疗和教育制度,较大程度上消除了城乡差距问题,成为世界上少数城乡差距较小的国家。韩国则在1970年开展“新村运动”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工农协同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收入差距基本消失13数据来源:《韩国农林统计年报》。。

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内外形势分析

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所积累的发展成就背后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影响国民收入持续稳定提升的风险隐忧,可借鉴拉美国家和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教训,立足国内外最新形势,通过把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以及新发展格局三者关系,厘清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实现收入阶段跨越的条件。

(一)新发展格局要求培育稳增长提收入新优势

从国内形势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发展战略,从更高站位重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稳经济的综合性作用,以及其对于塑造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意义。

一是中国正处于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期。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提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向新发展阶段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反映中国资源要素禀赋相对优势发展变化,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更加重视国内大市场所发挥的“稳定器”作用,以国内可控且可持续的发展实力作为新时代下循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升级调整(王一鸣,2020)。在新形势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通过“收入——消费——需求——内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逻辑链条,发挥提升收入水平对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拉动作用,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广阔的战略选择空间,为中国发展延长稳增长的战略机遇期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考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近年来不断加强对社会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视程度,从优化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促进科技创新、加大教育投入、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保障民生福祉等方面着手,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较为充分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基础,以克服“收入陷阱”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挑战。

三是中国正处于收入水平阶段更迭的关键时期,如何把握时机成为当下要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NI从1978年的130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429美元(见图6),按照2020年7月更新的世界银行关于收入国别的分类标准,中国分别在2002年(1100美元)以及2010年(4340美元)突破了低收入以及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收入组别界限,即仅用了8年的时间便实现了中等偏下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李斌,2004;蔡昉,2013;Barro,2016;陶新宇等,2017)。着眼于过去十五年的发展规划,可以发现“十二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有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设定的目标上存在渐进性变化,尤其是自“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要求后,“十四五”规划更进一步地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黄金时间以及具体行动任务,显示出落实该任务的气魄和决心,明确从两个主要途径来实现(见表1)。

图6 2001-2020年中国人均GNI及增长率

表1 “十二五”至“十四五”规划关于中等收入的核心内容

(二)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发展持续施压

从国外形势来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升西降”发展趋势显现,国际形势发展与过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外部性风险不断累积,恰逢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仍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性转变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双重压力。

一方面,科技革命与技术变革对国际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和作用(谢伏瞻,2019)。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作用,科技创新竞赛正成为引导大变局的发展方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倒逼各国重新审视自身所处位置,外在压力与内在诉求之间冲突成为驱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能。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病毒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骤停式冲击以及现有新冠肺炎疫苗有效性受限(吴婷婷和朱昂昂,2020),后疫情时期全球化抗疫防疫工作依然严峻,亦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外在约束,间接施压于收入提升政策的谋划和实施。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程度正不断提高。国家间发展目标交织衍生出国家利益兼容风险以及全球格局调整动荡,尤其是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大国关系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持续累积。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有限多边主义”,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博弈基调,运用“五眼联盟”力量以及通过干预中国内政等方式,试图挑起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争,对中国在科技、外交、金融、人才、文化输出等领域的发展加以规锁,进一步压缩中国“外循环”的发展空间(朱锋等,2021)。

五、我国以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且当前经济改革的难度和过去的经济改革存在显著的区别。面对潜在的“收入陷阱”,中国亟需正视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以及理性看待以日韩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验,从社会治理、收入分配、人才红利以及科技自立等主要维度多措并举,以加快经济高质量建设,推动中国经济在大变局下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提升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品质,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充分支持,进而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出“中国方案”。

(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社会治理创新水平

在新时代下应完整、准确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往纵深发展,坚持以人民为本的原则,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至更高层次,为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乃至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公共服务。一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最新要求,从顶层设计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积极探索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模式,构建社会发展“同心圆”,为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二是提高社会发展问题的发现能力和解决能力,通过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手段创新、智治创新“五新”践行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和现代化建设,由此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的社会治理框架,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逐一化解为小矛盾,再进一步地将小矛盾化解在基层,提升人民安全感。三是总结和推广上海、广州、贵州、成都等地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有益尝试,将时代发展进步赋之于社会治理内涵当中,推动公共服务与民生建设等多个社会领域突破性发展,让不同收入群体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提升民众的身份认同感、幸福感、安全感。可以考虑赋予地方发展更大自主权,适当将公共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倾向基层,尤其是向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等地倾斜,加大力度促进地区间发展平衡,不断丰富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以期早日实现包容性增长。

(二)持续完善薪酬分配制度,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面对区域间收入水平以及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等地区间非均衡发展问题(韩永辉和韦东明,2021),亟需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形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数,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为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构建“双循环”提供新发展格局基础。一是综合运用法律、税收等手段优化资源分配结构和薪酬再分配机制,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结合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合理科学地对税收结构进行适时调整,通过逐步扩大以财产税为重点的直接税比重,以期调整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持续为中低收入者税负松绑,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二是运用好中国庞大人口基数优势,瞄准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三大主要群体,抓住三大群体结构特色,精准设计顶层政策设计,统筹和引导各级部门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自上而下提高政策设计和落实的连续性,提出可落地、能见效、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例如,深化落实城乡结构变革、教育结构变革等体制机制改革,以户籍制度、土地流转、职业技能评价、行政壁垒等为抓手,采取措施畅通社会群体向上流动通道,冲破阶级固化的藩篱,并进一步完善各地公共政策衔接措施,增加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获得感。三是深化落实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提高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而弥合一次分配的差距,为社会各主体实现共享发展提供支撑。

(三)优化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持续增加人力资本累积

教育是人才之源,人才则是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大力发展教育不仅可以提高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更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建设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推动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经济动能。目前,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提升,如何根据人才发展需求,运用好疫情期间数字化教育的经验,提升教育投入回报收益,充分发挥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具有重大作用,亦为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推进教育市场化建设,提升教育行业开放程度,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当提高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认同感。结合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在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需求,及早谋划高等教育结构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平衡,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多层次教育体制,形成全社会高质量办教育的环境氛围,力求实现人才供需相匹配。二是以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教育资源协同为切入点,大力推动教育观念改革,使得新时代下复合型人才发展冲破传统教育的藩篱。立足国情,对标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采取中西融合的方式,倡导“人人皆能成才”,树立标准观念和意识,探索国际经验本土化实施、本土经验输出国际,不断拓宽教育参与者的视野和竞争力。三是抓住数字化教育的发展“窗口期”,推进优质教育普惠化和便利化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公立学校、企业力量、社会组织等多方协作的力量,跨界探索先进技术和教育教学融合发展之道。

(四)以科技自立促产业升级,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一种可能的动态均衡状态或胶着状态,具有相对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通过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动能和减小经济发展阻力两方面来实现。对此,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实体经济发展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优势。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可持续、高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培育内生增长动力,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另一方面,要改革优化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解决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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