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欣

摘  要：在萧乾对自己人生的回顾中，1935年进入大公报担任副刊编辑的经历是印象尤深的一笔。当时初出校门的他平稳走上职业道路，并很快取得出色的业绩。在此之前，他选择了由燕大英文系转入新闻系，新闻系的职业化教育训练了萧乾从事媒体工作的基本素养;而与京派文人的交往不仅提供了编辑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人脉，也让萧乾习得一种开放、平等的文化态度与交流方式。在担任副刊编辑期间，萧乾以编者的身份为读者指点文学创作的经验，由此，他也在文学创作之外，以另一种方式实践着由新闻走向文学的人生规划。

关键词：萧乾;大公报;副刊编辑;燕京大学新闻系;京派

一、一份“理想”的人生规划

1934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萧乾应郑振铎之邀，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生平第一篇自述《我与文学》。这位“爱好文艺青年”于前一年的夏季从英文系转到新闻学系，这篇自述流露了抉择背后的一番深思熟虑：

直到现在，除非是为“教文学”、“研究文学”，我一点不以为一个喜好文学的人有入英文系、国文系的必要。文学没有方程式，黑板画不出门径来。如果仅为个人欣赏，则仍另外应有技术的职业，无须令社会背起这份担负。如果是为创作，则教室不是适宜的工场。文学博士会写“文艺思潮”，但写人生的，却什么士也不需要。{1}

看来，24岁的萧乾已深谙“文学系不培养作家”的门道，决心由切实的社会生活来锤炼自己“写人生”的能力。事实上，“文学家”之于萧乾，似乎总是排在“记者”之后的第二选项。早在14岁那年离家谋生之时，萧乾想的就是考《世界日报》的练习生，只是因为没考上，才当了北新书局的练习生，于是成日与作家、图书打交道。

以个人志趣为导向的人生规划当然很理想，不过，无论是萧乾的早期自述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回忆录，似乎都模糊了某些现实考虑。相比于同辈的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李健吾等其他30年代北京的文坛新秀，萧乾显得不那么“书斋气”而更有务实倾向。由于出身孤苦，萧乾早早地就开始了“工读”的生涯，直至在辅仁大学就读期间，他还在靠勤工俭学维持生计。后来，萧乾的文学才能为《大公报·文艺》的编者沈从文所赏识，于是，萧乾就靠卖稿来交学费并维持生活。尽管30年代的文学市场已经逐渐形成，但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而言，纯粹以“文学”为谋生手段还是过于理想化{2}，直面现实经济困境的萧乾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而彼时的大报中，受到重用的记者编辑收入颇丰、福利很好。仅以萧乾后来进入的大公报为例，天津大公报工资收入比较稳定，且每届年终有两三个月的奖金，少数得力的员工会收到红包，以资鼓励，报社还聘有医药顾问为同人及家属免费治病。而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则待遇更高{1}，因此，新闻记者不失为当时一般文字工作者理想的职业。

或许在追忆斯诺的文章中，萧乾才无意中道出了自己转系前后复杂的心路历程：

在读新闻系时，我有个思想问题，我并不喜欢新闻系，特别是广告学那样的课，简直听不进去。我只是为了取得个记者资格才转系的。我的心仍在文学系——因此，常旷了新闻系的课去英文系旁听。斯诺帮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文学同新闻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是现实生活，但他必须有文学修养——包括古典文学修养。{2}

由此可见，萧乾转系的最初动机可能并不是喜欢新闻学，而是为了谋求一个可靠的“饭碗”。当他发现新闻系的课程不合自己口味时，斯诺为他指点迷津。在富于文学气质的记者斯诺的点拨下，他渐渐意识到文学爱好与新闻事业之间可以相通。萧乾把斯诺的逻辑用于解释自己的转系，也是一个使自我選择“合理化”的过程。或许在《我与文学》中，萧乾也并不是有意隐去自己谋生方面的现实考虑，只是经过斯诺的启发，他自己也相信了文学与新闻、爱好与谋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进而忽略了他在转系后曾有的某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绪。

君子固然“谋道不谋食”，但二者也并非总是对立，至少在萧乾身上，就完美地实现了“谋道”与“谋食”的结合。而且，他也以自己的出色工作成果回应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在新闻工作之余，还可宕开彩笔，涂抹文学版图。在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自己当初的选择，萧乾依然觉得“在我考虑、设计自己的生活道路时，目标是明确的”③，这份职业带给他的满足是不言而喻的：“每当我以‘老报人自称时，我总是带着无限自豪和感激的心情。”{4}

今天看来，萧乾呈现给后人的面貌是混杂的：记者、作家、翻译家、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翻开厚厚七卷本的《萧乾全集》，其中属于文学创作的只有第一、四卷的小说卷和散文卷，其余为特写、杂文、回忆录、文论、翻译及书信，文学创作的数量在《萧乾全集》中并不占突出比例。这虽有新中国成立后种种运动对作家创作的限制因素，但就萧乾自我预设的人生轨道来看，或许也应是如此。

二、两个“课堂”：燕大新闻系与京派文化沙龙

也许是对萧乾的志向早有所耳闻，在萧乾毕业求职这一年，杨振声和沈从文为这位弟子引介了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胡政之提供的职位是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兼管其他副刊的发稿。这并不完全符合萧乾“采访人生”的设想，但他巧妙地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主动向老板提出在完成编辑工作之余，安排他外出采访。在《萧乾全集》第五卷长达700余页的“生活回忆录”和“文学回忆录”中，对这一时期的副刊编辑工作有大量生动翔实的说明{5}，这段经历对萧乾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由萧乾先后编辑的《大公报·小公园》、《大公报·文艺》反响颇佳，他于1936年被选中成为筹办上海《大公报》的骨干分子之一，可见所受重视。

1935—1936年天津大公报时期堪称萧乾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光阶段”，考虑到此时的萧乾还是一个年方25岁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业务能力”着实突出，令人不得不关注起他在正式步入职场前的相关经历。由萧乾游走在“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性着眼，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和京派文人沙龙或许是值得纳入考察的。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初建于1924年，中间因经费困难一度暂停，1929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协助下正式建系，是开拓中国新闻教育的先驱之一。燕大新闻系的办学模式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影响，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并重视培养学生的“理论结合实际”能力。该系自办有刊物《燕京新闻》（原《平西报》），中英双语兼用，采访、编辑、校对由师生团体新闻学会组织承担，萧乾便曾担任新闻学会的出版干事。此外，学生还会在寒暑假到平津各报馆实习，以补课室理论研究之不足。{1}自1931年起，燕京大学于每年4月组织新闻学讨论会，联络新闻界名人参与研讨，如胡政之、成舍我、吴秋尘等大报主编都参加过。{2}由于教会学校之故，燕大新闻系也有很强的国际化意识，与密苏里大学开展了师生的交换计划，因而能接触到新闻学的国际前沿。

萧乾于1933年秋转入新闻系，1935年夏毕业。而20世纪30年代的燕大新闻系经历一番风雨飘摇，站稳脚跟，虽然规模不大，但在新闻界风头正盛。在1930年至1936年的8届40余名毕业生中，就有大半从事新闻相关事业，在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大报供职的更不乏其人③。萧乾回忆，“每年快到放暑假时，总有一些通讯社和报社到我们那个新闻系来物色人才”{4}，可见，燕大新闻系在业界享有极佳的口碑。

与萧乾同届的黎秀石对母系有较为详尽的回忆，让我们了解到1931级学生在读期间燕大新闻系的师资及开设课程的概貌{5}：

其实，黎秀石回忆中的诸位教师并非于同一时期任教于燕大，1932—1935年燕大新闻系的教员也不止这些。从现存的燕大新闻系教师名录⑥看来，当时的教师人数虽不多，但阵容颇为“豪华”，聘有外籍教师数名，中籍教师如张继英、陈博生等或为国外名校新闻专业留学归来，或在中国报界有一定的从业经历和影响力，对于讲求实务能力的新闻专业而言，不失为接触业界的有效渠道。

燕大新闻系的专业课程涵盖了新闻、广告、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让学生能熟悉从事媒体行业的基本知识。除专业课外，新闻系的学生还必须在其他院系，尤其是汉语、英语、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系选修一些学分，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拓宽知识面。这样的培养模式即便在媒体行业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也是颇有远见的。毕竟，倘若真正以媒体行业为安身立命之所，这些都是令自己能独当一面的“硬实力”。

萧乾后来初编大公报副刊时，曾为如何安排有限的副刊版面抓耳挠腮，但专业的训练很快让他镇定下来。他深知副刊与杂志性质不同，因而长短结合的原则也要相对而言，“我又是学过新闻的，懂得报纸副刊必须既要有分量，又得多样化。这就要求经常搭配些短诗”{1}。两年新闻系的教育也培养了萧乾捕捉问题的眼光。萧乾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书评研究》，他相当具有前瞻性地指出，书评是当前中国文化界有待填补的空白。{2}因而在考虑《大公报·小公园》的专栏设置时，他首先开辟的就是书评专栏：“我认为书评最适宜刊登在报纸副刊上，因为又快又及时。既涉及文学，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③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文学生产环节，对萧乾来说正是得心应手。

出身于这样一个显赫的大学门庭，本该有许多学校中的趣事可言，老师的课堂风采、同学中的青年才彦、课上课下的讨论聊天，略加点染或许便是一个好故事。然而纵观自述和回忆，萧乾对在燕大新闻系就读的经历着笔寥寥，即使偶而提及课堂，也显得枯燥而乏善可陈：

当时燕大教授多属学院派，不管教什么，都先引经据典，在定义上下功夫。而且，大都是先生讲，学生听。课堂上轻易听不见什么讨论。{4}

萧乾的苦闷不难理解，毕竟他本来对新闻学的理论知识就缺乏兴趣，只是为了借助新闻系的跳板获得一纸记者证;“学院派”一词又隐约透露出萧乾对于理想教育的想象，恰恰是与“学院派”相反的。如果往历史的纵深处看，会发现蕭乾在叙述自己的受教育经历时，最为浓墨重彩或意兴盎然的往往是学堂之外的部分，例如幼年由老姐姐口授的启蒙歌谣、五四运动前“社会实进会”的扫盲、庙会中的说书唱曲（他称之为“另外一种课堂”），这些带有浓厚民间气息的社会记忆与学堂记忆，也一同进入了萧乾早期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创作，如《篱下集》《栗子》等。与阴冷愚昧的学堂相比，“社会”这所学校仿佛更具有温情与暖色，这不无孩子活泼爱玩的天性使然，但《矮檐》中乐子因家境贫寒而在学堂遭受冷遇，无形中透露了萧乾反感学堂教育的深层原因。直至萧乾晚年书写《北京城杂忆》，最能勾起他对这座城市眷恋的，还是那些生气勃勃的京白、吆喝中的生活智慧、老北京灯会与游乐街中流动的民俗与民间文艺。

作为一个从北京底层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萧乾早年的学堂教育总是与寄人篱下、半工半读有关。经济的窘况使萧乾在学堂中饱受白眼，幼年做工带给他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辛劳，更有人格的屈辱和践踏，“不管是在地毯房还是羊奶厂，我总是看见人们把脸绷得铁青，朝我鼻子抡着食指厉声申斥”，{5}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萧乾所反感的。尽管在燕大时他已经能勉强卖文为生，无须看人脸色过活，但他潜意识里所向往的，可能还是一种更为开放、平等、自由的知识传递模式。或许，燕大新闻系留给萧乾的最美好的回忆，还是与斯诺的交往：

……斯诺则不然。他着重讲实践，鼓励讨论。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和同学们交朋友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除了课堂，对我们更具吸引力的，是他在海淀军机处8号住宅的那座客厅。他和海伦都极好客，他们时常举行茶会或便餐，平时大门也总是敞着的。{1}

在一众讲究“上传下达”的“学院派”教师中，斯诺显得有些特别，他鼓励讨论，和同学交朋友，甚至欢迎学生来自家参加茶会，这种开放平等的师生关系对喜欢自由的萧乾而言，具有极大吸引力。这也意味着当他通过沈从文进入林徽因、朱光潜等人的文化沙龙时，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敞开了。

1933年11月中旬，林徽因致信沈从文：“萧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星期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2}这封信成为京派文化圈向萧乾伸出的橄榄枝，很快萧乾便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得知自己的小说《蚕》受到“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的赏识，并受邀请与沈从文一道去这位小姐家吃茶。就这样，萧乾踏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萧乾回忆自己初见林徽因前的准备，一位素朴的文学青年的紧张与激动跃然纸上：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自行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③

萧乾把第一次参加林徽因的茶会，称作“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4}，此后，萧乾与京派文人的交集日深。他在林徽因的建议下，加入了在朱光潜家举行的“读诗会”，由这两个沙龙性质的团体集会，萧乾结识了当时京城文坛的一批知名学者和作家，这无疑为萧乾日后从事副刊编辑工作提供了绝佳的人脉资源。1935年7月，萧乾接手《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延续了沈从文、杨振声以北京来今雨轩为据点联络作者的传统，每月在京津之间往返约稿。据林峥考辨，萧乾组织的聚餐会与茶会的功能实际上有所区分，聚餐会重在宴请成名作家，茶会则兼及发掘、培养新人，由此，中山公园与《大公报》互为表里，形成京派同人增进情谊、培育后进的文学公共空间。{5}

不过，沙龙裨益这位文坛新人的不仅是现实的人际情谊，在同人亲密而不乏锋芒的互动中，一种开放自由的交流方式也潜移默化地濡染着萧乾。颇为遗憾的是，以话语交流为主的沙龙并没有一个有意的记录者，我们难以全貌复原当时“谈笑有鸿儒”的文化盛况。所幸当事人多有回忆，为我们重返现场提供了某些视角。

无论是“太太的客厅”还是朱光潜的“读诗会”，林徽因都是不可忽视的角色。在许多人的回忆中，我们得以窥见其言谈的隽语和丰姿。20世紀30年代访华的费慰梅称林徽因总是“聚会中的中心人物”：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⑥

女主人的学识渊博、批评犀利、见解独到几乎是同人的共识，但交流中不免有摩擦，这时林徽因的智慧与风度就更令人折服。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1}。虽然这并不必然消解歧见，但讨论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达成一致，而是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这种出于友善的批评并未破坏同人间的感情，反而起到勉励促进之效。

京派多位同人都对“读诗会”中林徽因与梁宗岱之间的一次论争印象颇深，朱自清1935年10月22日的日记载：“下午进城。沈从文告以林徽音与梁宗岱间之口角。”{2}事情的经过，据萧乾回忆，是林徽因当面批评了梁宗岱的一首诗，而大诗人梁宗岱并不服气，于是两人在“读诗会”的一角抬起杠来③。20世纪40年代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回忆，同样提及了同人之间的“舌战”场面：

当着她（引者按：指林徽因）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茶？”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若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4}

从同人略带几分调侃意味的对话中，似乎也可见出“各执一端”在沙龙中乃是常态，大家不仅不以为忤，甚至引为趣事、传为美谈。“太太的客厅”和“读诗会”上讨论的诸多议题，后来也成为同人文学创作与理论探索的思想资源，林徽因、卞之琳的创作，沈从文的《谈诗朗诵》，都可以在沙龙中追溯到痕迹。在萧乾的人生中，这段文坛经历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小觑。如果说燕大新闻系以传授专业知识、创造实战机会，培养了萧乾作为媒体从业者的基本素养，提供了一张新闻界的“入场券”，那么京派文人的沙龙则丰富了萧乾的“软实力”——如何在清晰表达异见的同时照顾对方的感受，如何平衡言辞的优雅风趣与犀利深刻，如何将高尚的文学趣味以不那么尖锐刺耳的方式传递给大众。这些细节看似无关文学创作的宏旨，因而容易为一般文学家所忽视，但却是希望由新闻通至文学的萧乾不得不深思的。

于是，当萧乾走出校门，正式踏上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时，他的行囊中除了燕大新闻系的一张毕业文凭，也有京派团体春风化雨般的精神魅力。

三、从“刚起步的马驹子”到“文学保姆”

在林徽因的茶会中激动以至不安的萧乾可能也没想到，仅仅两年后，自己这个刚刚起步的“马驹子”就转身一变，扮演起了“文学保姆”的角色。

在萧乾到来之前，《大公报·小公园》主要是满足市民消闲趣味的通俗刊物。当萧乾接手《小公园》的编务后，很快发现了不对劲：刊物上讨论的跑马、回力球、围棋，他都外行;待用的存稿多关于旧戏，他不仅不懂，更不感兴趣。对自己要编辑的内容完全不熟悉，这可给一个副刊编辑出了大难题，于是萧乾明白地把自己的顾虑告诉老板胡政之，孰料胡政之早有改版意图：

“我就是嫌这个刊物编得太老气横秋。《大公报》不能只编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们看。把你请来，就是要你放手按你的理想去改造这一页。你怎么改都成，我都支持你。”{5}

胡政之还告诉了萧乾“辞旧迎新”的策略：约好的存稿不便退，就刊在不起眼的位置，再对外公布新的大政方针以示更新，如此，便可吸引新人而又不拂旧人情面。编辑策略中暗含的人情练达，或许是萧乾来到大公报之后学会的第一课。于是，在1935年7月4日的《小公园》上，萧乾用了近乎半个版面的位置，发表了自己的“新政方针”《“园例”——致文艺生产者》，此后又设立了《读者与编者》《书评》《名著介绍》《文艺新闻》等新栏目。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萧乾这些举措中蕴含的文学主张和编辑思想，{1}但作为“编者”的萧乾此期的言说“语气”其实同样值得关注。

“语气”在萧乾这里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他自承“人们读文章多看文采，我有时则对语气很为敏感”。这自然也与“动辄得咎的童年”遭遇有关，早年当“受气包”的日子让他尝尽人情冷暖，因而“不要说盛气凌人，就是一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也容易引起我在情绪上的抵触”。这背后关涉的，是萧乾对于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的渴望。具体到写作中，则问题更为复杂。萧乾认为，平等问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同样存在，“搞创作，这个问题不大。一到阐述或评论什么，它就来了”{2}。可见在萧乾心目中，文学创作具有相对的自由性，阐释、评论性文字的“语气”则需要小心经营。这与其说是怕得罪人，不如说是挨训惯了的萧乾“将心比心”，希望消解言说者相对于受众的权威地位，这与斯诺的客厅乃至30年代京派的文学沙龙中的氛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文学创作也不完全是作者随心所欲的表达。通俗文学作者出于谋生盈利的考量，也有一定的读者意识，会有意迎合市场的趣味、体贴读者心理，而文学副刊恰恰介于通俗读物与高雅文学之间。当萧乾在改革《小公园》时，他不仅要思考如何提升刊物的文学品位，也要照顾受众群体的心理。虽然老板胡政之大方地表示“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面向市场的压力，但胡政之的另一层希冀是“多留意新人”。③他遣散旧人的做法已经给了萧乾一定启发，但是如何欢迎并笼络新人，还要看这位年轻编辑的表达策略。

《“园例”——致文艺生产者》虽是新编辑上任的“施政方针”，却不是一篇官样文章。萧乾从一个老狱吏的故事娓娓道来，为看似冷酷无情的狱吏翻案，引出与狱吏处于同样矛盾心理状态的一类人——编者，萧乾向读者坦白：“如果他是个操刀的屠户，挥斧的砍柴手，这事（指拒稿）就好办多了。他也有一颗绵软的心。自身的经验不容他对真情疏忽。”{4}

所谓“为旅偏怜客，贪杯惜醉人”，正因为编者也同样是初登文坛的写作者、投稿者，所以他完全能想象出，那些羞涩敏感的文学青年是怀着怎样的期待与梦想，献上自己稚嫩的作品：

天气是这样热，别人都寻凉快去了，他（投稿者）独躲在屋子的一角，对着一叠白纸发愁。（在那上面，雨的房屋！）只这点傻气，在聪明人得势的今日就够可钦佩了。写就之后，他小心翼翼地封进一只信袋里，（封进去一个小小的，可并不很能忍耐的希望！）生怕别人和他作對，自己亲身把它寄了。从那时候起，他的心跳了。见着人不免脸红了。一向不大看报的他，竟沿街迎接起那污脏的卖报孩子来。看见了报纸眼睛竟不自抑地眩晕了。{5}

这番想象很容易让人想起初访林徽因时的萧乾，或许这其中也掺有萧乾自己的经历投射，因而叙述如此逼真，语气如此体贴入微，令人毫不怀疑编者的真诚态度。同样，萧乾也描述了编者面对来稿时的复杂心情：

他睁大眼睛，喘着气，用跳蹦的心情寻索着“伟作”。不争气呵，他的职务竟变成为把一篇篇煞费心血的文章丢进黑暗所在了。他长着臂，扬起嗓子呼叫：来呵！伟作们！但来的都是使他无从采纳的东西。红格的，洋纸的，宣纸的，一片片都由光明的可能性中推进黑暗里去了。朋友，对于具有一颗“绵软的心”的人，这给予他的痛苦也许比给文章主人的还大呢。⑥

对于一个心软而又尽职的编辑，每日的退稿也成了一种心理负担，退稿人与被退稿人谁更痛苦，似乎还不好说，“诉苦”式的语气消解了编辑相对于投稿人的权威地位。初为编辑，萧乾并不借手中的权力以自重，反而强调来稿者的重要性：“在这势力的年月，我们更该感激答应为特辑写稿的作者们：在忙着更壮伟的工作中，他们还不摒弃这小刊物。”{1}将投稿行为视为对刊物的“赞助”，突出编者与投稿者互利互惠的平等状态，这确是文学生产的健康生态。

萧乾对选稿的标准也做了说明，但并不是排出一些条条框框，而是用探讨的语气，在读者与编者之间建构起无形的对话空间，不时用一些反问与设问，“真切就是好文艺吗？”“不是吗？一个现代的摄影师也还要选择角度呢”，将自己的文学观点以柔和而坚定的语气传达出来。鉴于许多编者看到无名作者的来稿直接扔进废纸篓，萧乾还向读者立下保证：“编者却永不漠视你的文稿。你的文稿，只要印出来与读者有些须好处（一点美的表现，或默想的启示），他必使它早早登出。”{2}这不是空话，萧乾努力做到有稿必看，有时一天能看十来万字来稿，甚至连退稿都附一封回信。即使来稿字迹潦草、错字层出，他也坚持看完，只要内容可取，他不惜亲自为其誊抄修改，再转交给排字工人排印。③

在这样恳切诚挚的呼吁下，读者很难不被打动。萧乾又趁热打铁，在次日（星期五）的《小公园》版面正中公布一则《计画》，告诉读者已收到十几封表示愿意为周六、日特辑写稿的来信，还故意卖关子，不告诉读者这些“仗义人士”的名字。不过实际上本版左下角的《后日要目》已经将这些神秘稿件公之于众了，它们分别是靳以的《短简》、曹葆华的《一九三五年春》、丽尼的《海滨》和骆方的《五月的南风》。{4}这显然是萧乾依托北京的人脉而约到的稿子，由这些知名作家来为改版后的《小公园》打头阵，更能吸引一般的文学青年来一显身手。

《“园例”》和《计画》如两颗石子投在水中，激荡起来自各方的反响。自7月8日起，《编者与读者》栏目建立，萧乾开始回应读者的来信。这时，编者的应变能力与言辞技巧就更为关键。初期来信的读者主要可分三种：第一种是希望维持《小公园》的旧有格局;第二种虽然支持改版，但觉得革新力度过大，对刊物水平要求过高;第三种对“新政”表示支持，并慷慨赐稿或提出建议。对这三种人，萧乾虽然都客气应对，但仔细分辨起来，还是能看出态度的细微差异。

对于希望照旧例登旧体诗的“欣君”，萧乾的回复非常简短却明确：

这类文字，本园目前暂不想刊登。理由很简单：我们的篇幅有限，积稿太多。许多年轻人都急着要借这地方发泄他们对时代的怀疑与愤怒。在这年轻人没处说话的年月，斥拒这有艺术动机的尚颇安分的要求实在不是聪明的办法。因此我们决定请前辈们再容忍一刻。想来对于富涵养的先生们这不是件难事。{5}

短短一席话就让对方明白，《小公园》拒绝旧体诗与其艺术水平的高下无关，而是目标群体变了，变为有艺术动机的年轻人，要发表旧文学只能另择去处。这等于再次重申了《“园例”》的立场：“小公园的读者是年轻人”，“他们不要再听那传统的观点了”。在委婉地遣散旧人时，还不忘恭维对方“富涵养”，为其保留最后的体面。也许正是这种人情味儿削弱了阻力，让《小公园》的改弦更张得以平稳推行。

而对担心改版后刊物水准过高的读者，萧乾主要是放低姿态，消除其顾虑。其实萧乾对于《小公园》的期待，更多的是“发见新进”{1}。当时沈从文、杨振声还在主持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已成名作家的文章自可交给他们，萧乾要开辟的是一个年轻人发声的园地。但年轻也往往意味着稚拙，于是在收到一些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作品时，萧乾就不得不当起“文学保姆”了。

萧乾一生中有多次充当教师的经历：青年时先后在汕头、福州担任中学国语教员;1939年9月赴欧，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任教三年，教现代汉语;1946年又在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做兼职教授。但至晚年，他却说“生平怕为人师，也不会为人师”{2}。究其根源，或许还是因为他不喜欢处于任何一种权力结构中。其实，当萧乾真正指导起青年写作时是相当尽责的。从《读者与编者》呈现的编者答词来看，萧乾的指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且口吻亲切，在批评对方不足的同时也会指出优点，颇有当年林徽因和沈从文的风范。只不过相比德高望重的前辈，同为青年的萧乾显得更宽容，哪怕艺术水平尚浅，他也会对清秀的笔迹予以鼓励。③

1935年的夏天逢着数十年未有的奇热，萧乾每日在报社兴奋地忙碌着，挥汗如雨。他要根据桌上堆满的各方来信和当日拼版的多字、少字情况，写出相应字数的回复。他小心经营着这些“凑版面”的言辞，脑海中想着“是多么可珍贵的友谊啊”！{4}也许这些答词中，称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文学理论，但念及这是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辛勤地耕耘着小小的一版副刊，试图开拓出一个面向青年新人的平等交流的园地，对这答词“浅薄”之类的指责大概可以稍稍消弭了。

不久后，《小公园》与《文艺副刊》合流，由萧乾一人负责，但杨振声、沈从文仍表示有问题可以找他们帮忙：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不可作隐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海面上，莫沉底。凡事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5}

萧乾接过的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两位恩师的谆谆嘱托和文学事业的薪火。对此，他虽然知识和阅历上可能欠缺，但真诚与直率不会有欺。

当萧乾接手大公报副刊编辑的工作时，好友靳以正在编着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一度令编“报屁股”的萧乾感到由衷羡慕。但多年之后，透过历史的烟尘回顾往事，萧乾反而清晰认识到文艺副刊的重要性：“从民初，特别是五四以来，文艺副刊对许多作家来说，都起过摇篮作用。同时，不少早期作家也编过报纸文艺副刊并使之成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⑥这是萧乾对历史的观察，也是亲身经验之谈，萧乾自己在文学之路上多受前辈提携，当他获得提携同辈以及后人的权力时，他也毫不犹豫地奉献上自己的热忱。1930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文坛引领风骚，萧乾由新闻走向文学的人生实践，也在这份副刊编辑的工作中，一步步得以开展。

固然，个体化的经验不可复制，萧乾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但由于蕭乾出入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性，考察他在1935年前后的求学、创作与职业经历，某种程度上也可感知1930年代北京的教育界、文学圈和新闻界互相流通的生态，在此基础上理解同样曾为青年的萧乾面临的困境与考验、他的选择与行动，或许也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