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一、从“看见”杀马特说起

去年年底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导演的演讲，叫《我拍了杀马特》。{1}“杀马特”，10多年前我们应该在网络上看到过：顶着五颜六色爆炸头的青少年——据说是来自乡村的打工青年在模仿都市的“非主流文化”。网络上曾有很多对他们的调侃甚至谩骂，后来就无声无息了。导演李一凡开始是以一种“哎，中国有朋克了……抵制消费主义的审美自觉”的赞叹心情去寻找、拍摄“杀马特”的。但很久都不得其门而入，后来他做了很多努力，一点一点地走进了这些青少年的生活。在南方市镇边缘的工业区的边缘，这些十几岁就辍学出来打（童）工的青少年生存于工业链末端——在从“大厂”接活的各色“小厂”中，常常十一二个小时从事重复的、听觉视觉遭受强度刺激的工作（因此当他们“玩头发”时，颜色一定要夸张，头发上只挑染一缕红色）。导演又跟着他们回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家乡，了解他们作为留守儿童的生活，听他们讲述如何来到陌生的无人关照的工业区、下班后在高楼都一模一样的小区迷路、帮助人却被骗、工伤和受欺负却无处求助的一个个故事，才渐渐明白“杀马特”是怎么回事：来自中西部偏远乡村、在最末端的生产线上生存的这些青少年，那夸张的头发是他们在封闭的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孤独生活中因缘际会形成的一种“想要被看见”、想要在一起抱团取暖的努力，并以此而表达他们不想像“一台机器”一样活着的心情。{2}

这个故事，涉及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怎么把一些所谓落后地区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女以一种持续的、粗暴的方式卷进来的历史。这个历史有很多后果和代价，但我们通常只是在社会新闻中得知一二。如果说作为“农民工二代”的“杀马特”的故事，其内核也是一种“打工者”叙事，他们的存在提示了当下的打工者生存方式、精神状态的区隔与多样性，而导演的关切点和呈现方式与我们相对了解的底层写作/影像却很不一样。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让我们初步在有景况有历史的人的意义上“看见”了他们，导演的演讲、相关访谈文字则召唤我们一起省思“看见”的过程。在这个从自以为知道“杀马特”是什么到真的“看见”他们所是的过程中，导演诸多“自以为是”的观念、意识、审美受到了冲击，也由此促发了他作为一个有现实關切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感的调整。

可以说，导演的经历，使得一度被封存在“亚文化”标签上——对美、日“视觉系”青少年亚文化的低端模仿——也一度被斥为“低俗”、被“网暴”的“杀马特”，成了一个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如下问题的标记：“看见”他人的生命和生命中内涵的社会、历史的重量，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看见”：“悬置知识—观念、以对象为方法”的陈映真研究

贺照田《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下简称“陈映真文”），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陈映真遭遇信仰危机时如何重构理想主义的“看见”、对他创办的《人间》杂志（1985—1989）报道社会不公和人间苦痛时包含的对治时代的智慧和力量的“看见”，是一种能够在切入现实的许多层面激发思考的“看见”。这个专辑中余旸、程凯、冷霜、姜涛、黄琪椿等师友，分别以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重构、1980年代初大陆的知识思想状况、当下理想主义落实的土壤、道德理想如何与“认知”配合、两岸研究如何建立“联通感”等不同维度问题的讨论，在在证明着这“看见”的能量。

这一具有思想开启能量的“看见”，怎么做到的，本身就有特别的认识意义。

陈映真是台湾文学必读的作家之一，目前，不仅有《陈映真全集》{1}的出版，也有不少相关研究著作的出版，对陈映真和他的创作，可以说已有了相当密集的知识和观念理解。就是说，陈映真一直在大家的视野里，但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占有极关键意义的1980年代初的“民主、民族理解的重构”“理想主义重构”，却并不容易被体察和看见。贺照田的“看见”，恰恰和他一开始就悬置了陈映真身上的诸多“知识—观念”有关。这是他一直坚持的思考方式：

坚持从历史中人的具体生命经验出发、而非从思想观念逻辑设定和学科逻辑设定出发，来坚持探讨“人文研究”如何保有“人文性”问题，并在这一前提下，持续思考人文研究的知识深化和思想深化问题。{2}

这听起来似乎平常，但在今天的知识状况中，却是很根本的问题;而“这样的思考在当代知识思想图谱中极为边缘”③或许正是我们对许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却很难纳入既有观念或学科设定来讨论的经验视而不见的原因。

那么，如何“从历史中人的具体生命经验出发”？贺照田在这一意识下强调的“以对象作为方法”以及具体体现在他有关梁漱溟、雷锋、“潘晓”、陈映真等人的研究文章中的跟随对象进入历史的“手艺”，值得探究。何浩在《时代课题的构造与从苦恼出发的学术》一文中，对此有展开的剖析。譬如，他分析贺照田讨论梁漱溟，不是先把梁漱溟界定为新儒家来直接讨论他的哲学思想，而是“首先关注梁漱溟自己的问题意识”，“抓住梁簌溟自己的思想变化作为理解的进路，追问他在历史中为什么会这样变化”，{4}也就是，从梁漱溟在不同阶段对“阶级斗争”之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的认识上的矛盾性出发，但“不纠缠于阶级论的论述，也不依赖于历史流行论点，而是紧贴梁漱溟所要讨论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构造，以此来破除梁漱溟思考中的直观性所带来的对历史认知的简化”，{5}从而提出对现代中国革命“阶级”与“人民”关系问题的再理解：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不但实现了“统一稳定建国”，且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存在的新政治主体，这正是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所立基的、将“中国士大夫传统转化出的有很强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在现代中国最遭损害的广大农民阶层”结合、锻造的基础上，“吸纳、团结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具积极政治性的力量”“把社会大部分都变成自己稳固扎根的土壤，乃至自己的积极有机组成部分”的结果，创造了将“阶级”相对化的“阶级—人民关系”的新状态。⑥

在“悬置知识—观念”以对象的问题及感受为理解线索，乃至由此抵达对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对话与省思的意义上，把如上句式里的梁漱溟换做陈映真也是适用的。贺照田“陈映真文”的出发点，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都曾以为是真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当‘文革后很多重大问题被揭露出来，这一导致世界上很多曾被‘文革吸引的知识分子幻灭的事件，却没导致陈映真出现在这些幻灭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常见的脱队、转向，乃至颓废、虚无……的庞然队列中呢？”{1}说“看起来平平无奇”，因为一般地站在陈映真作为一个经历重重考验的左翼、爱国知识分子的角度看，陈虽也经历“幻灭与反省”，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何况，以文字看，陈映真就此仅留下了少量“隐约其辞、不多展开”的文字，而在此前后，无论是创作上对跨国企业的精彩文学处理、对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深度开启，还是对台湾大众消费社会问题的揭示、有关冷战、民族“分断论”的提出——如此活跃、精彩、影响深远，似乎足以抵消对那短暂的“幻灭与反省”的关注。但贺照田意识到，陈映真的如上成就的获得并不是简单现成的。特别是，对照他遭遇“文革”幻灭前如何以大陆的社会主义为“系统真理”，这个“幻灭与反省”实际上具有核心性、根本性地位。要把握陈映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背后“更具基层性的观念与感受形构”，离不开对他“幻灭与反省”的情感、精神、思想历程的深度揭示。

对既有研究习用的知识—观念的悬置，是“看见”的起点。进而，便是如何追随对象进入历史，以把握住陈映真有关“观念与感受形构”的旅程。陈映真很少正面谈社会主义危机对他的影响，由此造成材料上的特点，贺照田自陈“不得不经常采用耐心迂回勾稽、细腻索引、连缀，乃至反复迂回勾稽、反复索引、连缀的把握方法，对陈映真有关思考、感受显影赋形”。{2}“迂回”“勾稽”“索引”“连缀”“耐心”“细腻”“反复”……这确乎是一种有关历史与思想研究的“手艺”，要求一种手艺人的品格，即要求自己将如上每一个描述的词语落到把握对象的实处，以求是其所是。这“手艺”因此无法轻易地复制，但并非不可学习。何浩曾细致阐述贺照田“进入历史的技艺”，并以“随物赋形、水银泻地、庖丁解牛和病药相发”为喻：

随物赋形是不以后来人的观念和价值为标的去切割历史，而是紧贴千变万化的历史对象的不同形态，去体会和把握历史对象的内在构成方式。水银泻地则是强调对历史对象的无孔不入……庖丁解牛是强调在贴着对象细腻体会生产和制约对象的历史—社会结构时，又发现对象可从这历史结构制约中脱困的可能性所在……③

简言之，这是“一种随物赋形的史学，既不同于实证史学，也不同于形而上学”。{4}

也就是说，贺照田悬置陈映真身上丛集的知识—观念，目标并不是要突破或否弃那些知识—观念，而是将陈映真置于他所面对的历史变动和他的苦痛、问题中，摸索其文字、语言表述之下更深层的心情、感受与思想脉动，通过抵达陈映真这个“人”来捕捉他的反应、他所调动的经验、他从事探索的思想资源，重新铸就他指向现实行动的“观念与感受形构”——如此，才能让标记他的那些概念，比如“左统”、比如“理想主义”拥有与时代课题缠斗的紧张感和思想意涵。

正因如此，贺照田对遭遇信仰危机的陈映真的“民族、民主理解重构”“理想主义重构”的层层剖析，有力含蕴了与大陆社会、大陆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历程辩证、对话的力量，让对大陆当代史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度思考的人一看就意识到：“文章讲的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实际在处理的是大陆当代史”，是以陈映真这“第三只眼”对当代中国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问题群的省思和探索。{5}

此中，他认为对“同样经历了社会主义危机、理想主义挫折、并于这危机和挫折之后快速进入一个商品消费无孔不入的时代的大陆社会”更具启发性的，是“除社会经济、阶级角度和冷战—国家分裂—戒严体制角度对台湾社会的分析外，八十年代的陈映真还发展出和他理想主义重构相配合的另外一种把握台湾社会的方式”，特别体现于《人间》杂志的实践：

（《人间》）成功地找到了一种对当时台湾现实和这现实中人性的呈现和把握方式。这方式对现实中人性的调动和改善和因着人性的激发所产生的责任感与观念调整，与伴随这责任感与观念调整所产生出的关怀实践和责任参与，在在都有助于台湾现实的改善。也就是，通过《人间》实践，陈映真在相当成功地把他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后重构的理想主义开展为有效的现实介入实践。{1}

如此，他提出，《人间》实践蕴含多方面思想理论的潜能，仍待进一步释放，这是陈映真和《人间》全体同人留给知识、思想界的宝贵资源，也是对汉语知识、思想界开掘能力的重要挑战。

三、仍在路上的“看见”：“陈映真文”对整理《夏潮》与1970—1980年代的台湾理想主义实践的启发

事实上，在陈映真焕发如上思考与实践的1970—1980年代的台湾，有可能经过“看见”而成为我们今天需要的思想资源的经验，还有很多。“陈映真文”也透露了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背后还有一个脉络，就是1970—1980年代台湾的理想主义运动。其时，曾有众多台湾青年投入认识乡土、变革社会的理想主义实践。其中，“报刊”既是一重要的实践形式，也是保存了理想主义实践的展开样貌的文献。因“台湾民主联盟案”坐了七年牢的陈映真，出狱不久即参与友人创办的《夏潮》杂志（1976—1978），留下了他们在1970年代努力摸索、扎根社会的足迹。某种意义上，《夏潮》对于陈映真1985年创办《人间》具有先导性的经验。《夏潮》和当时其他的一些报刊如《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雄狮美术》《仙人掌》《中国论坛》《中华杂志》等有许多联动，产生了很多虽未必开展得充分，却在当下两岸、世界形势变动中更显出其迫切性的思想和实践探索。比如有关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大众文化、乡土思潮、发展与人文代价、环境问题、去殖民问题等等的讨论。而我们对这些资源的认识不够主要和既有研究对这些资源的揭示方式不深入有关，有时候，一般性的“知道”，甚至可能成为阻碍我们“看见”这些经验中的思想意涵和能量的特别障碍。

这两年，我和一些朋友组成以《夏潮》杂志为基础材料的读书小组，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进行这样的历史—思想资源“矿脉”的探寻和技艺的磨炼。

就像贺照田对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的开掘方式提示的，尽管陈映真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文革”的关切和投入是很特殊的，但他的实践面对的是台湾社会的景况，所以需要先悬置他的“左翼”身份，沿着他的生活、眼光、思考所及，在他不管是有关“民众”还是有关基督教“简单而又深刻的福音”、或甘地“在地民族文化”的文字中，捕捉他的思想变化。同样，《夏潮》杂志被认为是1970年代台湾左翼思想“复归”的一个重要平台，以往不多的研究多从左翼批判、民族主义立场、“现实主义”等角度和概念进入。但第一，1970年代“在心里要办一份社会主义杂志的”陈映真和主导杂志的苏庆黎并没有正面运用自己的左翼立场和思想的空间;第二，也正是因为主导者没有正面运用左翼立场，《夏潮》实际连接了1970年代诸多不同思想脉络但在社会意识、情感上接近的知识分子，其介入角度、思想資源是处于探索中的、未定型的。比如杂志是从台大医学院一些偏人文自由主义思想的精神科医师手中接办的，由怀抱左翼理想的苏庆黎、陈映真接手改版后，这些“台大精英”并未遭到否定而远离，而是融入改版后的《夏潮》，参与构造了一种有张力的有关现代疾病、音乐、艺术、大学教育等“现代化”问题的探讨氛围。

也就是说，并非“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左翼刊物”这样的身份对理解陈映真、理解《夏潮》不重要，而是放下由观念直接出发的立场设定，耐心地、细腻地、反复地“以对象为方法”——跟随《夏潮》同人连接的人群，以及他们通过《夏潮》介入社会的成功的或有问题的经验——才能感受到被少数人秘密怀抱、努力推动的“左翼”在这一土地中落下来的足印的样貌、轻重及其中蕴含的生活的、社会的、思想的意涵，也才能回过头来帮助我们扩展、充实对“台湾左翼”的理解。比如，《夏潮》通过发动对1970年代后期人们普遍关切的“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怎么认识现代精神疾病;这时代的大众文化可以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比如一个停车场的设立怎样处理和周边社群的关系才是公平合理的;以什么样的心情和方式踏访偏僻乡土与边缘人群等——来引导青年展开对社会变动的认知、对“现代性公义”的探讨。而如何“看见”人——不仅包含着对具体历史社会处境中“他人”的认识，也包含着在与社会、他人的连接中探寻塑造青年“自我”的行动——则是隐含在如上社会问题探讨背后，非常核心、重要而又曲折的问题。耐心地进入这些文本，对这一激发、牵引、模塑青年理想主义的经验加以梳理，我们就有可能触摸、开掘对当下两岸青年实践与文化具有参照意义的资源。尤其是，一种富有生机的、在“左翼”理念、政治经济分析中涵容人文视野的思考与实践，怎么才能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和人群中，从对象本身蕴含的可能性中生发出来。

两年多来《夏潮》读书小组的进展，最让我高兴的，不是我们已经出了什么样成果，而是渐渐懂得悬置或谨慎运用现成的“知识—观念”、反思自己习得的“知识—观念”的力量和限制（并不是说悬置就悬置了，什么需要悬置，什么需要省思，自己对自己身上观念、意识状态的构造，并不总是清楚的，是需要在努力跟随对象的过程中一点点认识、安置的），跟随《夏潮》进入1970年代台湾的社会与历史，耐心去捕捉一篇篇文字背后的思考脉络和心情，不那么快地判定他们因新的意识观念的冲击有时会生硬、激昂或“拧巴”的表述——如此终于切入到观念背后，那些在时代课题感发下努力探求更好社会、更好自我的年轻人的喜乐与困惑、成就和问题，渐渐声息可感。

“陈映真文”所践行的，从历史中具体的生命经验而非学科逻辑设定出发、“以对象为方法”的知识工作方式，对仍在路上的《夏潮》探索，有着多方面托举的意义：让我们可以安心于蜗牛爬行一般的“低效”阅读，然后踏实感受进一寸有一寸收获所带来的欢喜。也促使我反思：以往，依托一定体量的知识掌握就能进行活泼畅快的写作，如今想来，很多恰恰是在既有观念和语词之网中的活泼畅快;如果能一点点沉下去把捉到历史中生命的独特性和质感，即使写作成了很困难的事，那种因诚挚面对了历史中真诚的生命所带给我的踏实感、这踏实感中所具有的人文性品质，也让我觉得这困难是值得的。

四、“看见”杀马特的未完成之旅与《人间》相关经验的召唤

本文以有关“杀马特”的纪录片和导演的演讲开头，并不只是以这部片子拍摄过程中的“看见”之难做比兴，更是因为，这一“看见”的过程，涉及当下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如何相互认识和连接这一重要现实问题，也让人特别想到与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相配合的《人间》杂志，在社会经济、阶级角度之外，所发展出来的“看见”人、“把握社会”的方式对当今大陆思想界的意义。

《杀马特我爱你》采用了“让杀马特说话”的剪辑方式，一个个生命个体的讲述，配合工业区、招工广告、宿舍、做工、溜冰场、公园、网络、乡村的影像，勾勒出时代变动和“杀马特”的发生消亡史;难得的是，不只是表现困苦，也自然地捕捉到这些年轻人在匮乏的条件下对情感、美、自由的期求和守护。片名英文是Sa Ma Te I Love You/We Were Smart，“杀马特”已是过去式，然而在镜头前有着“正常”的发型、平静讲述过往的他们，不少人还在心心念念地说着“复兴杀马特家族”。这是依然在底层的这些人身上蕴蓄的生机。“杀马特”是不愿意“像一台机器一样活着”、同声相求的心理印记。其中已步入中年的“杀马特”，返乡的“杀马特”，是不是也有人会通过这个片子而重新理解自己的经历，以及这经历与时代的关系？如果没有，又可以为此做怎样一种后续的努力呢？这样的纪录片生成的过程，对导演自己、对导演身后的知识分子、中产阶层、有关的社团机构，是否也能起到《人间》那般的介入功能：在社会中看起来位置较优的人和各种原因处于边缘的、被损害的人之间发展出建设性的联动关系呢？就此，有关“杀马特”的“看见”仍是未完成之旅;也更让我意识到，贺照田对《人间》实践的如下整理对于当下大陆问题的意义：

……面对被不平等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所牺牲、损害的人们时，不只是着眼他们被不公、不义牺牲、损害的苦难，还着眼于挖掘他们承担苦难、坚于责任、享受生活、享受爱的强韧和能力，着眼于从他们所执守的价值与具有的能力中，找到可让这被牺牲和被损害的阶层突破自身“精神和社会的荒废”的决定性契机，而非把他们摆脱不公不义的牺牲和损害，自觉不自觉处理成使他们摆脱原来处境，让他们进入精神和思想都存在某种荒废状况的精英和中产阶级所理解的“进步”和“现代化”。{1}

…… ……

让看起来进入并享受着台湾社会“进步”、“现代化”的人们的视线，通过《人间》对生命、价值和生活的凝视，聚焦于他们自己看不到、或看到亦不能体会和发现的历史、社会、自然、文化和这一切之中人的脉动，而有效克服着他们自己心灵和思想的荒废。{2}

事实上，这几年，在国内一些纪录片和少数民族电影中，不时看到这样自觉不自觉的尝试和思考。纪录片《棒！少年》，讲述一群“孤兒、单亲、留守儿童”的少年棒球队的故事。③曾从事独立纪录片工作多年的导演许慧晶自述：之前拍过很多不能放映的片子，这次的作品是创作停歇好几年之后拍摄的，想尝试纪录片媒介如何能够跟更多的观众产生连接及互动交流，使其成为社会不同群体沟通的桥梁和润滑剂，从而使一些问题有缓解的可能……{4}

这部片子进入院线公映，观众和媒体反应热烈，认为是“比剧情片更精彩的纪录”，其关键处就在于，如与导演长期合作的剪辑师廖庆松所说“终于是在拍人了”。许慧晶坦言，自己花了十年，才意识到从拍事件、拍议题到拍人的“转变”的意味。{5}《棒！少年》以細腻、尊重、从容的镜头语言，凝视各自有各自故事的教练们与孩子们的生命展开，拍出了超出阶层限制、勇于承担责任者眼中的光，也拍出了少年们累累伤痛的小小身体中各自蕴蓄的潜能和生机。片子并没有因此成为“励志的类型片”，也没有牺牲导演致力于制作“独立纪录片”的理想，通过从近乎“静音”、但仍有细致脉络的结构性困境中立起来的人，庶几做到了“依托这些对具体生活、生命的深入抵达来与这些生命、生活所栖身的历史、体制对治、辩证”。⑥

从这些似乎是各自进行的努力中，特别感到一种以知识—思想的整理来形成氛围、形成连接的需要：“通过对他者生命、价值和生活的特别凝视，反观自己的生命感和伦理生活，并因之调整和重构自己的生存意识状态、生活存在形式及价值聚焦方式。”{7}我想这可能是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依然具有原理性的东西。也许一些左派朋友对于这种以切己的“人性改善”为媒介、推进社会制度改善的方式会不满意，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恰恰是左翼在今天的现实中要重新发挥作用、重新中国化而特别需要学习和重视之处。

2019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两岸视野下的人文研究”工作坊{8}中，与会的黄纪苏、贺照田等师友和我曾特别提出“我们今天向台湾学习什么”——这背后针对的现实是：我们很多方面还是可以向台湾学习，但却不自觉地傲慢地以为没有什么可学的了，这也是大陆某种知识状况的症候性表现。就像我上面提到的，当我们下沉到1970—1980年代台湾的理想主义经验中，便发现其间蕴含着很多对大陆当下有意义的资源。我想，把握台湾的这些资源不应该只是一个台湾研究者的事情，而应该是关心整个中国命运的人都应该特别留心的。我们常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很少想：经过怎样的知识、理解过程，台湾才真的在知识和思想上、在切实面对了它的在地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成为整个中国富有建设性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贺照田对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映真思想涌流的析论是让人感佩的努力。我也想借用一下他文章结尾的话：考验我们的问题也就成了——我们能接过这福、这责任吗？{1}

2021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