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兰

最早看《今古传奇》，还是多年以前某个夏日的傍晚，偶尔在邻居家里读到了一期《今古传奇》，连载的是《玉娇龙》的第二卷。从中间开始读，不知道故事的前因，刀光剑影里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也超出了尚且年幼的我们的阅读经验，但这些都不妨碍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震撼。

那个时代，书刊常常在邻居亲友同学之间传来传去，一个订阅期刊的用户，可以辐射的读者是极广的。

好故事的魅力，循着邮政系统，从武汉远远覆盖到老家那个偏远的湘南小镇和乡村。从《玉娇龙》到《春雪瓶》，身边总能遇到一起追连载的人。犹记某个暑假的下午，一位表姐在我们极力怂恿下订的《今古传奇》新一期到了，表姐坐在藤椅上看，我们几个人头挨头肩挨肩趴在她背后看，务必要第一时间看到连载新章节。

很久以后才读到《玉娇龙》的原著《卧虎藏龙》以及这一系列的其他几本。作者王度庐，被称为“悲剧侠情派”（或称“悲情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社会反讽派”宫白羽、“帮会技击派”郑证因、“奇情推理派”朱贞木一起被称为“北派五大家”，也可称为新派五大家，盖因其思想、观念与文学技巧皆已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等，这一批武侠小说家，可谓是承前启后，金庸、古龙、梁羽生皆直言过自己所受到的这些北派名家的影响。

后人提起民国武侠小说，可能更熟知的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篇幅浩繁，风靡一时，对后来的武侠与仙侠都影响深远。

不过，1983年，聂云岚根据《卧虎藏龙》改写的《玉娇龙》开始在《今古传奇》连载，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连载完之后，又将《铁骑银瓶》改写成《春雪瓶》继续载出，风靡大江南北。

据统计，这期间，《今古传奇》的发行量从41万份飙升到273万份，最高峰是1986年的278万册，创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第一，《玉娇龙》与《春雪瓶》的广受欢迎，无疑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玉娇龙这个角色，由此也开始深入读者之心，并吸引诸多读者开始去探索与挖掘原著。而李安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则又进一步引发了读者对原著的兴趣。

今人在原著与改写版本之间颇有争议，其实这个争议还是要放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来看。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社会，恐怕更容易理解与接受的，还是聂云岚版本的玉娇龙，以及那个深情不悔却又世事弄人、生离死别催人泪下的爱情与亲情故事。今天的中国社会，则比较容易理解与接受王度庐笔下那个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个性并不完美讨喜的玉娇龙，以及一个个空负武技的“侠客”在复杂尘世之中的辗转漂泊，命运无常，人生悲苦，却又始终未曾放弃他们的坚持与挣扎。

不论是王度庐的原著还是聂云岚的改写，都是以“情”为主题，“武”与“侠”似乎都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然而，玉娇龙这个复杂丰满又独特的人物形象，她的性格命运的塑造，其实都来自于她对“武”的渴望、追逐与拥有，这一点在原著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今古传奇》连载，是荷兰作家高罗佩写的狄仁杰探案故事《狄公案》。期刊都是好不容易借来读的，很不齐全，所以当时只看了《玉珠串》与《朝云观》。很严谨很写实的公案小说，非常有唐代生活气息，多年以后仍是记忆犹新。

不少读者提起这一时期的《今古传奇》来，印象最深刻的连载作品，都包括了《玉娇龙》与《狄公案》系列。

当然，高罗佩的版本重在推理破案，而非武技争斗，所以没有李元芳——这个系列只看了几篇，凭印象说的，说错勿怪，总之印象里是没有类似于包公麾下的展昭白玉堂的角色。

然而，读者追着看的，不仅仅是曲折离奇的公案故事，也是狄公破获的这一个个案件里为无辜死者彰显的正义，以及为生者寻求的公平。

这何尝不是“侠”的精神？

正是我们的传统之中对这样一种精神的认同，才使得追求公平正义的故事永远都有大量读者与观众，不论这故事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

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武侠小说与影视作品的黄金时期，名家经典辈出，读者群观众群庞大，时人或曰：有华人处，便有金庸小说——或者也可以说，有华人处，便有武侠小说。

风积也厚，《今古传奇·武侠》在2001年的创刊，可以说是奠基于此。很多作者，都是从这个时期的读者观众转变而来。

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巨大影响，武侠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也在求新求变，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读者。

不过，在“变”的内容与形式之下，始终有不变的主题。

一则曰“武”或者说力量体系。

这力量不仅仅指的是有形的“器之力”，包括人体这个自身之器与武器这个外在之器；也指的是无形的“心之力”，精神、意志、智慧乃至于心灵的力量。

不同的作者，其武学体系或者说力量体系也各有不同，或写实或写意，或传统或创新，或偏向于“器之力”或偏向于“心之力”，一如其文字风格之不同。

就笔者的個人感受而言，新武侠之中有着很强烈的对力量或者说“武”的追求倾向，这或许可以归因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或许也可以归因于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的反思与铭记，也或许是因为我们身处这个竞争激烈、不进则退的时代，不能不深受这一时代氛围的影响。

一则曰“侠”或者说价值体系。

不同时代，对于“侠”的定义，有所不同，有传承亦有嬗变。

在起始，是一诺千金轻生重义——“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赵挥金椎，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也是快意恩仇以武犯禁——“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行，深藏身与名”，所以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游侠郭解被族诛，带有浓厚游侠性格的飞将军李广也很难在那个日益规范的时代里封侯。

唐人的豪侠气质，论者甚多，“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的少年们，立志在边庭建功立业，方能不虚此生，显然已不同于先秦与汉初的游侠风范。

然后，是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清人的《三侠五义》往往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太史公的《游侠列传》不是小说，唐传奇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侠客们襄助包公主持公道弘扬正义、除暴安良保家卫国。他们有着前辈游侠重诺轻生的慷慨意气，也初具了后世大侠们为国为民的急公好义。

再然后，便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明确宣告。

有“大”者，自然也有“小”者——这里的“小”是相对于“大”而言，并无褒贬之意。

侠之“小”者，是追求个人的突破与解脱，是个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个人对心中公平正义的坚持，也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浩然正气，是虽千万人吾其往矣的孤勇决绝。

没有这样的侠之“小”者，恐怕也不足以成就侠之“大”者。

故而，很多时候，“小”与“大”其实也是不可截然分開的。

在很长时期里，大众流行文学的两大主流，是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

今日的大众流行文学，流派更多，传统武侠小说的份额，正在逐步下降，但是“武”与“侠”这两个主题，仍然有其恒久的影响力。

比如说，不同流派的小说中，诸多不同的力量体系，究其实都是立足于对“武”的追求，在传统力量体系的基础上，依据于作者的知识积累与想象力，不断拓展，百花齐放。

至于“侠”之一字，其实留心一下，便可以发现，即使在看似与武侠不搭边的其他小说之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可能连作者与读者自己都未曾清晰认识到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的精神。比如说不少红楼同人，作者往往都要忍不住去替林妹妹打抱不平，每当此时，很多读者往往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点赞投币发言支持。

世易时移，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大众流行文学风尚。

然而深植于我们精神之中的“武”与“侠”，并未因这时代变化而消弭，而是更深更广地融入到了不同的文学流派之中。或许这一发展历程，可以为未来的武侠小说提供新的生长土壤，且让时光来慢慢等待，慢慢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