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超 朱太龙

摘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表征为高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度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相融合以及高度引领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要以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为发展基点，以高质量学科和专业建设作为联结人的培养与社会发展的发展工具，以高质量的知识文化指引引领社会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功能危机、结构失衡与价值遮蔽，这些问题与新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形成了冲突。高等教育要扎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通过解蔽价值之魅、实现良法善治的行动选择以达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逻辑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研究”（课题编号：VAA190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擘画了我国未来五年和中长期发展的宏伟蓝图，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政策导向下，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今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景与彰显高等教育理想的顶层设计对今后高等教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这客观要求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进行考察。对价值逻辑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和阐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存在条件、理想样态及行动选择，继而通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三者高度耦合来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逻辑的提出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随情境、主体而变的动态概念。从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质量即满足高等教育相关主体（政府、高校、教师、学生等）需要的程度，不同主体对高等教育存有不同的质量观念和不同的质量诉求（表征为质量标准等），因此，高等教育质量具有价值承载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发展目的和发展需求下，不同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所承载的价值选择、价值理想及价值践行的限度不同，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在认识上存在相对区隔。已有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讨聚焦于高质量发展与其它发展模式关系的辨析，多以内涵式发展为坐标理解和认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譬如，有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内涵式发展的高阶形态[2]，表现为更高程度的发展特色与发展质量[3]，最终目的在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4]。也有研究认为促进内涵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5]，或是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6]。在具体描述中，高质量发展被认为是一种特色要求高、质量程度优、满足需求能力强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模式[7]，反映出实内涵、厚内涵发展的新要求[8]。以上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反映了高质量发展与内涵式发展之间的内在互联性，同时又表明高质量发展在继承、创新其它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独特的发展取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已基本解决了数量与规模“有无”的问题，但仍面临着高等教育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困境，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发展进程中需要不断追求更高质量，通过提升质量化解现实困境，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逻辑。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实则是蕴含当前发展阶段价值选择的高等教育理想、高等教育目标及高等教育政策建构的一种合法化的工具性概念，蕴含了相关主体对于发展什么（高质量满足需要）、如何发展（高质量过程）、发展状态怎樣（高质量结果）的价值选择的意义给赋，同时它依托于高等教育相关主体对自身发展状态的认识和需要，与适合、满意、内涵等其它概念紧密相连。可以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及社会发展需要这三者关系出发来理解，即高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度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相融合；高度引领适应社会发展，继而在三者的高度耦合中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对概念内涵探讨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价值是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的一种主客体关系状态[9]。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本身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是人们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什么用、理想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态应是怎样的一种主观愿望的诉求和需要。价值逻辑产生于对价值问题的逻辑分析和考察，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存在条件、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行动选择之间的推断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其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条件逻辑。对于价值主体而言，任何价值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存在也必然基于一定的条件以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形成、发展有其现实的条件基础，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存在的条件逻辑。其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内容逻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具有发展的一般属性，还具有高质量这一独特属性，表现为特殊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在遵循发展这一一般属性的基础上系统地继承、创新和超越其他发展模式，并以此构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想样态。其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实践逻辑。高质量发展应然的理想样态与实然的高等教育发展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何种行动选择达到此种理想样态，即在现实之中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条件逻辑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形成有其现实条件基础，这也是限制高等教育由有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所在。对当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存在条件的实然分析，可以窥见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异化与失调并存：高等教育发展的功能危机

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功能异化和失调问题阻碍了高等教育功能的释放和发挥，导致高等教育发展受到扭曲和规制。厘清这些问题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存在的条件之一。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具备多重功能，其中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知识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被人们普遍认可。但在现实中，受多重因素影响，高等教育发展面临功能危机。

一是育人功能的隐蔽。以效率和控制为表征的管理主义的盛行及其对专业主义的过度介入，导致高等教育育人过程中学生与教师的主体性受到抑制和破坏，人的物化与工具化使人的价值旁落[10]，人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五唯”痼疾及发展结果的功利化使得高等教育在管理、评价体系等方面走向追求简单化与片面化的工具主义与效率主义，人的培养这一核心被悬置。此外，经济利益驱使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学术资本主义更推动了人与学术的商品化[11]，致使教学与学科生态恶化，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消解，偏离了立德树人这一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与使命。二是知识功能的异化。高等教育中的知识生产既旨在实现高深知识的扩大再生产，也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知识需求。官僚化、行政化等现象使得行政权力得以通过掌控话语权力和资源分配，对作为知识生产中心的学科专业和其中的知识人进行规训与控制，过度干预知识生产，人为制造知识生产与创新的障碍。学科发展的保护主义、封闭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生产与复杂社会问题之间的相对区隔，难以有效生产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知识产品。以绩效指标为核心的学术绩效主义导致学术功利主义盛行，学术官僚和学术贵族在掌握学术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同时控制了知识生产的目的、过程与结果，进而造成知识生产关系的不合理与学术市场的失范[12]。这些因素极大阻碍了符合现实需要的知识生产和高深知识的扩大再生产。知识生产走向快餐化、商品化的生产模式，形式化知识创新泛滥，科教融合、产学研融合呈现高开低走态势。三是文化功能的萎缩与经济功能的强化。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对高等教育文化功能的需求愈加强烈[13]。当前，高等教育未能有力地传承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对功利文化等不良社会文化批判乏力，也未能有效生产满足人们在精神上需要的文化产品。同时，对高等教育而言，经济功能实则是一种外溢性价值。但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逐抑制了高等教育在育人、知识、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发挥和释放。在各种管理指标上追求“量”的提升，对消费主义的关注更是为高等学校注入了外在驱动的实用主义目标[14]。权力与利益的交织强化了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彰显，助长了部分高校抢夺人才、趋同办学风气，功利化、同质化发展现象严重，办学氛围变相物化，实质是在培养精致而逐利的利己主义者[15]，致使高等教育中学术与人文精神逐渐丧失。

（二）需求与调控错位：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失衡

高等教育結构影响高等教育功能及其发挥，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是保障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数量和规模，而是结构的质量问题[16]，当前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结构关系中尚存在不完善、不平衡之处，落后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诉求与社会发展需求。

从层次结构来看，存在高等教育类型层次比例不合理问题，表现为研究生教育比例较小[17]，层次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重心偏低[18]。以往高等教育规模过度扩张引发的教育资源不平衡与资源的稀释，导致学历内卷不断加剧。各层次间学生流动制度尚未健全落实，未能有效满足当前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及人自由发展的选择需求。从区域布局结构来看，高等教育区域资源配置不均衡，高校分布上存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密集、中西部稀疏的“东高西低”现象[19]，中西部人才资源蓄养能力较弱，制约了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20]。从学科结构与专业结构来看，当前学科专业调整中存在非理性倾向，不合理压缩弱势学科、撤销学科点与专业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剧了学科专业生态的不平衡。不同层次高校的办学同质化、样板化、错位化现象严重，自身办学特色缺失，办学定位不准确。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严重，学科专业结构往往过于依赖于政策资源的惰性调控而非按照学科专业自身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积极调整与优化。

（三）形式与实质倒置：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遮蔽

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价值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余价值均为其服务，是形式手段。脱离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实质价值，一切外在的形式价值都无法得到真正实现。在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形式价值被过度放大，实质价值被边缘化。作为人才培养的手段成了重点，而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等成了口号被虚置。

以往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一个遗留问题是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误解与低信任，从大学无用论等观念的流行就可见一斑。对成人本专科与高职高专等其他高等教育形式也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非全日制毕业生、成人本科等受歧视现象折射出社会对于高等教育价值仍有误判，这也是以学历为质量的认识惯性与单一狭隘质量观的现实体现。同时，高等教育的作用被过度夸大，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功利性、工具性色彩浓厚，忽略了高等教育对于人的深层次价值。进而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对政治与经济维度的考量远多于价值维度[21]，过于强调社会本位和学术本位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和地位[22]，反映在当前高等教育的现实中，教师、学生等主体成为“一堆可以描述、算废、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23]，本科教育教学受到轻视，研究生廉价劳动力、学术剥削等现象层出不穷。由此，高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均被工具理性裹挟前进，最终导致人的价值旁落，人才培养质量下降，无法胜任新时代对有用人才的需求，更遑论人的全面发展。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内容逻辑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内容逻辑回应的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实质目的，即高等教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及满足价值主体什么需要的问题。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独特性表现在它特殊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上，即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以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为发展基点，以高质量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为发展工具，通过高质量知识与文化指引来引领社会发展，进而实现人的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想样态。

（一）人是目的：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回归于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重视人的价值，以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发展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24]。这些顶层设计和认识的实现关键在于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新发展理念为促进高等教育中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这意味着要在人的培养过程中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实现人的高质量培养，以学习者为中心，高质量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第一，在创新发展中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解决高质量培养人的发展动力问题。一是水平更高的理论创新，建构起更成熟、更具指导性、扎根于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且以问题为导向的高等教育育人理论体系，以更好地引导高等教育整体育人环境的改革实践。二是满意度更高的人才培养模式、管理制度与评价方式创新，打破传统人才培养体系对于人的价值的限制，为人的培养和全面发展创设高质量的主客观条件，激发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在线高等教育形式更加多样，数字技术教学方式得到充分融合利用，课程教学资源更为丰富，更高水平利用新技术、新工具、新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支持学习者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要，实现高质量与高效益培养人。

第二，在协调发展中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解决高质量培养人的发展关系问题。不同类型院校发展同质化现象得以缓解，经费、资源、人力等投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完善。学科专业间发展更为理性，不同学科专业共同进步，重物质育人轻精神育人、重智轻劳等现象逐步消解，教师学生间的发展转竞争为合作，各主体发展更为充分。政府与高校、高校与学院、学院与学科、学科与教师等主体间的关系更为协调，权责更加清晰，学科与专业在人的培养过程中发挥作用更加突出。

第三，在绿色发展中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解决高质量培养人的发展可持续问题。学生发展环境得以净化，现有僵化的学科、专业、课程、教学生态被打破，具有活力的、自我更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专业生态系统得以构建。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持续更新优化，反映前沿领域、前沿技术，以高质量教材、高质量教学、高质量课堂和高质量评价为依托实现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学生真实的独立学习能力与自主发展能力更强，具有更好的面向个性发展的自我可能性与面向未来成长的社会适应性。

第四，在开放发展中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解决高质量培养人的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学科间知识、人才等要素流动更快，形成学科间交叉融合的新局面，跨学科培养实现制度化、常态化。高校与区域产业、行业对接程度提升，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建立，共建共育人才培养模式得到进一步完善，科教融合与产学研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生态得以构建。社会资源转换为育人资源的效率更高，资源类型更加丰富，资源开放度与利用度更高，高校间资源开放合作机制更成熟，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覆盖面更广。高等教育区域开放与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區域各类型高校发展联盟，不同类型高校学科专业特色与资源整合开发的人才培养作用充分发挥。校际间、区域间、国际间学分互认和学生互换等制度更为完善，为不同类型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培养出更多参与区域发展、行业发展以及国际高等教育治理的高智慧、高水平人才。

第五，在共享发展中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解决高质量培养人的发展公平正义问题。教育质量建立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25]。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增强每个学生的获得感，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均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更加公平，发展过程与结果更加公平，优质高等教育机构招生潜力得以充分开发，录取水平更高，为更多学生创造机会[26]。同时，优质教育资源的培育供给能力不断提高，整合共享程度更高，优质资源覆盖面更广。经济教育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等区域间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发展。

（二）发展工具：联结人的培养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与专业建设

从人自由发展的选择性与人才培养的适切性的角度来看，我国高等学校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其中研究型以理论研究与创新为主，应用型以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为主，二者均以学科为基础，职业技能型的重点则是技术服务及技能应用型的改革与创新，以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为基础[27]。从知识角度来看，可分为研究型与应用型学科知识的理论实践创新与职业技能型技术技能知识的理论实践创新。因此，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差异导致其在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上的目标与实现途径存在区别，实现高质量发展需紧密结合高校自身类型，以应对社会世界复杂化、产业行业需求复杂化以及技术技能要求复杂化等多重现实图景的挑战。

学科（专业）是联结人的培养和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键中介，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集中体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内容逻辑之一便是实现高质量的学科（专业）建设，更高水平地发挥学科（专业）在人的全面发展与服务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高质量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也必然是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效的联结，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学科与专业中集聚，也在学科与专业中逐渐博弈消解。

第一，高质量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主要指向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在高质量学科建设中，学科保存、传递高深知识的作用不变，变的是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组织形态。高质量学科建设中的学科仍是高深知识生产中心，表现在学科发展高度适应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求，学科间与学科内部的知识边界和组织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学科生态与社会生态环境的资源、信息等交换更加频繁、主动，学科不再是具有稳定知识边界的科学知识体系或稳定组织边界的学术组织形态，而是具有高度主动性、开放性与适应性的学科组织形态与学科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化并重的知识体系。一方面，高质量的学科生态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持续自我更新的组织生态系统，并为促进人的高质量培养与全面发展创设更好的条件。在这种学科生态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发展需求得以兼顾，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和谐共生[28]。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学术性得到高度激发，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教学与技术等要素高度融合协作，跨学科专业课程内容更为丰富，其核心指向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生成。同时，高质量的学科生态系统不断孕育新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与学科增长点，“无形学院”等非正式学术组织形态对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作用更强[29]，既能满足高深知识生产的需要，更能不断满足学生自身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高质量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方式与人才培养更加适应于社会发展需要。这是解决当前学科合法性危机进而解除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知识生产与创新必须兼顾现实与未来的知识需求。从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出发，更好地将知识生产、知识创新与知识转化服务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区域发展规划以及产业行业升级发展需要。根据高校特色及自身特点，以解决发展问题为导向，形成特色学科专业集群，跨学科科研与育人平台进一步完善，学科间知识、人才等要素流动更为频繁，学科本身智力优势彰显，区域内高校、学科、产业间高度融合创新发展，高层次信息共享与交流平台得以搭建。

第二，高质量的专业建设。专业建设主要指向职业技能型高校，专业建设是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发展基点。不同于研究型高校中作为学科下位概念的专业，职业技能型高校的专业是专门生产技术技能知识的、以职业和岗位需求为核的“专业”概念。一方面，高质量专业建设目的在于更好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工具人或技术人。“当工商业的价值观和程序渗透在教育者的思想和行动中时，无数个教育决议都是在经济或者非教育的基础上做出的”[30]。高质量专业建设决不是以技术和工具为中心，也不是以服务就业为唯一取向，而是一切活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无论是哪种专业建设取向，教育性应当也必须是第一位的，如此才能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高层次的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高质量专业建设要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等方面实现素质教育、知识教育、技术技能教育的有机整合。同时，教育性、高等性与职业性高度融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技术技能水平、职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适应能力等得以充分开发和提升。另一方面，高校专业建设要动态地融入区域行业企业等不同主体的需求。高质量专业建设必然要求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到专业建设中来，实现行业、企业、专业等多主体多元培养，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内容、教学模式以及实践方式等内容的制定完善，实现高质量的全过程培养。同时，高质量专业建设并不是被动地、完全工具式地适应和服务于外部需求，高质量专业建设也意味着通过专业自身智力优势与技术技能优势倒推产业、行业以及企业的更好发展。此外，重视技术（应用）学术研究的高质量专业建设。强调技术技能知识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舍弃对知识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与创新。高质量专业建设同样需要重视对技术技能形成规律的研究以及新技术新技能的研发与迭代[31]。另外，在高质量专业建设中，与学科知识生产与创新为导向的研究型等高校的联系进一步加深，长期学术交流合作机制得以建立，打破“高等、次等”偏见，互利共赢、共谋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共识逐步达成。

（三）引领社会：高质量的知识文化指引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内容逻辑的另一层面是实现对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高水平发挥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除了培养高质量人才与生产创造服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学科知识、技术技能知识外，与社会建立起高度融洽的信任关系同样重要。社会的高度信任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当然，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单从高等教育方面来看，在消解社会对于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发展的误解的同时，与社会建立高度信任关系以更高水平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在于实现对社会高质量的知识文化指引，表征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知识和文化输出。高等教育不仅是教书育人的教育场所，也是适应改造社会的文化场域，提升高等教育在知识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是引领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一，知识、思想与价值观的输出形式更丰富、输出水平更高。知识、思想与价值观的主动输出并不是高等教育被迫的自我辩护，而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应有的主动选择，与社会建立新型信任关系的一种尝试。这也是高等教育对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得以更好释放，捍卫社会良知、建设先进文化阵地、增强文化创新、实现文化输出的必要途径。高等教育向社会输出产品，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来帮助人们不断地改造其客观世界[32]。一是高水平高等教育智库等智力服务机构更加健全完善，依托高质量学科与专业建设，专业性智库机构数量更多、水平更高、领域覆盖面更广，研究报告等智力成果的科学性、适切性更强，能更好地发挥在社会重大关切问题上的及时回应作用，广泛建立与社会舆论机构的合作机制，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学术研究共同体或个体的知识文化传播影响扩大。学术自媒体平台、学术微信公众号与学术微博平台等形式发展规范化、系统化，内容形式更加丰富，或科普或辩论或争鸣，科学知识普及化程度更高，用户黏度更强，更能满足人民对知识和文化的需要，实现对科学知识的辩护与价值观的正确引领。

第二，各类高校特色化办学效果凸显，拥有更专业的社会形象、良好的社会公信力与更大的社会话语权。形成高校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新局面，生成良好社会效应，协助政府、各行业解决机制改革、核心技术突破等关键问题，扮演更高层次发展伙伴角色，共谋人才培养与知识生产创新。同时，各类高校办学更加开放。对终身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增加，发展的顶层设计更加完善，成人本专科、自学考试、网络本专科等教育形式发展水平更高，课程、教学与服务模式更具针对性，选择更加多样化，能更好适合公民学习特点、学习动机与学习期望，为公民实现其美好生活提供更高层次教育的支撑，也为公民继续学习、提升发展能力、接受高等教育文化熏陶提供更有利、更全面的发展氛围。

四、理想与现实间：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实践逻辑

对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然的理想样态与实然的现实世界之间关系分析的核心在于通过何种行动选择促进高等教育达到该理想样态，这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的实践逻辑所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涉及高等教育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系统转变，核心在于认识、调整、转化及祛除不适应或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适应引领社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在此基础上，转变发展观念，依托于条件逻辑与内容逻辑，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解蔽高等教育发展价值之魅

教育的形式化始于其本质成为问题之时[33]。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化解高校等主体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误判，冲破物化的藩篱，解蔽被遮掩的实质价值。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教育场域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作为“人民中心”具体表征的“学生中心”[34]。由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物本”文化走向“人本”文化，将人的价值放在首位，所有高等教育活动都应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设条件。

第一，推进思想观念转变。思想观念不转变，就难以跨过改革发展的深水区，更难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我们要特别警惕身子进入了普及化，但是脑子还在大众化，思考问题的方式还在大众化；我们要特别警惕工作习惯还在精英化，去思考普及化教育如何发展”[35]。观念转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由上到下的整体协同推进，循序渐进地将对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高等教育要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指引，不断认识和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学科专业发展规律与个体发展规律。

第二，形成高质量发展共识。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营建高质量氛围，塑造高质量文化，形成高质量意识。高等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类型、办学特色塑造自身高质量文化，加强对管理人员和教师队伍的宣传培训，以高质量文化建设来消解传统高等教育质量文化[36]，形成包括高校领导者的高质量意识、教师共同体的高质量意识、学生的高质量意识、课堂教学的高质量意识以及管理服务上的高质量意识。要加强自我质量检测，摸查高校当前的发展状态，审视高校在学科专业建设、物质条件、课程教学等各个发展要素的质量状态，积極利用学科、教学评估等政策，强化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37]。同时，学校“不是实现个人私己性欲望的工具性场域，而是促进人的公民性生长、发育完整而健全之人性的教化性场域”[38]。高校作为思想与价值观的关键“守门人”，更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

第三，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无论是宏观层面实现人的高质量培养、学科专业建设以及服务社会发展，还是微观层面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都涉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知识等要素在二者间的传递、创造。唯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知识生产创新与人才高质量培养的可持续进行。改变教师是改变传统人才培养方式、原有发展惯性并回归于人的发展的核心。首先，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化解教师自身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误判，提高教师培养人的自觉、自省意识，有效释放高等教育育人价值[39]。教师要意识到师德是其成就自身和获得人生意义的关键[40]，培养人是其根本所在，培养人是一个双向的成就过程，要将真实而非虚假的学术研究转换为课程教学支持，并积极适应新时代教育教学的新形态要求[41]。其次，教师应认识自身存在的思维惯性、课程惯性、教学惯性与人才培养惯性，认识和理解学生的个体发展规律，尝试打破惯性对学生发展的束缚，将学术、应用与教学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四，凝练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植根于中国本土高教实际，讲好中国高教发展故事。在对于发展的认识上，要摆脱跟随、跟跑西方式的解读过程，汲取提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经验，着重关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应用、发展议题与研究范式的特色化、本土化，澄明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所在。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实践探讨，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改变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盲目崇拜和不辨别吸纳改造，改变以往一味引进、移植和简单转化的发展思维，要加强中国高教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输出，在碰撞中看到优势与不足并依此生成更好更优更适合的发展知识为己所用。

（二）实现高等教育发展良法善治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在党的领导下以良法促进发展，保证善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42]。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领导，根据党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要求，整体推进高等教育法律和政策体系、治理体系建设的协同共构，努力达到有“良法”可依与依“良法”而治。

第一，提高高等教育立法质量。将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反映人民对高等教育需要的要求逐步转换为法律与政策，及时修订、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与政策内容，提高针对性和适切性，填补立法空白，积极回应高等教育现实发展需求，在具体内容上提高对高等教育发展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同时，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规范高质量发展模式，巩固高质量发展结果。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要增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话语自信，深植高等教育实践，推进高等教育政策创新。从源头增强高等教育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和法制化程度，充分发挥政策试点优势，降低政策风险以及可能的失败成本，拓宽政策制定知识边界，筛选出利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工具，有效预测政策结果，加速成熟经验的政策扩散。区域、高校应重点进行高等教育政策创新，在原有质量发展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代新形势下区域、高校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实践路向，贡献高质量发展的新智慧、新方案。积极主动跨国家、跨区域、跨学校进行经验交流，因地适宜探索创设高质量发展规划和方案。

第三，发展完善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要以合适的治理理念为支撑，依良法而善治。一要深刻认识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对高等教育发展风险形式（舆论风险、技术风险、安全风险等）和风险来源研究，进一步加强发展风险监控体系建设。二要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共治平台。单一治理主体与单一治理工具难以解决高等教育质量发展问题，高质量发展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必然是多主体介入下的多工具治理，应当形成政府统筹、高校自治、社会、公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高等教育治理格局，有效革新高等教育治理工具，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数据治理。三要加快探索区域间高等教育治理机制。建立省际间高等教育发展沟通协调机制，提高区域间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合作发展能力与资源共享能力[43]。四要构建良好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加强高校章程建设与落实，科学制定章程并完善章程具体内容，实现依法治校；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明确院校、行政与学术之间的权责关系，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平衡，释放高等学校整体办学活力；加强学术组织建设，有效增加学术自由权，保障学术权力独立行使；健全教师、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教代会、职代会、学生会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拓宽高校师生民主参与路径，加强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

五、结语

人的发展并非奢侈品[44]，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下选择的高等教育发展价值观、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表明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理想样态、行动选择都将发生重大改变，意味着在人才培养上发动质量革命，培养于国家、社会、人民有用的卓越人才。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单是高等学校如何保有自身发挥作用的场域问题[45]，更是高等学校如何在高质量发展引领下超越传统场域，走向更宽广、更开放的社会世界的问题。高等学校需要重新反思高质量发展下自身的使命与宗旨，紧密围绕高质量发展理念形成集体共识，创设相应的组织愿景和教师队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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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智超：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

朱太龙：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

An Exploration of the Value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ang Zhichao， Zhu Tailong（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highly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highly integrating with the self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ighly leading and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required tha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take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cultiv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basic points of development， take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as the development tool to link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ea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guidance of high-quality knowledge and culture. At presen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presents functional crisis，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the concealing of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me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action choices of removing the conceal of value and realizing the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value logic

責任编辑：赵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