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霞 岳晨阳 鲁怡婧 马君 徐文馨

关键词 风险沟通；代际；信息反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5-0092-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大课题“安徽省大学生价值观与群体心态调查”成果（项目号：YQXC201602）。

从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典型现象：家庭内青年群体与长辈之间就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进行积极的信息反哺，两代间信息认知和行动策略选择也出现冲突，导致家庭内的风险沟通有效性降低。面对突发而多变的风险环境，家庭内群体成员如何通过有效的信息反哺，在最短时间内形成共识的风险应对策略，应当成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风险沟通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问题。

1 风险沟通及其个体性研究视角

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等机构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 1 ]，而非“从专家到非专家的单向信息传递”[ 2 ]，而这一过程不仅包含风险信息的传播，也包括主体之间关于风险事件的沟通、反应和态度。

伦德格林（Regina Lundgren）和麦克马丁（Andrea McMakin）把风险沟通从功能上分为三种类型：保护性沟通（caring communication）、共识性沟通（consensus communication）、危机性沟通（crisis communication）[3]。三种类型的沟通各有侧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三类沟通需要同步进行。政府、专家和媒體需要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让公众对风险形成客观认识和理性态度，以避免风险发生的概率或者在风险发生时能够将损失降至最小。

国内关于风险沟通研究领域主要关注基于政府应急管理或者媒体社会责任的风险沟通策略研究。而风险沟通的最终目标不是降低公众的担忧和避免他们采取错误行动，而是要培养知情的、有思想的、参与的、理性的、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合作群体。从这个目的出发，基于公众认知与媒介素养的“共识性风险沟通”研究就需要不仅把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还需要重视个体的差异性，这一点在我们已有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公共卫生事件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社交媒体中的讨论还是家庭内的沟通，个体对于风险的认知和行为表现出不一样的应对策略甚至冲突频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居家隔离的政策让个体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沟通成为重要的风险沟通方式，代际间的信息反哺成为风险信息沟通的普遍模式。然而沟通中凸显出来的代际冲突让我们思考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风险认知和行动的差异？如何优化代际信息反哺模式，使代际冲突转化为和而不同的共识建构？

本研究以20组家庭成员总计57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受访对象为大学生及其父母。父母多为“70后”，所占比例为87%和76%；子女大多为“90后”“00后”，所占比例为57%和43%。在数字鸿沟日益凸显的当下，针对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家庭代际风险感知方式、沟通方式、子代和亲代信息接触差异，以及防疫方面的家庭决策和行动进行半结构式访问，以期回答本研究提出的两个问题。

2 风险信息感知与理解的代际差异

2.1 风险信息获取方式差异影响风险感知

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大多数访谈对象接触风险信息的渠道主要分为四个：以微博、微信为主的强势社交媒体；以电视等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体；以政府公告、文件为主的组织传播渠道；以家人朋友为主的人际传播渠道。

访谈显示，子代相较于亲代，信息接触的渠道更偏向于微博、知乎等新型网络平台，而亲代相比之下更偏向于电视、与亲戚朋友的谈话等人际关系渠道。以访谈对象ZD-9（ZD和QD分别表示子代和亲代）为例，其信息来源是公众号、百度搜索、知乎等新媒体，且信息来源较为权威，如人民日报、新京报等；其家长QD-9的消息来源来自于电视新闻，或者通过女儿以及丈夫的谈话中得知。

通过对比访谈中的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发现，电视会比网页唤起人们更高的风险认知。以接触网页信息为代表的子代和以接触电视信息为代表的亲代相比，风险意识相对较弱。访谈对象ZD-3表示“线下其实会更多是落在一些具体的小的防护行为上，比如说消毒、洗手、少出门戴口罩这方面的内容”。访谈对象QD-9认为“线下其实主要还是讨论今天全国确诊人数增加了多少之类的新闻报道”。同时，从人际关系渠道获取信息的频率可以正向预测在群体和社会层面上感知到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一般来说，最新的公共卫生事件情况最先就会在亲代群体之间散开，QD-6表示，“那段时间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我的邻居们在说什么最新的报道消息。”在亲代之间，人际关系也是风险信息接触的重要渠道。

总的来说，青年人和长辈两代人对于风险信息接触的方式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的对于风险的认知以及相应的传播效果和力度也是不同的。

2.2 信疫中风险信息理解的代际差异加剧

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西尔维·白里安（Sylvie Briand）在新冠肺炎公共卫生事件创新研究会中提到“信疫”（infodemic）的暴发。“信疫”是指信息冗余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难以获取可靠的指导，这些信息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4]。通过访谈调研发现，面对信疫，子代和亲代存在明显的媒介素养水平差异，从而造成对公共卫生事件风险信息的理解出现差异，其中“风险可控感”差异最为凸显。

所谓“风险的可控感”是指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感[5]。访谈中发现，子代相比较亲代具有较强的风险可控感。在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知识掌握方面，子代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来源以微博为主，亲代以电视媒介为主，可见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对等造成在公共卫生事件知识上出现“数字鸿沟”。纵观20组家庭，亲代在微信家族群中习惯性转发小视频、公众号文章等，且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与否缺乏辨别能力，较容易轻信网络谣言。以ZD-2微信家族群中的亲代为例，QD-2表示，“自己经常转发公众号文章，觉得文章写的有理就转发，并不会过多分辨内容真实性与否。”“喝双黄连可治疗新冠病毒”这一谣言最具代表性，此谣言一出引发社会对双黄连的争抢，更有甚者竟购双黄月饼来预防病毒。ZD-2表示“当谣言传出时，家族群的纷纷转发双黄连文章”。QD-2说“没想过这是谣言，但被家人一番说服后便认识到了”。由此可见，微信家族群中对公共卫生事件知识掌握程度存在代际差异。

在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感层面也存在代际差异。根据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理论，纵观20组访谈家庭发现，网络家庭中的亲代群体倾向于以分析的态度接受外界刺激，在知觉中较少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场独立性的倾向，体现在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亲代普遍固守原有理念，对外界的劝服表示不以为然、不为所动，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感较多来源于自身对非典的记忆和长期的阅历积累。而青年群体则倾向于以整体的方式看待事物，在知觉中表现为容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场依存性的倾向。体现在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青年人过多流露出恐慌、害怕、焦虑、无奈、不知所措等，情绪较易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且波动较大，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感较多依赖于网络平台发布的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在ZD-4家庭中，ZD-4表示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亲代们不听劝服，在和他们进行沟通中，QD-4会说：“非典都经历过，这没什么的；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之类的话语。ZD-4说：“我们青年人则非常担忧，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关注新增病例和公共卫生事件防护等，感觉安全感更多地来自于网络信息而不是自己的阅历。”

3 代际冲突：风险沟通中的信息反哺行动

3.1 积极的风险信息反哺

大学生青年群体在信息获取方式和理解能力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迅速了解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获取了反哺亲代们的机会和能力。

在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播中，以“双微一端”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主渠道，其中利用微信建立的家族群，成为了家庭的风险信息反哺重要场域。在微信群中议题的传播效率较高，可以通过多媒体形式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与传播互动，容易涌现出大量议题，可以借用多种手段、多方验证来传播正确的信息，以达到更好地风险沟通效果。ZD-1说：“长辈们的信息获取能力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好，他们也不太能区分谣言和真相，上网时往往偏信、全信，但青年人对于信息的辨别能力就更强，在微信群沟通就可能更好的让长辈了解更多的正确信息。”在线下的家庭聚会场合，ZD-8说到“年夜饭吃完之后，我们几个年轻人继续待在桌上，把抖音等一些网上有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视频音量调整到最大，不一会长辈就会不自觉的加入我们。”

研究发现，通过网络人们可以将很多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同时使用文字、图片、视频、语音等多种形式在群里沟通，这对于知识水平层次较低、理解力较差的亲代来说，便于他们理解信息的同时，使他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到讨论之中，同时，也使子代与亲代间的风险沟通效果更佳。

3.2 家庭权力结构不平等下的信息反哺失效

研究发现，在家族群中，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但由于传统的家族结构影响，代际间的话语权并不是平等的，往往在家族群里会造成了意见和态度传播的“沉默的螺旋”，“少数意见”迫于社会的压力而选择沉默。在家族群中，针对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舆论事件的意见沟通，青年人由于受到社会传统、大家长话语权威的制约，因此当亲代与自己意见不同时，子代常往往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与亲代不同的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与冲突，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ZD-12表示，“线上其实在群里会比较难以去沟通，因为家长之间热火朝天的讨论，我们小辈就不太好插进去说话，而且受很多公众号文章的影响，长辈的一些观念往往很难被改变，因此当意见相左时，我很少会去积极表达。”

亲代掌握家庭最终决策行动的权力，这使得即便子代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可以进行积极的风险信息反哺，但主要的行动决策还是亲代做主，拥有信息优势的子代在行动中往往会处于劣势，从而发生沟通行动的冲突。访谈中，ZD-20就购买消毒水和父母产生争执，“大过年的，父母觉得买消毒水这样的东西不大吉利，说没必要。”争执的结果是父母没有购买，ZD-20的应对方式是生闷气。

4 和而不同：风险沟通的代际信息反哺路径

本文通过利用经验材料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哪些因素导致风险沟通中产生代际冲突？我们发现，在风险信息获取方式上多元化的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使得他们面临海量信息时具有较强的风险可控感，从而增强了风险信息反哺亲代的积极行动，但家庭权力结构不平等下处于决策弱势的子代存在信息劝服失败。

我们还注意到，亲代掌握优势的家庭代际权力结构，在子代掌握优势信息资源的作用下，很多家庭中代际权力结构正在发生转移与变化。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很多传统的线下互动场景被转移到了线上微信群中，形成了大学生和长辈之间以智能手机作为载体、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作为主要沟通渠道的双向互动新模式，这种互动模式下，子代的家庭决策权力得到了提升。

代际间由于信息接触、理解、包括社会观念差异会是一个长期客观的存在，不可能仅仅通过信息反哺就能完全弥补代际鸿沟，因此应该引导代际间建构和而不同的风险沟通理念。在认识和尊重不同代际的差异性基础上再进行沟通，在差异和冲突中寻找信息反哺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林爱珺，吴转转.风险沟通研究述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3）：36-41.

[2]Sandman P M.Responding to community outrage：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New York：America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1993.

[3]Lundren，R.，McMakin，A.Risk Communication：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Safety，and Health Risks[M].Hoboben，N.J.：Wiley，2009：3.

[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Situation Report[EB/OL].[2020-02-02].https：//www.Who.int/docs /default-source/ 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

[5]曾繁旭，戴佳.風险传播：通往社会信任之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