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青

关键词：明代晚期;戏曲坊刻;刻书

摘 要：文章介绍了明代戏曲坊刻本的内容和特点，分析了明代戏曲坊刻本传播的影响因素，探讨了明代晚期戏曲刊刻出版繁荣的原因，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08-0091-04

明代戏曲的刊刻、印刷、出版直到明代晚期才逐渐增多，晚明之前，由于戏曲刊刻受朝廷的限制，戏曲创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1]，致使戏曲刊刻出版发展缓慢。有关明代戏曲刻本的研究，学术界是比较关注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明代戏曲刻本的繁荣现象、刊刻内容都有所涉及，对其繁荣的原因分析也各有特点，但这些研究成果仍有值得扩展和深入的地方。因此，笔者从明代戏曲刊刻与传播的角度入手，对明代戏曲刻本繁荣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

1 明代戏曲刻本的内容和特点

明代立国之初，虽然朱元璋出于教化的需要，对戏剧有所推广，“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2]，但仍限制戏曲演出和剧本刊刻，“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3]。这种矛盾的做法，是出于统治安全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众对戏曲的需求越来越多，戏曲演出、创作及剧本刊刻逐渐发展起来。自“嘉靖、隆庆年间，随着戏曲活动的空前兴盛，坊刻戏曲继之而起;到了万历时期，坊刻戏曲发展至晚明顶峰，共刊刻杂剧310多种、传奇140多种，分别占据整个明代的2/3和1/2以上;后来的天启、崇祯时期又有杂剧68种、传奇107种，晚明刊刻的全部杂剧和传奇分别占据明代的8成和9成以上”[4]。

明代的戏曲刻本大多数都在万历之后，刊刻地点集中在南京地区，如金陵富春堂书坊的戏曲刻本现今仍有50余种，相关的统计结果显示，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有150余种，苏州只有17种，徽州和建阳地区共有16种[5]。明代戏曲刊刻出版的繁荣，说明戏曲刻本的内容能够吸引普通民众，明代戏曲刻本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题材广泛

明代晚期，戏曲刊刻内容的题材比较广泛：一是爱情题材。爱情题材的故事选题最早出现在唐传奇中，元代形成“巧遇—定情—受阻—团圆”的叙述模式，明代晚期戏曲创作基本沿袭元代的叙述模式，只是增加了一些剧目，“据统计现存的才子佳人剧目明代就有73目”[6]，如汤显祖的《还魂记》《紫钗记》，高濂的《玉簪记》，徐复祚的《红梨记》，梅鼎祚的《玉合记》等，各大书坊争相刊刻。二是历史题材。历史题材多取材于三国故事，如《桃园记》《古城记》《连环记》《精忠记》等。三是忠孝题材，如《琵琶记》《伍伦记》《香囊记》《义侠记》《埋剑记》等。四是现实政治题材。这类题材比较特殊，因为与现实结合紧密，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如：《鸣凤记》讲述的是嘉靖年间杨继盛与严嵩斗争的故事;《蕉扇记》讲述的是万历年间市民与矿监税使斗争的故事;“魏党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冰山记》被编成戏剧戏演出时，“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乃至于“汹汹崩屋”[7]。戏曲刻本的广泛取材符合普通市民的興趣爱好，给他们提供了不同的阅读体验，因此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

1.2 表现形式丰富

明代晚期，戏曲刻本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文搭配。二是评点导向。

1.2.1 图文搭配。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戏曲演出是立体和全方位的，对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有机会观看戏曲演出的市民较少。坊刻本的戏曲故事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故事体验，但与舞台演出相比，坊刻本的戏曲故事是平面的，以文字叙事为主，读者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普通的行商坐贾、市民小贩识字不多，因此，结合文字，配以插图，增加趣味性成为戏曲刻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刻本进行视觉传播的必然选择。“是本原无图像，欲从无形色处想出作者本意，固是超乘。”[8]只有图文并茂的作品才能表达视听语言，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曲争尚像，聊以写场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术也。”[9]万历时期，坊刻本戏曲的配图具有明显的舞台演出特点，对背景的描绘简单，主要突出人物。明代晚期，坊刻本戏曲插图与文字的搭配有所变化，与之前的左图右文不同，插图增多，文字减少，插图以上图下文为主[10]。“从左图右文到上图下文，插图形式有嵌入式、单面方式、双面连式和月光式，插图位置从文中转向卷首，插图与剧本逐渐疏离。”[11]插图与剧本内容的疏离，说明插图对文字的解释越来越少，一些戏曲刻本的插图还加入了色彩，如湖州闵齐伋刻印的《琵琶记》和《会真六幻西厢记》是朱墨套印本，这种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与戏曲舞台的表现更接近，能够吸引更多读者阅读。

1.2.2 评点导向。戏曲的评点主要是对戏文进行阐释，增强读者对戏曲内容的理解，“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12]。插图和评点都是坊刻本戏曲的文化附加值，各种坊刻本戏曲会被冠以新刊、新刻、古本、原本、全像、全相等名目，增加评点，凸显特色，各大书坊争相效仿，并邀请社会名流对其刊刻的戏曲进行评点。徐渭、李贽、陈继儒、汤显祖、袁宏道等都曾被邀为书坊戏曲刻本作评点，如杭州容与堂有6种属名李贽的评点本、建阳师俭堂有15种属名陈继儒的评点本。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起凤馆刊刻《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得到王世贞和李贽的评点，“一得二公评后，更令千古色飞”[13]。明代戏曲坊刻本内容丰富，传播较广，影响较大。

2 明代坊刻本戏曲传播的影响因素

明代戏曲坊刻本虽然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但某一个版本能否成为畅销书，受多种因素影响。明代刊刻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即“坊本一出，动称古本云云，实不知古本为何物”[14]。此处的古本是相对于新本、新刊而言的，新本、新刊是书肆刻坊的宣传语，目的是宣传版本的创新之处，吸引更多的市民购买。但是，实际上这些新本基本保持原本内容，并没有偏离市民的阅读喜好。因此，明代晚期坊刻本戏曲具有一个特点，即既有创新也与古本有紧密联系，体现了明代晚期商业发展模式的灵活多样性。笔者以《西厢记》的改编出版为例，分析了明代晚期戏曲坊刻图书出版形态和内容的影响因素。

明代《西厢记》的版本最多，约有六七十种，现存最早的是弘治十一年（1499）北京金台岳氏刊行本。明代晚期，《西厢记》经历了六次大的改编，其中李日华的《南西厢记》一经刊印，立刻畅销天下。虽然如此，但仍被徐复祚、凌濛初、李渔、陆采批评，认为改编不佳。李渔批评道：“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15]陆采认为李日华的改编生硬，曲意不通，“李日华取实甫之语翻为南曲，而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16]。陆采也创作了《南西厢记》，但售卖效果却不如李日华的改编本，其中的原因如下。

2.1 语言的差别

明代晚期，市民读者并不懂得文学鉴赏和批判，李日华的《南西厢记》语言“鄙俚浅近”，符合民众的口味，而陆采的《南西厢记》词曲华美，具有文人气质，因市民的接受程度有限，故选择阅读前者。此外，李日华的《南西厢记》不仅参考富春堂本、万历刻本、周居易本、闵齐伋本，对王实甫原本进行了改编，还在这些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因此，李日华创作的《南西厢记》既有创新又保持了原本风貌，故事和情节满足了市场需求，受到了普通市民喜爱。

2.2 思想性的差别

坊刻注意传播大众文化，许多小说、戏曲多是由书坊率先刊行。李日华的《南西厢记》注重故事性、思想性，更能吸引观众，而陆采的《南西厢记》虽然词曲华美、艺术性较高，但思想性不足。明代晚期的坊刻本戏曲属于通俗读物，只有符合市场需求，才能得以迅速传播。虽然影响因素较多，但接近或者符合大众审美的故事和艺术设计是主要因素。

3 明代晚期戏曲刊刻出版繁荣的原因

3.1 民间刻书风行

明代晚期，私人刻书的风气流行。明代晚期的江南地区有一群自称山人的落魄文人，他们或久未登科、或官场失意，“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17]，他们以文墨消遣，清高自由，“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18]。他们善于写作，颇有学问，将编书刻书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山人竞述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求其卓然蝉蜕于流俗者，十不二三”[19]。他们刻印的图书传播速度较快，影响范围较广，对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2 市民文化的兴起

明代晚期，谈论民间戏曲故事成为大江南北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20]。“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21]上至精英、下至平民对戏曲和小说类图书的需求越来越多。例如，万历皇帝不仅自己阅读喜好十分广泛，还主动将戏曲作品作为特殊的娱乐工具孝敬母亲，“万几之暇，博览载籍。每谕司礼监臣及乾清宫管事牌子，各于坊间寻买新书进览。凡竺典、丹经、医卜、小说、画像、曲本，靡不购及”[22]。崇祯朝右佥都御史祁彪佳养病期间，“取《隋史遗文》及《皇明小说》观之，以代《七发》”，“阅小说中如《皇明盛事》及《觚不觚录》诸书，得以识我明典故”[23]。张凤翼“少年作《红拂记》，演习之者遍国中”[24]。王实甫的《西厢记》家喻户晓，“虽妇人女子，皆能举其辞”[25];汤显祖的《牡丹亭》“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26]。戏曲故事具有娱乐功能，能够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明代晚期市民阶层阅读风气的形成，既推动了图书出版市场的繁荣，也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起。“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27]这种良性循环推动了戏曲刊刻出版的发展。

3.3 印刷出版业的繁荣

明代印刷技术的发展进步，促进了印刷出版业的繁荣。例如，雕版印刷的版木多采用梨木、枣木，这些木材容易雕刻，保存长久，一次就能“印两万篇”[28]。明代晚期还出现了彩色套印、饾版拱花、活字印刷等。此外，刻书机构的增多也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异书辈出，剞劂無遗，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帐中，或东观之秘，或昭陵之殉，或传记之裒集，或钞录之残剩，其间不准之诬、阮逸之赝，岂能保其必无？”[29]民间以营利为目的的书肆坊刻繁荣，为戏曲的刊刻出版创造了条件。

4 结语

明代晚期，政府对印刷出版管理的宽松、印刷术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化的兴起，既为戏曲的刊刻出版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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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孙新梅）

收稿日期：2021-07-16

作者简介：韩 青（1975— ），海燕出版社副编审，文化教育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