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臻 郑彬晶 冯 哲 万国斌▲

1.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与康复科，广东深圳 518017；2.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1

儿童的行为问题指在儿童期出现的，与儿童年 龄、性别和社会期望不相符合，在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均超过了相应年龄所允许的行为异常[1]，据WHO估测数据，大约有20%的儿童在成年之前会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如不及时干预，可能发展成为心理障碍或疾病[2]。根据之前的研究，中国各地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高达6%～26%[3]。儿童行为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家庭养育环境是儿童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4]。随着现代生活压力的加大，双职工家庭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些职业父母亲陪伴儿童的时间短缺，只能利用工作日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来陪伴儿童。儿童日常的家庭生活也出现新变化，如“电子保姆”的出现、更换带养人和生活地、户外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受到限制等。本研究通过对深圳市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针对性地研究这些新因素变量对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的影响，分析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以便为儿童行为问题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深圳市盐田区、罗湖区和龙岗区7家幼儿园的所有在园大、中、小班儿童（3～6岁）为研究对象，由幼儿园保健医生组织所有参加的家长自愿填写网络问卷，并向家长承诺所有调查信息保密。数据收集自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

1.2 研究工具

1.2.1 儿童行为问题调查 采用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简称PSQ）进行儿童行为调查。该量表由Conners于1969年编制，1978年修订，适用于3～17岁的儿童青少年。PSQ包含48个条目，本研究使用其中的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冲动-多动、焦虑和多动指数5个维度[5-6]。每个条目按行为问题程度从轻到重赋予0～3分的四级计分。各维度内部各条目得分相加除以条目数即为该维度的z分。任一因子得分＞±2 s，视为行为异常，多动指数＞1.5，视为多动性可能。在本研究中，行为问题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68、0.53、0.51和0.80。

1.2.2 儿童人口学变量的调查 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7-9]，笔者对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人口学变量进行调查，其中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家庭日常生活变量两部分。在一般人口学变量方面，包括儿童性别、出生日期、年级以及是否有疾病史等儿童因素，父母年龄、职业、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父母因素，也包括家庭结构和家中子女数。家庭日常生活变量部分与过去的研究不同，主要是调查亲子陪伴时间、儿童玩电子产品时间和带养人稳定性等相关的变量，共37个条目。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都录入SPSS 20.0软件包，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F检验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调查共回收1255份问卷，排除儿童已被医院诊断有异常疾病的8份问卷和无效问卷75份，剩余有效问卷共1172份，有效率为93.4%（1172/1255）。1172个家庭中，其中双职工家庭占77.0%（902/1172）。由父母亲带养的儿童占66.5%（779/1172），由祖辈带养的儿童占31.4%（368/1172）。儿童行为问题在此次调查中的检出率为13.2%（155/1172）。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发现所有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研究发现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家庭环境因素有父母亲陪伴时间、儿童玩电子产品时间、以及更换带养人和生活地（P＜0.05），而与父母亲年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母亲回职时间不相关（P＞0.05），见表1～3。

2.2 父母亲陪伴时间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分析

为了研究职业父母亲和全职父母亲与儿童的陪伴时间是否对儿童行为问题造成影响，本研究将全职父母亲归为一组，而职业父母亲按陪伴时间的不同分组。同时为了研究工作日和节假日的父母亲陪伴时间是否对儿童行为问题造成不同的影响，所以分别比较了父母亲在工作日和节假日与儿童的陪伴时间。

由于职业母亲工作日陪伴时间大于3个小时的组别只有17人，所以删除该组别，研究发现除焦虑外，其他的儿童行为问题（Children Behavioral Problem，简称CBP，下同）维度得分在不同的母亲工作日陪伴时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总体上随着陪伴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尤其是当工作日每天陪伴时间少于1个小时的两组得分最高，事后检验发现工作日每天陪伴时间少于1个小时的两组与其他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职在家组的母亲与所有职业母亲相比，CBP处于中间位置，总体上与陪伴时间为1～2个小时的职业母亲得分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当职业母亲工作日陪伴时间增加2～3个小时之间，反而CBP有轻微增加的趋势，但与陪伴时间1～2个小时的组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不同的母亲节假日陪伴时间上CBP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总体上随着陪伴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尤其是当节假日每天陪伴时间＜0.5 h时，得分最高，事后检验发现，母亲节假日陪伴时间少于0.5个小时的儿童组与其他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职在家组的母亲与所有职业母亲比较，得分处于中间位置，与节假日陪伴时间为2～3个小时的在职母亲得分相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母亲节假日陪伴时间在3～5个小时之间，反而CBP有轻微增加的趋势，但除了与少于0.5个小时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与其他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CBP在父亲工作日不同陪伴时间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总体上随着陪伴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尤其是当每天陪伴时间少于0.5个小时时，得分最高。

CBP中品行问题和多动指数的维度得分在父亲节假日不同陪伴时间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总体上随着陪伴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事后检验发现，父亲节假日陪伴时间少于0.5个小时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对于母亲节假日不同陪伴时间，父亲影响的行为问题维度要少一些，见表1。

表1 父母亲工作日和节假日不同陪伴时间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s，分）

表1 父母亲工作日和节假日不同陪伴时间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s，分）

注：“”表示没有调查对象的陪伴时间达到该范围，*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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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玩电子产品时间对儿童行为问题影响的分析

在玩电子产品的不同时间上CBP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得分随着玩电子产品时间的增加而升高。事后检验发现，每天玩电子产品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组别，与少于2个小时的组别在CBP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不同玩电子产品时间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s，分）

表2 不同玩电子产品时间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s，分）

注：**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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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更换带养人及生活地对儿童行为问题影响的分析

更换过带养人的儿童组占23.04%（270/1172），与没有更换带养人的组比较，CBP都要高，且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更换过生活地的儿童组占25.09%（294/1172），与没有更换生活地的组比较，CBP（除冲动-多动外）都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更换带养人和更换生活地两个因素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0.604，P＜0.01）。见表3。

表3 是否更换带养人和更换生活地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s，分）

表3 是否更换带养人和更换生活地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s，分）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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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儿童疾病谱发生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儿童行为问题[10]。有研究表明，儿童期行为问题会对成年后的精神问题带来不良影响，然而儿童行为问题是家庭、社会、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1]，而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是儿童生活的家庭环境，本研究发现，父母亲陪伴时间过少、玩电子产品时间过多、更换带养人和生活地这些家庭环境状态是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

3.1 父母亲陪伴时间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此次调查的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3.2%（155/1172），这与国内各地之前的调查结果6%～26%[3]相符。本研究结果表明，CBP在父母亲工作日的不同陪伴时间上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总体上随着陪伴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且事后检验发现，父母亲每天陪伴时间少于0.5个小时的儿童组与其他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之前有研究表明父母工作忙，与儿童的沟通交流少，再加上隔代带养的教育问题，使得儿童行为问题增多[12]，父母对儿童的忽视容易引起儿童焦虑、多动、冲动等不良行为习惯，父母亲与子女间存在亲子互动是避免出现行为问题的保护性因素[13]。

另外全职在家的母亲与在职母亲相比，CBP处于中间位置，总体上与工作日陪伴时间为1～2个小时、节假日陪伴时间为2～3个小时的在职母亲得分相当。而母亲工作日陪伴时间2～3个小时、节假日陪伴时间3～5个小时的CBP反而有增加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时间短缺，职业母亲要在家庭生活和工作投入之间，很难达到两全，两者冲突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使亲子陪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情感负担。有研究表明，对于身为父母的成年人来说，焦虑抑郁情绪不但会影响到本身的工作和生活功能，还会影响到家庭，并对子女的情绪、行为、智能、社交功能等造成影响[13]。当职业母亲工作日陪伴时间增加到一定的极限时，母亲自身可能会感觉疲惫和焦虑，对儿童的敏感性及反应性越低，另一方面随着自己投入的时间越多，对儿童的期望越高，反而对儿童行为的接纳性和包容性会不足，所以导致对儿童行为问题的过渡关注和敏感。这与Anthony等[7]研究发现父母对儿童行为的期望对养育压力与儿童外化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的结果一致。35.8%（419/1172）的父亲工作日陪伴时间和15.5%（182/1172）的父亲节假日时间不足0.5个小时，这与陈维军等[8]发现8.5%的父亲陪伴儿童每天不足0.5个小时的结果差异较大。龚建华等[9]研究发现父子相处时间少是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发现，双职工家庭中父亲陪伴时间少于母亲陪伴总时间，但总体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了父亲参与照料儿童的程度确实在加大，与之前的研究[8]结果一致。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年轻的父亲越来越重视对幼儿的陪伴。

3.2 玩电子产品时间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在不同的玩电子产品时间上CBP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玩电子产品时间的增加得分越高，事后检验发现，每天玩电子产品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组别，与少于2个小时的组别在行为问题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儿童玩电子产品超过2个小时是产生儿童行为问题的一个危险因素。之前也有研究发现儿童行为的发生与看电视时间是否超过2个小时有关[13]。

3.3 更换带养人和生活地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更换过带养人的儿童组与没有更换主要带养人的相比，CBP都要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之前有研究也发现上幼儿园前在老家由祖辈抚养、后来接到城市上幼儿园是儿童出现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13-15]。

更换生活地的儿童组与没有更换过生活地的相比，除冲动-多动外，CBP都要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之前也有研究发现频繁更换生活地是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之一[9]。

本研究结果提示父母亲的陪伴对幼儿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即使职业父母亲工作再繁忙，建议父母注意在每天工作日与儿童的互动时间不能少于0.5个小时。职业父母亲工作日陪伴1～2个小时可能是最佳水平，孩子需要父母亲的陪伴不多也不少，只需每天1～2个小时，职业父母亲一方面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注意积极做到有效的亲子互动，另一方面也需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过多玩电子产品、更换带养人和生活地是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这提示我们要控制幼儿每天玩电子产品不能超过2个小时，并为儿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养育系统和生活环境，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