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大，总得去看看。

哪个城市曾留下你的足迹？你又曾站在哪片天空下遥望故乡的方向？

离开时，你舍弃了什么？归来时，你带回了什么？

你站在世界一隅，你仍然是你。你已不再是你——你看过的世界都成了你。

《耶路撒冷三千年》那本书曾被我束之高阁了很久，一度将阅读它视为畏途。

巧的是，在我主持的某次同行阅读分享会上，韩玉霞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正是这本书。韩老师学史出身，对很多史实信手拈来；身为资深业内人士，解读书的角度自是异于常人；而优雅感性如她，对这一主题的钻研，显然已投入了最细腻而丰沛的情感。

我还意外获知，她居然因为这本书，毅然前往耶路撒冷，完成了一次因阅读引发的旅行。正如她分享时所说，耶路撒冷，作为几乎所有西方文明和历史的发源地，恢弘多元的历史一层又一层反复叠绣于方寸之上，那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我于是有些懂了，她會以自己的方式去寻访一座城。她想要的，是一个答案。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耶路撒冷，是一幅云集了不同信仰与文化的斑斓画卷。这座魔幻与现实交融的三教之城，总给人以充满惑人阴谋与玄幻神话的不真实感。终日目睹来自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朝圣者，这座城亦成为一把标尺，衡量着不同的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知。

出发也许很容易，寻找答案却并非易事。看清这座城的表面只要短短几天，但我知道韩老师想要的，是深入这座城古老而复杂的灵魂；她定会一再叩问自己的内心：究竟什么，才会在人类的心中永恒不灭。

大学读史7年，环地中海沿岸更迭不衰的古代文明，早已在我的心中播下了痴迷的种子；歌曲《希伯来奴隶大合唱》低沉忧伤，我却喜欢了很多年，只因它吟唱的是犹太民族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取回一本封面印着蓝色大卫星的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小宣传册，我仔细阅读了那上面的每个字……直到读了文图精美的《耶路撒冷三千年》，我经年的向往与想象被无限具化，再也按捺不住要践行梦想的心念，在神往数十年之后，终于踏上了耶路撒冷的土地。

遇难者的鞋子与埃拉的疑问

我们的女导游叫埃拉，虽说快60岁了，看上去却颇显年轻，眉眼俊秀，长着俏气的小鹰钩鼻子。她的汉语相当流利，她告诉我，她就是在中国学会的中文。

到耶路撒冷，不能不看的一个地方，是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纪念馆的希伯来文名字是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意为“有记念、有名号”。语义取自《圣经·以赛亚书》中的句子：“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二战”时期，全世界1200万犹太人中有600万人遭到屠杀。为了铭记犹太民族的历史浩劫，以色列建立了这座纪念馆，收藏了有关大屠杀的1.3亿页文件、10万张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二战”后，犹太人全力搜集遇难者资料，采集收藏幸存者的证言记录，在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帮助下，目前所搜集到的约400万遇难者的信息，都保存在纪念馆中。

纪念馆中的博物馆，是一个让人深陷悲凉的地方，陈列了从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至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原先的老馆初建于1953年，我们参观的新馆是2005年落成的，大部分展厅在地下，露出地表的部分长180米，是呈水平方向曲折伸展的三角形棱柱体。三角的造型取自犹太标志的大卫星，三角的边缘设计在视觉上如同刀刃般锋利，透着一种锥心刺骨的决绝。展厅里一扇窗户也没有，灰色的水泥墙自下而上向内倾斜，那种黑暗冷漠、沉闷压抑无法言喻。展廊是“之”字形的，所有的转折处都呈锐角设计，每个展陈空间都是突然闯入观者视线，使展览的画面更加触目惊心。

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事件，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展出的影像和实物，还是远远超出了观者的想象，令人震惊到难以自抑。我低下头去，看到玻璃地板下那密密麻麻的一大堆鞋子——大小不一、样式各异，有成百上千只那么多，它们属于80年前那场大屠杀的遇难者们。我的眼前立刻闪现出犹太人在集中营被赶进毒气室之前，惊恐慌乱地脱光衣服、脱掉鞋子的情景。这些鞋子，每一只都曾属于一个会微笑有体温的生命啊！或许是一个优雅知性的犹太女子，或许是一个扎着蝴蝶结的漂亮小姑娘……600万，当这个数字化作一堆冰凉暗沉的鞋子留存于世，让人如何不悲愤泪流！

馆内禁止拍照、摄像，在这样的氛围中，似乎也没有人还能想到要拍照。阿多诺在他的 《棱镜》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此语放在这里，应该最贴切不过——面对如此锥心的画面，轻佻地举着手机到处拍照，岂不比写诗更加野蛮！除了讲解声，没有人说话。此刻的静默，就是人们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深切哀悼。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埃拉在讲解的过程中，曾有过三次发人深省的提问。展品中有一个小木盒子，盒子正面是一个德国军官的照片。没想到盒子还是可以打开的，藏在里面的是这个军官和他家人的合照，照片上他的妻子美丽大方，孩子活泼可爱。盒子中还存放着他写给家人的信，我不懂德文，但看得出那字体很是漂亮。面对如此温情有爱的遗物，埃拉提出了她的第一个疑问：德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也深爱自己的家人，但他们又为什么会残忍地屠杀犹太人呢？埃拉的提问让我如鲠在喉。是的，人类是如此复杂的矛盾体，人性将善恶集于一身。如何才能抑恶扬善？这一定是留给人类的终极命题。

埃拉的第二个疑问是：“二战”集中营屠杀犹太人，当时的罗马教皇是知晓的，他的桌子上就放过集中营的照片和地图。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宗，他为何没有出手拯救犹太人？她的第三个疑问是：当时一个集中营就关押着50万犹太人，但却只有120名德国人和少数当地傀儡政权的士兵看管，但是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反抗？

我惭愧自己虽然学史出身，却从未深思过这样的问题。埃拉身为导游，按说每天照本宣科足矣，却葆有如此思辨力，并郑重其事地向参观者提出问题，这正是传习了犹太人乐学重思的良好习惯。众所周知，犹太人自古重视教育，阅读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一。他们笃信犹太教，却能对《圣经·旧约》《塔木德》这样的犹太教经典做大胆质疑，旨在不断追求真理。中国妈妈每天在孩子放学时最爱问“今天考了多少分”，而犹太妈妈问的则是“今天你是不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他们认为，拥有质疑和思考的能力至关重要。

猶太人的科学发现与创新能力有目共睹。据网上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只占世界人口0.2%的犹太人，却获得了20%的诺贝尔奖项，且在六大领域均有所斩获。然而，犹太人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却与他们饱受磨难的民族命运形成了巨大的悖论。公元前1000年间，犹太人的国家曾经被亚述、新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人征服过灭亡过，犹太人两次为上帝修建在尘世间的居所——耶路撒冷的圣殿，都被外族摧毁。公元70年罗马人镇压犹太人大起义，大批犹太人被屠杀，其余的被驱逐，犹太人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家园，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饱受各种歧视和排斥。“二战”时期的欧洲大陆，反犹主义盛行，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教皇的无所作为，都植根于这样的土壤之中。但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从不在意上帝是否辜负了他们。面对多舛的历史命运，在没有民族国家作为载体与支撑的情况下，犹太人流浪世界两千年，却依靠宗教信仰与文化的凝聚力顽强存活了下来，且依旧保持独立，未被其他民族融合而消失。文化是民族之魂，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犹太人与《中国之梦》

在纪念馆的参观接近尾声时，我们来到了名字堂 （Hall of Names）。这里，在宏大的喇叭状的穹顶上，自上而下，一行行整齐地排列着一幅幅遇难者的照片，有成百上千幅那么多。我驻足仰望，望向那些面带微笑、容貌俊美的男女老幼，心中的哀痛无以言说。600万大屠杀遇难者，每一位的姓名、生卒年、出生地都写在了上面；每一位，就在这殿中、在这墙上，有记念、有名号，他们永远的名，将被后世铭记。

爱憎分明，是犹太人的民族性格，这源于犹太宗教与文化，也源于犹太人独特的历史遭遇。以色列建国后，它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锲而不舍地在世界各地追捕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1960年他们在阿根廷秘密绑架了逃亡在此十几年的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他就是大屠杀的组织者。艾希曼在以色列法院接受审判，并于1962年被执行绞刑。与铭记逝者相呼应的是，以色列为大屠杀幸存者向德国追索赔偿：普通人为一次性1万马克；残病者每月6000马克，直到其逝世。“有恩必还，有仇必报”，真是快意恩仇！

纪念馆的户外，还以植树和树碑的方式，铭记和感恩在大屠杀期间冒着巨大危险援救犹太人的“国际义人”，其中既有我们熟知的辛德勒，也有当年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他曾向4000多名犹太人发放了去上海的签证，帮助他们逃离欧洲，从而幸免于大屠杀。在参观结束时，埃拉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她的父母是乌克兰犹太人，祖父是犹太教会人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乌克兰首当其冲。她的父母逃难到西伯利亚，留下来的祖父惨遭杀害。埃拉就出生在西伯利亚，在那里长大后又迁居至乌兹别克斯坦。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埃拉举家移民到以色列。她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到中国学习了中文，然后就成为导游，也成为中以文化交流的一条纽带。

埃拉的家世，让我想到自己曾经编辑出版的一本书。这是一本犹太人的回忆录，书名叫做《中国之梦——一个犹太女孩在天津的成长（1929—1948）》。作者伊莎贝尔·梅纳德也是一个俄裔犹太人，祖父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商界翘楚。十月革命爆发后，她的家族逃亡到天津，她的父母在天津相识并结婚。当时天津英租界小白楼一带，是俄国犹太移民的聚居区。如今依然矗立在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的那座风格别致的西式建筑，就是当年的犹太会堂，是天津犹太移民的社交中心，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他们在这里举行了庆祝活动。

书中的主人公伊莎贝尔1929年在天津出生，一直生活到1948年全家移民美国。此后她成为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她的英文版回忆录的封面上，用中文写着“中国之梦”的字样，以此表达她与中国难以割舍的情缘。后来，她将回忆录的中文版权无偿授予天津的出版社。2017年此书出版时，她离世正好10年。她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

我将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告诉了埃拉，她惊异于自己遇到的中国朋友竟然还会与俄国犹太人有这样特殊的关联。其实，这看似的偶然，却恰恰反映了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我跟她说，我要把这本书送给她，我猜想当时她一定没有当真，毕竟我们是萍水相逢的一面之缘，寻常的许诺又怎会轻易兑现？

但是，我是认真的。当我的书，途经迢迢万里辗转交到埃拉手上的那一天，正好是2018年的平安夜。埃拉难掩惊喜，特意手拿这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以色列的书，拍下照片，再通过朋友转发给我，以表达她衷心的感谢。照片上的埃拉穿着大红毛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她的笑容，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我仿佛看到了写《中国之梦》的那个俄国犹太女孩儿；我也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犹太人与中国的缘分，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