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体系构建

2021-09-10刘宇井馨

科技研究 2021年17期

刘宇井馨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趋缓，经济发展的旧动能逐渐向新动能转型。辽宁省有着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特色，如何对辽宁省新旧动能转换效果进行评价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构建了政府、创新、要素和生态四个层次的评价体系，为辽宁省新旧动能转换效果评价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体系辽宁省

随着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国内国际发展环境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新情况、新特征，致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了新阶段。特别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自然资源总量的限制以及出口模式从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到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我国的经济发展动能发生了质的变化，新旧动能转化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高速低质量发展转向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新旧动能转换本质上就是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究竟需要何种动力推动的问题。对于新旧动能的界定和转换机制等问题，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旧动能代表了高能耗、低产能、技术水平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1]，而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本质则是各种社会要素的高效配置，具体表现为低技术、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逐步淘汰，大力发展四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以创新创造引领的高效低耗、生态友好的产业逐步成为经济主导。

一、文献回顾

随着新旧动能转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特别是新动能的推动效果已初现成效，如何解构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并对其转化效果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价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体系的构建，大部分学者现阶段研究仍停留于基于要素理论的评价体系构建上，对新旧动能转换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结构性体现不足，张志元[2]等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耦合效应的研究中，将新旧动能转换的指标具体分解为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环境代价三个方面。此外，由于新旧动能转换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在研究中有学者采用近似指标替代新旧动能转换评价指标，例如，李长英[3]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将新动能分解为三类：创新动能、要素动能和制度动能，并依此构建了新旧动能转换指数，实证检验了新旧动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刘涛[4]等，认为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动力和制度动力构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运行机制。不可否认的是新旧动能转换与上述近似指标有相同之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同，近似指标更侧重于理论，而忽视了实际中转换的效率、阶段等的测度。针对辽宁省新旧动能转换的评价问题，成丹[5]等从财政政策角度进行了研究。此外，学者们也倾向于聚焦某些行业和角度的新旧动能评价，焦勇[6]等、王洪涛[7]等从制造业角度、刘姝雯[8]从农村经济角度、吕雁琴[9]从旅游业角度、刘宏笪[10]等从钢铁业角度对新旧动能转换进行了测度和评价，但从新旧动能转换的整体角度开展评价测量的研究较少。

二、辽宁省新旧动能转换现状

我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大量廉价优质劳动力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持。由于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育成本的一再高涨，居民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人口出生率出现断崖式下降。致使我国的人口红利不再，劳动力供给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近些年出现的用工荒充分暴露了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的窘境。由于自然资源的总量的有限性，资源型经济发展也面临颓势，无视生态和谐和环境保护的透支式资源开发已出现瓶颈，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的扩张，自然资源已经成为日渐稀缺的要素，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恶果也已彰显，环境承载能力已趋于饱和，致使资源和环境等要素成本大幅上涨，经济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制约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辽宁与全国比较除了上述共性问题之外，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例如，辽宁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具备良好的制造底蕴，特别是装备制造、矿石冶炼、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占比高，涉及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产业较多。此外，国有经济比重大，政府主导作用强，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中以政府政策带动发展、政企密切配合的情况较为突出。

三、辽宁省新旧动能转换指标体系构建

针对前文所述问题，通过对文献和既有研究的梳理，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构建了如下新旧动能转换评价体系。

（一）政府驱动

1.政府指导：新旧动能转换转换初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调节的失灵引起的要素配置无序性，政府指导可以有效减少市场外部性的弊端，充分有效的保障市场失灵时资源的合理配置。此外，新旧动能转换最初并不是由市场自动自发实现的，政府通过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引导及政策规范，激发社会要素活力，一定程度上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初始的第一推动力[11]。辽宁省近些年来提出的“转身向海”的整体战略，在充分尊重地域特征和地理优势的前提下，深挖辽宁省装备制造大省强省的潜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引导高科技的装备制造产业充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本省新旧动能转换指明方向。

2.政策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认为是需求侧的拉动力和供给侧的推动力的综合，在供给侧改革中的各种要素改革中，资本要素的配置尤为重要，财政政策在资本配置特别是重点产业行业的作用举足轻重。财政政策在既可以在宏观上对行业产业进行引导，又可以在微观上对特定产业进行定向扶持。结合辽宁省的实际，财政政策对辽宁省新动能培育的拉动效果不容小觑，辽宁省重工业基础较好，在装备制造、石化冶金方面有雄厚的基础，这些行业对财政政策的敏感度非常高，推动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改造升级以及地方骨干企业的财政政策无疑将形成本省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推动力。

（二）创新驱动

1.创新人才驱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人才是重要支撑，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素质有助于推动劳动密集向知识密集和科技密集转型，提升知识到技术和产品的孵化效率，為创新引领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此外，恰当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完整的人力资源梯队可以平衡人力供需方的平衡，促进企业间的良性竞争和互动，实现整体产业结构的健康平稳发展。应该要把引进高精尖的人才放在创新驱动最优先的位置，吸引优秀人才来辽宁发挥创造力，并做好配套的人才激励政策，确保人才不仅能招进来，更能培养精、留得住、用得好。

2.创新环境驱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创新是举足轻重的引导力量，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日趋式微，以创新引领的科技、模式、组织的革新成为转型的重要推力。要创新必须要有良好的创新环境支持，以多种手段有效的刺激社会个体创新发展、革新技术的欲望。辽宁省的创新环境打造主要体现在体制的革新上，要将创新个体之间有效的串联组织起来，使之抱团取暖，形成首尾连接的创新系统，打破固有的线性创新思维，使创新资源充分有效的流动，促进产学研的转换效率，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提供充分的刺激和保证。在打造创新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创新集群和创新生态，使之创新的过程自成体系、循环不息[12]。

（三）要素驱动

1.资本要素驱动：资本是各种要素中极为重要的一类，任何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中资本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新动能的资本主要体现在金融支持、投资活力及创业风投上[13]。一方面新动能的培育需要资本提供营养，高新科技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回报，没有足够的资本供给就难以进行技术革新和换代升级，不仅会使经济主体沉溺于旧有的模式中、创新意愿被扼杀，更会严重迟滞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另一方面，资本的逐步撤出是对旧动能更替的必要手段。随着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旧动能产业的资本回报率逐渐降低，富余资本必然流向能够提供必要回报的产业，因此辽宁省可以因势利导的推动资本转移，从而实现旧动能退出的软着陆，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交替。

2.资源整合驱动：面对日趨紧张的资源供给和高昂的要素价格，如何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不可回避的课题，能否最大程度的实现资源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影响新旧动能转换的效率。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既要重视内部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更要注意充分支配和利用有益的国际资源。通过宏观上的内外融合，使辽宁省的资源配置跳出狭隘的地域或者行业视域，从更高层面上实现资源从供给到分配全方位的有效整合，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需要注意的是，资源的概念在数字时代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延伸，除去传统的实物资源还应包括各种类型的数据资源，包括各种用户数据、互联网数据和产品数据等[13]。

（四）生态驱动

过度开发以及城镇化造成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提倡生态文明和谐发展，不仅仅是当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对治标之策，更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辽宁省要摈弃旧动能的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势必就要建立新动能所需求的绿色循环低碳产业体系。生态和谐是长久发展之道，通过绿色科技创新、节能减排技术、绿色消费引导以及倡导共享经济等手段，既可以提升社会资源产出率，又可以增强资源使用效率。绿色经济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随着人民环保意识的增强、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低碳生活的倡导，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将随着生态友好社会的建设产生质的的变化，因此以生态文明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当务之急。

总之，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对辽宁省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政府、创新、要素和生态四个层面的动力，合理的评价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果，才能正确认识新旧动能转换的效果并及时纠偏，从而进一步推动新旧动能健康、稳定、有序的转换进程。

参考文献：

[1]王芋朴.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我国现代流通业发展路径探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7）：25-28.

[2]张志元，马永凡，胡兴存.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耦合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东岳论丛，2018，39（10）：43-53.

[3]李长英，周荣云，余淼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演进及区域特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02）：3-23.

[4]刘涛，周白雨.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分析[J].齐鲁学刊，2020（05）：101-108.

[5]成丹，陆成林，范莉莉.辽宁支持新动能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19（09）：52-62.

[6]焦勇，公雪梅.技术范式变迁视角下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研究——兼论持续创新的制造业企业失败的原因[J].云南社会科学，2019（05）：135-141+188.

[7]王洪涛，陆铭.供需平衡、动能转换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2020（04）：128-136.

[8]刘姝雯，杨胜刚，阳旸.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测度与评价[J].统计与决策，2021，37（08）：73-76.

[9]吕雁琴，赵斌.旅游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评价研究——基于对西北五省区旅游业数据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05）：130-133.

[10]刘宏笪，张济建，张茜.中国钢铁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定量测度与进展评估[J].统计与决策，2020，36（15）：1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