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晨 琚腊红 房红芸 朴玮 赵丽云 李淑娟 郭齐雅 许晓丽 于文涛 于冬梅

摘 要：目的：分析和描述2013年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现况及特征。方法：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0～5岁儿童和乳母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象为中国30个省55个监测点6岁以下留守儿童共4 576人。5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判定采用WHO 2006年生长发育标准，5岁儿童采用WHO 2007年生长发育参考值，结果用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进行事后加权计算，利用Rao-Scott修饰权重的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2013年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率为6.9%，普通农村、贫困农村分别为7.7%和5.6%，男童、女童超重率分别为7.7%和6.0%。农村留守儿童超重率在性别（P=0.0123）、月龄组（P<0.000 1）、三类地区（P=0.010 8）存在差异;6岁以下留守儿童肥胖率为2.3%，普通农村、贫困农村分别为2.2%和2.5%，男童、女童的肥胖率分别为2.6%和2.0%，农村留守儿童肥胖率在月龄组（P<0.000 1）、父母外出类型（P=0.000 9）存在差异。结论：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肥胖需要关注，加强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监测非常重要。

关键词：超重;肥胖;留守儿童

2012年，哥本哈根共识提出“减少学龄前儿童营养不良”是关系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1]。中国历来重视儿童营养健康状况，目前，我国城乡儿童的营养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儿童生长发育水平稳步提高，但超重肥胖正成为我国儿童营养不良的一个突出问题[2]，0～7岁儿童、7岁以上学龄儿童的超重和肥胖率都呈现升高趋势[3]。地区性研究发现，农村父母外出打工的部分6岁以下留守儿童群体也出现了超重或肥胖[4-5]，社会上对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营养与健康问题关注较少。本研究利用2013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分析全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肥胖的流行情况和特征，为今后制定针对性预防学龄前留守儿童肥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利用2013年中国0～5岁儿童和乳母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抽样。第一阶段从四类地区抽取55个监测点（市/区/县），包括12個大城市、15个中小城市、18个非贫困县、10个贫困县;第二阶段从监测点抽取3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抽取3个村（居委会），如果3个村（居）委会的样本数量不能满足总样本量，可扩大村（居）委会数量;第三阶段从每个村（居）委会抽取70名儿童，男女各半。城市地区合计包括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农村地区合计包括普通农村和贫困农村。

1.2 调查对象

本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是农村地区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的儿童。纳入分析的标准为参加体检、基本信息完整、身高和体重在正常范围内、儿童在家或外出信息完整、无重复数据，最终得到2013年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的有效样本共4 576人。每个儿童均由父母或监护人知情后确认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3 调查内容

本次监测包括询问调查、膳食调查、实验室检测和医学体检四部分内容，本研究只提取询问调查和医学体检信息。

1.3.1 询问调查 采用2013年中国0～5岁儿童和乳母营养健康状况监测工作组统一制定的调查问卷，通过面对面询问父母或监护人的方式收集调查对象信息，包括家庭基本信息、儿童基本信息等。

1.3.2 医学体检 由调查员根据统一的方法集中测量，采用婴幼儿身长测量计测定0～2岁儿童身长，精确度为0.1 cm;采用金属立柱式身高计测定2～5岁儿童身高，精确度为0.1 cm;采用电子体重秤测定0～5岁儿童体重，精确度为0.1 kg。

1.4 超重肥胖判定

根据0～5岁儿童的月龄、性别、身高（长）和体重数据，0～4岁儿童：采用WHO 2006年生长标准计算Z评分[6]，2<WHZ≤3为超重、WHZ>3为肥胖。5岁儿童：采用WHO 2007年生长参考值计算Z评分[7]，1<BMIZ≤2为超重、BMIZ>2为肥胖。

1.5 指标分类方法

家庭年人均收入，划分为三类水平：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低收入是<10 000元、中等收入是10 000～14 999元、高收入是≥15 000元。地区，划分为三类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与《（2018）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8]的地区划分一致。母亲文化程度，划分为三类水平：低文化水平、中等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低文化水平指的是尚未进托幼机构、托幼机构、文盲、小学;中等文化水平指的是初中;高文化水平指的是高中/中专、大专/职大、大学及以上。

1.6 质量控制

本监测规范了调查方案、抽样方案、调查表等内容，对现场调查进行技术督导并调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只有经严格的统一培训后合格的调查员才可上岗。项目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号：2013-018）。

1.7 统计分析

采用统一编制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系统平台”进行数据录入。利用SAS 9.4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分析，采用SURVEYFREQ计算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并用Rao-Scott修饰权重的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差异检验，依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儿童数据进行事后分层权重调整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情况

2013年6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纳入分析者4 576名，其中男童2 389名、女童2 187名;普通农村2 916名、贫困农村1 660名;0～5、6～11、12～23、24～35、36～47、48～59、60～71月龄组儿童样本分别为414、510、817、753、770、768、544名;东部、中部、西部儿童样本分别为434、2 382、1 760名（表1）。

2.2 超重率

2013年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率为6.9%，普通農村和贫困农村分别为7.7%、5.6%;两类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超重率没有统计学差异（P=0.28）。男童和女童的超重率分别为7.7%、6.0%，男童高于女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 3）;我国0～5、6～11、12～23、24～35、36～47、48～59、60～71月龄组留守儿童的超重率分别为11.3%（95%CI：7.2～15.4）、10.7%（95%CI：6.5～14.9）、6.9%（95%CI：3.7～10.1）、6.2%（95%CI：3.1～9.3）、3.7%（95%CI：1.8～5.5）、3.0%（95%CI：1.7～4.2）、13.1%（95%CI：9.9～16.3）。农村（P<0.000 1）、普通农村（P<0.000 1）、贫困农村（P<0.000 1）的留守儿童超重率在不同月龄组存在差异，0～5、6～11、60～71月龄组的留守儿童超重率高于其他月龄组;农村（P=0.010 8）、普通农村（P<0.000 1）的留守儿童超重率在三类地区存在差异，中部最高，西部最低;贫困农村留守儿童的超重率在家庭年人均收入（P<0.000 1）、母亲文化程度水平（P=0.000 4）上存在差异，高收入组留守儿童的超重率最高，母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留守儿童超重率约为母亲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7倍（表2）。

2.3 肥胖率

2013年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肥胖率为2.3%，普通农村和贫困农村分别为2.2%、2.5%，两类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肥胖率没有统计学差异（P=0.753 9）;男童和女童的肥胖率分别为2.6%、2.0%，男童高于女童，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348 8）;0～5、6～11、12～23、24～35、36～47、48～59、60～71月龄组留守儿童的肥胖率分别为7.0%（95CI：4.2～9.8）、4.5%（95CI：2.2～6.8）、3.1%（95CI：2.0-4.5）、0.7%（95CI：0.0～1.4）、0.6%（95CI：0.1～0.2）、0.5%（95CI：0.0～1.2）、5.1%（95CI：2.7～7.4）。农村（P<0.000 1）、普通农村（P<0.000 1）、贫困农村（P<0.000 1）留守儿童的肥胖率在不同月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5、6～11、60～71月龄组留守儿童的肥胖率高于其他月龄组;农村（P=0.000 9）、贫困农村（P=0.004 4）留守儿童的肥胖率在父母外出类型上存在差异，随双亲外出、母亲外出、父亲外出依次增高;贫困农村（P=0.003 9）留守儿童在母亲文化程度水平上存在差异，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儿童肥胖率越高（表3）。

3 讨论与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除了缺乏父母关爱外，食物、医疗、教育等资源也相对匮乏，容易出现营养问题[5]。以往研究证实，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存在生长迟缓、低体重等营养不足现象[9-10]，但随着我国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3]，部分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出现了超重或肥胖[11]。超重或肥胖可提高儿童发生严重健康损害的风险，还会带来精神、心理影响如自我价值感降低、抑郁或社会孤独感[12]。“健康和疾病的发育起源”研究发现，儿童超重正日益成为成人肥胖、糖尿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有效的干预措施，农村儿童超重将导致这些疾病在中国农村造成更大的负担[13]。

本研究显示，2013年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6.9%、2.3%，无论普通农村还是贫困农村，0～5、6～11、60～71月龄组留守儿童的超重率、肥胖率均较其他月龄组高;男童、中部地区的普通农村的留守儿童超重率最高;家庭高收入、母亲高等文化水平的贫困农村的留守儿童超重率最高;父亲外出、母亲高等文化水平的贫困农村的留守儿童肥胖率最高。

2013年全国0～5岁儿童和乳母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12]，我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8.4%、2.9%。比较来看，中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率、肥胖率均低于农村儿童超重率、肥胖率。山东省学龄前留守儿童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7.1%、9.7%[14];重庆市0～6岁留守儿童超重或肥胖率为9.95%[15];河北省6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或肥胖率为5.93%[16];湖南省7岁以下留守儿童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1.0%、3.7%[17]。本次全国农村6岁以下留守儿童的超重肥胖调查结果与不同地区结论不一致，可能因为：一是我国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省份，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展留守儿童研究的结果自然较高，而中国0～5岁儿童和乳母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不是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专项调查，因此，留守儿童超重率、肥胖率可能较低;二是不同研究采用的留守儿童定义不同，父母外出时限定义不同，而本研究没有时限界定;三是各研究纳入的农村留守儿童年龄段不同。

留守儿童在婴儿期和学龄前期的超重率、肥胖率较高，这与中国儿童肥胖特点一致[3]。研究发现，祖父母监护、高水平家庭收入、母亲低水平文化程度等因素与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关系密切[18]。学龄前留守儿童监护人主要为（外）祖父母，而大多数祖辈由于过去经历过饥荒、教育程度不高、过分宠溺儿童、养育观念与父母存在冲突等，往往提供的是营养素单一的食物以及高能量高脂肪（含糖饮料、冰淇淋等）零食[19];部分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有能力购买多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儿童获取营养素的途径较多，容易营养过剩[13];低文化程度的母亲可能在食物选择、能量平衡以及儿童体重控制等方面认识不足[18]，影响儿童正常体格发育，而本研究显示，贫困农村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儿童超重率、肥胖率越高，可能是部分留守儿童母亲外出，未能及时监督儿童饮食行为;父亲外出的儿童肥胖率较高，与郭建花等[16]研究一致，可能与家庭汇款改善留守儿童营养状况有关[20]。

研究证明，部分学龄前儿童会出现“生长迟缓型肥胖”[12]，即能量摄入过多，但蛋白质及其他营养素摄入未能同步增加，无法滿足身高增长需求，出现身高增长滞后情况[21]。安徽省农村1～4岁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17.0%、10.4%，远高于我国6岁以下留守儿童的超重率（6.9%）、肥胖率（2.3%），而生长迟缓率高达35.8%[22];重庆市5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低体重率低于重庆市农村平均水平，而该人群肥胖率高达25.3%[23]。本研究也不排除这种复杂情况。在干预时，对这类儿童应增加更高质量膳食，使身高和体重同步增长，而不是减少能量摄入来减缓体重增长[21]。

当前，政府和社会提高农村留守儿童营养健康水平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对改善农村留守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提升我国儿童整体营养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学龄前留守儿童的超重率、肥胖率虽然低于全国农村水平，但肥胖易感环境依然存在，如监护人缺乏科学喂养信念、态度、做法等。儿童期是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也是预防肥胖的关键时期，中国要建立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生长发育监测系统，及时掌握这个人群的体格发育现况、特点与变化趋势等，分析影响因素;同时多部门联合开展针对性综合预防和干预措施;“生长迟缓型肥胖”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超重肥胖，在展开防控措施时一定要谨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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