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雯

在台湾第二波疫情暴发、还未三级警戒前，我有幸见到了骆以军。那是5月11日，我们还能悠闲地坐在台北的咖啡馆聊天。

“因为之前身体的病，我这阵子都傻得厉害，你多包涵。”我曾听过一次骆以军的讲座，谈到文学的时候，他是那么慷慨且温柔，像是一个头顶光圈的胖精灵。如今他确实比我印象中更憔悴了，讲话的速度也变慢了许多。

室外燠热，暑气蒸得人昏沉沉。骆以军手上的烟也没停过，我穿过层层热浪和氤氲的白烟望向他。他穿着简单的T恤和大裤衩，赤脚踩在木地板上，两只拖鞋东倒西歪，仿佛是两个曾被剧毒灼穿身心的武士，如今以酩酊大醉的姿态滚躺在地上。

大概是我也醉了，醉倒在骆以军层层叠叠如梦呓般的故事里，既是小说的，也是现实的。他跟我说着这两年的大病、自己经历的民俗疗法、被网军霸凌的所谓“抄袭事件”，以及新冠肺炎这场大疫里的种种魔幻事件。

“这两年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我都感受到内心剧烈的痛苦。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很怪，大家好像都是外星人的感觉，很像机器人的傀儡。怎么没有一个大姑妈说：停，你们这些屁孩，都他妈神经病。”

骆以军出生于1967年3月29日，有着白羊座的直率和单纯，著有《西夏旅馆》《遣悲怀》《匡超人》《明朝》《女儿》《降生十二星座》等小说，曾获“台北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2018年第五届联合报文学大奖”等奖项。

梁文道曾说骆以军的小说很“特别”。“不只是在华文世界，而且是在整个当今我所知道的文坛，应该是最特别的。”我不好意思地跟骆以军坦诚“你的小说我有时候读不太懂”，他爽朗地笑着说“没关系”。和骆以军聊天不用顾忌什么，他坦荡、赤诚，如溪水般清澈，大家都喊他“骆大”。

骆以军这几年接连生大病，先是心肌梗塞，然后是糖尿病。2019年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血糖400多，医生说要立刻转急诊。骆以军心大，说自己晚上还有事情，医生说你现在走出去，随时可能暴毙。

病情稳定一些后，骆以军去白先勇的座谈会演讲。但他的状态没办法恢复到和以前一样，所以演讲稿都要提前写好。当时念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因为自己少带了一张，于是这个演讲戛然而止。“我那时候好沮丧哦，所以我说现在比较傻一点。”

“我现在55岁，有点来得早。”骆以军说他的大学老师杨泽“救了他”，杨泽带着他去看各种民间疗法。听骆以军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像是在看小说。

“有个师傅练过少林武功，他帮你做‘踩敲’，他就踩你大腿的某一条经脉。他那个脚像刀子一样踩下去，我痛到要抓住后面的某条钢管，像是极刑。第一次去踩就一直喊：‘爸爸，我错了，放我走。’”

“我老师还带我去叮蜜蜂，就是蜂针疗法。蜜蜂叮在你穴道上，叮完就会死掉，我能感受到蜜蜂死亡前的仇恨。我每周都去，要叮20针。现在都不敢去找按摩阿姨，身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能不能看看你的疤痕？”和骆以军聊天特别轻松，以至于我提出了这种没头没脑的要求。他也不介意，爽朗地大笑，开玩笑说：“看一次五块，你也可以买月票。”

对于自己现在的身体，乃至精神，骆以军觉得自己是中了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剧毒”所致。

骆以军二十几岁的时候，台湾刚解严，他开始接触到大量美国、日本的流行文化，以及19世纪末、20世紀初的西方小说，例如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那时候不仅是读，简直是狂恋、着魔。

“当你开眼了，你一本一本吞食这些西方小说，其实也是在吞食欧洲文明走到20世纪初，已经开始的那种恐怖。就像我们现在开始感受：这世界怎么了？”

“你其实不知道，这些小说就是那100年法国、德国、美国、印度、拉美那些小说家的噩梦，20世纪的小说很少有美梦。是各种形态的人的恐怖、人的分崩解离、人的痛苦。”

从读书到写书，骆以军以一种献祭的方式把自己交给了小说。这套用大脑、用身体的方式，是非常戏剧性的，是用个人撞上整个世界，消耗着创作者的生命力。

“用我老师的话说，我是喝着西方现代主义的毒药奶长成了。我也反哺、也苦苦创作，最后我的小说可能就是一朵朵毒花，很妖艳，但是也有剧毒，它也反噬了我这个人。我老师像是在渡我，所以一个礼拜和他去叮一次蜜蜂。”

《明朝》描写的就是这几年骆以军感受到的人类的痛苦和暴力，但他以一种跨次元的方式书写出来。人类就要灭绝了，于是把载有人类记忆的AI机器人发射到太空，而里面是关于明朝的病狂、暴力、幻美和理智—这是人类致力于重建的文明。

这何尝不像是我们当今所处的世界，线下的躁动交织着网络的病态，鲁迅所讲的人的残酷、冷漠、微小，充斥在线上和线下。骆以军也在扛着这世界的痛苦。

读骆以军的小说和散文，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写的。他在脸书上写文章也有很多人喜欢，是一种“骆式脸书体”，这和他与我的往来邮件也颇相似，还会夹带各种表情符号：小熊、笑脸、星空、爱心、鲸鱼……

他的小说结构复杂、文字绵密，总是试图探向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幽微通道—那之中包含性、暴力、女体等等。但骆以军的散文则柔软、温情，充满童真，像是一个大孩子对着一群小孩子碎念着小故事。

“脸书上那个比较像是真的我，但也没所谓真正。”

骆以军说自己是原始人个性，年轻的时候没好好上学，是个“人渣”，电脑课都作弊所以没学会打字。那时候看书还有阅读障碍，看了半天看不懂，就一边抄一边看，抄着抄着就读懂了。也于是，他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手写的习惯。躲在自己的房间写小说，写在稿纸上，再付费给别人打出来。

2011年的骆以军还不会打字，那时候别人问他要电子邮件，写很长的对文学的想法给他，他就只会回答“是”。“我都会跟别人说我回信可能不是很礼貌，因为看上去很高傲冷酷，其实是我不会打字。”

直到后来为了盯自己的孩子，骆以军才开始学起用脸书，也才有了后来的“骆式脸书体”。“那时候他们玩开心农场，我听说会去偷菜，我说你们别去偷别人的菜，多没面子啊，我去经营来给你们偷菜。后来我自己上瘾，还去便利店买农民币，卧槽，弄一个超级豪华的农场，熬夜都在玩。我老婆就发怒了。”

骆以军还很爱聊星座、算命。他说自己是白羊座，比较傻、比较容易犯错，“我小孩就很受不了我，这两年孩子感觉我不只傻，还报废的感觉。我在家经常闯祸，包括把自己搞成这样”。而骆以军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不是火象星座，“他们很像小动物那样，三个都很害羞，常常在饭桌上讲那些很小的事情，我就很豪迈地发表意见，他们就解散各自走了”。

之前有个小神婆给骆以军算命，看他的命盘是“八宫人”，这一宫一生的命题就是性、暴力、犯罪、权力的黑暗面。果不其然，骆以军在小说里探讨的也都是这些命题—这是另一个维度里的骆以军。

“一直让我着迷的，就是暴力的。其实你要讲这是性、暴力和女体，也不完全是，它其实是内心一种非常剧烈的痛苦。”

“真实的我其实没那么变态和暴力，我也没从中获得变态的快乐，但我要像一个极限运动员。比如说《西夏旅馆》里那种历史的暴力，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潜水夫，要去打捞深海的沉船，但潜水是一个高危行业，我其实是要去打捞人类内心的痛苦、嫉妒、恨意，而写这些东西会反噬我自己。”

骆以军的有趣之处也在于这里，他像是一杯层次丰富的鸡尾酒，你甚至可以在烈酒上点火，感受上层的滚烫与下层的冰冷。除了20世纪的剧毒，骆以军仿佛在感知整个人类的苦难。“我有一种很强的‘他感之心’，它甚至强烈到我分不清人我的分界，我可以感受到不同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技术层面的苦，它是真的让你痛苦—会让你爆掉的剧毒。”

“以前有个老前辈给我算过八字，他说我是他见过命的格局最大的，超宽阔的，就像一个超大超大的水坝，但是里面没有一滴水。就是格局大但命苦，他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人。”

算命的老前辈说骆以军会有两年“死结”，如果能过，之后的人生会很好。他也确实经历了生命的劫难，但重病之外，他还经历了一场写作生涯的浩劫。

打开骆以军的脸书，背景是《明朝》的书封，头像是他戴着小熊帽子的搞怪照片，大部分的文章已被清空，最近的帖文停留在今年的3月28日。

“……还是好喜欢听人们叫我‘骆大’，我刻了个章，‘天真烂漫’，我希望自己大大的。人们会把你根本不认识的对方，想成大坏蛋，想置之死地，其实既然如此，当初何须走文学这条路？……”

再上一条则是在2020年12月9日。“这件事过去一年了。遇见老友，他非常诧异我仍为此事所困，说你这样一个汉子，怎么会如此？我说：因为小说之于我，不是儿戏；是性命以对。……”配图是一大摞手写稿纸，夹在不同的透明文件袋里，那是他的新长篇，书名暂定《爱在瘟疫蔓延时》。

骆以军所指，是2020年3月发生的“火车事件”，《明朝》中某一段被指控“抄袭”，尔后骆以军被网军“追杀”。

事情大致如下：2019年初骆以军开设了八堂“阅读小说与习作坊”课程，其中一堂谈到川端康成《雪国》开篇的火车车窗倒影描述，便让学员们以“火车”为题讲述一个故事。后来《明朝》出版后，这堂写作课的内容成为他小说中一个简短的素材，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学员的故事。但骆以军并非将这个故事占为己有，他只是描述了当时的那堂写作课……

“如果这样算是抄袭的，小说这件事都变成抄袭了。”骆以军仍是愤慨。

也当愤慨。即便文坛不少人为骆以军抱不平，也还是有人落井下石，也还是抵不过网络世界的诋毁，也还是拼不过人类复杂的内里。

多说无益。

谈到写作的状态，骆以军说自己像一台车一直踩油门到极速，飙了20年，现在有点油尽灯枯了。但过去这20年来，即便有经济压力、即便颠沛流离，骆以军始终保持着尽可能每天在咖啡店写作的习惯。

大约在六七年前，他的身体开始走下坡，比较难抗气温过冷过热的季节，或是旁人大声说话的干擾。于是他会走进一间小旅馆，办三个小时“钟点休息”，从进去后就开始非常专注的书写状态。

“这两年又大病，大约只能待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和妻儿相处，照顾狗，挂网—这是这几年较糟的习惯。我的书写一直像一个自律极严的运动员。”

“那么，你觉得你和你的作品，最终想要通往何处？”

“我啊，如果能像张岱的《陶庵梦忆》，甚或《红楼梦》《金瓶梅》，能够让未来的某些读者读了，想：啊，这就是曾经某个时代的文明，曾经创造出那样繁华迷魅的光焰—他们疯狂的样子、孤寂的样子、渴望爱而不可得的遗憾的样子、像在梦中穿梭巡游的样子。”

“啊，那真是心满意足啊。”

和骆以军聊完，我也觉得心满意足。台北五月的阳光烁烁地扑在脸上，像是被一个柔软的精灵撞到。他冲我哈了一口气，我便跌进云里，做了一个关于文学的美梦。

南风窗：如今写作已经很难是个“全职工作”，对你而言，纯文学创作必须是一个职业吗？

骆以军：很难，但欧洲当时长出那些妖异奇花的诗人、画家，许多真的是得到某个远房亲戚的遗产。或像我年轻时读马尔克斯、略萨，那时的好几个拉美天才小说家，他们都是年轻时，当记者，然后颠沛流离，但带着高烧的对纯文学的热情，再发狂找时间空隙写小说。

但如今的世界，完全被网络乱针刺绣穿透了，这个演化的结果，必然是朝着愈大的市场，就会生出愈能煽情或通俗的“故事”。对我而言（从年轻时到现在都还是如此认为），没错，要写出能和马尔克斯、卡夫卡、波拉尼奥、鲁西迪这样的大小说家，“搏一搏”的纯文学创作，它真的是需要十几二十年以上的，足够专注的时间，去养成、阅读，然后安定耐性地书写。

这真的很难跟年轻人说出什么建议，其实我相信要“抵达之谜”的大小说，他必须在年轻时就带有一种类似殉道的虔诚。最后也许你为了呵护“写小说”这件事，去接人世一些像打零工的活儿。但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他先进学院教书，或先去当编辑，但那口气要憋得够长、够久，不使心智散溃，然后到较中年后才迎来写自己想写的纯文学小说的喷发。

南风窗：可以谈谈你的新书《爱在瘟疫蔓延时》吗？

骆以军：我其实设想比较像薄伽丘的《十日谈》，然后爱特伍的《末世男女》，就是这场瘟疫，最后彻底失控，人类全部灭绝，剩下十个男女（各有原本社会身份），因其中一位是一个“溪谷主人”，他们躲进这溪谷避疫，同樣为了打发漫漫长日，他们也轮流说故事。

当然这对我颇难，因为要控制这样如柏格曼电影，人物群戏之间的关系、状态。但他们及他们说的故事，其实是在“人类时间已终结了”，所谓“时间之外”“除了我们彼此，不会有未来的人想听这一朵一朵像烧鸦片烟花，冒出来的故事了”。

他们也许是“未来的祖先”，原本各自带着刚灭绝的那个文明，他们各自眼睛残影如整片流星雨。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戴安娜王妃之死、迈克尔·杰克逊、双子星大楼爆炸，或哪一年的世界杯足球哪个神一般的球星的进球，一些经典的电影、流行音乐、政客的名字），尤其是后来网络时代这每日瞬息万变的事件，各种情感的朝生暮死。

当然我希望他们说着故事，一个个漫暗长夜，慢慢发觉他们的故事本身，有一些说不出的残影或不确定，似乎有着变异的特质。然后他们里头某一两个人开始怀疑：“我们不会是实验室培养皿中，因为人类的扑灭、防疫、药物，歼灭至最后剩下的那十只病毒吧？”

当然要达到这个效果颇难，我先要写出他们在那末日以后，说出的那几个故事，头发都快抓光了。

南风窗：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哪一本书对你自己最重要？

骆以军：应该还是《西夏旅馆》吧。因为那是我在最好的年纪，最好的身心状态，极致可能，又拼了命写了四五年的一部啊。我也很在乎《女儿》这本，虽然反映较平淡。

其实我多处说过，现代小说就像20世纪发明的这些极限运动，小说家和那些顶级的NBA球员、足球员、花式滑冰选手、跳水选手甚至芭蕾舞者一样，都有年纪的巅峰期，西方的大小说家，一些让人神魂颠倒的好小说，大约落点就在35到45岁之间。

老实说，对我自己而言，若是前几年不幸走了，其实有《西夏旅馆》《女儿》这两部，我觉得也对得起年轻时立誓要走这条路的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