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进入6月，美国总统拜登会很忙。根据白宫公布的消息，他将在6月11日飞赴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然后在6月14日直接去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之后是在6月16日赶往瑞士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

把盟友作为外交首访对象，这是美国历届新任总统的传统。但对如今的拜登来说，意义尤其不一样。更准确地说，他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美国总统，都更需要通过同盟来为美国外交“赋能”。

作为熟稔外交事务的政治人物，拜登对同盟异乎寻常的重视，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他去年竞选期间就外交政策撰文称，“外交应该是维护美国实力的第一工具，”“盟友超越了金钱，美国的承诺是神圣的，不可交易的。”

几乎可以肯定，拜登在欧洲见到盟友领导人时，会把类似的话再说一遍。但是，理念很高大上，但落实起来可能不会那么顺畅。关键的原因在于，目前的世界大势下，美国的同盟外交存在顯而易见的难点。

首先，承诺与承诺可信度，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战略资源分配问题。当年奥巴马政府之所以把“重返亚太”更名为“亚太再平衡”，重要原因之一是照顾欧洲的感受。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都“回到”亚太了，还会“照顾”欧洲吗？

而如今的拜登政府，无论是正式表态还是战略规划，都清晰地表明美国的战略重心将是印太地区。对于欧洲来说，战略资源在变少，承诺还能更可靠？

第二是信誉恢复问题。拜登及其外交团队最痛心疾首的，是特朗普伤了盟友的心，毁了美国的信誉。拜登想通过这次欧洲之行挽回美国的信誉，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简单的解释是，信誉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但毁掉却是相当的容易。更深层面的解释是，虽然盟友对拜登成为美国总统感到宽心，但他们心中都不可能放下警惕。因为，从目前美国的政治现实来看，谁也不能保证特朗普会卷土重来，或者出现“特朗普2.0”。

其次，盟友价值的限度。同盟的理念几乎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但最基本的价值一直未变，那就是为同盟成员提供安全感。而如今主权国家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早已不是“被消失”。即便立陶宛对俄罗斯威胁瑟瑟发抖，它担心的也不会再是变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想象一下，如果北约或美国大兵进驻立陶宛，会给它提供更多安全感？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所重视的印太地区。拜登政府之所以看重这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是为了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只会使这个地区更加不稳定。即便不考虑军事冲突因素，中美之间在经济、科技上的针锋相对，能为美国的盟友提供更多安全感？如果更“团结”的同盟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安全感，那同盟的价值何在？

团结盟友是为了赢得战略竞争，而赢得战略竞争就要升级战略竞争，这就是拜登政府同盟外交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引发的无需置疑的后果，是地区和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从而给所有人都造成不安全感。毫无疑问，这又会“反噬”同盟的价值。

古老不一定美好，同盟思维也一样。在问题丛生、风险无处不在的世界里，谁也没有理由给别人制造不安全感。再“高尚”的理由，本质都是借口。拜登政府现在需要的，不是更紧密的同盟，而是更多的共存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