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

提起“世界杯”，人们自然会想到足球。中国男足何时再闯入世界杯决赛圈，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还有一场更关乎国运的“世界杯”早就开打了。这就是中国的优秀企业出海，和世界的优秀企业同台竞技。

这场“世界杯”，不是短期内能分出胜负的。更重要的是，“国家队”会有谁？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是大企业，至少是能够在《财富》500强榜单看到名字的那些企业。

这种反应的误区有两个。第一，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体，不仅有大企业，还有相当数量的“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基本上不了500强榜单，但是与大企业相比，它们对行业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不遑多让。第二，任何一个大企业都离不开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的支撑。

企业家教育机构领教工坊的一个小组，曾经组织学员企业到日本游学，他们就发现，日本的大企业背后都有一批中小企业在承接各种技术工作，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这些大企业，离不开这种底层工业的基础。

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比如阿里巴巴，没有海量的中小商家，平台也就变成了无本之木。而强大的中国制造背后更有一大批鲜为人知的隐形冠军。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在后疫情、大重置的时代，中国参与“世界杯”的主力就是这些已经是隐形冠军或者有成为隐形冠军潜质的中小企业。如何帮助它们脱颖而出，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如果把参加这场“世界杯”的趋势画一条曲线，那么，坐标的横轴就是新的全球化规则。

今天这场“世界杯”和以前的已经不一样了。

4月30日，领教工坊在上海虹桥商务区举办了2021年“新鹅湖之会”。这些峰会的主题正是“百亿民企勇闯世界经济圈”。在领教工坊当前组员企业当中，年营收百亿以上的有将近20个，全球隐形冠军超过40个。

要去闯世界经济圈，前提当然是得先清楚经济全球化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众所周知，这些年，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而中国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正通过自己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对抗”这种趋势。但显然，世界各国不可能再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将迎来的是全球化的新版本。

没有谁比当年的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更合适分享自己对此的见解了。已经78岁高龄的他，在新鹅湖之会上侃侃而谈，思路一如既往的清晰和充满洞见。虽然龙永图对世界贸易组织怀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他坦率地指出，世贸组织已经开始边缘化了。而日本和其他TPP成员搞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会代表未来的WTO。

在领教工坊新鹅湖之会上，龙永图再次呼吁推动CPTTP和中国已经加入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合并。在他看来，如果今后美国重新加入CPTPP，那么由中美共同参加的这个地区贸易协定将主导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体系的走向。

而从目前的规则来看，中国为了达标，势必要在知识产权、数据流通、环保、国企改革以及工会等领域不断向CPTPP靠近。加入CPTTP，协议内的所有国家都会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民营企业将迎来新的走出去的机会；同时，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也需要遵循新的经贸规则，这对企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除了龙永图，企业一线的重量嘉宾也来到了新鹅湖之会现场。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向在座的有勇闯世界经济圈“野望”的企业家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作為执掌过5家世界500强央企的企业家，他的分享自然格外不同。

在宁高宁看来，哪怕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县，你都能体会到国际化竞争。这个看法，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体验也高度吻合。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市场的持续开放，中国的企业早已身处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事实上，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世界范围的FDI（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创下了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中国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外资流入国。根据宁高宁的预测，随着几乎所有行业都在进行长尾整合，市场份额逐步向头部企业集中，那么中国企业面对的行业竞争对手，基本上都会是外资企业。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内部市场还是外部市场，与外资企业的竞争都将成为中国企业未来的“主旋律”。事实上，正如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观察到的，“中国制造”和“中国设计”已经开始出现原产地效应，也就是说，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基于本土化的制造和设计的产品也开始能够引领世界范围内的消费潮流。这种全球化水平早已经超越了原来的低端廉价产品出口的阶段（虽然还谈不上完全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原产地效应的企业大量的并不是大企业，而是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它们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

前述参加“世界杯”的坐标的纵轴则是职业化水平。

如果打个比喻，国际化的中小企业就像足球国家队背后的青少年培养体系。正如我们看一个国家在足球竞技中的竞争力，不会停留在看现在的国家队里面都有谁，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青少年人才培养体系先进与否，经济领域的“世界杯”道理也一样。

客观而言，民营企业的赛道各有不同。有的主要就是在国内，比如餐饮行业。有的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比如同样是领教工坊学员企业的波司登和雅迪，回顾它们的发展历程，在营收破百亿这个节点上，走的正是消费者品牌的国际化之路。

而有的企业从诞生起就是有全球布局的。因为有了中国的新经济和新业态，爆炸式增长有了新的大赛道，这些年诞生了大量的国际化的新企业。比如也是领教工坊学员企业的云途物流，成立于2014年，是由一帮80后成立的跨境电商的物流服务商，营收规模短短几年时间内就从第一年的1亿做到了 2020年的100亿。其服务范围涵盖了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亚马逊等国际主流电商平台重点推荐的物流服务商。

这些企业的发展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们的掌门人来领教工坊参加私董会，最大的帮助之一就是下定决心打造职业化体系。正如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暨CEO朱小斌说的，领教工坊帮助中国民营企业翻越经济价值之山，攀登组织价值之山和社会价值之山。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决定了最先胜出的是市场机会敏感型的企业家。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体量再上一个台阶就无法再依靠原来的打法，或者准确地说，只有原来的打法，而没有组织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结果就是容易掉入扩张然后衰败的陷阱。

对一开始就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来说，组织和管理建设的迫切性来得比预计的要早得多。比如云途物流，开始凭借创业团队的“土匪”作风，业务不断做大，但很快就发现，这种作风“打天下”有效，但要在国际市场上提供稳定、高质量、可持续的专业服务，就必须在组织和管理上进行重塑。但在引入外部高管之后，与“野生”高管的矛盾就出现了。很多“其兴也勃焉”的企业就是因为处理不好这个矛盾，而导致“其亡也忽焉”。

云途物流创始人彭国栋意识到，职业化管理是公司向全球跨境物流企业进阶的基石。他加入了领教工私董会，有了领教的陪伴和组内其他“兄台”的“切磋”，从零开始学习管理，后又带着高管团队一起参加TMT（核心高管团队）特训营。在引入外部高管上，首先是强调三观匹配，招聘决策先和老高管达成共识，并且把招聘過程的关键信息和老高管同步。同时，云途还调整了高管薪酬体系，降低短期激励的比例，将带新人、建梯队、做教练与年度激励捆绑，以长期股权激励和利润分享来有效激励高管把更大精力放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提升上。

只要企业做到一定规模，类似云途要解决的新老高管矛盾、老高管对企业战略的羁绊等组织和管理难题会一一出现。同样也是领教工坊私董会组员企业家的木屋烧烤创始人隋政军，对此也深有体会。连锁餐饮企业的一个行业特点是高度分散的分布式商业模式，靠企业家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加强管控，二线部门的首要职责就是管理控制。但很快就发现，一线部门和二线部门之间就出现了部门山墙，所有人都陷入了不断强化管理的怪圈，企业家自己“经常做矛盾的协调者和裁判者，每每都感觉谁都对，谁都有理”。这种情况之下，门店开得再多，结果只是矛盾越多。

企业要走出“管”的怪圈，无疑需要组织架构的再造，比如二线部门的根本职责要转变到为一线公司核心业务提供支持和服务上。但打造职业化体系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中国的企业家需要相信他人—现实的教训却是往往很难相信别人。

对企业规模、职业化体系和企业家个人领导力三者的关系，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暨学术委员会主席肖知兴教授有个精辟的概括：好的职业化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永动机，企业成长的过程就是职业化连续发挥作用的过程，而企业职业化最难的卡点就在企业家的领导力上。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暨联席董事长孙振耀以企业家的三种能力，更为通俗地概括了这个关系：开始是很会看机会，后来是很会看人，最终是有办法让这么多高端的人才齐心地工作在一起。

民营企业家并非不想要职业化体系，但做起来谈何容易。

信任感的低下，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民营企业家普遍面临的难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这个社会最孤独的那批人。之所以孤独，就是因为很难去信任。自己内心纠结的问题，事关企业发展的亟待解决的要害问题，对熟悉的人没法说，对不熟悉的人又不能说。打造职业化面临的难题，大多数都会在企业家那里变成个人“内心剧场”中的冲突关系。

而领教工坊私董会这种企业家的实践教育模式，最核心的要素就是领教的长期陪伴和组内“兄台”们的深厚友谊。能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打开“心门”，勇于自我突破，需要极高的信任度，这也正是领教工坊的企业家实践教育模式最突出的特色。

领教工坊带过组的领教一共32位。和传统的商学院老师不同，这些领教们大都是曾经承担过极大利润责任的人，有着管理百亿甚至千亿企业的丰富经验。

比如，徐建国是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任职8年期间，上海电气的主营业务收入从550亿增长到930亿。王佳芬是光明乳业原董事长，在如家庭一般的私董会内部，在年轻一些的学员企业家们眼中，她就像一个妈妈。邓康明曾任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首席人力官，被称作是帮助阿里巴巴打造“阿里铁军”背后的男人，曾经在阿里巴巴内部设计并实践了政委体系，对国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影响。陈玮曾经任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合益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施炜则有企业战略咨询和管理理论研究工作的丰富经历。

对于私董会这种模式和领教的角色，领教们有着各式各样的概括，比如徐建国称之为企业家的家庭、企业之外的第三空间和修道场，邓康明称之为自己的一场怎么将个人成功化为别人的成功的修行，施炜则称之为“一个真诚的旅伴”。不管哪种概括，出现频率最高、也最有共识的词汇是陪伴和成长。领教们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通过成就别人来成就自己”的这个做企业的美好境界。

所以，领教工坊成立10年来，诞生了一批持续时间几年甚至是十年的私董会小组。在这里，企业家们就像找到了另外一个家，在这里可以敞开心扉，在这里有一面可以认清自我的镜子。

所以，哪怕面临疫情这样的严重危机，领教们和学员企业一起努力，不仅渡过了危机，更是化危为机，有的更是实现了业绩的历史性突破。

所以，领教工坊组员企业普遍呈现出一种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态势，过去三年的平均营收增长率是24.6%、18.9%和26.1%。

数字只是结果，而不是初心。在中国民营企业家勇闯“世界杯”的道路，有领教工坊、有这么多相信“渡己渡人”的领教们，的确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