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黄宗智

本文节选自《东南学术》2021年第3期

中国新型的政治经济现象和形态，有待我们摆脱现有成见去认识和理解，其中关键无疑仍在国家与经济间的关系，即政治经济。它需要我们超越，而不仅是小调或小修小改现有的经济理论模式去认识和理解。我们需要将过去的国家vs社会/经济的二元对立基本思维，以及单向偏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其等同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思维置于一旁，聚焦于中国的新“国家+社会经济”融合体中的一些新的关键机制。譬如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性质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起到大规模将土地资本化的融资作用；地方官员通过中央政府严格管辖下的官场竞争的机制而带有能动性、自主性地与中央良性结合，成为地方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地方政府的国有“八大投”基础设施公司和属地的私企间的协同合作，乃至于分享利润来追求经济发展。这些都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此外，还要考虑到市场竞争机制对新兴的地方政府工程和辅助的私营企业的有效检验和约束—一个在市场竞争中没有活力的企业，无论地方政府的支持、辅助程度如何，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正是以上方方面面的互动、协同运作机制推动了中国经济，尤其21世纪以来的“起飞”型发展。中国大力倡议的“一带一路”运作模式中，也有同样的“国家+国营企业（中央和地方）+私营企业”的有机结合。

其中，还有一个过去鲜为经济学理论所考虑到的特殊因素，即作为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超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认定的长远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所起的经济与社会作用。如今，中国政府是个与计划经济不同的引导型（而非指令型）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个具有坚定的“服务人民”和“共同富裕”理念的超级政党。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国家与社会经济二元合一的新型政经体系，走向着一个带有高度民众参与的新型人民参与化、民主化的“社会主义”所可能起到的经济社会和治理改革作用的新型政经体系。固然，其未来的走向尚有不确定性，其初步迈向的新方向还处于形成过程和实践摸索以及实验之中。

但我们可以明确认定，中国所具有的前景和潜力不是现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认识和理解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提出一个依据中国迄今的实践经验，还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前瞻力和巨大潜力，更依据中国社会的更广泛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与运作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形成。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机制是，依赖人民的积极参与来克服过去官僚主义的偏颇和弊端，通过党和国家的明智决策和有效领导来推动、激发更大的国家与社会/经济的二元合一能量。

如此的转变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社会的发展来推进国家治理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积极参与涉及民生的决策，足可抑制官僚主义倾向，也可以抑制国家过去在追求发展中曾经有过的失策和弊端（如过度强调规模经济效益，忽视小农经济的现代化实力和贡献，以及过度依赖官僚主义的完全由上而下的运作）。由下而上的参与及其释放的能量能够激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基层市场的发展，给予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平稳、更可持续的动力。也就是说，推进中国经济体的“内循环”，以避免过度依赖出口和“外循环”的弊端，同时要继续维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发展。说到底，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结合国家领导和经济社会自身潜力的政治经济体，一个借助社会发展来推动可持续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联同综合体。其中的多种新型运作机制尚待系统研究，并借此来创建新型的、扎根于中国发展经验和实践的新政治经济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金玲

本文节选自《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

对于美国的对外行动，欧洲采取了一系列软平衡措施，包括在《京都议定书》批准问题上的坚持，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對，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的抗争等，都建构了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身份。这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都是作为美国的“他者”，对美国国际行为的“软平衡”。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欧美认同进一步弱化。如果说大西洋关系曾被政策精英视为国家理性，今天欧美都认为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意义显著下降。

在对欧洲民众的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主张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持更加强硬立场，并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中立，这些都反映了大西洋认同的弱化。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自由民主共同体处于拐点时刻，马克龙则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强权”，同样是欧美认同弱化的写照。

当前，面对大国博弈，欧盟致力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在战略自主理念推动下，“主权欧洲”是欧洲身份的宣示，通过运用自身的国际力量特性和独特的政策工具参与博弈，寻求实现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欧洲道路。在关于加强多边主义的最新战略文件中，欧盟明确将有效撬动其规则性力量、独特的单一市场和社会市场经济、世界首要的超级贸易力量和欧元地位，强化自身领导地位，更好利用作为召集人、诚实的调停者和桥梁者的角色。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郭亚平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迅猛的高等教育扩张步伐与严格而竞争激烈的高考制度并存，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不同类型大学学生人力资本竞争规则的不同导向。能力至上、学霸横行的985高校为一跃龙门的“寒门子弟”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上升社会流动渠道，选择性淘汰效应压制了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在生源构成多元化而学生前途不确定的普通本科大学，家庭背景影响了人力资本获得，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显著，个人努力加上“有爹可拼”更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学生家庭背景同质化和低层化的高职院校，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在人力资本获得中的作用都不太明显，虽然大量的“寒门子弟”既不需要“拼爹”也不需要“拼能力”就能获得大学文凭，但是贬值的文凭所能提供的上升社会流动功效也较微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校园让才智优异的“寒门子弟”一跃龙门海阔天空，但对更多的“寒门子弟”来说，大学文凭无法保证他们前路平坦，家庭背景的劣势还会产生持续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985精英大学的学子们对文化再生产机制的突破，本身也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因此，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仍然扮演着文化再生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