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在外国作家中，巴金最喜欢的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的《蒲宁与巴布林》，是巴金在新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此书初版于1949年12月，印数3000册，列入巴金主編的“新译文丛书”，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3年3月，此书又再版印刷3000册。这是一部中篇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纪实性的自传体小说。可以把它看作是屠格涅夫对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小说中的彼嘉，很像青年时期的屠格涅夫。其祖母的形象，是专横孤僻，反复无常，不能容忍一点反对意见，这与作者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小说中朗诵《罗西阿达》诗的事，都是根据真事描写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加尔奈特认为，理想主义者蒲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而据作者说，巴布林也是“照着活人摹写的”。小说中写的，都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新形象，连纯洁善良的穆莎和贵公子塔尔霍夫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俄国也是常常可见的。

巴金一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俄罗斯占比更多些。但他最倾心的是屠格涅夫，他说过：“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头一位老师。我的那些早期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受到屠格涅夫启发而写成的。”巴金创作爱情三部曲《雨》中的周如水，《雾》中的李佩珠，以及激流三部曲《家》中的觉慧、觉新等，都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人物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所以，有人称巴金是“中国的屠格涅夫”。巴金曾在1950年翻译《回忆屠格涅夫》一书的《译后记》中写道：“这本小书的脚注，都是中译者加入的。译者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工夫，译过《父与子》和《处女地》，也译过《散文诗》和《蒲宁和巴布林》，现在还在翻译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可见，巴金对屠格涅夫是情有独钟。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巴金就着手翻译屠格涅夫作品，他在《散文诗》的《后记》中写道：“1935年5月，我在东京开始试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当时颇想在半年内完成这件小小的工作。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只译出十首就搁了笔。十年后，我在重庆借到一册英文本，便花了将近一个月的功夫，把屠氏‘散文诗’中未译的40首全译了出来。原文是散文诗，可是经我译出却成了笨拙的短文，诗的情味已经被我丢光了，我无颜妄称翻译，只敢在这里用‘试译’二字”。此书于民国34年（1945）5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第31种。巴金在此书的勒口处，写下非常精彩的一段导读：“《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在形式的优美、观察的敏锐、用字的精选各方面都达到了屠格涅夫的艺术的最高峰。作者在生活与爱两方面都有过极深刻的体验，这些小诗便是他关于这两者的成熟的思想之结晶”。巴金后来出版的散文集《梦与醉》中，不少短文其实就是散文诗，巴金不仅在小说上，而且在散文诗的写作上，都学习和借鉴了屠格涅夫的创作方法。

回到《蒲宁与巴布林》。巴金在此书《后记》的开头就写道：“这本小书是为着报答一个朋友的‘友情’翻译的，只花了将近三个星期的工夫。”已无从考查，这个朋友姓甚名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人与巴金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或者说，这个朋友曾对巴金有过切实帮助，使巴金恩情难忘，要以翻译一本屠氏的书来予以回报。而且，巴金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只用了约三个星期的时间，就译完了全书大概七八万字的书稿，平均每天要译三千余字，全靠伏案爬格子耕耘，这实在说明，翻译是桩辛苦活。可见巴金是把友情落实到行动中去的实干派作家。

巴金不但亲力亲为，自己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还在他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大力出版屠格涅夫的翻译作品。如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中，除他自己翻译的《门槛》《散文诗》外，还有赵蔚青翻译的《静静的洄流》《不幸的少女》，还出版了《屠格涅夫选集》六种，如陆蠡翻译的《罗亭》，丽尼翻译的《贵族之家》，以及出版马宗融翻译的《春潮》，蒋路翻译的《文学回忆录》等。如此等等，都说明巴金作为一个出版家，通过出版屠格涅夫的译著，为推动我国出版事业不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