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涵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1902年10月31日，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路经安平县（今安顺市平坝区），在饭笼铺（今平坝区天龙镇）看到了“与此前所见大不相同，屋顶瓦片、墙壁等均用石灰岩片铺盖”的房屋结构。在离开了这个小集镇后，道路两旁的村落，“仍然都是苗族人的村落”，可见是一个穿插在少数民族间的汉族聚落。在这一天，他也初次见到被称之为“凤头鸡”的部落民，其名称来源于此种妇女发髻形似凤凰之头，为明代初期凤阳一带妇女绾束发髻的头饰。鸟居龙藏观察到这些部落民“原本为纯粹的汉人”，是“屯兵移居的明代遗民”[1]。这也是现今对于屯堡人和屯堡文化来源的普遍解释。然而如今学界已经认识到，明朝屯军及其后裔只是屯堡人和屯堡文化构成的一部分，其来源、形成过程和构成远比“征南”的传说更为复杂和多样，并且与所在地的特殊自然和社会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希望能探讨屯堡文化的遗产要素构成与界定，为其未来的研究和申遗策略指引方向。

1 安顺屯堡的形成背景和存在状况

明初，傅友德“调北征南”平定云南地区元朝的残余势力后，朱元璋为进一步稳定在西南边陲地区的统治，把战略重点转向贵州，在其境内整治驿道，增设驿站，确保往来云南道路的畅通，并采取了“屯田戍边”政策，推行“亦兵亦农”的卫所制度。在明代，贵州是通往云南的战略要地，因地处偏险，“夷多汉少”，使得粮草征集十分艰难，因而军屯特别发达，卫所林立。除军事性移民外，与之相关的商屯和民屯也兴盛起来。

屯田的基层组织为百户所，贵州各卫的军屯，大多以百户所为单位，其居住地称为屯、堡或哨堡，民户居住地则名村、庄、寨或院。卫所制自明代中叶以后渐渐废弛，屯田制也逐渐败坏，大量屯军因此逃亡，仍在户的屯军最终也失去了政治依托变成了普通农民。许多屯堡村寨形成于明代，但后期才发展壮大，也有一些今日认定的屯堡村寨是明代以后形成的。

民国《平坝县志》载：“名曰屯堡者，屯军驻地之名也……迨屯制既废，不复能再以军字呼此种人，唯其住居地名未改，于是遂以其住居名而名之为屯堡人”。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既有还保留与明代卫所屯田制有关的地名特征的屯堡村寨，其中军户与民户或少数民族杂居，又有住着军户后裔非屯非堡的村寨。无论何种情况，在明代“征南”屯军基础之上的汉族移民在此边疆之地繁衍生息，并在与同时期及后期进入黔中的其他汉族移民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融和互动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

今日所指的“屯堡人”主要分布在安顺市境内，本文所讨论的屯堡文化也专指于此地域范围内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之称的安顺，自古以来便因其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安顺为湘滇黔古道所经，驿道横贯东西，连接贵阳与云南，交通繁忙，是全省驿道的大动脉，也是战略要地。东路为贵阳府城的大后方，西路为连接和钳制云南的要道，以北则可以震慑当时势力较大的水西彝族土司。

安顺屯堡有“三十军屯、四十九堡”之称，明代安庄、普定、平坝三卫并列，往东还有威清卫（今贵安新区清镇市，原属安顺府），往西关岭守御千户所，大量屯军分布在交通主干线上，形成了较为密集的屯堡区域，其军户、民户之多在明代贵州各卫中居于前列。屯军占据了交通线和大量农耕条件较好的地势平缓地区，屯堡分布的区域坝子延绵、平坦宽广、交通方便，再加上人多势众，纵使屯军制瓦解，其赖以生存的特殊自然与社会环境仍使得屯堡聚落能延续发展。相较于贵州其他地区，正是安顺这种分布密集的特点以及优越的居住生产条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结构，为屯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2]。

当代的安顺屯堡已经成了普通的村落，虽面临着全国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问题：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冲击、青壮年人口的流失、自组织的衰退等，但还是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传统屯堡文化的特点。整体而言，集中在西秀、平坝区的屯堡村寨，交通便利，分布数量众多，形成的屯堡文化网络更为密切，外显特征也比较明显。但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屯堡外界力量介入比较早，学界和媒体的关注、政府的扶持、旅游资本的运作，都对其历史叙述话语和文化建构造成了影响，从遗产真实性的角度而言有待评估。

根据笔者所参与的2020年北京大学黄果树屯堡联合工作坊的调查结果，在所调查的13个屯堡村寨中，有12个调研对象都位于这个地区（图1）。

图1 工作坊调研对象分布图（来源：2020年北京大学黄果树屯堡联合工作坊）

整体聚落空间环境保存较好的村寨有天龙屯、鲍屯、云山屯、本寨、仁岗村、雷屯，以及位于普定县的下坝屯[3]。然而这些屯堡村落普遍出现传统建筑使用率偏低，并因缺乏维护导致建筑质量较差，危房较多，改建和新建的民居建筑风貌与传统建筑不统一等问题。其中，本寨和云山屯出于文物本体保护和旅游开发等原因，基本上由政府主导保护和搬迁，虽然物质本体保存良好，但村民的社会文化生活和传统聚落空间呈现分离状态。仁岗村、雷屯等村寨，同样呈现聚落空间和传统建筑保存较好但使用率偏低的现象，但主要原因来自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冲击，老屋缺乏维护和更新的资源和政策扶持，村民自主新建或改建的驱动力较强，与本寨和云山屯相比，缺乏系统性保护，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①仁岗村分上、下屯两部分，上屯传统风貌保存完整，下屯在20世纪失火后，建筑风貌得到现代化更新，现今也因接近主路而成为村民的主要聚居区，大部分上屯的村民也逐渐迁出到下屯新村居住。。其他如九溪村、吉昌屯等屯堡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良好，自组织凝聚力较强，社区生活丰富，但传统建筑保存状况不佳，大部分民居建筑或被拆除新建、改建或处于废弃状态，建成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存状况有较大差距。只有少数屯堡（如鲍屯、天龙屯和下坝屯），整体聚落空间和社会文化生活都保存较好。但天龙屯的旅游开发较早，商业气息浓厚，传统建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商业街周边，街巷深处的传统民居建筑使用率也偏低，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待进一步评估（表1）。

表1 调研对象保存状况评估

2 安顺屯堡研究的几点关键问题

2.1 研究综述

继20世纪初鸟居龙藏具有人类学定义的调查以后，一直到5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的实地考察，将屯堡人的族群性质定位为汉族移民后裔[4]，在此之后几乎再无人涉及屯堡文化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形成当代屯堡文化研究的一大契机，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安顺地戏赴法国、西班牙演出，屯堡文化从沉寂无闻到走出国门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带动着学术研究的热度，直接影响了以地戏作为屯堡文化主要研究对象的趋势。时至今日，地戏仍然是屯堡文化研究里一个重要的题目，并且形成了地戏作为屯堡人最重要的文化标识和文化符号的广泛共识。

吴羽等学者将屯堡文化研究的概况大略分为3个阶段[5]。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中期，主要研究对象是屯堡文化的外显特征，其中地戏研究就占了一半以上的研究成果，还有屯堡人的服饰、民俗等；另外就是屯堡文化的历史源流，如屯堡人的来源、身份认同、民族归宿等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屯堡文化整体研究开始出现，并引入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方法，注意到屯堡文化现象背后内在的因素，如对制度文化、族群研究、文化传承、社会历史经济和史料考证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上述时期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集中在“关注田野的历史叙述”[6]。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多学科、多视角、学理化的倾向，引入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更加关注屯堡文化与现实需求的联系，如从乡村建设的视角来关注屯堡的自组织机制、传承与建构、宗族与社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屯堡文化的利用研究，尤其是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屯堡资源发展、旅游开发等外部力量介入的影响也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

几十年来，屯堡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并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学者的进入，从最初偏事象描述性、叙述性的地域研究日益学理化，指向更具有现实和普遍性意义的研究。然而整体而言，屯堡的研究视点还是过于集中，论题和研究对象过多重复，并且就屯堡论屯堡，将其视为一个文化孤岛的封闭现象，少有与周边其他族群进行比较性研究。在现实的层面上，多关注屯堡旅游发展和资源利用，少有讨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2.2 物质遗存研究的不足

从选题而言，讨论屯堡外显特征，包括屯堡地戏、花灯、（妇女）服饰、方言、以汪公和五显为主的民间信仰、婚丧嫁娶等民俗的文章占了大多数（图2）。从民族、民俗、文学等方向讨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居多；从建筑、规划、景观、考古等方向讨论的物质遗产较少，即便有，也是从人类学或民俗学的视角来讨论其建筑或聚落特点，例如屯堡建筑木雕的装饰内涵，缺少对空间、环境、营造、结构等更为深入的分析[7]。这些研究往往聚焦在屯堡村落内部的核心区，以民居建筑为主，缺少对外部环境和周边活动区内单体建筑和空间的研究。例如屯堡村寨附近一般都会有寺庙，对于这些寺庙和周边屯堡村寨的关系、形式、选址等缺乏系统性的梳理，更缺乏将屯堡生活空间与其外的生产空间进行关联的深度研究。

图2 天龙屯国家级地戏传承人陈先松先生展示地戏面具（来源：2020年北京大学黄果树屯堡联合工作坊）

此外，对于屯堡村落的历史研究也以文献材料分析为主，田野调查则关注地戏、佛歌、孝歌、家谱、等文本和地戏面具等实物，少有从物质遗存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考证，缺乏对聚落空间历史演变的关注，出现将屯堡村落古今叠加、具有历时性的现存空间特征，无差别地提炼为屯堡村寨普遍特征的问题。尤其过于强调附会明代屯军移民的历史叙述，忽略了屯堡村寨在后期发展生长所形成的特点和价值，实际上目前所见屯堡村寨中遗存的大部分建筑，大多建于清代和民国年间。

2.3 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从空间分布而言，绝大部分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今安顺平坝和西秀地区，包括沿滇黔古道和现今交通要道的“交通线”上分布的七眼桥、大西桥、天龙镇等地，以及安顺东南方向中心区近200 km2的地区，习惯上被称为“田坝区”（今旧州、黄蜡、东屯、周官、刘官、宁谷一带）的屯堡村寨[8]。这一片区域皆为“东门屯堡”，而沿交通线从今安顺市区再往西，包括普定、镇宁等地区的“西门屯堡”研究数量较少，造成屯堡文化的外显特征基本上以东门屯堡的特征为标准。笔者在普定县的下坝屯、马官屯等西门屯堡调研的时候发现：东、西路地戏、花灯和东、西门屯堡建筑有着不同的特点，尚普遍流行于东门屯堡的汪公和五显信仰、地戏、“宽袍大袖”传统妇女服饰等在此也较为少见（图3）。由于西门屯堡整体保存没有东门屯堡那么完整，研究者更愿意研究在综合文化事项保存更为完整、分布更为集中的东门屯堡，造成了地域研究上的不平衡。东门屯堡里整体民俗文化保存较好的九溪村、天龙屯、吉昌屯等都是田野研究的热点村寨，研究成果数量众多。建筑和聚落格局的空间研究则主要聚焦在物质环境保存较好的天龙屯、鲍屯、云山屯、本寨几个村落，其中天龙屯是当地著名的景区，旅游开发较发达，是安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云山屯、本寨和鲍屯也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然而这4个获得官方遗产认定的村落并不能被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屯堡聚落代表：天龙屯原为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自古交通便利，人马兴旺，发展程度较高；鲍屯的古水利工程体系较为完整，外部环境与聚落的关系有其独特性，在其他现存屯堡里较为少见；云山屯和本寨的现存格局主要发展于清代以后，迁居此地的先民主要以经商和手工业为主，这两个村落与天龙屯的村落建筑，跟以农耕为主的典型屯堡村落相比，有着更为浓厚的商业氛围。呈现出这几个热点村落研究重复性高、成果同质化，而其他屯堡村寨的物质空间研究几近空白的现象。从笔者实际走访的情况来看，物质空间保存较好的屯堡村寨远不仅于此，屯堡村寨的聚落空间类型也不能完全被这几个热点村落所代表。

图3 普定下坝屯的民居（来源：作者自摄）

2.4 屯堡文化形成和认同的歧义

屯堡文化的形成、建构和其身份认同也是歧义较大的论题。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认为，屯堡文化作为一种江南汉民族的移民文化，自明代“征南”入黔后，就一直保持着一种稳定和封闭的状态，也因此获得了“600年的活化石”“大明遗风、江南余韵”“老汉人”等历史性话语叙述。但另有观点认为，现今的屯堡文化确是江淮军屯移民的源头，但在进入贵州以后，移民与移入地的文化交互影响，再加上与其他汉族后期移民的互动关系，几经演变整合，形成一种最有利于该族群集团适应当地生存繁衍的独特文化，汪清梅称其为“守变互洽说”[9]（图4）。

图4 身着江南遗风传统服饰的屯堡妇女（来源：作者自摄）

一些学者从史料和田野材料分析出发，对屯军移民的背景皆为江南户籍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认为江南文化的标识更多是一种族群文化的表征形象，涉及屯堡人的身份认同[10-12]。而这种身份认同主要来自保持和建立区别于其他群体的边界，与外部的区分、内部的相互认同和区分也有所差异。随着屯堡文化研究的形成，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地人本身并没有强烈的“屯堡人”身份概念，而是经由政府、学者、媒体和地方精英共同建构和传播，屯堡人自己也逐渐吸收这个概念，实现了“被动认同向主动认同转变的过程”[13]。有关内部相互认同的区分，笔者在普定县天王旗村调研的时候，发现村子的历史格局和建筑与其他典型屯堡村寨相似，村民也自认为是“征南”军户的后裔，但该村落却不被外界认为是屯堡村寨，村民也不认同自己是屯堡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先祖不是来自江南，该村也没有地戏传统。由此可见，屯堡文化外显特征的识别标准在族群内部的认同基础是否一致有待商榷。而在一些被认定为典型屯堡文化代表，并且已产出丰硕学术研究和成果的村寨，笔者在与地方精英的交流过程中也发现，他们的话语叙述与外部力量（学者、媒体等）的介入息息相关，已很难将内部与外部认同的基础和溯源区别开来。但这种因外部力量介入对于自身生活实践的历史解读和身份建构的影响，与因旅游开发而产生的文化形象塑造又有所不同②有关旅游开发过程中对屯堡文化重新构建的影响，参见Tim Oakes等编著的《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

从田野调研和文献材料中分析，笔者认为“守变互洽说”或更为贴近现实。虽然早期的研究中经常将屯堡村寨描述成一个个孤立的聚居点，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其他非军户的汉族移民都有着顽固拒斥心理，并且强调这种封闭性对屯堡文化保存的重要性。

然而，屯堡的分布与交通主干线的关系密切，交通线上的屯堡村寨，由于交通便利，除了务农以外，这些村寨也善工艺、重商贸，这种经济特征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完全封闭的社区，通过商贸交易和陆路产生的双向交流互动的影响，必然会渗透到该族群以及周边群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里。尤其是随着屯政体制的废弛和解体，屯田土地制度从公转私的过程必会造成人口结构的改变，而由军转民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敌对或友好的关系也会随着生存局势适时变化，族群共同体界限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例如，翁家烈对宁谷长官司辖区村寨的调查显示，这里居住着众多民户和军户后嗣的汉族，并对长期同寨杂处的苗族和仡佬族的民俗和文化特征产生了趋同的影响[14]。

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发现，安顺市多数布依族村落都自称祖籍江西，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背景下来到贵州，如镇宁陇西村的建村传说，其先祖是于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期，从江西移民到安顺所辖的安庄卫居住，因躲避战乱建村于镇宁县龙潭村山脚寨，后又举族搬迁至现居住地[15]。此民族趋合的现象与明朝镇压令少数民族强行改籍[16]、屯兵政策重压下逃兵与原住民结合、其他流民与原住民结合等因素有关。此外，还有少数民族主动做出改变的举措，如受大的政治背景影响，一些布依族人为了参加科举主动更改了祖籍等，或是长期受到屯堡文化的熏陶和吸引，主动去学习和引进，例如被视为屯堡文化特征里最典型的地戏也在布依、苗族和仡佬族村寨里流传[17-18]。

2.5 族群间对比性研究的缺乏

种种迹象显示：屯堡文化的传播和体现并不仅止于狭隘意义的屯堡村寨里，还对这个地区和其他族群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可惜的是，目前缺少对于安顺市不同族群间交互影响的对比性研究③2013年《屯堡文化研究》系列卷发表了有关北盘江喇叭苗文化调查的专题，并且与安顺屯堡人的某些文化习俗进行了比较，此为较少见的屯堡民族群体比较研究，但可惜该研究并未深入。喇叭苗与安顺屯堡人同样有着明代“调北征南”的历史溯源，但在现代民族识别里却最终成了苗族的一个支系，而屯堡人则始终保持汉族的身份。该比较研究更多关注于两个族群间的文化特征的异同，并不涉及两个群体之间的文化互动和影响。，仅有的少量研究局限于屯堡文化的外向传播而忽略其他民族群体反向影响的研究。另外，靠近或位于交通线和屯堡集中区的原住民村寨，是否更易被外来移民中原化；反之，在偏远地区是否出现汉民本土化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安顺市域现在被认为属于典型屯堡的地区都位于西秀区以东，在西秀区以西地区被认定为屯堡的村落却很少。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在西秀区以东有普定卫和平坝卫，在西秀区以西还有安庄卫。作为以保障滇黔古道通畅为主要目的而设置的卫所屯堡，平坝卫和普定卫因有较宽广的坝区，故屯多而堡少；而安庄卫因位于山岭沟谷区域，平坝小而少，故几乎都是堡而罕有屯。大型的移民村落屯堡相对稳定且对周边土著族群吸引力大，土著汉化是发展的主流；小型的移民村落堡生活相对艰难，向心力较弱，反而容易被周边土著同化。笔者认为，屯堡文化的研究应该从关注小范围的典型屯堡村寨拓宽到该移民文化和移民地之间的双向影响，才能更好地理解此源于明代军事移民背景的文化是如何在后继的600年里于黔中异地既能扎根生长，又能保持明确的文化族群边界的。

3 遗产视野下的屯堡文化

何为屯堡人和其文化？鸟居龙藏在100多年前给出的貌似简单直接的答案——主要来自屯兵移居的明代遗民，解释了其族群认同和文化形成的历史溯源，但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和生活实践，还包含着由若干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基础。蒋立松认为屯堡人族群认同的基础可归纳为：共同生计类型所形成的物化基础，共同历史记忆所形成的情感基础，以及共同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场域[19]。本文无意过多探讨屯堡人的族群认同问题，而是想在此基础上探讨现今屯堡文化的建构基础，并以此界定其遗产要素构成和性质。

3.1 以共同生计类型特征为基础的遗产构成

共同生计类型所形成的物化基础指屯堡人集团在移民到黔中地区以后，适应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利用其峰林谷地地貌间的大片平坦盆地和充沛水源，再加上位于全省驿道大动脉的交通优势，结合集约农耕和商贸交易的农商并重的经济类型和聚落形态。屯堡区域内部因地域条件的差异，形成了“田坝区”和“交通线”的功能分布。

田坝区位于黔中腹地，离交通线有一定距离（10～50 km），那里的屯堡村寨以农为本，坝子宽阔，耕地面积大，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光热条件适宜，是贵州重要的粮食生产区之一。包括有今普定县的马官、余官、张官，安顺市西秀区的大屯、小屯，安顺市东南部的旧州、刘官、黄腊、双堡、东屯、格旗、杨武等地区。交通线的屯堡村寨沿滇黔古道贯穿平坝、安顺、镇宁，东西长约100 km，南北宽约10 km的狭长地带。这里交通发达，村寨密布，人口稠密。在过去由于人多地少，除了务农以外，居民还发展了手工业和商贸副业的传统，例如九溪的米贩和煤贩、云峰和本寨的织布及小布生意、七眼桥的茶贩子、鲍屯的织腰带等[20]。交通线上的屯堡村寨妇女主要从事种植和家务，男人外出赶场做生意，将田坝区的产品在区域内流通，并输入外来商品。田坝区和交通线的屯堡族群的生产分工，相互依存，由此形成独特的地缘性自给自足的族群生产方式[21]。

随着城镇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的发展，今日这种功能差异已经被消弭，不论是田坝区或交通线的屯堡村寨都要面临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保护带来的挑战，而这种经济生计类型在屯堡区域空间分布上所表现出的各类特征，也正体现了屯堡文化的重要遗产要素构成，可包括（但不限于）：①以喀斯特地貌峰林盆地（图5）为代表的农耕聚落形态和文化景观，包括分布于交通线和外围田坝区的屯堡类型以及其农业景观。②沿交通线因商贸交易产生的屯堡聚落特征，如云山屯、本寨、天龙屯的商业建筑和街巷格局特征；屯堡区内犬牙交错的十二甲子场的赶场场所演变等。③与屯堡传统手工业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生产作坊。④与屯堡商贸交易发展相关的文化场所、记忆、文书、实物遗存等。

图5 鲍屯的峰林盆地地貌（来源：2020年北京大学黄果树屯堡联合工作坊）

3.2 以共同历史记忆为基础的遗产构成

前文已经简单阐述了有关屯堡人来源和构成的一些争议和有待确认的问题。因此，共同历史记忆所形成的情感基础并不指向屯堡人族群的历史溯源，即来自江南的屯军移民这一观点，而是在屯堡人从明洪武年间推行“屯田戍边”这一关键历史节点进入黔中以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建构的共同历史记忆，并以此获得了共同的移民历史的情感基础。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明代“征南”的军事文化大背景下，其载体包括了为明代卫所屯田制度提供重要历史见证的相关遗存，也涵盖了体现具体屯堡文化特征的相关遗产。这个群体以屯军集团移民为主体身份认同，不断丰富和扩充，接纳了以其他身份和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同期和后期汉族移民，例如本寨和云山屯等在清代和民国才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屯堡村寨，以及居住在屯堡村寨以外的、拥有共同历史记忆的群体，例如天王旗村。其主要物质载体彰显特征为军事防御功能，聚落空间形态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对外抵抗性，可包括（但不限于）：①带有军事屯堡性质和防御特征的聚落形态、文化景观等，包括还有屯堡群体居住的村寨、已迁出但曾经有过此历史记忆群体居住或活动，并还保留其物质形态的村寨、营盘遗址等，如张旗堡村、吉昌屯军山营盘遗址等。②带有军事防御特征的单体建筑和结构，包括有军事背景或由屯堡群体建造、维护和供奉的寺庙，如天台山伍龙寺（图6）建于孤峰石崖上，四周城墙环保，军事功能和宗教功能合一，富有军旅文化特征，以及普定玉真山寺、颜旗屯村杨圣庙等；城墙遗址如安顺古城墙和镇宁城墙。③为明代卫所屯田制度提供重要历史见证的相关遗存，包括滇黔古道的走向、位置和残存路面；沿途卫所、驿铺、关哨遗址；反映“滇喉黔腹”地理战略位置的关键地貌等。

图6 天台山伍龙寺（来源：作者自摄）

3.3 内部文化场域和外部边界共同作用的遗产构成

蒋立松认为在上述两个共性文化作用下，屯堡人通过内在的文化网络，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场域，并在此文化场域内根据情况不断塑造和弥合屯堡区域内各种群体的身份认同，例如被周边屯堡村寨视为“客民”的本寨也在当代获得了屯堡文化的身份认同。而这个文化场域在贵州多元杂处的文化环境中，主要意义是标显着与周边族群文化的相异和边界，如同屯堡内部文化场域可以不断适应时空条件的变化，来整合屯堡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原住民族群的边界和关系张力也可以适时调整收放。

早期屯军移民“征南”镇压西南土著族群的官方使命，再加上屯田制势必要争夺挤占原住民的农耕土地资源，族群边界敌我分明，对立关系紧张。这种紧张的局势一直维持到清代，在失去军户身份转为民以后，原来身份“正统”的屯堡人也被其他后来的汉族所歧视，甚至被视为异族，从“凤头苗”等称谓可见一斑④鸟居龙藏将他所遇见的屯堡族群形容为“被抛弃的明代遗民”，并将他们比作日本旧幕府时代的特种民，作为“特殊部落”遭到后来移入的多数者的压迫与歧视。。虽然也时有冲突，但更多体现在维护自我群体利益关系，而当局势扭转，如不同族群都受到官府或土匪的利益侵占或攻击时，也可能进行联合抵抗。当族群关系缓和的时候，其边界也会因此松弛，出现文化渗透和互动关系。以布依地戏为例，早期族群对立关系紧绷的时候，即便时常接触，屯堡文化也不会被布依族人所认可。入清以后，屯堡人身份转变，族群关系较为缓和，屯堡地戏开始进入布依村寨，布依族人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屯堡地戏加以处理及再创造成为布依族地戏[18]。屯堡人身为异域中的异族孤军，既异于原住民，又异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与黔中地区其他民族群体的对立与融合，也是建构屯堡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体现与其他民族的冲突、互动和融合的遗产事项也是其遗产要素构成，包括（但不限于）：①具有典型民族文化特征，又体现屯堡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或多民族杂居村寨，例如高荡村、陇西村、木碗村等（图7）；②作为民族冲突和对立关系历史见证的遗产，例如镇宁官寨白骨塔、 顶营司城垣遗址等；③源于屯军历史背景，但因为种种原因被识别为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关遗产，例如镇宁黎族凡化村。

图7 布依村寨木碗村的合院结构（ 来源：作者自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以屯堡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相关遗产构成复杂多样，其完整的价值体现并不能仅止于屯堡集中区域内几个保存较完整的屯堡村寨。在涉及如此众多视角的情况下，世界遗产体系中近年来提出的系列遗产概念，可能有助于梳理安顺屯堡文化的遗产内涵和价值阐释，推进未来的申遗工作。

2011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于系列遗产界定内容为：“包含两个或以上关系清晰的组成部分：①各组成部分应体现出文化、社会或功能性长期发展而来的相互联系，进而形成景观、生态、进化或栖居方面的关联性。②每个组成部分都应对遗产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有实质性、科学性、明确，并容易辨别的贡献，亦可包含非物质特征。最终的普遍价值应容易理解和便于沟通。③为避免各组成部分过度松散零碎，遗产申报的过程，包括对各组成部分的遴选，应该充分考虑遗产整体的连贯性和管理方面的可行性，并且前提是整个系列作为一个整体，而无须每个个体具有突出普遍价值。”

系列遗产的理念可以通过内在的关联线索和体系构成的分析，来论证遗产的整体概念或主题，使得众多具有关联性但价值体现不一的个体，能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叙述，然而这也是一个庞杂和艰巨的工作。

贵州安顺屯堡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西南地区开发和人类大型移民活动的一个重要事件的特殊产物，其大量的现存文化遗产主要是建立在明代西南地区开发的历史基础上继承发展，包括为巩固和开发云南所修整的滇黔古道、屯种养兵所形成的特殊生活生产方式、原住民与中原移民群体之间争分融合的民族文化演变、因驿道开通而相继进入贵州地区的“客商”（民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等，呈现在今安顺范围内对不同的喀斯特地貌环境的多样性选择。要完整体现上述概念，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补充和厘清：第一，目前与安顺屯堡文化相关的遗产缺乏系统性的保护，各个要素的保存状况不一，如何选择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遗产要素有待调查评估；第二，加强和补充对屯堡物质遗产载体的研究；第三，加强和补充普定、镇宁等西门屯堡的研究；第四，深化对重点村寨土著中原化和中原人土著化的历史形成与文化现象的研究；第五，深化对安顺境内不同喀斯特地貌所呈现的景观和相应人地关系的研究。

资助项目：黄果树景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申报项目（天合公益基金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