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历史

2021-09-03武志勇刘子潇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4期

武志勇刘子潇

[摘要] 通过梳理老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一千四百多年的传播轨迹，可知地域的接近、文化的深度交融为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传播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7至17世纪自上层社会开始的老子思想传播;17至19世纪中叶老子著作以注本形式流传开来;19世纪中叶以后老子思想影响学界和社会多个方面。

[关键词] 老子思想;《老子》;日本;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1）04—0156—05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spread track of Lao Zi's thoughts and works in Japan over 1400 years. The clos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deep cultural integration provided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Lao Zi's thoughts and works in Japan. The course of its sprea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pread of Lao Zi's thought from the upper class from the 7th to 17th centu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Lao Zi's works were circulated in the form of annotations.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Lao Zi's thought has influenced many aspects of the academic world and society.

Key words： Lao Zi's thoughts; Lao Tzi; Japa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公元1世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燕地》中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1]。中国和日本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其层面之广阔深厚，其内涵之丰富多彩，其影响之深刻全面，是东亚乃至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缘上的接近与文化上的深度交融，促进了中日两国密切的交流往来。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历史悠久。据统计，截至2020年4月，日文的《老子》译本达到74种，相关研究论文349篇，研究著作93部

“老子思想域外传播与接受”课题组统计了2020年4月以前世界主要语种包括日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的《老子》译本、研究著作情况。。经过一千四百多年的流传与积累，其译本数量与著作成果颇丰。本文试图梳理老子思想與著作在日本的历史性传播轨迹，并对不同时期的传播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一地缘的接近和文化的深度交融

是传播的有利条件

（一）地域的接近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陆地资源稀缺。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的独特位置，导致海啸、台风、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其族群的危机意识十分强烈，基本的生存问题成为其关注重心。

国力的强盛，可以促使文化更好地向外传播。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地理上的接近，为老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古代中国，不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发展上，一直领先于日本。中国唐代，政策的开放、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开明，吸引着万邦来朝。这一时期，日本对唐朝文化的学习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宋元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及京杭大运河的重修，我国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中日两国交往更为频繁密切。在两国长期的经济往来与政治互动中，华夏文明与道家典籍逐渐传入日本，并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

（二）文化的深度交融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文化长期以来深受中华文化熏染与滋养，对中华文化兼收并蓄。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以前日本的文化发展，得益于对古代中华文化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合。其中，汉字的传入、禅宗的兴盛及遣唐使的助力，推动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进程。

1.汉字的文化联结

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日本汉文教育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日本社会阅读中华典籍，包括《老子》原文的文字障碍。中日文化的深度交融体现在对汉字的共同使用上。文字作为一种抽象媒介，是文本世界建构与表达的核心元素。受众往往通过阅读文本，在脑海中形成文字符号所描摹的意义载体，进而完成对于陌生事物的概念认知[2]。正如摩尔根所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3]。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字凭借古代中国的强盛国力、文化魅力，在东亚地区被广泛接纳和使用。《日本国志》曾记载：“日本古无文字，而有歌谣，上古以来，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后，乃假汉字之音而填以国语，如古《万叶集》所载和歌，悉以汉字填之。”[4]汉字填补了日语书写方式的空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官方文字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在普通民众中也普及开来。汉字传入日本，成为中日在文化上的联结纽带，促成两国十分密切的文化交往。

日本的汉文教育历史悠久，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汉文教育史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5]。公元1世纪中叶，日本列岛已经出现并有人使用汉字[6]。公元6世纪至12世纪，是日本汉文教育的萌芽阶段，日本皇室与贵族成为学习主体，圣德太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自幼习内教、学外典。在广泛吸纳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他对道家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和研究。《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评赞圣德太子：“亦知三玄五经之旨，并照天文地理之道。”在这里，“三玄”指的就是《老子》《庄子》《周易》。由此可以证明，圣德太子曾研习老庄之学。江户时代，汉文教育延展至日本民间，汉文教科书应运而生。明治时代，汉文成为初中教授的科目之一。日本社会努力学习汉字、接受汉文教育，为老子思想及其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建立了良好的文字媒介基础。

2.佛教东传的纽带作用

在精神文化层面，日本的佛教文化被深深打上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烙印。早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禅宗就已传入日本。镰仓时代，先是荣西两次入宋，嗣法虚庵怀敞禅师，归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后又有道元入宋，嗣法长翁如净禅师，归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自此，禅宗开始作为独立宗派在日本发挥影响[7]。禅宗由于适应了武士阶级和幕府政治上的需要，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作为高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原本就与道家多有相通之处[8]。日本中世的禅僧对待道家典籍怀有开放的态度和高涨的研究热情，一批关注老学的禅僧由此出现，入宋僧圆尔辨圆、吉田兼好便是代表。圆尔辨圆撰写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1353）记载了有关《老子》的内容。吉田兼好在《徒然草》（成书于1336-1392年间）中提到“与人无争，枉己从人”“书籍如令人赞叹的《文选》《白氏文集》、老子的篇章和南华经等”，表明当时日本僧侣的精神生活甚至价值观念受到老子思想影响。佛教的东传成为老子思想与著作顺势向日本传播的纽带。

3.日本遣唐使的助力

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中介人”这一特殊群体。他们与“自我叙述者”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却与其有着类似的观察视点，是构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9]。日本遣唐使便是活跃的“中介人”。他们将大量的中华典籍（包括道家典籍）带回日本，扩大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自汉朝起，日本便和中国开始遣使交往。公元57年，中国与日本进行了第一次官方交流活动。盛唐时期，日本以朝圣者的心态向唐朝学习先进文明。自舒明天皇二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六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出使唐朝起，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九月止，日本共派出了19次遣唐使，跨飞鸟、奈良、平安三个时代。唐朝盛行的“崇道”之风深刻影响着日本使节。奈良时代，吉备真备曾两次跟随遣唐使团入唐，将大量的道家典籍带回日本。平安时代，日本遣唐使来华愈加频繁，持续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内在思想精髓。“入唐八僧”之一的空海，在《三教指归》《文境秘府论》中对《老子》《庄子》原文有所引用与论述。

此后，宋元时期中日民间密切的贸易往来，明清时期中日交往，均加强了华夏文明及道家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二老子思想在日本

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特点

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一千四百多年，各个时期的传播特点各不相同。

（一）7至17世纪：自上层社会开始的老子思想传播

日本飞鸟时代，老子思想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圣德太子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其中所谓的“当色”，即指将紫、青、赤、黄、白、黑六色，分别配于德、仁、礼、信、义、智六阶。六字之首的“德”配以“紫”，这种以紫为上的观念便是中国道家所崇尚的。604年，圣德太子制定与颁布了《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五条“绝餮弃欲，明辨诉讼”的说法，与老子所主张的“少私寡欲”、清净无欲思想是相通的。而其“绝餮弃欲”的表达方式，则可能来源于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0]。《冠位十二阶》《宪法十七条》或多或少地浸染着道家思想。

奈良时代，日本士人对老子人生哲学的崇尚与道家词汇的广泛运用，表明老子思想已逐渐被日本知识分子接纳，渗入日本文化，产生社会影响。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成书于712年。作者安万侣对混沌初开、天地形成之始的阐述，深受道家思想的启发。他将“无名”“无为”等具有道家色彩的词语引入《古事记》，汲取并内化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理念。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于751年完成。收录在其中的116首诗作，频繁引用诸如“无为”“至德”等体现道家精神的词汇和典故。魏晋时期，尊崇老庄的竹林七贤成为《怀风藻》中诗人们追捧的对象。竹林七贤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秉持“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成为《怀风藻》中身在官场、厌倦名利诗人的向往境界，引领着他们去追寻无欲无求的超脱心境与自由适意的生活。古麻吕《望雪》诗句“无为圣德重寸阴”，山前王《侍宴》诗句“四海既无为，九域正清淳”，藤原总前《侍宴》诗句“无为自无事，垂拱勿劳尘”便是明证。越智直广江在《述怀》中所写“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行年已过半，今更为何劳”，表达了对老庄之学的崇尚与对自在生活的追求。留学僧释智藏在汉诗《秋日言志》中写道：“因兹竹林友，荣辱莫相惊。”其中，“竹林友”便指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荣辱莫相惊”的人生态度，明显来源于《老子》十三章中“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如惊，是谓宠辱若惊”。日本汉学家蜂屋邦夫指出，古代日本知识分子一方面直接阅读了老庄的著作，一方面以竹林七贤作为六朝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理解六朝时代的思想[11]。竹林七贤成为日本士人认知、理解老子思想的桥梁。上述史实表明老子思想被当时日本文士所推崇，并熏染其精神生活。

平安时代，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897）、丹波康賴的《医心方》（984）、具平亲王注解的《弘决外典钞》（991）、藤原明衡的《本朝文粹》（1037-1046）等著作，直观地呈现出当时日本社会对于道家经典的阅读与借鉴热情。

镰仓时代，《老子》注释本增多。除了平安时代流行的《老子》河上公注本、《老子》王弼注本外，以贾大隐的《老子述义》、玄宗注《道德经》，以及林希逸口义释本为代表的“口义”本，行文通俗易懂，逐渐在日本社会流行。

17世纪以前，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传播态势。飞鸟时代，老子著作与思想在日本上层社会传播，圣德太子是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圣德太子崇信儒佛，此时期日本社会对于道家思想的接受与理解较为零散与肤浅。自奈良时代开始，老子思想逐渐渗透至知识分子阶层，构成其精神生活的一大侧面。平安、镰仓时期，明白晓畅的“口义”本实现了广泛传播。

（二）17至19世纪中叶：《老子》注本在日本流传开来，诠释角度多元

17-19世纪，也就是日本的近世时期。江户时代中期，幕府的财政危机导致整个统治阶层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为了缓解这一经济难题，统治者实行了诸多干涉农民生产生活的措施，加强征收农民的贡租。农民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农民起义频发。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动同样反映在思想领域中。随着德川体制的动摇和衰落，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乃至整个儒学，也开始显露出其弊端。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呈现由一元到多元的变化趋势[12]。提倡“无为而治”“无欲无求”的老子思想，突破儒学对人们意识形态的控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精神慰藉。

江户时代，从事老庄研究的各类学者和老庄注本有169家，其中研究《老子》者多达91人[13]。林罗山日译的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1868），导致河上公注本几乎在日本绝迹，转而被林希逸注本所替代。此外，林罗山还著有日文注释本《老子抄解》，将老子思想作为一个独立思想体系进行研究[14]。海保青陵与东条一堂分别著有《老子国字解》和《老子标注》。

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不再局限于对《老子》原文的简单复述，而是将老子思想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這一时期老学的发展，离不开徂徕学派的倡导与推进。荻生徂徕重视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并善于阐释和运用老子“道”的哲学思想。其代表作《辩道》（1654-1911）开篇提到“道难知亦难言，为其大故也”，这来源于《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在经世论上，荻生徂徕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看做“圣人之道”的重要补充，认为“与其轻率地施以拙劣的治疗，不如行老子之道”。另外，荻生徂徕的安民观念是“使民安稳，所谓安稳，就是无饥寒盗贼之患，邻里可信，其国显于世界，其家安居乐业，如此渡过一生”[15]。这与《老子》在第八十章所描述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具有相通之处。同时，太宰春台的《老子特解》、渡边蒙庵的《老子愚读》（1743）、服部南郭的《老子考》、广濑淡窗的《老子摘解》等，均为徂徕学派研究《老子》的代表著作。

近世时期，老子思想与著作以注本的形式在日本社会流传开来。这一时期，《老子》译本数量颇丰，诠释角度较为多元。

（三）19世纪中叶以后：老子思想与著作影响学界和社会多个方面

1.二战之前

作为一场极具国家主义色彩的现代化变革，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全面现代化之路。二十多年间，日本日渐强盛的国力与繁荣发展的经济，导致国内社会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迅速蔓延，传统伦理道德渐失，社会精神生活危机日益凸显。为了着力恢复日本的道德意识，回归社会的淳风美俗，日本学者试图在《老子》中寻找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慰藉。

这一时期，涵盖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和平成时代，老子思想与著作传播广泛，日本哲学界、文学界均深受影响。

首先，老学研究成果丰富。1900年，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出版。他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在序论、纯正哲学、实践哲学（伦理、政策、用兵、处世论）和结论四部分，对《老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1915年，宇野哲人在《支那哲学史讲话》中，对《老子》中的“本体论”“伦理学”“政治论”进行了论述，讨论老子的宇宙观。1921年，京都大学创办了《支那学》学刊，标志着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确立，也表明日本对中国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6]。作为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和奠基者，武内义雄坚持考证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相关文献进行逐一考证。他的《老子原始》（1926）、《老子研究》（1927）行文措辞十分严谨，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贡献的杰作，也是日本现代学人研究老子思想的奠基之作。小柳司气太的《老子讲话》（1927）、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展开》（1927）、《关于〈老子〉研究法》（1933）、斋伯守的《支那哲学史概论》（1930）及鹈泽总明的《老子的研究》（1937）等，都是日本现代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著作。伊福部隆彦从宗教学视角，撰著了《老子精髓》（1941）、《老子眼藏》（1942）、《老子道讲话》（1943）等专著。狩野直喜将考证学与思想史相结合，从“老子传”“老庄学派的起源”“老子的学说”三方面展开老学研究。长谷川如是闲则采用“inside”和“outside”兼在的社会学方法，对《老子》进行研究。他认为《老子》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日本文化创新需借鉴的一种思想资源。

其次，是对文学的影响。日本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将老子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我是猫》（1904-1906年间）、《虞美人草》（1907）曾多次出现“无为而化”“老子曾说过”之类的语句。他在《三四郎》（1908）、《其后》（1909）等作品中，提出了“则天去私”，体现了老子“少私寡欲”“道法自然”“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观点。哲学家西周曾说：“物实为阳极，虚为阴极;其于色，白为阳极，黑为阴极;其于知觉，热为阳极，寒为阴极;其于光，明为阳极，暗为阴极;其于有机性体，生为阳，死为阴……”他关于宇宙进化与自然界发展的观点与老子阴阳学说存在相通之处。中江兆民吸收了老子辩证法的思想，坚信“大”“小”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只要经过人们的努力和创造，身体之“小”必能转化为才能之“大”。他力图以此思想来提高日本民族的自信心，促成日本迅速走向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这一时期《老子》译本的数量也在增加。小柳司气太的《日译老子》于1920年出版之后，分别于1924、1935、1940、1956年再版4次。山田爱剑的《新译老子谈话》（1925）、西田长左卫门的《老子》（1927）、广濑又一与清水起正共译的《英日双译：老子、大学、中庸》（1933）及关仪一郎的《老子注集大成》（1942），均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译本。

2.二战之后

日本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均面临着反思与重建。老子所倡导的“利万物而不争”“自然无为”“无欲无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的思想，与当时日本民众强烈反战的情绪十分契合。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日见频密。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热络互动，是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传播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此阶段《老子》日语译本的数量增至49本。1954年，诸桥辙次的《老子讲义》出版。之后的五十多年间，该书再版5次。奥平卓于1964年出版的《老子》也有4次再版。小川环树的《老子》（1978）、守屋洋的《新释老子》（1984）、深津胤房的《老子细读》（1994）、新井满的《老子：自由译》（2007）、加岛祥造的《老子新译：来自无名领域的声音》（2013）、田中佩刀的《〈老子〉全譯》（2019），也是日本现代时期的主要译本。

与老子思想相关的研究著作也纷纷面世。1945年之后，日本所发行的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有91本，代表作有田所义行的《老子的探究》（1959）、大野实之助的《老子：人与思想》（1975）、大滨皓《老子的哲学》（1986）、志贺一郎《老子正解》（2000）和安富步《老子的教诲》（2017）等。

日本全面现代化以来，《老子》的日语译本与相关研究著作实现了量的提升与质的飞跃，老子思想与著作的影响进一步深化。

三结语

通过审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历经一千四百多年的传播活动，可以发现其传播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良好的地域优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东传日本的有利条件。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凭借地理上的接近性，于飞鸟时代便早早接触老子思想。历经千余载的传播与沉淀，老子思想已渗入日本文化的多个层面。

第二，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的一员。日本民众长期使用汉字、接受汉文教育，减少了其阅读《老子》原文的识读和理解困难。

第三，在老子思想与著作的东传过程中，禅僧和来华使节开放的文化态度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兼容并包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加速了老子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传播进程，也促进了日本的老学研究。

第四，日本民众精神层面的需求推进了老子思想与著作的东传。具有普适价值、倡导“无为而治”的老子思想，成为剧烈变动时代和艰困时期日本民众的精神慰藉。

第五，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老子思想与著作，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传播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何芳川. 中外文化交流史[M]. 上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6.

[2] 曹忠. 埃德雷蒙·卡彭特媒介偏重概念研究——兼论文字与图像的媒介偏重[J]. 新闻界，2019（11）：5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