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代瑜 梁鑫

【摘 要】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第一项创新成果。这项成果来自全面实践“四个理念”、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衔接新旧“两个社会”的数十年革命斗争历程，成功帮助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各族同胞从而并肩携手“站起来”;同时，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使命”：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

【关键词】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四大理念;三座大山;两个社会;一个使命

【作 者】俸代瑜，广西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梁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7，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064-0008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践中取得了三大标志性成果，第一个就是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同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结合起来，领导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面对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党又马不停蹄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民族工作实践。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作为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民族工作思想体系，在帮助各族人民并肩携手“站起来”的同时，也留下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光荣使命。

一、全面实践四个理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党的百年历史和工作实践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革命炮火中诞生的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在全面实践“四个理念”的过程中得到升华。

（一）解放思想

沖破思想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第一位的事情。正是由于实现了解放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主张，才能够由机械、教条地学习苏联民族自决逐渐转为民族区域自治。

幼年中共提出民族自决主张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是同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的影响直接相关。其次，建党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待苏联经验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共二大阐述了中共尊重民族自决，采用联邦制构建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政治主张。二大民族纲领包含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对外是中华民族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自决;对内是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自决。

反对教条、解放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民族基本政策重心由“民族自决”转向“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先导。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11～112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国内各民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基本思想;着重强调了各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平等权”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自治权”，而不是包括自由分离含义的“自决权”。六届六中全会所指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实际上是一种剥离了“民族分离”“建立独立国家”含义的“民族自治权”。并且，这种“民族自治权”被明确置于“共同对日”和“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两个大前提之下。同时，强调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禁止民族歧视。这些系统而具体的阐述表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解放思想，突破了教条主义束缚，自主确立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全面突破了西方现代国家层面的狭隘民族定义，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型案例。

民族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初始阶段的一项基础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汇总登记的400多个自报民族名单上，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居住区的地名，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有许多是同一民族的自称和他称，还有许多是不同的汉语译名。将这400多个自报族称确认为56个法定民族的过程，大致经过了田野调查、专题研究、社会协商、行政确认四个规定程序。田野调查，是在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指导下，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全国民族研究学科专家分别深入全国各地进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专题研究，则是各学科专家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内部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之后，还要将学术建议拿到待识别民族及其相关民族的干部群众之中征询意见，以“名从主人”为原则达成族属共识。正如当时参与主持民族识别的费孝通教授所说：“我们在对民族识别作出决定时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意愿，……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的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民族人民的意愿。”[2] 最后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确认，才完成相关民族识别的规程。

展开民族识别工作之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本土民族概念，因而将斯大林民族定义作为民族识别的预设理论。但这种民族定义实际上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为原型，跟我国民族社会实际严重脱节，因而只能“灵活应用”。最典型的是定义的第三个“要素”（特征），强调“在资本主义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按照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符合定义。所以，新中国56个民族的识别结论全都突破了这个“要素”（特征）。基于这种灵活机动的民族概念应用实际，不分人口多少、居住地域大小、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低，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文化特征、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我国都称之为“民族”。

（三）与时俱进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推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工作路线，是与时俱进的最好写照。

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动员少数民族参加革命，通过支持国内各族人民自主实现民族平等联合，在共同团结奋斗之中追求民族平等。1929 年初，毛泽东、朱德以红四军司令部的名义发表布告，宣称“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3]57。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1]152 这一时期改变了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把“抗日与反汉族军阀”并提的策略，开始着重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联合一致抗日”的策略。比如，1937年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指出“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的人民拥护绥远的抗战，拥护阎（锡山）、傅（作义）抗战”[4]167。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内蒙古的工作“应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汉族军阀并提的策略。因为绥远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正在抗战，如果不改变过去这一策略，则使蒙民与正在抗战的汉族统治者处于对立地位，结果使蒙民不能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日本，而且是帮助日本”[4]167～168。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适时改变革命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广泛认同和全面实施，各民族、各阶层广泛参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的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在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指导下，解放区开始逐步实践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建立民主民族政权。各解放区的《施政纲领》均规定了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人民有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参加政府的权利。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专门提出了“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大会所做出的政治决议，也做类似的明确规定。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宣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通过民族主张和民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逐渐团结起更广泛的各民族群众，共同为实现彻底的民族平等而奋斗。

（四）求真务实

西藏和平解放，就是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指导民族工作求真务实的典型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根据进藏交通状况和西藏的民族、宗教特点，毛主席强调：“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5]230 根据“政治解决优先”和解放西藏“不应操之过急”的基本方针，中央人民政府随后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先后多次派代表团或代表赴西藏进行劝和，争取能像解放北平、绥远、新疆等地一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

1950年2月起，中央开始派人进藏商谈和平解放事宜。然而，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西藏上层分裂分子与历史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顾地方经济凋敝而扩大军备、调遣藏军，妄图以武力抵抗人民解放军，还勾结帝国主义势力，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寻求一些国家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解放西藏已经迫在眉睫，不再坚持必须和平解放西藏，准备好武力斗争。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西南局和西北局于1950年10月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这一胜利创造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有利条件，西藏地方政局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趋势发展。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并于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6]227 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

二、彻底推翻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对中国各民族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官僚资本主义对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是近代压在中国各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这样一来，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就具有反对双重民族压迫的任务，即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反对本国国内的民族压迫。

（一）推翻帝国主义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便由一个此前完全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为汉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都高于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汉族人民和汉族地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他们借着船坚炮利攻占沿海地区，打开中国大门。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人民陷入巨大的灾难中。

帝国主义列强妄图长期占领中国，为此不惜推行分裂中国的政策。他们挑拨民族关系，扶植地方政权，对广大边疆地区进行瓜分、侵占。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略，除了意图把这些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他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外，更希望借助边疆地区作为侵略内地的跳板。因此，他们不断用各种手段来诱惑、欺骗，挑起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对立，制造民族间的分裂和纠纷。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侵略使少数民族承受着双重的灾难。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一直奉行着压迫、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因为帝国主义入侵，少数民族地区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变化，苦难日益深重。

而从这种外来的民族奴役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共同事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一个根源，而且是最主要的根源。它不但决定着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命运，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7]17

中国共产党以平等和团结的理念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于1945年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件，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对各民族的压迫，中华民族站了起来。

（二）推翻封建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都施行民族压迫政策，到了近代尤甚。清朝政府在入关之初对反抗的百姓大肆屠城，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强制剃发易服，改变几千年的风俗习惯。清朝政府在全国站稳脚跟之后，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开展圈地运动，大肆掠夺汉族百姓的田产、房屋。清廷圈占了土地，但是八旗子弟却不事耕种，以汉人百姓投充。一方面，除了经济剥削外，清政府在政治上还对各民族恩威并施，实行“怀柔羁縻”“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等手段;另一方面不断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间或民族内部的互相仇杀。为了从思想上麻痹人民的斗志，清朝政府还在蒙古族中提倡和扶植宗教，笼络和收买宗教中的反动势力为其所用，从而使一些少数民族深受其害。

而在一些少数民族内部，阶级的压迫也十分严重和残酷。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大多分别处于封建制经济、奴隶制经济和原始公社经济等形态，政治则保存着盟旗、僧侣贵族专政、家支、伯克、原始民主等制度。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形态使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深受剥削压迫之苦，是少数民族生产落后、生活贫苦的总根源。以西藏为例，据1959年民主改革前统计，西藏99.7%的土地被官家、寺院、上层僧侣和贵族占有。封建领主以野蛮残酷的刑罚维护封建农奴制度，自备刑具，私设公堂，有割舌、割鼻、戴石帽、剁手足、剜眼、抽筋、剥皮、投水甚至投入蝎子洞等几十种酷刑。[8]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三大改造”，经过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成为各族人民共享的幸福家园。

（三）推翻官僚资本主义

与历代封建统治者相比，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压迫，无论在行动上或政策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集团甚至根本否认中国存在着少数民族这个事实。在理论上，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各民族为“宗族”之说，认为中华民族就是由大小不同的宗族经过同化、融合形成的。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国民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压迫政策，造成社会冲突不断和民族关系严重紧张，始终未能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

国民党政府剥夺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政治权力，实行地主、军阀联合专政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国民党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法，一家有事，全甲牵连，一甲有事，全保受累。在新疆、青海、宁夏，国民党政府借助军阀势力，建立起联合专政的统治机构进行统治;在内蒙古地区，保留盟旗制度，用以笼络少数民族中的反动上层，但是又先后设立“蒙藏委员会”、省，直接控制内蒙古地区，广大蒙古族人民处在蒙古王公贵族和国民党政府双重压迫之下。

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强迫推行“国语”。诋毁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强迫各少数民族接受汉族的风俗，不准少数民族过本民族的节日，唱本民族的歌，跳本民族的舞，从而改变自己的風俗习惯和民族特点。除了这些政治上压迫和社会生活上的同化外，国民党政府还对少数民族征收苛捐杂税，施以经济剥削和压迫，导致了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更加困苦。

总之，“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9]1083～1084。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平等的主张，主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制定了以平等团结为原则的民族政策，“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0]595，“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9]1084。

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使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消减了各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破除了各民族互相团结亲近的藩篱，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因而得到了各民族的拥护，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了各民族的解放。

三、衔接新旧两个社会

推翻了压在各民族头上“三座大山”后，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推翻了一个旧社会，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新社会。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衔接新旧“两个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引导各民族迈入社会主义社会、落实民族政策上，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思维效力。

（一）跨越历史差异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革命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首要任务是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实施旨在消灭剥削压迫制度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引导各民族迈入社会主义。民族地区受地缘因素制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滞后于内地，在阶级社会里，其社会制度中的野蛮性、不公正性，较之内地尤为严重。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制度改革非常重视。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5]75 落实到实践中，坚持从民族地区复杂的现实出发，采取区别于汉族地区社会改革的政策，实行在改革幅度上稳妥、在改革政策上从宽、在改革时间上放长的方针，采取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两步走的和平改革方法。

中国共产党虽然决定在民族聚居地区的民主改革采用和平、和缓的方式进行，但基本方法还是沿袭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开展阶级斗争的方式，如发动群众，解放群众，开展阶级教育，组织基本队伍，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政权，废除剥削压迫制度，按有关政策将剥削阶级的财产转移给劳苦群众。各民族劳苦大众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民主改革是民族聚居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之人心所向，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胜利完成，消灭了民族压迫剥削和阶级剥削压迫，整个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少数民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之后，也先后进行了农业、畜牧业和城市私营工商业以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在方式上多样、步骤上稳妥、政策上灵活的政策和措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拓展了民主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使各少数民族得以稳步有序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走向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二）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保障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政治权利。党和政府领导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确定民族成份，为各民族平等参与人民代表大会、确定民族优惠政策享受范围打下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新疆、广西、宁夏、西藏设立民族自治区。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和《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其适用范围广泛，涵盖了一切没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提出普遍而又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

恢复和建设各民族团结关系。1951年5月16日，政务院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要求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含义的地名等一切有形的痕迹，必须坚决禁用或更改，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的有形痕迹。派出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同时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1952年和1956年，党和政府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提出在重点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现实中存在的地方民族主义。

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党和政府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了多种行之有效的特殊的具体政策和举措，如确定了“休养生息”的农牧业政策、“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重点倾斜”的生产力布局政策以及“赔钱补贴”的民族贸易政策和“抢救保护”的民族用品生产政策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大政方针，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上述民族政策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还包括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文化政策等，在民族新闻出版、少数民族医药卫生、民族传统体育等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四、留下一个历史使命

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持续创新发展。这个体系大量吸取了中国本土优良因素，生机勃勃地体现了中国实践的优势与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尚待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给后人持续推进中国化留下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一）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逻辑构架和基本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前导：民族识别的中国特色民族概念;基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核心：民族区域自治;归宿：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民族识别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关于民族共同体基本理论的思想，应该成为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民族区域自治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的独创性贡献，构成了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核心。这两点已在上文阐述，这里只就“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块基石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这个归属进行简述。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古往今来每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都有它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一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这一根本原则，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实践内涵的完整体系，其鲜明的特色来自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民族实践。这个经验体系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确立的一系列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意少数民族的特点、特殊性，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这些也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

事实证明，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推动民族工作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尚需升华为系统理论

较之“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还有待进一步凝练，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需要。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时期，民族问题实质就是阶级问题的认识指引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废除了延续了几千年的民族压迫制度，翻身做了主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同步开展“三大改造”，各民族一起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自此开始进行社会建设，不断提升各民族以及中华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成了当务之急。这些工作实践不断拓展了民族问题的内涵，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学理上的总结和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民族研究人员在党和政府的部署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事实上突破了斯大林民族概念，形成了对于中国民族的科学性认识。但是这些艰苦工作取得的宝贵资料在工作结束后就被束之高阁，甚至在“文革”期间多有损毁，没有在学术上进一步开展研究。因此，在民族概念上，没有突破苏联斯大林理论模式，在国内民族层面长期沿用国家民族概念，形成“两张皮”状态。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独立探索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有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虽然之前也建立过民族自治政府，但直到1947年才正式建立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陆续确立了其他四个自治区。但由于对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之间的理论转换逻辑未能得到深刻揭示，导致后来人们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方面每每陷入认识误区。

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指引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驱逐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终结了几千年的民族压迫的历史，中华民族站了起来，中华各民族站了起来，同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数十年的历史实践，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欧美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但却因理论转型的滞后，这条贯穿两大社会的正确道路长期未能从理论上得到系统阐述。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平等团结民族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在帮助我国各族人民并肩携手“站起来”的同时，留下了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3] 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问题：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8] 闵言平.中华民族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历史性巨变[N].中国民族报，2020-06-23（05）.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AND THE STANDING-UP OF ALL ETHNIC GROUPS AS ONE FAMILY： The First Review of Sinicized Achievement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in A Century of Party History

Feng Daiyu，Liang Xin

Abstract：Mao Zedong's thoughts on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is the first innovative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in a century of party history. This result comes from comprehensively practicing the four ethos， overthrowing completely the three mountains， and connecting several decades'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lasting from the old society to the new society， and successfully helps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to build up the big famil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n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stand up side-by-side. At the same time，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has left one miss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is to keep pushing forwar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and to construct the ethn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The thought of ethnic equality and unity; the four ethos; the three mountains; the two societies; one mission

〔責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