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玉乔 沈莹

[摘 要] 威廉斯因提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而著名。他坚持用历史唯物论来诠释文化的内涵，将“文化”定义为“一种对共同生活状况的反应”，认为这种“反应”包括哲学、艺术等诸多形式，并且将“文化”分为理想的文化、文献的文化和社会的文化三种基本类型，认为文化分析的框架是由文化本身的模式决定的。他的文化分析理论聚焦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文化的最重要功能是整合和协调个人（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在对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文化状况展开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威廉斯提出了推进文化革命的设想，其目标是以由国家控制又具有足够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文化替代僵化、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理论能够为当代人类化解正在失去文化的危机提供启示。

[关键词] 共同生活状况;文化分析模式;文化革命;危机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1）04—0113—09

Abstract：Williams is famous for his systematic Marxist theory of cultural analysis. He insists on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e， defines culture as a reaction to the state of common life， thinks that this reaction includes many forms， such as philosophy and art， and divides culture  into three basic types： ideal culture，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His theory of cultural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nd hold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culture is to integrate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ideas） and society （ideas）. On the basis of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ritish cultural situation in the 1960s， William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promo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se goal is to replace the rigid and decadent capitalist culture with a socialist culture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and sufficiently open. Williams' Marxist culture-analytical theory can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human beings to resolve the crisis that is losing culture.

Key words： common living conditions; cultural analysis model; cultural revolution; crisis

“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把它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首要内容，将它定义为“群体传播知识与价值观的社会行为模式”[1]101，并且因为最先提出以强调文化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为主要思想的软实力理论而获得“软实力之父”的称号。在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被确定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有些学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是通过文化软实力博弈得到体现的。在“文化”受到空前关注和重视的当今时代，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展开系统解析并深入发掘其合理思想因子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 文化：一种对共同生活状况的普遍反应

“文化”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也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的含义总是处于不断拓展、不断膨胀、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很多人倾向于将它视为一个能够包罗万象的概念。因此，伊格尔顿说：“‘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2]1其意指，文化具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含义。

作为一个推崇文化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不回避“文化”的定义问题。他对“文化”的定义是以批判经验主义做法作为起点的。在现实中，很多人倾向于仅仅将文化视为一种可以“体验”的东西，即把文化仅仅作为一种“人工制品”[3]456或“智性和想象力的作品”[3]457来加以认识和对待。例如，有些人喜欢依据人的外在服装来区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威廉斯认为这种做法旨在混淆视听。他认为，工人阶级不会因为拥有了以前只有资产阶级才会拥有的汽车、洗衣机和电视机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会因为不拥有这些东西而变成工人阶级。他说：“两者之间的首要区分必须从整体生活方式中去寻求，而且不能再拘泥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此类的外在依据。”[3]457其意指，文化首先表现为物质性的东西，但它不能被简约为物质性的东西。他进一步指出：“文化不仅仅是智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从根本上說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3]457什么是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它不是指个人的个体性生活状况，而是指人类在一定群体中的共同生活状况。因此，“文化的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状况所发生的普遍和重大变化所做出的一种普遍反应”[3]425。这种“反应”可能是哲学的形式，也可能是艺术、制度安排等其他形式。

基于上述认识，威廉斯将文化分为三类，即：1）“理想的”文化——“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人类根据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而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4]50;2）“文献的”文化——“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就是思想性作品和想象性作品的实体，其中，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以各种方式被详细地记载下来”[4]50;3）“社会的”文化——“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4]50。所谓“文化分析”，就是要对这三种文化形态进行深度的理论解析。对第一种文化形态的解析是要发现和描述生活或作品中的某些价值，对第二种文化形态的解析是要对各种各样的思想性和想象性文化作品进行批评，而对第三种文化形态的解析是要阐明某种特殊生活方式或特定文化形态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以自由为前提。只有从这种自由出发，文化才能够被思考和实现。”[5]52威廉斯对“文化”所作的定义和分类对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文化的内涵、表现形态、主要特征等具有启示价值。我们认为，他试图明确和强调以下四个事实：

第一，文化有两个维度：一是现象的维度;二是本质的维度。前者指文化能够作为表象呈现出来，是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后者指文化能够作为抽象的观念隐藏在表象的背后，是人必须借助理性认识能力才能认知和把握的东西。只有从这两个维度来认识、理解和把握“文化”的内涵，我们才能掌握它的真义。

第二，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相对独立的一个领域，但它不仅与人类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紧密关联，而且必须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因此，它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体。威廉斯强调，“文化”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变革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它本身总是作为“特殊的地图”[3]20存在，我们可以借助它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变革的本质。在文化观上，威廉斯坚持历史唯物论立场。他引用馬克思的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386威廉斯将“文化”归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围，并且强调经济基础对它的决定作用，但他同时也肯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对人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反作用和影响力。

第三，文化本质上是群体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所有形态的文化都产生于人类群体生活中，并且是对人类在群体中的共同生活状况的体现和反应。个人可以作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参与文化的建构过程，但他绝对不可能独立承担文化建构的重任。我们既不能说某个人创造了某种文化，也不能说某个人拥有某种文化。文化只能由某个家庭、社会组织、企业、政党、民族、国家或整个人类创造，也只能为这样的人类群体所拥有。只有群体才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也只有群体才具有拥有文化的资格。

第四，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一般的，也是特殊的;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既是平常的，也是复杂的。由于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状况兼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抽象性和具体性、一般性和特殊性、无形性和有形性、平常性和复杂性，作为这种共同生活状况的“反应”的文化必定也是物质性和精神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抽象性和具体性、一般性和特殊性、无形性和有形性、平常性和复杂性的统一。

由于“文化”的内涵特别丰富、复杂，人们很容易在进行文化分析的时候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有些人片面强调文化的形而上意义，有些人侧重于重视文化的文本意义，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更多地关注文化的社会意义。在这一点上，威廉斯的观点很明确。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人们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展开文化分析。他认为：“要寻找各种意义和价值以及关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记录，当然不能只局限于艺术作品和思想性作品，各种制度和行为方式也应该纳入视野。”[4]51其意指，文化分析应该体现全面性、综合性和统一性，即应该全面涵盖文化的外延和内涵，以使分析体现完整性、解释力和说服力。威廉斯还特别重视探究上述三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与其他的文化形态紧密关联，因此，“对文化进行分析，是试图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的综合体的组织的性质”[4]55。这不仅意味着文化分析应该模式化，而且应该采取综合的模式。

文化分析的模式是由文化本身的模式决定的。威廉斯认为，文化从来都是以“模式”存在的。所谓“文化模式”，是“对各种利益和活动所做的一种选择和构型，也是对它们的一种特殊评价，它在生产一种不同的组织和一种‘生活方式”[4]56。“文化模式”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感觉结构”⑥。“每一代人都会在社会性格或是一般文化模式方面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并获得相当的成功，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从什么地方‘来的。”[4]57这是指，每个时代的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感受他们所处时代的整个生活，并且将自己的感受建构成一种感觉结构。一切文化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被建构的，也都是它们的反映。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使得不同时代的人都会基于不同的“感觉结构”建构文化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本身是断裂的，相反，文化总是在很多方面保持着连续性和传承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连续性、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威廉斯主张从多维视角展开文化分析。从多维视角展开文化分析有助于增强文化分析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但它必然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多维视角展开文化分析，我们的文化分析活动是否应该遵循某种普遍有效的评价标准？或者说，在承认和强调文化分析的多维视角时，我们能否为自己的文化分析活动确立普遍有效的评价标准？确立文化分析的评价标准就是要确立文化分析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威廉斯强调：“关于文化分析的任何理论解释都必须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接受检验。”[4]62其意指，要对某种文化形态或某个层面的文化展开理论分析，我们必须深入它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凭借主观臆测或想象来进行;只有这样，我们的分析才能深刻反映文化的真实性，也才具有无法辩驳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说服力。例如，要考察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文化，我们就必须依据那个时代的报纸、文学作品等史料来展开。威廉斯强调的是，文化分析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即一切靠事实来说话。在如何确立文化分析评价标准问题上，他主张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二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化分析的聚焦点

文化只能是群体性的，但由于所有群体都是由个人组成的，文化又不可能脱离个人而存在。因此，文化分析不能不考察人的本质问题和存在状况。在这一点上，威廉斯明显坚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二重性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519，但个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6]3。其意指，人既作为“个人”存在，也作为“社会人”存在，他的本性兼有个体性和社会性。不过，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并且称之为人的本质。他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1威廉斯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非常相似的论述。在他看来，对个人和社会作出区分是必要的，因为“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你很难不感受到‘个人与社会的区分所具有的力量”[4]104，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和社会是相互隔离的。一方面，“个人既是一个人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4]107;另一方面，“社会的实体就是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活生生的组织”[4]111。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如何认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威廉斯反对传统的做法。所谓“传统的做法”，就是将个人对待社会的态度简单地归结为两种，即遵从和不遵从，同时将社会对待个人行为取向的态度归结为赞许、谴责、咒骂等类型，其实质是将个人和社会视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威廉斯试图超越这种做法。他提出“成员”概念，并以此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个人对社会的积极认同和社会对个人的悦纳。在威廉斯看来，个人和社会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完全可以相向而行。他说：“某个社会的成员会感到自己归根结底是属于这个社会：社会的价值就是他的价值，社会的目的就是他的目的，以至他会自豪地用社會性的术语来描述自己。”[4]95当个人能够将自身作为社会的成员来看待的时候，他一定会对社会有更多的价值认同;与此同时，社会也可以通过包容的方式悦纳个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给生于其中的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去思考如何生活，但这不必要求个人只能改而服从社会目标，在很多时候，社会也会表达这么一种愿望，希望看到个人可以依照社会所拥有的最好的经验而活下来并得到成长。”[4]96-97

相互依存是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个人只有将自身置于某种社会过程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也必须依靠个人才能成就自身的存在。认识这两个事实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个人—社会关系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推动人们深刻把握“革命者”“改革者”“批判者”“流亡者”“反叛者”“漂泊者”的区别。改革者和批判者都是社会的成员，他们往往真诚地想改变社会，但他们的愿望与社会所坚持的一般价值和所需要的连续性、统一性并不相悖。流亡者包括被社会放逐的人和自我流亡的人。前者被社会驱逐，但一旦有机会，他们仍然会回归社会;后者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不关心社会现实，也没有改变现实的愿望。反叛者试图通过反叛某种社会模式来建立自己希望的社会模式。漂泊者并不会漂出自己所在的社会，但他们觉得生活在社会之中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也与自己无关。革命者不同于这些人，因为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公然敌对和斗争的关系”，其目的是要“以斗争的方式反抗社会”和“建立一个别样的社会”[4]99。显然在威廉斯看来，无论个人以何种身份存在，他都无法摆脱与社会的关系和联系;纵然一个人是革命者，他试图通过斗争的方式反抗社会和建立新的社会，他最终还是要回归个人与社会的紧密关系;革命者的革命目的只不过是要用新的个人—社会关系代替旧的个人—社会关系。

威廉斯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为了突出他的文化分析理论的聚焦点。他似乎认为，文化的含义只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两种观念的关系，即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之间的关系;个人怎么看待自身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又如何看待自身及其与个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文化涵盖的两个主要内容;文化往往通过人的思想观念及其现实化状况得到反映，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状况。

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这种“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6]556这一论断至少有三个要点：1）乡村与城市的分离发生在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2）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3）乡村与城市的对立贯穿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正因为如此，乡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试图进行文化分析的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论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一个与人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直接相关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人们不仅保留着将自身区分为“乡村人”和“城市人”的传统，而且高频率地使用“乡村”“城市”“乡村经济”“城市经济”“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等“热词”。

威廉斯在进行文化分析的过程中也没有回避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他本人就出生在英国乡村，并且长期生活在乡村。因此，他能够深深地意识到乡村生活对他的重要意义，但他同时也知道乡村与城市的紧密联系。他说：“我的网络从我在窗前坐的地方开始，通向剑桥和伦敦。比这两个城市更远的，是邮戳显示的地方，那些不熟悉的邮票和远方的城市：罗马、莫斯科、纽约。”[7]5

说明：《漫长的革命》和《乡村与城市》这两本书的译者对威廉斯名字的翻译并不统一。本文采纳的是《漫长的革命》译者的译文。他之所以首先想到剑桥和伦敦，是因为他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他长期居住在乡村，但他对城市和城市生活并没有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他会在晚上的时候凝视城市的灯光：“晚上睡觉前，我走到屋外，注视着明亮的天空：我注视着城市，同时想起了哈代笔下的裘德。裘德也是站在野外，注视着远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克里敏斯特。有时我也会想到华兹华斯。”[7]5这些描述生动反映了威廉斯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深切怀念。

威廉斯对乡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展开的。在他看来，乡村与城市的分离问题体现人们的视角问题。一方面，人们对乡村和城市的看法并不统一。对于有些人来说，乡村是自然生活方式的象征，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乡村则是落后、愚昧、处处受限制的地方。人们对城市的看法也一样。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是智力、交流、知识的汇聚地，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则是吵闹、俗气、充满野心家的地方。另一方面，人们对乡村和城市的分离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这一点上，威廉斯高度肯定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乡村意识。虽然英国人是“第一个主要在都市居住的民族”[7]2，但是他们对待乡村和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7]2。这是指，英国人一直保持着强烈的乡村意识，纵然是在达到很高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之后，他们的文学主要还是乡村文学，有关乡村的很多傳统观念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

在思考乡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时，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必然导致乡村消失的后果。威廉斯对这种观点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人们不应该想当然地将乡村想象为田园诗般的地方，认为那里只有优美、静谧的自然环境和快乐的生活，因为乡村人也会遭到贫困、交通不便等问题的困扰，尤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大肆搞圈地运动的时候，英国的农民甚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样，人们也不应该只看到城市的好处，看不到它的不足。有些人将伦敦看成国际性的大都市，并且极力推崇那里的生活，而伦敦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美好”。威廉斯引用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的话强调，在伦敦街头的拥挤中包含着很多丑陋的违反人性的东西[7]294。他甚至借用小说家哈代的话将伦敦称为“一个有着400万个头颅和800万只眼睛的怪物”[7]295。在他的眼里，伦敦是“光明之城”，也是“黑暗之城”;那里有繁荣的商业，也有残酷的阶级剥削;那里有车水马龙的景象，也有贫民乞讨的身影。

乡村和城市都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也都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记忆。人们对乡村的文化记忆多半是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回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的回忆，还有对童年的感觉：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的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7]403。我们依据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和感觉来建构关于乡村的文化记忆时，我们难免会将自己的主观性投射于其中，我们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乡村观念也一定与乡村本身的历史和现实有出入。同样，人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建构他们对城市的文化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城市的观念。

“乡村和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7]402乡村和城市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的分离也是历史演变的产物。历史地看，“乡村”和“城市”这两个概念并不仅仅指称它们存在的历史性事实，而且代表两种不同的观念。要真正深刻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乡村和城市的历史变迁和存在现状，人们需要有历史唯物论的眼光。诚如威廉斯所说：“我们必须在乡村和城市资本主义历史中去观看，不仅要以一种批评的方式，还要以一种充分的方式，也即对在无数人的生活中被发现和重新发现的那些往往处于压力之下的经历进行肯定：那是有关坦率、联系、亲密和分享的经历，最终仅靠它们就能说明真正的畸变可能会是什么样子。”[7]403当人们学会用历史唯物论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乡村和城市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发现它们都是具有多样性的人类生存方式，它们留给人类的文化记忆也一定是多样的、复杂的。

“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社会的两个维度。它们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它们表征个人—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状况，代表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两个不同方面，承载着人类认识、理解和把握个人—社会关系所形成的两种不同观念。具体地说，它们是具有不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模式，代表两种不同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

文化的最重要功能是整合和协调个人（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它能够通过倡导正确的思想观念——正确的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来使两者相向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因此，威廉斯说：“就个人与社会而言，我们需要学会一些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从其中一方的角度来真正认识另一方，这样我们才能以最平常的方式说我们是在一个连续的过程——大脑、神经系统、身体、家庭、群体、社会、人——中研究组织的种种形式。”[4]108人类不能没有文化，但文化必须建立在由个人视角和社会视角综合而成的复合视角之上。我们既不能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看社会，也不能仅仅站在社会的角度看个人;前者必定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极端化，后者则可能导致专制主义观念的出现。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考虑社会或群体对独一无二的个人的作用，也要考虑许多独一无二的个人通过交流过程创造了组织并在必要的时候扩展了组织，而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个人才能持续地被塑造出来。”[4]109文化是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得到有机融合、贯通、协调和统一的结果。

三 对英国文化状况的批判与文化革命

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是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做法。威廉斯也热衷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但他将这种考察的兴趣主要投向英国。

威廉斯主要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文化。他对那个历史时期的英国文化所作的总体判断是：“工业先进，民主制度牢固，教育和文化的总体水平也在稳定上升。”[4]311这一方面是在肯定英国文化发展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在批评英国文化存在的问题。在威廉斯看来，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它所宣扬的那些思想和行为模式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地步”[4]319。其意指，英国的主要问题恰恰是文化僵化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英国的国家治理体制顽固、僵化，对人的控制日益严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在国家治理体制方面做过一些变革，但很快就形成了单一的国家治理模式，而最麻烦的是人们已经习惯于依靠它。这种国家治理模式是以控制人作为根本特征的，但它对人的控制很隐秘、很难辨别。另外，它是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意识形态来控制人的，表面上给人一种自由感，实际上对人的控制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最重要的是，它对人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体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

第二，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一种纯粹的消费型经济。势力强大、互相勾结的私有机构控制着英国的经济命脉，掌握着“经济制高点”。他们将整个英国变成一个消费市场，将所有人变成“消费者”，厚颜无耻地标榜自己在扩大消费和建构消费信用系统方面的“成就”，并且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主义态度。而在威廉斯看来，“关于英国经济前景的常见的乐观主义，可以合乎情理地看作是天真的自鸣得意”[4]312。威廉斯认为，二战之后的英国经济发展格局既没有确定的正确方向和光明前景，也根本不可能保证人们生活水平能够在未来五十年稳步上升。

第三，英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完全变质。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但它的民主制度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已经蜕变成政客玩弄权术、权谋的平台。政客不再重视民主制度的实施成效，而是更多地追求“民主形式”，而为了达到目的，他們热衷于搞阴谋诡计和表演“精妙的领导艺术”。威廉斯讽刺说：“精妙的领导艺术已经成为公开的神话，针对它的挑战极为罕见。这显然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那种民主的领导。”[4]324最可怕的是，曾经宣称要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英国工党也在这种“民主政治”中随波逐流。

第四，阶级观念模糊化极大地消弱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基础。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无产阶级是担负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阶级，其革命目的是要让“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8]566。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关于社会各阶级的既有描述已经变得极为费解”[4]350。这主要是指，英国工人阶级本身已经失去作为“无产阶级”存在的阶级特性，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变成“中产阶级”，甚至已经跻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身份转变不仅使他们从无产阶级的阵营中脱离了出来，而且使他们丧失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和勇气。

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处于急剧变化而又混乱不堪的社会状态。这一方面说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得极其僵化、腐朽，另一方面也为人们进一步思考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契机。正是基于对英国社会状况的深切忧虑，威廉斯提出了推进“文化革命”的设想。他认为文化革命与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同等重要，并且强调它们都是任重而道远的革命，当时（20世纪60年代）仍然处于起步或初级阶段，因此，他将他自己特别推崇的文化革命称为“漫长的革命”[4]5。作为一位以文化分析作为主要志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主张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价值，特别是文化革命的价值，并且呼吁人们通过教育和文化传播的手段改变社会现实，其根本目的是要建构系统的文化革命观，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英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威廉斯的一生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度过的。他不仅经历了人类以世界大战的方式自相残杀的可怕历史，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峙的冷战格局，而且看到了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给整个世界和当代人类带来的深刻影响。他没有将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视为三个彼此分离的过程，而是将它们作为三种紧密关联的革命形式来看待。

威廉斯对文化革命抱持显而易见的乐观主义态度。他说：“意识确实一直在变，新的经验总是要寻求新的解释，这是一个永恒的创造过程。”[4]368事实上，威廉斯不仅看好文化革命的前景，而且对它的长远目标有明确的预期。他认为，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用社会主义文化替代资本主义文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又具有足够开放性的文化形态。在威廉斯的眼里，文化革命彰显的是这样一种必要的力量：“反对一切专制势力，不管它是武力的还是金钱的;反对一切意在扰乱并削弱这一漫长而又艰苦的人类努力的行为，追随并拥护那些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推动这场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的人民。”[4]369其意指，漫长的文化革命将由广大人民来推进，也必将在广大人民的推动下取得最终成功。

四 威廉斯文化分析理论评析

我们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都必须从他生活的历史语境来展开。雅思贝尔斯曾经说过，伟人是“存在的镜子或者说是其代表”[9]1。威廉斯之所以能够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这是由他自身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文化信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特征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威廉斯出生在红色家庭中。家庭是人类树立道德价值观念和政治信念的摇篮。当威廉斯1921年8月在英国威尔士和英格兰接壤的一个小矿村出生的时候，他置身于其中的是一个具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是英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工党的坚决支持者，他的父亲后来还担任当地工党组织的负责人，并且是192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这种红色家庭背景给儿童时代的威廉斯留下了深刻的“红色记忆”。少年时期，他就参加了当地工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并在活动中对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16岁那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并因为发表抨击英国政府的一篇文章而小有名气。中学期间，他加入左派读书俱乐部，为工党做了不少工作。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他加入社会主义俱乐部、共产党学生支部，并且成为英国共产党学生支部的骨干成员。二战之后，他全力以赴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著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乡村与城市》《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作，成为英语国家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之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方面做出奠基性贡献。威廉斯走上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道路，这与他从小在红色家庭背景成长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坚信人类的文化创造力是威廉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的重要信念力量。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因为只有人类有能力创造文化。威廉斯认为，人类具有创造性心灵，这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也是人能够创造文化的主观条件。学习是人的本性。人进化到一定的阶段，他的学习本性就会养成，这不仅使得他的社会生活表现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再学习过程，而且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威廉斯强调：“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有其沟通系统，但就人类而言，情况又有所不同，人只有通过社会组织和传统，才有可能进行学习和再学习，而这个学习和再学习的过程已经产生了许多极其复杂、强有力的沟通系统。姿势、语言、音乐和数学都是这样的沟通系统。”[4]32人类所发明的各种“沟通系统”就是“文化”。 文化产生的主观条件是人类的心智。具体地说，文化只不过是人类心智所习得、所创造的诸种模式。坚信人类具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这是威廉斯能够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的道路上不断砥砺前行的重要信念力量。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特征是威廉斯致力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的必要条件。威廉斯诞生的时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胜利，但在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严重失败。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卢卡奇、柯尔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其归因于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意识的事实，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人道主义解释，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继承性，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文化分析或文化批判的传统。事实上，推崇文化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做法。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他们试图重新发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动;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他们试图以文化变革社会的思想倾向。威廉斯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诠释文化的“主要积极活动”[3]398。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社会主义运动被镇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没有呼吁无产阶级以政治革命（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要求他们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逐渐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这说明他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明显的软弱性、保守性和局限性。

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威廉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的价值目标。经典马克思主义侧重于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主张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呼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视角。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威廉斯并不否认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认为仅仅从这两种视角研究社会是“狭隘的”。他说：“只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是过于狭隘的，摆脱这种思考方式显然可以走得更远。”[4]125在威廉斯看来，政治是通过社会的决策系统得到体现的，经济则是通过社会的生产、分配等活动得到体现;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也是可变的，导致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文化。他指出：“马克思自己曾构想过一个文化理论，但没能充分加以完善。”[3]385威廉斯具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他希望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的方式弥补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不够的不足。

威廉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分析理论的建构。他说：“不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过去的和现在的文化，而且也要用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的文化。”[3]398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对我们认识和剖析至少四种文化观有启示意义：

一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文化观。文化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但很多人在现实中倾向于将文化仅仅归结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看不到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观念）。例如，有些人仅仅将高耸的大楼、宽敞的马路、繁华的超市、穿梭的汽车、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等表象视为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固然首先是通过这些表象得到呈现的，但它还有更加深刻的一面，这就是城市人群的观念。在城市文化中，不仅有大楼、马路、超市、汽车、灯红酒绿等表象，而且有城市人群重视文明、规范、效率、诚信、合作等价值观念。如果一个人对城市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他的文化观难免流于肤浅。

二是只见物质、不见精神的文化观。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但很多人在现实中倾向于将文化仅仅归结为物质性的东西，看不到文化的精神性内容。这种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将人类看成自私自利的存在者，把社会视为物欲横流的名利场，推崇纸醉金迷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在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史中，既有人类重视物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生动画面，也有人类崇尚哲思、热爱知识、趋善避恶、探求真理、注重审美的美好图景。如果一个人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仅仅局限于物质性层面，他的文化观必定是庸俗的。

三是只见个人、不见社会的文化观。文化不仅折射个人与社会的表层关系，而且反映人类的个人觀念和社会观念的深层关系。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的个人观念和社会观念有机融合的产物。也就是说，文化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元素。在现实中，有些人倾向于仅仅以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反应来定义文化的内涵。例如，某个或某些电影明星的生活状况受到了少数人的吹捧，他们就称之为“文化”。“追星族”大都拥有这样的文化观。殊不知，文化本质上是群体性的。人们对一种生活状况的反应只有达到群体性程度之后，他们的反应才具有成为文化的资格。

四是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文化观。文化不仅是一个群体对某种整体生活状况的群体性反应，而且具有稳定的整体性。例如，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对自身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性生活状况作出群体性反应的结果，它不是一种分散的状态，而是一种整体的状况。这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作为“传统”存在的中华文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整体，它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中间不断传承传播，从而形成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精神血脉。在现实中，如果一个人将文化碎片化，即将文化仅仅视为某种艺术形式、某种哲学思想或某种价值观念，他就不可能看到它的整体性。

上述四种文化观在当今世界严重存在，它正将当代人类拖入失去文化的危机之中。由于对文化的本质、精神性、社会性和整体性缺乏认知和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文化建设领域陷入了误区。它们盲目推进城市化进程，却不重视城市文化的全面建设;它们片面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却不重视国民精神境界的提升;它们大肆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却不重视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它们偏重于促进某些文化领域的发展，却不重视文化的整体推进。这些做法轻则会导致文化不能健康发展的事实，重则会导致当代人类陷入失去文化之危机的严重后果。要化解这种危机，我们可以从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中汲取智慧。

“威廉斯是一位文化思想大师。”[10]序1威廉斯的伟大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他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作为理论依据建构了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并且表现出为文化而斗争的可贵精神。他的文化分析理论并不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政治分析和经济分析的传统，只是将文化分析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强调。他似乎意在告诫我们，文化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忽略的重要领域;民主革命可以建立一个政权，工业革命可以带来技术的迅猛进步和经济的空前繁荣，但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作为支撑，它们是不可能行稳致远的;文化是一盏价值明灯，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引领和护航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约瑟夫·奈. 论权力[M].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2] 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M].张舒语，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M].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 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 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卡尔·雅思贝尔斯.大哲学家：上[M].李雪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0]许继红.雷蒙德·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