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晓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学校通过教学活动发挥了传播知识、教化民众的作用，真正达到了化民成俗的社会作用。唐代政府出于推崇儒学和教化民众的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社会办学，为各类学校的开办与发展提供了政策条件。在此背景之下，敦煌地区也逐渐建立起了相应的官学体系以及极具敦煌特色的私学教育体系，在推进敦煌教育事业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由现存文献可知，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相当丰富，P.2721《杂抄》 中就开列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课本）：如《尚书》《毛诗》《周易》《礼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左传》所谓“九经”。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敦煌现存儒典中并未见《周礼》《仪礼》及《公羊》，而《孝经》《论语》《尔雅》却有不少 ，特别是《孝经》和《论语》，不仅种类多于其他典籍，而且还有集注、讲经提纲等 。除经部教材外，还有以《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晋纪》《晋阳秋》《国语》等为主要内容的史学教材，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为主要内容的道学教材，以及《千字文》《太公家教》《开蒙要训》《兔园策府》《辩才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等童蒙读物。

一、敦煌州县学教育内容

唐代自立国之初就开始了大规模整理儒家经典的工程，唐太宗令孔颖达、颜师古等修撰《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 ，从而实现了儒家经典教材的统一，同时也确立了儒学的官方标准。唐代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崇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均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学校。据《新唐书·选举上》载，唐代明经科考试的基本内容及修业年限有明确要求：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

又《唐六典·国子监》载：“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兼习之”。据此可知，上述经典均属唐代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则其注本自然当属考试辅导教材。对此，朝廷亦有明确规定。《唐六典·国子监》中还特别加注：

诸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宁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旧令《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

据《新唐书·百官志》明确可知，在唐代“《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仪礼》为五经”，属于科举考试最基本的内容。对“五经”，内容（白文）方面不能允许有其他版本，解释（注本）方面也不能允许有其他阐释。

敦煌现存儒典的种类、数量等与唐令的规定基本一致，与此一时期的科举考试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科举考试最基本、最重要的儒典，敦煌全部具备；科举考试不太强调、不太重要的儒典，敦煌则完全没有。科举考试实用性较广的儒典，敦煌现存数量一般较多；科举考试实用性较狭的儒典，敦煌现存数量则一般较少。”张弓先生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上述儒家经典文献，不仅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唐代官、私各类学校的主要教材。此外，有关道学的题记和规模虽然少见且难以确考，但《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都是科举制下道举的内容，因而也应是敦煌地区官办学校所要求的教学内容。

二、敦煌私学的教育内容

唐初，私学的发展仍延续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风气，私家讲学授徒常达数百人，如王恭《旧唐书》卷七三《王恭传》载：

王恭者，滑州白马人也。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余乡阁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贞观初，征拜太学博士，所万苒三礼，接别立义证，甚为经博。盖文懿、文达等皆当时大儒，罕所推借，每讲三礼，皆举先达义，而亦畅恭所说。

《隋书·梁彦光传》载，彦光二度任职相州刺史时“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唐故处士王君之碣》载“君讳庆（王庆）……七岁能自致于乡校，乃心专经，笃意儒业”。《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上》载，朱温之父朱诚曾“以《五经》教授乡里”。《樊南文集·杂记·齐鲁二生》“程骧”条云，程骧“后渐通《五经》……往往同学人去其师，从骧讲授”。这里的《五经》当是贞观中孔颖达等人奉敕所修撰的《五经正义》。由此可知，儒家经籍在唐代乃是乡里村学必学的课程。当时敦煌地区乡村学校所学的内容想必大抵也是如此。又《新五代史·刘岳传》记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兔园册》，据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教学童”。可见，在唐五代时期，蒙学书籍已经为一般民众所学习了。据目前可见之敦煌文献可知，当时敦煌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除《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等五经及《论语集解》《孝经》外，还教授《千字文》《太公家教》《百行章》《兔园册府》《蒙求》《开蒙要训》《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珠玉抄》《古贤集》等以突显儒家道德伦理的忠孝仁义、诚信礼智、尊贤尚能、勤学修身、齐家治国等立身处世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为宗旨的民间普通读物。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用政策和三教合流思潮，对当时社会的知识、教育、文化和信仰也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在学校教育方面，敦煌的官学、私学、寺学等教学内容，也都是儒、释、道三学并重。从敦煌蒙书中的《辩才家教》，其内容多采取佛教用语并杂糅佛教思想，以作为寺院用来教育童蒙而编的德行教材； “包括九经，罗含内外，通阐三史”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以及《王梵志诗》等都可得到印证。除此之外，我们从一些学郎题记中也都可一窥其三学并重之概貌。如北莱19《妙法莲华经》背面题记：“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S.3348《妙法莲华经卷第六》末署：“上元元年九月廿五日左春坊楷书萧敬写”；P.2566V《礼佛忏灭寂记》：“开宝九年（976）正月十六日抄写礼佛忏灭寂记，书手白侍郎门下弟子押衙董文受记”；P.2841《小乘三科》末题：“太平兴国二年 (977) 二月廿九日，白仕郎门下学士郎押衙董延长写”等。同时，有关道学的内容，如《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都应是乡村学校所要求的教学内容。

唐代初期，敦煌私学机构的教学方向，受到唐代政府的文教政策与科举考试的影响，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在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的私人所兴办的家学、义学、寺学等私人教育机构兴起。一般初学者，可在私学机构接受识字习书、启蒙教材等初级教育。此后，如果要继续升学，则可至州、县官学继续接受高级教育。从私学生所抄写的文书种类来看，除了儒家经典之外，还包括诗词歌赋、吉凶书仪、蒙书教材、佛经典籍、讲唱作品等。据此可知，中晚唐时期的敦煌地区受唐代政府的影响相对较小，私学机构的教学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将实用性、通俗性、宗教性以及具有敦煌区域性的教材，统统纳入私学机构的教学内容之中，致使私学较之官学机构的教学内容更为丰富。

注释

①《杂抄》，或曰《珠玉抄》《随身宝》《益智书》，是敦煌蒙书中的一种。据郑阿财先生研究，目前所知计有写本 13 件（S.4663、S.5658、S.5755、S.9491、P.2721、P.2816、P.3393、P.3649、P.3662、P.3671、P.3683、P.3769、P.3906）其中，以P.2721卷子最为完整，凡164行，含首尾题及序文。参见郑阿财，朱凤玉著：《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②敦煌儒典现存九类、四十余种，约三百个编号。九类包括《易》《书》《诗》《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其中：《易》二种，《书》四种，《诗》六种。《礼记》六种，《左传》三种，《谷梁传》二种，《孝经》十种，《论语》七种，《尔稚》二种。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著录同类俗典三百余种，敦煌儒典除去重复（如《经典释文》、《五经正义》根据经类分为五种）及对策、问对、讲经提纲等，实际仅占约十分之一。约三百个编号，其时间最早为六朝（包括北魏、高昌），最晚为宋初，主要属于唐五代。其中，有题记的四十余件。参见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页。

③敦煌本《易》类仅一家一部，即王弼《周易注》，另有单本陆德明《周易经典释文》；敦煌本《书》类除白文外，亦仅一家一部，即孔安国《尚书传》；敦煌本《诗》类除白文外，有多家多部，包括郑玄《毛诗定本》、郑玄《毛诗诂训传)、徐邈《毛诗音》、刘炫《毛诗音》、孔颖达等《毛诗正义》等六种；教煌本《礼记》类除白文外。有多家多部，包括郑玄《礼记注》、徐邀《礼记音》、陆德明《礼记经典释文》、李林甫等注解《唐明皇御刊别定礼记月令》等六种；敦煌本《左传》类，有三家三部，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抄》、孔颖达等《春秋正义》等；敦煌本《谷梁传》类，有二家二部，即糜信《春秋谷梁传解释》、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敦煌本《孝经》类除白文外，有多家多部，包括郑玄《孝经注》、佚名《孝经解》、佚名《孝经注》（二种）、佚名《孝经疏》、元行冲《御注孝经疏》、口嵩《御注孝经赞》、佚名《御注孝经集义并注》等。另有杨蒲（满）山咏《孝经》十八章（又名《新集《孝经》十人章》）等；敦煌本《论语》类除白文外，仅三家三部，即郑玄《论语注》、何晏等《论语集解》、佚名《论语郑注音义》。另有皇侃(论语疏》讲经提纲、郑玄《论语注》对策及问对残卷等；敦煌本《尔雅》类除白文外，仅一家一部，即郭璞《尔雅注》。参见张弓著：《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