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黛

宜宾市图书馆

一、起心动念

宜宾市图书馆经屏山县图书馆提供线索，于书楼镇拓制一张乾隆时期的拓片，内容“古云六祖……”落款“乾隆十九年甲戌岁八月”后附捐资题名，主要记述六祖相关事迹，目的应是普及六祖生平且阐述其思想为后人所知。

自新旧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但凡带有刻画符号与铭文的物件，都会引起专家关注，无非是因其上的文献资料承载当时人们的思想，反映人类的文化进程，这些文献的载体自古至今或有不同，上述拓片的内容最初便是经过口传相授，记录在案，镌刻于石。

从古籍装帧形式来看，早期文献多为梵夹装刻于贝叶经上，及至南北朝时期敦煌藏经洞内中多手书卷轴，随着中国雕版印刷兴起，逐步开始有经折装，2019年我馆协助宜宾市博物馆进行古籍普查时，发现一套明永乐年间的善本古籍，正是经折装。最初梵夹装的引入可以说是从西而来，可能当地为了防虫蛀，往往还会沾一些当地香料与其上，无论其装帧形式还是所载内容都带着浓厚的异国风情，沿着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在国内逐步滋长发芽，随着人们阅读习惯、书写习惯的改变而有了更多的装帧形式，目的是更加方便快捷提高效率。这点突然给了笔者一些启迪，来自西方之物，无论实体物质还是思想习俗，都是逐步进入中国境内且与本土文化发生交融，最终扎根于此。

不禁让人思考，宜宾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位于川滇黔交汇之处，毗邻西域，离中央政权较远，本身即文化大熔炉，既有珙县、兴文悬棺葬为代表的僰人悬棺，又有苗族杂居其中，民风民俗不同，语言文化迥异，究竟何等机缘开启了对外交流，接收异域文化且与当地思想融为一体的。将这个问题还原到历史时期，放眼整个中国，或能找到一些答案。

二、历史渊源

历史词典中释义提到:“南朝梁大同十年(544)置，治所在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市。唐武德元年(618)改为戎州，移治南溪县。贞观四年(630)置都督府，州复移治僰道县。乾元元年(758)复改为戎州。其中明确提到其辖境相当今四川宜宾、南溪、雷波、金阳等市县以南，直至云南东川、宜良、个旧及贵州威信、水城、普安、兴义一带。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大坝都总管置，属马湖路。明洪武四年(1371)降为戎县。五代时前蜀、后蜀仍设戎州、僰道县， 宋于乾德三年（965年），占据戎州，仍设戎州治、僰道县。宋政和四年（1114年），戎州改称叙州，僰道县改称宜宾县。”

历史时期几乎历朝历代对宜宾地区都不乏关注，其特殊地理位置发挥了巨大作用。宜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道路的发展，如著名的五尺道。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也有学者提出秦时的“略通”是对自商周至战国时代已经存在的这条道路进行修整，实则早在秦之前就已开凿。近年来研究表明五尺道北起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到达曲靖；同时还推测，宜宾境内的五尺道可分为主线和支线两条线路，主线从宜宾溯横江西上，东转经庆符、高县、筠连后进入云南境内，支线则由横江镇直接南下进入云南。

五尺道作为一条重要的古代交通道路，促进了宜宾与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为中西方文化交融提供了一定的先决条件，对研究清代商贸交通和西南丝绸之路有较大价值。

可见，开辟通道，四通八达，是接受外部文化首要条件。相关研究揭示，自青铜时代以来，宜宾地区就在我国西南边疆乃至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怎样传入

拓片内容可说是西方思想学说从最初传入我国至在中国落地生根甚至影响到边远地区的一个反映。厘清外来学说如何传入我国，有助于从思想层面去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共融互通。

文献中提到，“大月氏国胡韦色迦王派遣使者伊存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至我国传经，始开先河。”对于此，学术界有六说，即先秦说、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说。

其具体传入路径，追溯至秦汉时期，学术界有三种观点：

第一“南来说”，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据考证该路至迟公元前四世纪已开通，在西汉称为“蜀身毒道”。该道从成都经四川、云南，出缅甸到印度，本为民间商道。由于公元前 122 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此道之后，两汉皇帝开为官道，日益畅通。而有西南半壁古戎州之称的宜宾，扼交通之要冲，自古以来商贸繁荣，货品丰富，文化多元，能较早接触到来自异域的新思潮，也就似乎不足为奇了。

第二“西来说”，通过羌中西域道传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便是此路线。

第三 “北来说”，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到东汉洛阳后，再从洛阳经“蜀道” 或“江道”进入四川。四川五处早期造像都在沟通四川和洛阳地区的干道上，可证此点。此外乐山地区诸多考古发掘成果也可为此提供支撑。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中发现的浮雕石刻造像，是我国最早的石刻造像。研究表明，乐山崖墓有明确文字题刻的年代为公元 58 -189年。目前崖墓研究界大都承认乐山崖墓的时代为 “新莽”至两晋时期，“麻浩 ”等乐山崖墓的雕造时代，亦在东汉时期。两者时间基本吻合，因此至少在东汉时期适应当时某些思想的造像习俗就已传入了这个区域。

综上可以看出，多领域、多民族互相借鉴交流的实证可从秦汉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文化传播与交通密不可分。“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交通表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个文化系统所影响的区域规模，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不同文化圈所实现的文明水准，也为交通条件所规定。”

四、因何传入

人类历史进程中，中西方势力各自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文化交流。放眼世界，汉朝灭亡后，中国以外的群体作为新势力在半月形地带建立起来，同时，复杂并且多元化的国际格局也在欧亚大陆发展起来。从公元六世纪晚期开始，隋唐帝国无疑是世界格局中强势的一员，而在遥远的西方，拜占庭帝国（约公元330-1453年）和伊朗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亦与之遥相呼应。

外界环境纷繁复杂，中国从秦汉至明清的政局也是几经更迭，居住于这片土地之上的人们其思想的转变也是反映文化交融不可或缺的一环。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儒、道、墨、法、兵、阴阳等各家学说相对成熟，已形成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中西方思想的交融，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代表，中原王朝交替更迭，多个政权在西域角逐，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人们迫切想找到一些新的精神寄托。因此可说是对精神文化的渴求，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之机。

五、缘何接受

（一）思辨需要，主要由士大夫阶段推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传统思想已不能完全满足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思辨层面中国的文化体系缺环，仅有春秋战国时期沿袭的老庄学说和《易》已无法满足士大夫贵族阶层对未知领域的思索，此时西方思想对中原地区的进一步输出，可谓恰逢其时。

表现其一为“笑看生死”。所谓“苦集灭道”四谛、生死轮回、涅槃，可谓透析生死问题，感受人性温暖，关照劳苦大众，于乱世之中，一苇渡江，予人慰藉，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若有对此世间不满，感慨生命无常而又无处倾诉与发泄的，上述这类思想不失为一种解脱。王瑶先生有言：“其盛行以后，内容表现人生短促的诗文也就少了。”这正说明这类思想的输入，在当时对于人类终极关怀话题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上至帝王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生死问题有了新的感悟，生命虽短我命由长，一定程度上对于‘死亡’的大无畏，成就了很多文学作品中的慷慨激昂、剑胆琴心。

表现其二为魏晋清谈。“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以便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得当否，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钱穆有言：“东晋南渡，乃影响及于中国上层之学术界，其时则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又“梁武帝以前的名士们，感世事无可为，遂由研玩庄老玄学而曲折崇信其法。”西方思想的传入无疑是为此类思想添砖加瓦，共同探究未知领域，看似无实体承载，然启人哲思，无论在文学创作、音乐创作、文献记载、还是丧葬习俗都受其影响。

（二）下接地气为民所认可

传统文化习俗与人们生产生活气息相关且经漫长岁月逐步沉淀下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想要具象化，则须在认同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磨合新旧观点形成赋有当地思想的产物，再反向落实于实际生活当中，才能真正算融为一体。

如宜宾屏山世袭沐川长官司副长官夷靖在《云窝丹霞洞及其石刻题记》书刻“风光月霁”等二十四支石匾额，创作诗词如“身为廊庙臣，性素爱丘壑，廊庙系纲常，丘壑无荣辱。”篆隶草楷四体石刻记之，笔意古朴。这便是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接受汉族正统道德伦理观念的一种体现。

又如西方传来的审判思想，则融合因果报应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思想，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使“恶报”“业障”具象化为地狱酷刑，最终目的仍旧劝人向善，与人为善，心存善念诸恶莫为。

（三）“他者”思想中国化

陈寅恪先生曾说：“……移植中国，可视为一个以宪法结合的外国（夷）贵族集体，插入到中国（华）社会中来。”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接触、碰撞、交流、融合，面对不同于中原本土固有的思想，远道而来的“他者”，“我者”将其注视、言说、书写，以为当地土著居民更好接受与吸收。在此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一些少数民族、异族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化。

海德格尔曾言：“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这里所谓的“先行具有的”即中国本土已有的文化基础。“其学说，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则决难保持，是以能于吾国思想史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陈先生在此所谓“国人吸收改造”换个说法可用“格义”作解。“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是我民族与他民族两种不同思想的初次混合品，是用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来影响诠释输入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学说，其表现为“调和他者为我者”。如一些学说逐步认同并阐扬行孝之意，皆知忠孝是儒家的观念，早在东晋，就已有人提出两家学说可合而明的论点，至《原人论》，兼采为正统三家合而明之，正是调和了夷夏之别，融合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六、结语

一念缘起于一方拓片，追本溯源仍反观全域。若想进一步探究我国西南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与萌发，从而窥秘“满天星斗”至“多元一体”的漫长过程，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仍须吾辈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