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生态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出现了从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到新冠危机（COVID-19 crisis）、从全新世（holocene）到人类世（anthropocene）、从工业文明（industrial civilization）到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从生态意识（ecological awareness）到共境意识（con-vironmental awareness）、从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ity）到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等转变。五股研究力量应运而生：第一股力量是以豪根范式（the Haugenian approach）为代表的语际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of languages），第二股力量是以韩礼德范式为代表的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第三股力量是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和阿尔温·菲尔（Alwin Fill）倡导的认知生态语言学（cognitive ecolinguistics），第四股力量是近年來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玛塔·博古斯拉夫斯卡-塔菲斯卡（Marta Bogusawska-Tafelska）等主张的新兴生态语言学，第五股力量是以中国儒学范式（a confucian approach）为代表的和谐生态语言学（harmonious ecolinguistics）。

《鄱阳湖学刊》作为全国首家综合性生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期刊，自2016年起先后推出国际知名生态语言学家阿尔温·菲尔、斯蒂芬·考利、阿伦·斯提比和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学术专辑，在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鉴于此，本期“生态学术名家”专辑集中展现第四股力量的代表学者之一、波兰知名生态语言学者玛塔·博古斯拉夫斯卡-塔菲斯卡（Marta Bogusawska-Tafelska）的生态语言学成果及进展，分享她的研究工作和学术主张。（周文娟）

[摘 要]关注生态语言学的两个研究路径至关重要。第一个路径是在语言习得、认知研究等领域运用豪根的方法，关注生态环境等问题及处理方法，将生态语言学作为应用语言学中的独立领域。第二个路径来自于语言学研究本身。语言学家从人类意识和心智、认知过程等多个维度不断提出独特、新颖的见解，且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对语言意义提出新的理解，构建了生态语言学的学科框架。生态语言学范式下的符号系统具有显著的普适性、分层性以及动态性，将其纳入总体联结机制，有助于拓宽人类交际范围。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学科之间以及语言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培养语言学家在生态语言中的研究意识。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看世界发展，有助于拓宽对语言学的认知，为语言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搭建一座桥梁。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研究路径

当今著名的生态语言学家阿尔温·菲尔（Alwin Fill）写道：“生态系统就是生命体系。”①（ecosystems are life systems）我们通常运用隐喻将人类语言比作地球上一种生命体。在本文中，我们不仅要提供这门新兴学科关于隐喻的科学依据，还会参照新的物理学和数学研究去探讨自然意义上的语言的生命，而非先前的隐喻意义。因此，我们将简要回顾生态语言学的两个研究路径。

一、生态语言学的第一个研究路径

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认为语言是一个生命有机体。②“他明确地将语言与进化物种作了类比，并且以系谱树的形式展现了各种语言之间的关系。”③根据德罗戈什（Drogosz）所述，“将语言视作一个生命有机体”（language as a living organism）这一隐喻在彼得·缪尔豪斯勒（Peter Mühlhusler）、斯坦纳（Steiner）、麦基（Mackey）、埃纳·豪根（Einar Haugen）和斯坦尼斯劳·普佩尔（Stanisaw Puppel）等生态语言学家的论著中仍然是核心议题。④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豪根后来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理论引入语言研究中。

关注生态语言学的两个研究路径至关重要。第一个路径是1970年由豪根提出的，他首先为生态语言学下了一个简短且具有前瞻性的定义：任何特定的语言及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因此，语言生态具有心理属性，这一属性体现在语言与双语和多语使用者心智中其他语言之间的互动。语言生态的另一属性是社会属性，这一属性将语言视作交际的媒介，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发挥作用。⑤

豪根还介绍了生态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隐喻，即“语言的生命”（life of language）：在19世纪的著作中语言的生命总被提及，这是因为生态模型容易出现在新发现进化的一代身上。语言像有生命的有机体，有诞生就会有消逝。语言也有自己的寿命，与人和动物一样，它们会经历成长与变化，也会有不舒服的时候。⑥

正如芬克（Finke）所论：生态系统理论引入语言学后，语言学家和认知主义者注意到生物模型的唯物取向（the materialist orientation）已成为研究语言、心智和交际的阻碍。①在那个时期，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了关于“心智生态”（ecology of mind）的观点。他将人类思维视作自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思维不能脱离它们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提议。②贝特森认为，将心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与自然世界的反映。在《心智与自然：必然的统一》（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以下简称“《心智与自然》”）一书中，他认为所有生命的整体基础都是通过创造物背后共同的模式和规则来实现的。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生态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双语和多语（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语言多样性（language diversity）、语言灭亡（language death）、认知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等领域运用豪根的方法;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早期，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与社会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生态语言学作为应用语言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得以发展。

早期关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体现在生物模型中，随后在社会模型中也有所体现。菲尔在书中提到：“从生物生态学到语言研究进行的概念、原则和方法的转换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发展，德国研究者将这一方法称为‘生态语言学。”③生态语言学第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语言研究中运用了生态系统中生物学的观点，或者将“语言生态系统”（the ecosystem of language）这一概念通过隐喻进行拓展。20世纪90年代，韩礼德（Halliday）对语言中的增长主义（growthism）、性别歧视主义（sexism）和等级主义（classism）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将社会模型和理论也运用于这个新生的语言学分支中。④当这种跨学科和跨范式的趋势促使广泛包含内外语境中語言现象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时，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尝试为语言学提供了新动力。几年前相关成果就颇丰。自从第一次直接吸收这种启发性的生物学和社会思想后，生态语言学就开始自行发展，大约在2000年时这种范式的第二个途径被提出，这是与第一个研究路径不同而且更具有自主性的过程。

从豪根提出有见地的观点开始，虽然有许多观点一直认为生态语言学在不断发展，⑤但事实上，不论是从缺少方法论工具的角度还是在学术意识上没有准备好为语言过程汲取更广泛的语境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似乎都不是生态语言学获得第二次动力的时间。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将过去40年的时间跨度划分为豪根提出第一个路径时期和花费了10—15年是时间进行探索的第二个路径时期。第二路径标志着新范式中独立、新颖的研究趋势。

二、生态语言学的第二个研究路径

生态语言学范式在现代语言研究中的第二个路径方兴未艾，还在研究中。虽然豪根提出第一个途径的灵感来自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但是在最近10—15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景象，即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第二动力似乎是从语言学研究本身中获得的。语言学家受到整体主义方法论（holism in methodology）的生态语言视角和对所有认知/生物/社会学过程的多层次语言环境处理的启发，对这种从传统语言学结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又有了独特、新颖的见解。下面我们列出几个代表生态语言学范式第二个途径语言假设的观点，但有趣的是，这些例子中有语言学家、认知学家和跨学科研究员。他们一直在研究人类活动的交际、神经认知、认知、社会、心理、生物、数学和生态条件，而且很自然地得出了模型和假设，这些模型和研究假设最终将生态语言研究推向了另一个哲学和方法论的平台。以下例子可能并不完整，其中所提到的人名和文献仅代表一些思想途径和新见解。从过程和范围来看，认知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人类意识和心智。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研究人类意识，她的代表作《意识概论》（Consciousness. An Introduction）于2003年第一次出版，接着又于2005年出版了《对话意识》（Conversations on Consciousness）。她认为人类意识是从多种方法论和哲学观点中得出的，并邀请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发起了一场认知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以及神经学家之间的跨学科对话。她借鉴了东方古老的哲学诸如佛教（Buddhism）、印度教（Hinduism）、苏菲派（Sufism）等传统宗教来讨论冥想（meditation）、幻相（illusion of reality）、转念（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等“边缘”现象（fringe phenomena）。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建立了人类心智模型，心智被视为全息图（hologram）。这个模型使神经认知主义中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捆绑问题（the binding problem）、心体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和基于量子非局部模型（the quantum non-locality model）的个体自我与集体自我之间的关系得以解决。罗杰·潘洛斯（Roger Penrose）在关于人类心智和认知本质的研究中应用了量子物理学和新数学的概念。他的著作对神经内的创造力和认知部位作出新的理解，并对心体困境、量子非定域性及其在心智或大脑研究中的意义作出新的解释。

第二个维度是包括人类认知过程的生命过程的非线性（non-linearity）和伪随机性（pseudorandomness）。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在其《混沌》（Chaos，1998）一书中提出并解释了一种基于伪随机混沌过程的新生命观。正如格雷克所论，混乱其实是“有规律的凌乱”（an orderly disorder）。人类心智活动也符合这个混沌的世界模型。迈克尔·奎因·巴顿（Michael Quinn Patton）在其关于现代科学定向研究的书中，顺利开始了将跨学科的新现实模型嵌入主流学科方法论的任务。他用了诸如二元论之外世界现象的整体处理、非线性动力学（non-linear dynamics）、生命动态性（the pulsating nature of life）的系统视角以及格雷克的混沌模型（chaos model）等概念。

第三个维度是为统一地球上生命提供基础的主要潜在物质。贝特森在《心智与自然》一书中认为，必要的统一可以看到自然界所有元素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了连接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共同模式，确定了一种协调自然世界的元模式（meta-pattern）。缪尔豪斯勒在他的论著中指出，根据生态语言学假设提出重新定义一些传统语言学概念，并在语言生态圈里找到定位。①普佩尔所写的生态语言学论著始终将语言现象与一个潜在的统一基础联系起来。他研究了地球生物圈所包含的符号圈网络（the grid of the semiosphere），并在其最新论著中介绍了总体联结机制（general mechanism of linking）的概念：共同经营（operating on the commonly shared）、通讯网络的波动水平（fluctuating level of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和跨人类（across the human species）。他认为，言语和非言语交际可以通过激活不同的非语言资源而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中。

生态学的观点已经与环境作家所提出的假设一起被带入语言学中，这些作家认为是语言和哲学的问题造成了生态危机。①“绿色语言”（green language）和“绿色话语”（green discourse）的确是当今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外行人直觉和公众意识相反。具有“绿色”属性（being green）的环保运动增多和环保意识提高，并不是生态语言学关注的唯一问题。就语言和交际的生态系统和语境而言，生态语言学不仅深入到现代语言学的核心，而且深入到现代科学的核心，同时还涉及世界模型和科学方法本身相关的内容。当我们将生态思维用于科学时，最终会引发一场方法论和哲学上的重组。我们打算深入研究这个项目，并阐述我们将生态学观点注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后所目睹的变化。

三、语言研究视角下的学科框架

在整个现代科学史和学科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正在密切关注生命的起源和历程。在第三个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科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将独立于传统自主学科的部分研究成果组织成一个连贯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工作中，我们注意到模型与规则的结合可以和谐地共同表达关于现实如何运作的信息。因此，我们要讨论目前在语言研究中的研究意识。如今语言学已经无法摆脱跨学科的交际，语言学的学科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当前参与研究的人员不仅只有语言专家，还有跨越传统边界学科的认知主义者和整体研究者。这也就体现了之前第一个提到的研究者贝特森的学术贡献。贝特森是第一个明确讨论在现代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引入整体思维必要性的学者之一。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他提出了心智整体理论的一个整体框架：心智是外部自然世界的反映，它不是现实而是其表现形式，是自然的延伸。②

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语言学教授缪尔豪斯勒积极提出了初步的生态语言学框架和整体发展建议。他沿用豪根的途径，采纳贝特森的整体主义，并且在这个一般哲学/方法论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生态语言学。缪尔豪斯勒的论著不再是哲学上的概括。另一位公认的生态语言学家菲尔说：“学者对生态语言学、语言研究、生态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系统探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缪尔豪斯勒的功劳。”③缪尔豪斯勒在研究中比较并提出了传统语言学的几个基本原理，指出其研究的弱点，其中包括索绪尔（Saussure）关于语言任意性（language arbitrariness）、语言习俗化（language conventionalizations）、忽视语言象似性（iconicity）或指示性（indexicality）。他提出对语言意义的新理解并对交际过程中的传统模式存在质疑，其中包括信息、编码、信号和频道。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缪尔豪斯勒将它称为“电报式”（telegraphic）。他还谈到处理“固定语言”（invariant language）的方法：“即使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就同一话题对同一收件人说话会使用可变语法而不是固定的语法。”①缪尔豪斯勒认为词典编纂或语言习得研究（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具有局限性且缺乏适用性。②

四、人类认识现实世界的神经认知器官（filter）

缪尔豪斯勒在语言过程的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模中使用了一個元参数（one meta-parameter），即语言语境（language context）。语境成为他给语言学家、认知主义者、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等学者所称的“通量”（flux）、“基本世界物质”（primary world substance）或“能量场”（the energy filed）界定的范畴。他写道：“语言作为构建人类对现实感知的参数之一，积极参与意义的创造过程。生态语言学认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双向的。”③因此，正如他所主张的，语言不仅是一个人与任何事物联系中必不可少的媒介，而且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来建造和操纵他们对世界的心理表现。

语言和现实相互关联。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缪尓豪斯勒在说“人类对现实的看法”时对“现实”这个词采用复数形式，这意味着存在许多现实，而不是传统语言学家所认可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理想现实。一方面，缪尓豪斯勒认为的“现实”是指每个人对虚拟现实（the virtual idea of the reality）的理解取决于自身和特定情境的具体化。我们知道，一个人通过感官和心理结构感知到的实际上是独特且虚幻的世界全景，这不是一个客观世界。相反，这个世界存在着无数的主观现实，这些现实是由特定情况下进行交际时个人的感官和心智构成的。缪尓豪斯勒将语言添加到人类感知现实的神经认知器官的集合中，该集合包括感官和心智。他指出，人类并不具有完美的感知能力，但是用一些器官还是可以看到现实，而语言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④语言在现实重塑功能方面表现为词汇（lexicon）、语法（grammar）、隐喻（metaphors）和话语（discourse）四个方面。⑤

如果人类在与现实接触的过程中考虑到神经认知器官的存在，就更容易理解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常见的沟通困难，这对于一个人的心智及其神经认知器官来说是显而易见又能自圆其说的，然而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是不能够成立的。⑥

缪尓豪斯勒在提到“现实”时使用的复数形式表明，语言语境不止有一种可能，因此语言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其中涉及认知过程（a cognitive process）、神经生理过程（a neurophysiological process）、交往过程（a interpersonal process）、社会过程（a social process）、文化过程（a cultural process）和历史过程（a historical process）。生态语言学家在语言现象里只能在这些方面/层次中选择一个研究，然而对研究有效性来说，其他观点的认知也至关重要，这确实会影响研究结果。

教育是生态语言学家涉及的一个研究领域，生态语言学家将他们所有的建议与统一的生命领域（the unifying field of life）这一潜在语境联系起来。在这个领域中，缪尓豪斯勒突发灵感提出另一个新的途径。他写道：“比如，将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与其他知识的习得分开，这是不可能的。”⑦学习过程涉及参数和机制多层网络的基本假设已经成为研究项目的起点假设，这些项目包括大学标准控制策略，语言和教育过程的情感学习，以及语言学习者和教师的心理语言学特征等教育主题。①

五、传播学-符号圈总体联结机制

将语言定义为封闭的符号系统，是索绪尔开创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的核心思想。②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忽略了许多人类语言和交际的参数和机制网络，以至于今天似乎不可能再回归到索绪尔及其追随者提出的理论。在生命过程语境这一意识层面上，语言也是其中一部分，语言学家讨论将语言视作符号嵌入充满生命的动态符号空间[pulsating semiotic space，又称作“符号圈”（semiosphere）]中。语言学教授普佩尔是欧洲语言研究中心的生态语言学先驱，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the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Poznań， Poland ）生态传播系（the Department of Eco-communication）的创始人。他的许多论著都提到语言和交际的广泛动态视角。在对人类语言的广泛语境处理中，他提到1978年由约瑟夫·德维托（Joseph A. DeVito）引入的传播学再次兴起，目的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态”语言学研究。③普佩尔将传播学定义为人类话语和交际实践在内外环境都可行的一种多层面研究。④在洛特曼（Lotman）之后，普佩尔使用了“符号圈”的概念。如果传统的交际模式浸入在符号空间即“符号圈”中，则可用于研究中。在《自然》（Nature）一书中，普佩尔使用诸如“矩阵”等类似概念来描述符号圈，或者永远接受（ever-embracing）和永远存在（ever-present）的画布呈现完整的交互式符号学潜力。⑤他提到传播学在其处理符号的方法和对通用签名画布/矩阵的兴趣中没有显示出任何此类限制，也就是说，符号圈似乎是不受干扰且无条件限制的。⑥

普佩尔提出一个对符号和符号功能新的广泛理解。在生态语言学范式中，符号系统就像地球上整个生物圈一样是广泛的、分层的、有活力的，具有无限潜能。

普佩尔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著中建造了交际过程的模型，这个模型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电报式”交际模型。传统模型包括发送方、接收方、代码、消息和噪音，而普佩尔提出的生态语言学模型包括：交际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过程，甚至是定义过程，因此，交际过程会融入其他生命过程的语境中;在交际过程中语言资源和非语言资源会被激活，这是基于内部（人际）和外部（人际和社会）两个互补层次上的交际活动;在全球网络中，人们的交际实践都是通过总体联结机制进行的。普佩尔认为，总体联结机制在交际方面是由符号驱动保护的具有普遍性和特定语言特征的语言代码，以及符号学和语义上相关的非语言代码管理和非语言资源使用，比如手势、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进行交流的全球网络通讯被视为人类交际的基础。①

六、结论

本文将生态语言学作为当代语言研究中的一种新兴的语言学范式。这种范式是方法论（methodological）和哲学（philosophical）转变的结果，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兴起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与生物学家、社会学家进行了对话。从那时起，将语言融入本地和全球生态系统的想法开始渗透到语言研究中。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心智、意识和神经生理过程的奥秘再次被讨论。语言生态系统不仅可以用隐喻理解，也可以用字面意思理解。语言不仅是抽象思维的心理认知过程，还有物质方面，因为语言涉及所有生理/生物资源的传播者都是系统配置。此外，让交流得以进行的抽象思维是语言的直接产生者，通过不断地与现实相联系而建立了对现实的心理表征，而这种抽象的思想既是心理的也是物质的。换句话说，由于人们内部器官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人们产生并更新了脑海中关于世界的心智地图，从而让他们能够驾驭生活和管理自己。从非常密集、具体的物质到精神/认知微妙的非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各种性质，在非常直接的物质层面以及微妙的非物质层面上成为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

普佩尔认为，当代生态语言学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途径是以狭义的生态保护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生态语言学，该途径考虑了诸如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语言支配（language domination）、民族语言（ethnic language）、语言灭亡（language death）以及自然语言的社会和地缘政治方面（social and geopolitical aspects of natural languages）等话题;另一种途径是建立在深层生态假设之上的生态语言学，在保护人类方面也涉及语言和交际。

斯蒂芬森认为，培根（Baconian）-笛卡儿（Cartesian）-牛顿（Newtonian）时代已经过去，唯物主义（masterialistic）和单调思维方式（mono casual way of thinking）的代替方案正在向前发展。斯蒂芬森又补充道：这种新途径在校内校外都存在。在大学里，21世纪的科学事业与放弃笛卡儿理性紧密相关，例如量子物理学（quantum physics）、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整合医学（integral medicine）和积分场理论（integral field theories）等，这些是可以预见的。②

在当代语言研究中，生态语言学除了在广义上是一种范式外，还可以作為一种模型。正如现代科学一直提倡的，生态语言学允许所有“本地”语言研究结果在机制、过程和参数的多维网格内进行空间定位。生态语言学的元科学功能（meta-scientific）至关重要，因为当分裂和隐蔽的语言模型开始相互支持和补充时，在语言过程中会发现更多的见解。在生态语言学家眼中，当代语言学无论范式取向如何，都探究了现实的基本展现，但这也要求生态语言学需要一套概念术语工具，以填补下一个更具体或相当普遍的语言模型之间的空白。

[此文系瑪塔·博古斯拉夫斯卡-塔菲斯卡博士在其 2013年专著《语言、交际与心智的生态转向》（Towards an Ecology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the Mind）第三章“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路径”（“Ecolinguistics： Pathways in Research”）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简介]玛塔·博古斯拉夫斯卡-塔菲斯卡（Marta Bogus■awska-Tafelska），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in Poznan）语言学博士，波兰罗门查国立应用技术大学（■om■a Stat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英语语言学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Philology）副教授，剑桥学术出版社（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生态语言学研究”（Studies in Ecolinguistics）系列丛书主编

[译者简介]李彦鸿，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周文娟，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丹麦南丹麦大学语言交流系访问学者（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80）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工作坊教学模式的MTI翻译实践能力提升路径研究”（2019NMGJ007）;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年度外语专项“传统生态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抗疫核心叙事话语研究”（20WY07）;2020年度自治区留学人员回区创新启动类项目、内蒙古工业大学自编教材项目“生态语言学概论”（JC201708）

①A. Fill and P. Mühlhusler，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 45.

②③A. Drogosz， “Existence is Life. Metaphors of Language that Ecolinguistics Lives by，” in S. Puppel and M. Bogusawska-Tafelska，eds.，New Pathways in Linguistics，Olsztyn： KFA，2010，p. 4.

④参见A. Drogosz， “Existence is Life. Metaphors of Language that Ecolinguistics Lives by，” in S. Puppel and M. Bogusawska-Tafelska，eds.，New Pathways in Linguistics，Olsztyn： KFA，2010，pp. 9-73.

⑤E. Haugen，“The Ecology of Language，”in A. Fill and P. Mühlh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 57.

⑥E. Haugen，“The Ecology of Language，”in A. Fill and P. Mühlh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p. 57-58.

①P. Finke， “Identity and Manifoldness，”in A. Fill and P. Mühlh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p. 84-85.

②参见P. Finke，“Identity and Manifoldness，”in A. Fill and P. Mühlh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 85;G. Bateson， Umys i Przyroda. Jedno Konieczna，Warszawa：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1996.

③A. Fill and P. Mühlhusler，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p. 44-45.

④M. A. K. Halliday，“New Ways of Meaning，”in A. Fill and P. Mühlh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p. 175-202.

⑤Sune Vork Steffensen，“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inguistics，”in J. Bang & J. Dr，Language， Ecology and Society： A Dialectical Approach，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7，pp. 3-31.

①P. Mühlhusler，“Metaphors Others Live by，”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vol. 15，no.3，1995，pp. 280-288; P. Mühlhusl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London： Battlebridge， 2003; A. Fill and P. Mühlhusler，eds.，The Ecolinguistic Reader，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1.

①P. Mühlhusl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London： Battlebridge， 2003，p. 2.

②参见G. Bateson， Umysi Przyroda. Jedno Konieczna，Warszawa：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1996，p. 15，p. 128.

③P. Mühlhusl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London： Battlebridge， 2003，the back cover.

①②P. Mühlhusl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London： Battlebridge， 2003，p. 6.

③P. Mühlhusl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London： Battlebridge， 2003， p. 45.

④⑤P. Mühlhusl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London： Battlebridge， 2003， p. 60.

⑥参见M. Bogusawska-Tafelska， S. widerska and K. Wniewska，“The Eolinguistics of Iterpersonal Cmmunication，”in S. Puppel and M. Bogusawska-Tafelska，eds.，New Pathways in Linguistics， Olsztyn： KFA，2010，p. 25.

⑦P. Mühlhusler，Language of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of Language，London： Battlebridge， 2003，p. 8

①参见S. Puppel， “Psycholinguistics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in Acta Neophilologica I， Olsztyn： Wydawnictwo UWM， 1999; M. Bogusawska-Tafelska， Self -Education as A Strategy of Life. The Psycholinguistic Profile of the Polish Student of English，Toruń： Wydawnictwo Adam Marszaek， 2006; M. Bogusawska-Tafelska，“Defective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s a Cognitive Rescue Mechanism of the Minimal Learner，”in S. Puppel， ed.， Scripta Neophilologica Posnaniensia， Wydzi Neofilologii， UAM Pozna，2006， pp. 25-34;M. Bogusawska-Tafelska， “Edukacja Sudenta Mnimalnego： Pakty-Czna Alikacja Tychotomicznego Mdelu Mksymalno-Otymalno-Mnimalnego，”in Acta Neophilologica IX， Olsztyn： Wydawnictwo UWM， 2007， pp. 81-96; M. Bogusawska-Tafelska， “Quality Mnagement and Sandards Cntrol Srategy Iplemented at Polish Uiversities after the Bologna Declaration： A Pychodynamic Prspective，”in S. Puppel and M. Bogusawska-Tafelska， eds.， New Pathways in Linguistics，Olsztyn： KFA， 2009，pp. 49-72.

②参见F. De Saussure， Szkice z jzykoznawstwa ogólnego， Warszawa： Wydawnictwo Akademickie Dialog， 2004; F. De Saussure， Kurs jzykoznawstwa ogólnego，Warszawa： Wydawnictwo Naukowe PWN，2007.

③④⑤参见S. Puppel，“Communicology： Remarks on the Reemergence of a Paradig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in S. Puppel and M. Bogusawska-Tafelska， eds.， New Pathways in Linguistics， Olsztyn： KFA，2008，pp. 11-12.

⑥參见S. Puppel，“Communicology： Remarks on the Reemergence of a Paradigm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S. Puppel and M. Bogusawska-Tafelska， eds.， New Pathways in Linguistics， Olsztyn： KFA，2008，p. 13.

①参见S. Puppel，“Human Cmmunication and Cmmunicative Sills： A General Philosophy and Evolving Practical Guidelines，”in S. Puppel and M. Bogusawska-Tafelska， eds.， New Pathways in Linguistics， Olsztyn： KFA，2011，pp. 107-118.

②Sune Vork Steffensen and Alwin Fill，“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Language Science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