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

一

“1958年9月3日，地中四井出油了！冷湖不冷，冷湖沸腾了！”

许多史料这样描述了冷湖的起点，在柴达木盆地的西北缘，就是冷湖镇，现在是一座被废弃了的城市。凭着如今这片断壁残垣很难想象它当年的样子，废墟之上承载着的是远去的年代。

我叫崖生，崖就是冷湖镇所属的茫崖市的那个崖，这里的人把yá读成ái，于是我的名字就读成了“ái生”，后来我把很多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不吉利的名字上，崖生，唉声，哀生。我的父母六十年代从山东来到这里，他们响应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号召，不仅建设了冷湖地中四油井，还创造了一个我。严格来说我是二代冷湖人，我跟随石油而来，没有石油就没有我。当然，石油不仅滋养了我，更是养活了整个冷湖，冷湖镇依托油田的开发而建立，石油对于冷湖来说，是血管里流着的血液。血液循环，城市繁荣;血流干了，城就倒了。冷湖油采产量紧张的时候，政府曾宣扬“冷湖零点一精神”，就是让工人们用桶装、用勺舀，不浪费一滴原油，可能也受到开采队“油比血金贵”这样骇人的宣传的影响，在我后来人生中百无聊赖的很多时刻，我感到我身体凝滞着的全是些黑乎乎、油淋淋、沉甸甸的东西。它们无法像健康的血液一样流动，而是一股涌着一股，直至把我的每一根血管都封锁、堵死。

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冷湖镇也刚进入到火热的建设中，我见证着这里从无到有地建起了工厂、学校、医院，电影院和歌舞厅。“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牌随处可见，毛主席语录写满了大街小巷，供销社里头卖的是脸盆、暖瓶、手电筒，布料，还有花花绿绿的糖果和玻璃罐的山楂罐头，但这些都还是能凭票购买到的寻常玩意。除了这些，偶尔还有一些少见的南方水果和海产品，比如菠萝、甘蔗和带鱼，也都是我小时候就吃过的东西。回想起来，冷湖镇这地方与世隔绝，自然环境极恶劣，却因为受到国家政策的照顾，生活条件比起许多内地城市差不了太多——支援油田，建设大西北，是那个年代最政治正确的事。冷湖镇家家户户做饭烧的都是原油，小孩子鞋底子下面粘的也是黑乎乎的原油，这里缺水、缺雨，最不缺油。据大人们说地中四井这一口井，就开了整整二十年，油井刚开始采的时候可以喷到空中六七百米，日喷八百吨原油，足足喷涌了三天三夜。这壮观的场景是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打我记事起，地中四井的矿采就一直运作着，白天黑夜，从不止息。冷湖的日子过得很慢，我曾以为油井和童年一样，尽是些用不完、采不竭的东西。

在自然的风蚀雕琢下，青海冷湖镇附近就是雅丹地貌最壮美的地带之一，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合居住，这里昼夜温差极大，常常黄沙漫天，石砾被原油和尘土裹挟着在空中乱舞。七十年代的居民房多建得低矮，大风天一来，平地上冒起来大烟，风沙和石块打着转儿撞击窗子上发出低低的哀鸣，顷刻间天地混沌，日月蛮荒。童年的我惧怕又期待这种天气，风沙不仅迷坏了我的眼睛，还会在额头上留下一道道的刮伤，所以我们这里出生的人皮肤都不好，多是粗糙干燥，血丝布满了皱纹的缝隙。风沙天来了，工厂学校都会停工停课，孩子们被驱赶回家，而极端黄沙天气里通常又是没太多娱乐可做的。我常躺在炕上，头抵在窗棱边，听窗外的大风咆哮的声音，身体也随着窗子磕出规律的震动，大自然的风云诡谲带来一场场名正言顺的狂欢，随之带来日常生活中难以体会的失序感。在对失序的期待下，我又感到一种异常的安宁。我的第一次梦遗就发生在一个黄沙天的午睡过后，从此我对风沙和女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结心理，风沙天一来，我的身体产生常常条件反射般生出一种特别的反应，那时我还不懂这难以名状的感受来源于哪里。

戈壁滩的神奇之处在于，等风沙一停，日头出来，天就变成一望无际的浅蓝色。站在家里的土墙头上往远处看，遥远的丘陵和沙漠连成了片，再远处还能看见昆仑的雪山连绵，近处的一架架油井伫立着，那是文明世界最显著的标志。它代表着刚刚黄沙漫天的那个混沌世界根本不存在，不过只是午睡打了一个盹，睡醒天清气朗，文明不灭，也提醒着我那些风沙里带给我的污秽想法也都不过是一个黏稠的梦。

童年对我的影响是深刻且持续的，抛去一些生理上的困惑，那是我生命中最优裕和快乐的一段时间。我离开冷湖镇很多年后，还是经常梦到在那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没日没夜地疯跑，跑累了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崖生，崖生！”——是女性的声音，回头一看尽是漫天的黄沙，分不清是谁在呼唤我。我一直以为那声音来自我忧郁的母亲，直到一次，我在梦中终于听清了那个声音，看清了那张脸，是白湘惠的脸。

提到白小姐，我漫长的童年和短暂的青春都是戛然而止的。

白湘惠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一起在冷湖镇地中四井子弟中学念书，但我从小对学习没有兴趣，也不喜欢读书，文革的后遗症也让本就处于祖国边陲的冷湖镇这里没留下什么文化读物。总之，课本和书籍上的知识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也从来不觉得学那些能让我在冷湖的日子过得更好，坐在教室里，我想的尽是男女之事，想的是电影《庐山恋》里“接吻”的场景，想的是女人的泳装和白花花的大腿。除了这些见不得光亮的念头，我对一切具有生命力量的东西也更感兴趣，我喜欢野蛮粗犷的事物，比如极端的天气、庞大的油井、轰隆的机架……镇郊有一座废弃的油井，开了几年没油了之后就逐渐荒废了，我放学之后常常和几个同学去到那里。我们躺在那座废井旁边聊一些遥远的事，比如考学走出冷湖，再比如镇上的姑娘。我们常常提起白湘惠，白湘惠是我们班里最漂亮的，说她漂亮，主要是因为皮肤比我们这儿的人都好，细腻得不像西北人。她的皮肤是全班最白的，虽然都穿校服，但她和其他女生仍然有着惊人的差别。废井所在的郊区的风景更开阔，远处是戈壁滩，紧挨着的就是一大片芦苇荡，日落的金光洒在芦苇上，我脑子里想的都是白湘惠，又联想到一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冷湖鎮郊的夕阳是我回忆起来，作为一个游手好闲的边陲小镇青年最接近文化生活的一个片段。我有时带着几张从电影院里撕下来的电影海报，上面印着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有时什么也不带，单就躺在废井旁冰冷的水泥地上，听着外面飞沙走石的声音，远方灰蒙蒙一片压过来，像闷雷滚动，天地又陷入了混沌。此时冷湖镇上的每个人都在躲，他们躲藏在被窝里，匍匐在土墙根下，我反倒觉得天下公平，至少在自然面前谁也逃不掉。

二

“崖生，你要是还考不上高中，是想着在这直接参加工作了，还是去敦煌念技校，或者我们把你送回青岛去？”1986年，我初中毕业，我妈跟我讨论未来的去向，我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工作，我知道自己压根不是读书的料，于是在他们的安排下，虽然学历不足，还是很顺利地进了冷湖炼油厂工作，那时我不到十七，是厂里最小的那批。八十年代是集体生活最火热的年代，改革开放的风从内地吹到冷湖，“绩效责任岗”的概念刚开始兴起，每个工人认领自己的岗，都是一颗颗螺丝钉，全国的青年们容光焕发地走向了工作岗位。比起学校，炼油厂的环境让我更有归属感，日子是平淡的，但没有人再考察我学校里永远学不好的物理和古文，我穿着厂里统一发的蓝色工装、灰色工鞋，戴着一样的蓝色帽子隐匿在集体里，普通得恰到好处。集体生活最讲究的是秩序感，那时小镇的人口也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据说人最多的时候冷湖有着十几万人，工厂里不管是上岗下班、洗澡吃饭还是去看电影，都是按时按点，集体行动，我这样乏善可陈的人对此没觉得有什么不适。炼油厂的工作危险繁重，但我在炼化车间里学得很快，除了定点上下班，文娱生活也逐渐丰富了。那时兴起订阅杂志的潮流，我也订了一本《大众电影》，杂志上尽是些新鲜的东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喜和满足，通过电影杂志，我认识了当红的女明星陈冲、张晓敏、黛安·莲恩。那时大家都喜欢演《芙蓉镇》的刘晓庆，但我还是最喜欢张晓敏，我天生对具有成熟韵味的女性有一种原始的崇拜。翻看电影杂志是我工作之外最大的消遣，我不用像过去那样偷镇上电影院的海报，再去废井行苟且之事了，现在我只需要一本《大众电影》，就生出了更多别的幻想。炼油厂的工作唯一不好的是，我没法再经常见到白湘惠。

上学的时候，我没和白湘惠讲过几句话，连她知不知道班上有我这么个同学都不敢确定。我那时坐在教室的倒数几排，上课时可以看到斜前方白湘惠的后脑勺，她个子和我差不多高，甚至比我还要高一点。夏天我能闻见她身上似有若无的汗味，夹杂着衣服的肥皂香气，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发育得早的原因，白湘惠汗也流得更多，额头上的几缕碎发总湿浸浸地贴在脸上，她身上总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气味，这种气味让我迷恋，我坐在她身后吸进一大口空气，再一点点缓慢地呼出去，这种汗香味足够我回味几分钟。我的哥们杨昆连曾经有一次跟我说这就是处女的味道，我觉得这话很恶心，处女还有味道吗，就算真的有味道，也肯定不是白湘惠身上的味道，这种意淫比我还要荒唐，我内心无法允许别人对她进行处女与否这般的联想。我进到炼油厂之后听说她考上了茫崖那边的中专，我们再重逢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

1988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刚下班，看到杨昆连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白湘惠从我单位大门前过去。湘惠穿着一件钉着大扣子的枣红色裙子和白色衬衣。这种衣服在冷湖镇不常见，应该是城里流行的样子，红裙子我曾经看到海报上山口百惠穿过类似的。

“湘惠！”我喊出了她的名字，比起畏缩的中学时代，工作了的我反倒自信了些。

“崖生，我和湘惠去看电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你去不去？”湘惠好像并没有认出我，杨昆连抢先回了我的话，我对杨昆连这样的语气感到奇怪，什么时候他倒成了主人反来邀请我，他们俩是什么关系。我又马上联想起当年上学时杨昆连告诉我那是处女的味道云云，心中突然觉得积压了一团怒火，杨昆连不配和白湘惠在一起，是谁都行，就他最不配。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杨昆连和我虽然都是职工二代，但我父母在七十年代之后一直在冷湖水電厂供电车间里工作，杨昆连和我不一样，他是正儿八经的干部子弟。父亲是青海油田管理局的副局长，母亲在镇石油钻井大队宣传队上工作，他姥爷还是从西安哪个制片厂的一把手过来的。冷湖的五号礼堂是经常有戏剧演出的，他妈唱青衣，冷湖没人不知道杨昆连他妈。上学的时候我虽然和杨昆连关系好，但我内心是觉得低他一等的，尤其在冷湖那个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匮乏的地方，杨昆连家从物质到文化都比我们更富足。杨昆连顺理成章地念了高中，白湘惠去了茫崖上中专，我在炼油厂工作，我们三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却在1988年这个秋天像三条方向各异的线一样相交了。

想来杨昆连开始是出于炫耀心理，他和白湘惠在一块的时候也经常叫上我玩，湘惠每两个礼拜的周末回一次冷湖，我们就在那个周末里去电影院、溜冰场、歌舞厅，快乐的日子是像流水一样过的，没什么痕迹。值得一提的是，我因为在炼油厂的工作有一些学生经历之外的生活经验，我把厂里听来的故事添枝加叶地讲给他们听，白湘惠和杨昆连都觉得很有意思，愿意听我讲这些厂里的故事。我从来没想过车间里乏味的工作可以让她听得这么着迷，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

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电影《疯狂的代价》，讲得是一个姐姐为给受到强奸的妹妹报仇雪恨，最后把强奸犯杀了的故事，那个年代赤裸裸地描绘犯罪的电影还不是很多，我、杨昆连、白湘惠我们三个都喜欢这部电影，一起看了两遍还不够。

白湘惠问我们：“你们觉得电影里那个姐姐做得对吗？”

杨昆连：“也不能说对，毕竟她不该杀人。”

白湘惠：“杀人算什么？如果我是那个姐姐，我不但要把男人杀了，还得给他千刀万剐。”

我什么也没说，内心却在震动，我不知道这种震动来源于哪里。我不敢说出这样的话，但白湘惠敢，她的勇敢更加衬托出我的懦弱。后来我回想，在那个集体利益和绝对正义至上的年代里，低级堕落是另一种先锋主义。

冷湖镇上能玩的地方并不多，冬季一来，天气也冷得刺骨。电影院、溜冰场这些地方我们已经去腻了，除了这些，我和杨昆连还带白湘惠去了镇郊的那座废矿井。废井那的落日风景十年如一日的壮美开阔，杨昆连躺在芦苇荡里大声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把白湘惠逗得咯咯笑起来，白湘惠笑骂：“少在这里装有文化人，酸死了，还落日圆呢！”杨昆连挨了骂也跟着笑，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儿。这首诗是我当年跟杨昆连说的，当时他还笑话我：“曲崖生，你小子语文那么差，从这里背起诗来了。”转眼杨昆连就把这诗背给白湘惠听，让他白白捡了一个机会。那一瞬间我既怅然若失，又觉脸上火辣辣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冷湖镇还经历着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原油快开采完了。我曾说过原油是冷湖镇的命脉，这里的所有人因为油聚集在一起，现在油快采竭了，就意味着人要开始搬迁了。从1985年起，陆续开始有整个家庭搬离了冷湖镇，他们中有的去了敦煌，有的去了西安，有的调回北京。其实对于我们冷湖子弟来说，冷湖就是我的故乡，从这里生从这里长，但对我的父母那代人来说，冷湖并不是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们是为了祖国献石油而来的，冷湖可以算是第二故乡。我小时候听我父母讲过在山东的日子，他们说大海边上的城市气候温暖而湿润，那里的人脸上都没有西北人的高原红和冻疮。我从来没去过山东，更没见过大海，这些词汇对我来说都是遥远的。我最熟悉的风光都长在这戈壁滩上，昆仑山和祁连山的皑皑白雪已经是我目光所及最远的景色。但是提到要离开冷湖，我的父母心中百般的不愿意，其实大家都知道冷湖这样的地方叫作“资源耗竭型城市”，原油一旦被采竭，搬走是早晚的事，但是他们仍然想坚守到最后一刻。这是种奇怪的心理，在冷湖的每一天，我的父母他们都思念着青岛，但是如今有机会要走了，却没有人想离开，他们像从沃土移植到到荒地的树，却在漫天黄沙里狠狠向下扎了根。除了我父母，我自然也不想搬走，我不知道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去了别的城市还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冷湖对我来说寂寞得刚刚好，何况在这里，还有我最爱的湘惠。

三

我们三个人的“友情”迎来了打击，1989年冷湖的石油已经没有了新增储量，大部分油田开始停产，青海石油管理局从冷湖迁到了甘肃敦煌，杨昆连他们一家要离开了。那时杨昆连和白湘惠已经谈起了恋爱，这件事我也没什么意外的，我确实很痛苦，但却从来没幻想过白湘惠会和我这样普通的人在一起。她和杨昆连站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开始觉得般配。我自己都承认杨昆连这人虽然投机取巧惯了，有时还有点不文明，但不得不说他人长得高大，又在哄女孩子上很有一套。杨昆连在搬离冷湖前约我到废井，我带了一瓶烧酒和一包花生过去，我想跟他好好聊聊，给他送行。坐在废井的水泥地上，我们照例是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混账话，一阵沉默过后，杨昆连咽了口唾沫对我说：

“兄弟你信不信，我爱上白湘惠了……”

仿佛突遭晴空霹雳，我身上的血液在听到这话的那一瞬间停滞了，我嚼了几下嘴里的花生米，什么味道都没有，我啐得吐掉了花生米的渣，我问杨昆连：

“什么时候？”我为什么要问这些，我明明不想了解这些事的细节。

杨昆连说：“就在这儿，就在这废矿里头，她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搬走了，我没告诉她。”

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杨昆连心里从来没把白湘惠当回事，也从来没考虑过会和白湘惠有什么未来。他是要考大学的人，怎么可能被冷湖的一个女人牵绊了脚步？我受到了极大的羞辱，白湘惠在我心里一直是完美圣洁的，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杨昆连糟蹋了，我恨透了杨昆连，也恨白湘惠，为什么？她为什么就这么相信了他？我都已经默许了白湘惠和杨昆连在一起，但是我不允许白湘惠就这样被杨昆连欺骗和捉弄。我和杨昆连在废井冰冷的地面上扭打起来，说是扭打，杨昆连并没有还手，他被我逼到了阴暗的角落里，我听见他跟我说：“崖生，我就走了，你打我一顿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一直喜欢白湘惠，以后你要是愿意你俩可以在一起。”

听到这话我的拳头瞬间软了下来，我像一个皮球被针一下子扎得泄了氣，听到这样无耻的话从杨昆连的狗嘴里吐出来，才是我对我最大的侮辱。我算什么，不过是他杨昆连玩腻了施舍的对象而已，白湘惠又算什么呢，我们都是被背叛的人。废弃的矿井外头，大漠里的夕阳洒下一片金光，芦苇荡里照常是金灿灿的。

于是在一个寻常的初春早上，杨昆连就这样轻松地离开了冷湖，听说他们一家先跟随杨昆连他爸去了敦煌，而后又定居回了西安。杨昆连冷漠得像畜生，白湘惠对于这次预谋好的离别确实一无所知。等到白湘惠亲眼见到杨昆连家的院子都搬空了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被抛弃了，不用说道歉，甚至一句解释都没留下，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这就是永别。我当然知道这对白湘惠是残忍的，她没有做错什么，可是我心中仍然怨恨她，这种恨甚至超越了对杨昆连的恨。我恨她那白花花的大腿和胸脯。我觉得那就是一切孽缘的根源，是这样的健康美好的肉体让我自惭形秽，让我亲手触摸到自己的畏缩和懦弱。

我和白湘惠失联了几个月，我知道在这几个月里我俩过得都不好受。这一段时间，我再也没去过一次电影院、溜冰场、歌舞厅。在车间里除了埋头苦干我什么都不想，下班我躺在炼油厂宿舍的硬床板上，脑子里却忽然想起来小时候常见的一句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我们家也开始了搬迁准备工作，我全家包括我即将被调回东营胜利油田，我的父母马上要回到真正的故乡了，而我，却要离开我的故乡了。

我们家是属于当年最后一批搬离冷湖的，白湘惠家也是。他们一家是八十年代才从株洲过来的，不知道即将要随石油局搬去敦煌还是整家迁回湖南。我周末从炼油厂回家的时候经过白湘惠家的院子，但从来没有再见过她。我和白湘惠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杨昆连之上的，杨昆连一走，我和她不再有什么正当的联系。

我没有再去过冷湖的电影院，《大众电影》也攒了几个月没有再翻看，除了工作上岗的时间，休息日我还是最常带着一瓶酒回到镇郊废井那里，那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我心灰意冷地躺在废井的地上，喝空了一瓶高粱酒，觉得冷湖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风沙又起来了，芦苇荡里的苇杆被吹得弯了腰，油井机架不知道哪里发出“哒哒”的声响，我又被风迷了眼睛，恍惚间我看到白湘惠走了过来，穿的还是那年初秋重逢时的红裙子，和山口百惠很像的那件。我觉得我一定是做梦了，这个地方白湘惠不可能再来，绝对不可能。

“崖生，你又不是茫崖生的，你是冷湖生的，你爹妈为啥给你起名崖生，不叫湖生？”我听见白湘惠对我说。

我没有回答，白湘惠显然也不需要我回答。

“崖生，昆连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喜欢的是你，我喜欢听你讲你们厂里的故事，杨昆连这个人没有担当，你比他更男人。”风沙呼啸，像婴儿在哭，像魂灵在泣诉，我不确定我是否听清了白湘惠的话，她是说她喜欢我吗，是在向我告白吗？

我猛地想起我跟杨昆连扭打在一起的那个下午，就在这个废井里，就在我现在躺着的这块水泥地上，杨昆连戏谑地和我说：“我走了之后，要不你就跟白湘惠在一块。”我想起我那一瞬间的屈辱和愤怒，看见眼前依旧青春饱满的白湘惠，听见她对我怜悯的表白，我觉得我好像趴在地上的一条狗，不，狗都比我有尊严。我疯狂地扑向白湘惠，她活该被抛弃，他们都像对待狗一样欺负我。我揪住她的头发，又闻见她身上那似有若无的汗香，想起杨昆连告诉我那是处女的味道，若是处女的味道，那为什么她现在还有这样的味道？白湘惠惧怕地大叫起来，我没有停手，我知道你白湘惠的痛苦，可我比你痛苦一万倍。

伴随鬼泣般的沙鸣，我撕碎了白湘惠的红裙子。我已经分不清是黄沙的呼啸还是白湘惠的哭喊，我的身体里兀自地生出了一种陌生的东西，这东西坚硬又蛮荒，不知道从何而来，这和我懦弱的本质毫不相符。我想敦煌此刻是不是也在起风沙，杨昆连你也在躲吗，四下都是黑暗，你这样坦荡荡的人可是要往哪儿躲呢。渐渐地，我已经听不见白湘惠的声音，我也并没有体会到那熟悉的坠入山谷后的轻松感，我的身体疯狂后变得疲软，一个念头闯入了我的脑子，这让我不寒而栗。

“杨昆连他骗了我，他和白湘惠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

1995年的春天来临之前，所有人搬离了冷湖。

四

从那天开始，我被彻底改变了，我的余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救赎。

离开冷湖已经很多年，我们家在胜利油田青海村安顿下来，我终于体会到了海边湿润而温暖的气候，治好了手脚上多年的冻疮，脸上的两团高原红也褪去了大半。我还是常常梦见“曲崖生强奸犯”这几个鲜红的大字写满了冷湖镇的大街小巷，梦见戈壁滩上有人唤我的名字，梦见白湘惠问我：“你又不是茫崖生的，为什么叫崖生？”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个黄沙天在废井里面发生的事。我是即将要离开冷湖的人，本来已经准备忘掉冷湖的一切，为什么冷湖水又以这样深刻和残忍的方式流进了我的生命里，让我瞬间衰老下去？我身体里面不再是健康的体液，而是凝滞的原油，从此我所有的快乐都是侥幸，痛苦和歉疚是我应得的。我对不起白湘惠，对不起我知识分子阶层的父母，对不起冷湖的日日夜夜。

“崖生，你要夹着尾巴做人了。”这话回荡在我的脑子里。

事实上，那次的事件发生后，没隔几天我就逃亡般地搬离了冷湖。我没有为我的罪行受到任何法律上的惩罚，但却总回忆起我、杨昆连、白湘惠一起看过的那部电影《疯狂的代价》。离开冷湖后的数年，我都不敢和别人主动打听冷湖的情况，讽刺的是，我居住的家属院叫青海村，这里的人都是从青海各地迁置而来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喜好，就是回忆过去在油田的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人总觉得过去的日子是好日子，明明曾经在那里大家各有各的痛苦。白小姐当年一语成谶，她不仅杀了我，还对我千刀万剐，让我一生都在痛苦的回忆里挣扎。

我也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和戈壁滩上的那些日子渐行渐远，我没有组建家庭，我知道自己不配得到任何形式的原谅，每每从梦中惊醒一次，我的良心就多一分安宁。辗转过许多年，我父母已从胜利油田退休，我也从东营来到了红岛，红岛是青岛胶州湾的一个大岛，进入二十一世纪也开始了兴起建设。我刚到红岛的时候，岛上就是一片滩涂，除了一些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家庭什么也没有。如今在青岛西海岸政府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指导下，我又参与到了红岛的建设中，和四十年前我的父母刚来到冷湖镇时一样。我一直认为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有着赖以生存的体液，冷湖镇是靠石油流通运转的，而海水就是红岛的体液。我的父母一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号召去到了大西北，在那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打井采油，拓荒建屋。幸运如我们一家，最终回归故里，而有的人却永远长眠在了那片戈壁上，埋葬在了昆仑山脚下和柴达木盆地里。离开冷湖的那一年，我的母亲执意带走一罐冷湖底的沉沙，而我当时并不想带走任何冷湖的记忆，极力地阻拦她带走那罐沙。母亲在我的固执阻拦下哭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次离开，这一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回来。或许几十年之后，冷湖被夷为平地，不会有人再记得冷湖，地图上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

那罐冷湖的沙最终被母亲带回了山东，我身体的一部分却遗落在冷湖镇上了，永远和那片废墟血肉相连。离开冷湖，我再也没有一天像戈壁滩上的童年那样快乐。我知道我的魂留在了戈壁滩上了，留在那断壁残垣里了。

“湘惠这些年一直没离开冷湖，她現在是冷湖工业园党委副书记，是冷湖发展的带头领导了。”我和杨昆连联系已经是十五年后，他通过贴吧上的校友群加到了我的QQ，白湘惠的名字牵着回忆劈头盖脸地冲我砸过来，我竟不知道还有冷湖校友贴吧这种东西的存在。一次次梦境和现实交错中，我想过白湘惠她在湖南、在敦煌、在天涯海角，或者甚至就在我工作的红岛上，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一直守着那片废墟，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根本不需要躲。

“还有崖生，其实当年，我跟白湘惠什么也没发生。这些年我总想起来你和湘惠，你们都是我对不起的人。”

我近乎是苦笑了。

“崖生，崖生！”我又听见身后有人在唤我，我回头看见了杨昆连，看见了我曾经的同学和工友，看见了我尚未老去的母亲和童年的自己，看见了白湘惠和那片废墟。

我再也无处可逃，最终我带着那罐沉沙从青岛流亭机场起飞，降落在敦煌莫高国际机场。回到冷湖的旅游巴士上，一路听人说冷湖建起了中国最大的天文观测装置，已经成了世界有名的天文研究中心。原来的老基地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镇上的厂子被改造成丝路文化遗产博览城，镇郊开始建光伏发电厂。

“冷湖镇过去有上万人居住，现在早上去镇上的两个早点铺就能把所有人见全，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还有一座监狱，据说只关押了一个犯人。”一位年轻的女孩向车上的乘客介绍，荒芜的故事一下子变得刺激艳丽起来。

这些年的黄沙治理在戈壁滩上显现了惊人的效果，我曾设想过无数次再和湘惠、和冷湖相逢的场景。我以为一定是个童年那样的黄沙天，但没想过这里现在却是日丽风清，绿树荫荫。

我知道这里是我的故乡，从此除了这里，我哪里都不去。

栏目责编：许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