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鹃，付砾乐，林雪儿，张君昌

（北京体育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青岛农业大学 动漫与传媒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北京工商大学 传媒与设计学院，北京 100037；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部，北京 100866）

2015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奖掖她在现代性背景下探究科技和生态给人类带来的创伤，这被看作非虚构写作在主流话语中的重大胜利。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澎湃新闻自1月26日起在“浦江头条”栏目连载的《医护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以医护人员的第一视角再现了武汉一线的疫情现场，给读者以直抵人心的阅读体验。其中，由上海援鄂医疗队查琼芳医生书写的日记篇目已集结成册出版，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援鄂医生日记，显示了“日记体”非虚构作品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情感叙事价值。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非虚构写作的界定与脉络

非虚构写作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体裁介于小说和新闻之间。1952年，罗斯发表于《纽约客》的长篇作品《影片》，被认为是较早的非虚构作品。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根据发生于1959年的一起凶杀案创作的小说《冷血》开创了非虚构写作的先河［1］。非虚构写作刚进入我国时，表现为纪实文学、特稿或深度报道等多种形式，未形成统一体例。1999年，徐成淼将非虚构写作归纳为三种类型：作家自叙传、口述实录体、以日记、书信为载体的历史文体［2］。2010年，《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写作计划，倡导民众在日常的生活情节中激发自己的想象，以发表出一批刻画中国人当下生活实景的优秀作品，推动了国内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关注［3］。

《韦氏词典》将非虚构写作界定为“关乎事实或真实事件的写作”，是力图最大限度还原历史或事实的“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4］，是作者基于深度调查和民族志田野调查等方式观察、记录之后的创作［5］。就其文体边界而言，这种写作模式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纪实的界限，生成了一种具有“中间性”的新叙事面向［6］。从新闻学角度来看，这类作品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不符合传统的“新闻”定义，但进入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也必须遵循书写新闻的规则——强调作品应符合新闻规律、遵循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7］。从叙事功能看，作为新闻文体的非虚构写作拓展了主流新闻叙事的边界［8］，具有填补空白、“对抗速朽”的功能［9］。非虚构写作虽然存在真实界限模糊、选材偏向等问题，但以其作为新闻体裁，从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新闻记者的业务能力，凸显了新闻真实性、增强了现实感、丰富了新闻的写作技巧［10］。

（二）情感叙事的公共价值

近年来，“情感”在公共领域的传播价值日益凸显，“理性—情感”二元划分方式被打破，“情感在公共商议、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开始被重新阐释”［11］。“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获得‘情感惯习’和‘情感性格’”，进而实现不同情境中对情感的感知、反映、管理和表达，而“当一种情感嵌入某种宏观社会结构中，这种情感便成为普遍共享的集体情感，人们也因共享这种情感而形成‘情感共同体’”［12］。可见，人们的情感体验通常是被唤醒而非自然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大众情感动力’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3］，“公众带着自己的‘情感’走进公共空间，‘情感’也影响了公众的表达特征”［14］。加之，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用户的情感体验与表达规则，“社交媒体的互联性帮助激活了公众之间的纽带”［15］，提高了信息共享和表达的可能性，为个人和集体的想象力提供了巨大的表现空间。就新闻报道而言，即使“坚持客观、中立，符合新闻业的规范性理论和市场策略”，但对“新闻”一词的界定本就起源于感性、主观、猎奇，甚至“骇人听闻”，而非“客观”［16］。因而，基于情感叙事的新闻文体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其存在的价值。

但是，互联网的可供性能促进全民参与信息生产，也会导致“信息超载”与质量参差不齐，过度的情绪表达可能导致新闻陷入煽情主义泥淖，甚至加剧非理性情绪的传播，从而带来“探寻新闻真相受阻、消解公共价值规范”［17］等负面影响。从媒介技术层面来讲，非理性情绪传播源自网络传播的匿名性、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和网络信息的把关难度。从传播主体来看，传统主流媒体在网络环境中发展式微、自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对信息的操控能力提升也为非理性情绪的膨胀提供了温床。而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公信力缺失也是加剧非理性情绪传播的一大诱因［18］。“反向公众情绪会加速舆论生成、放大舆论的影响烈度、阻碍舆论的平息幅度”［19］，甚至“强化负面社会心态、影响公共舆论理性、加深社会怨恨”［20］。因而，如何善用情感叙事、避免煽动公众情绪、缓和并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是新闻媒体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新闻报道中“情感”表达的必要性

传统的新闻报道思路侧重传递事实，一般认为，情感意味着“主观”，会伤害真实性的品质。但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仅靠呈现事实叙事的新闻稿可能导致“公众的情感需求难以描摹”［21］。而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读者对于“‘情感’能够让人们面对政治生活中的‘事实’而非远离，情感也有助于人们拒绝‘政治冷漠’，没有‘情感’的政治反而是危险的”［22］，因此，疫情报道应在恪守职业伦理的基础上契合公众的信息与情感双重需求。“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媒体以情感报道为策略传播公共危机事件，使读者获得了双重的“使用和满足”［23］，在诸如拆迁冲突、医患冲突等议题上，媒体也建构了一种悲情叙事的手法［24］。在互联网环境里，社交媒体不单在信息传播中发挥效用，也是情感交流互动的场域，有强关系链接和圈层传播等特征，易成为公共事件的发酵器［25］；通过微博，网民的情感表达可以有效释放压力、调节情绪，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26］。

非虚构作品，反映了这种写作模式不完全受传统新闻写作五要素的限制，逐渐从侧重事实判断向呈现价值判断过渡，印证了非虚构写作的情感传播价值与社会影响力。因此，本文将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相比于新闻恪守的传统客观性原则，情感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主要叙事手段为何引发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作为叙事表达手段的“情感”在非虚构写作中呈现出哪些独特价值？

二 研究设计：以《医护日记》为个案的内容分析

作为诉诸新媒体形式出版的日记体非虚构作品，《日记》的独特之处有以下四点。首先，《日记》的作者为各批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他们并非专业新闻采编人员，因而其文字不可避免地夹杂个人情感，但医护人员特殊的职业身份使得他们成为权威、核心消息的来源之一，因此，《日记》相对其他非虚构作品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其次，《日记》的作者在创作期间均工作于武汉的医院临床一线，关键性的地理位置和专业医护环境使得他们比在家隔离的本地居民更能深入疫情中心，也使得每一篇日记对武汉疫情现场的细节呈现更加细腻感人，对读者具有立足当下、反思历史的独特认知作用。再次，《日记》虽然由多名作者完成，但第一人称叙事既还原了其内容的现场性，又以个体视角给读者以强烈代入感。每篇日记从不同侧面描写救治现场、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和病人恢复情况，丰富了读者对疫情中心生活面貌的多元沉浸式体验。最后，日记体形式能给予读者亲切的阅读感受，拓宽了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增加了非武汉居民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间接断绝了疫情期间谣言传播的路径。也正因为日记体形式的强烈代入感，使写实与写情自然融合，给疫情初期无法及时了解武汉地区救治情况的读者提供了有效的信息补给，客观上拓展了非虚构写作形式与叙事方式的疆域版图，丰富了这种写作形式的内涵。

本文选取2020年1月26日至4月5日的143篇日记，设计情感分析编码表，引入情感表达主体、表现手法、表达内容等变量，设置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中性情绪等属性，并对其赋值，使情感分析可操作化。借助Python软件，将文本转化为编码，基于情感倾向、情绪类型、传播符号、情感指向主体等变量，实现对《日记》文本的量化分析。综合数据分析和文本案例研读，探讨非虚构写作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情感叙事价值。

三 《医护日记》的情感叙事特征

（一）固定式内聚焦叙事还原疫情生活图景

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将叙事视角划分为零聚焦、外聚焦和内聚焦三个类型。其中，内聚焦是指通过故事内某个人物的视角来讲述事件，又分为固定式、不定式和多重式内聚焦三个类型。固定式内聚焦通过“我”这一独特视角持续将事件表达出来，作者——“我”既是故事的参与者，也是故事的见证者，不仅经历了故事的过程，还对部分细节非常熟悉，因此，所述的内容都是“我”所听到或看到的，也包括了自己的所思所想［27］。

第一视角叙事强调作者参与整个故事的经验与感受，符合非虚构写作对真实效果和“在场”性的追求。绝大多数非虚构作品都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比如文中作者大量的内心独白可视为作者把写作看成自我认知、表达乃至自我重构的方式。这也表明，亲历式的取材方式与固定式内聚焦的写作视角具有大概率的关联［28］——唯有作者以亲身经历为蓝本，才有机会采取固定式内聚焦视角讲故事。《日记》中，作者（即叙述者）均是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呈现故事内容，且从头到尾经历整个故事（即主要人物）的文章数量超过60%。而作者作为次要人物的作品不到40%——这类作品多为转述同事、患者或志愿者的故事，虽包含作者的亲身经历，但叙述内容聚焦于他人身上，如在《医护日记｜家属同意遗体捐献，感谢他们悲伤背后的无私和奉献》日记中，作者查琼芳讲述了自己负责的一个患者在自己交班后突然恶化去世，并在医护群里看见了患者家属同意遗体捐赠的故事；又如在《医护日记｜他们与病人接触时间最长，承担最多感染风险》日记中，作者陈蕊华记录了自己所见的护士群体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整体而言，《日记》以固定式内聚焦为主，全程以“我”的视角出发，围绕“我”一天的生活见闻和情感与思考展开写作。选择这种叙事视角，不仅体现了作者作为叙述主体的权威性与准确性，也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故事的真实性，所思所感自然流淌。《日记》采取了典型的日记体，开篇交代日期、天气等基本信息，进而对当天的工作流程和具体内容展开叙述。

以“我”为主的固定式内聚焦叙事视角的好处有三。首先，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既是亲历者，又是普通人。通过对每日“工作情况”“生活日常”和“个人心路”的描述，文章反映出普通人在疫情之中的处境、感受和为抗疫作出的种种努力，如来帮医护人员剪头发的Tony老师、送物资的志愿者、病房里叮嘱医护人员休息的阿姨、捐献遗体的24床家属等。其次，以“我”开头的第一人称增加了亲切感——虽然读者并未身处疫情一线，但透过“我”的叙述能产生共鸣，而日记里平易近人的流水账形式更易让读者感受到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参与感和奉献精神。再次，内聚焦叙事能最大程度地确保故事的真实性、还原关于疫情的具体细节，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疫情中心医院。

（二）多维度正向情感叙事实现共情传播

1.整体正向的情感倾向

把握《日记》的整体情感倾向为进一步分析其情感表达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本文设置了“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中性情感”这三个属性。通过Python软件对《日记》语料库的内容进行分析，按照词、句的情感极性和情感极性强度计数可发现，《日记》中的积极情感文章共133篇，占比超过总篇数的90%，而消极情感文章共8篇，中性情感文章仅2篇。由此可见，《日记》的情感倾向整体呈积极正向。

为进一步分析《日记》里“情绪”的表达方式，本文的“积极情绪”分为“激动、致敬、赞美、坚定、信心、感激、温暖、喜悦”8个属性；“消极情绪”分为“紧张、悲伤、疲惫、心疼、自责、不舍”6个属性。

经过统计，《日记》中“坚定”情绪是积极情感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情绪类型，为24%（共33篇）；“温暖 ”“ 激 动 ”“ 赞 美 ”“ 信 心 ”“ 感 激 ”“ 致 敬 ”“ 喜 悦 ”的频率依次递减，占比分布在3%~19%。消极情绪中，“疲惫”的占比最大，为30%（9篇），“悲伤”和“心疼”均以7篇的占比次之，“紧张”“不舍”和“自责”的占比依次递减。

《日记》中的情绪表达按照由强到弱的顺序依次为“坚定、温暖、激动、赞美、信心、感激、疲惫、致敬、悲伤、心疼、喜悦、紧张、不舍、自责”。作品以非虚构写作形式连续记录了武汉四个多月的抗疫过程，每篇日记既没有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也没有掩饰医护人员的现场感受和多重的情绪表达，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为读者了解疫情期间的武汉提供了独特的载体。无论文字情绪偏向如何，作者所表达的情绪都复杂、多元，也只有透过承载多维情感的文字，读者才得以感受最真实的疫情现场。

2.与不同主体交织的自然情感

由于《日记》的作者均为抗击疫情一线临床的医护人员，为进一步分析文本内容的情感趋向，需要厘清作者的各种情感由谁产生？对谁产生？因何产生？首先，本文将情感指向主体归纳为援鄂行动、医护人员（同事）、工作进展、具体工作情况、患者及其家属、后勤援助和武汉市及武汉市民7个类别（表1）。

表1 情感指向主体与情感倾向交叉表（计数，单位：篇）

由表1可以看出，指向“工作进展、援鄂行动、后勤援助和武汉市及武汉市民”的情感表达均只存在积极的倾向；在指向“患者及其家属、医护人员（同事）”时兼具积极倾向和消极倾向，但频率仅为3篇和1篇；而指向“具体工作情况”的文章则涉及三种情感倾向。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情感指向主体是谁，均以积极的倾向为主。而为什么呈现这样的规律，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情绪类别和实际文本来展开分析（表2、表3）。

表2 情感指向主体与积极情绪交叉表（计数，单位：篇）

表3 情感指向主体与消极情绪交叉表（计数，单位：篇）

对表2的数据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在指向“医护人员（同事）”的积极情绪中，按由多至少的排列依次为“赞美、致敬、信心、激动、感激和温暖”；对“援鄂行动”的情绪表达均为“坚定”；对“具体工作情况”的积极情绪有“信心”和“温暖”；对“工作进展”的情绪表达集中于“激动”；指向“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情绪集中于“温暖”；指向“后勤援助”的情绪集中于“温暖”和“感激”；还有对“武汉市和武汉市民”的“赞美”。

从表3可以看出，指向“医护人员”的消极情绪主要是“心疼”；指向“具体工作情况”的消极情绪主要是“疲惫”和“紧张”；指向“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消极情绪为“悲伤”“心疼”和“自责”；指向“武汉市及武汉市民”的情绪则为“不舍”。其中，结合实际文本语境来看，“悲伤”的情绪均具体指向患者或医护人员（同事）的去世。

综合上述交叉量化分析可以看出，指向“援鄂行动、工作进展和后勤援助”的均为积极情绪；在复合的情绪中，按照占比大小的顺序排列，指向“医护人员（同事）”的积极情绪依次是“赞美、心疼、信心、致敬、激动、感激、温暖”；指向“具体工作情况”的情绪依次是“疲惫、紧张、信心、温暖”；指向“患者及患者家属”的情绪是“温暖、悲伤、激动、致敬、心疼、信心、喜悦、自责”；指向“武汉市民”的情绪则是“赞美”和“不舍”相当。

整体而言，《日记》中多元的情感表达承载的是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坚守和温暖，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真实而复杂的共通情感成为沟通读者与作者的桥梁。当《日记》部分整理出版后，有网友表示，通过观看“连载”，跟着医护人员感受了“从一开始面对‘凶恶’的病毒充满挫败，到治好一个个重症病人的重拾医者信心”；也有读者表示，在《日记》平实的文字中看到了生命的厚重。由此可见，《日记》直接呈现出每个人都能理解和体悟的真实情感，能够强化作者与读者的共情效果。

四 情感叙事对非虚构写作的价值重构

（一）“日记体”凸显新闻情感要素，丰富事实维度

“倒金字塔”结构是新闻报道中最常见的叙事结构。通过导语，读者能迅速知晓文章的核心内容，但这种单一、模板式的文体不利于疏解读者的非理性情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导致多元、碎片、无中心的社会话语产生，造成真相的多次反转，可能滋生煽动性情绪。面对公众依托媒介获取真实信息的现实需求，专业媒体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及时公开报道以满足读者的知情权至关重要。而面对突发事件中反转新闻频发、鱼龙混杂的现状，主流媒体也需要开辟多元传播路径，以有效地安抚读者情绪。

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叙事色彩可以突破消息写作的单维性、提升报道具有的易读性与趣味性、丰富新闻叙事的表现力与吸引力，从而为读者呈现多元立体的客观事实。而以日记体形式来呈现新闻故事，更能强化事件的现场感，补充了媒体从业者冷静、克制的新闻稿不完整的信息。在《日记》中，作者对病房之中、医院之外的大量描写，生动地再现了救治现场情况——从病房里爱吃芝士饼干的大爷到做菜偏酸辣口的酒店厨师、从曾经开过救护车的理发师傅到自豪的武汉本地司机，把疫情期间处于危机中心的每一个小人物、小故事展现出来，这些个体都不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形象，不被时间所风蚀。也正是透过一群肩负共同的使命与责任、逆行到疫情中心展开援助的援鄂医护人员来叙述发生在救治现场的点滴，使得读者有机会深度了解疫情中心的喜乐与酸甜。

这种始终未脱离的以亲历者身份和在场的形式报道事实的叙事策略，串联起了日常生活的点滴，将个人感受、经历、对话、细节、场景等方面的描写融入新闻写作，重新结构了新闻事件的起承转合，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与趣味性。由此可见，“日记体”的非虚构写作形式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讲故事方式和新闻文体的呈现维度，从而延伸了新闻的情感价值。

（二）“我”视角转变叙事，弥合读者情绪裂痕

故事从诞生之日起，就和人及人类文化的内在性、人生活的内在性紧密相连，换言之，故事的核心并不是事，而是人——人性和人类情感［29］。非虚构写作力图通过实证性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或事实，从而构建文学在审美之外的传播价值——这常常体现在文本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去勾勒社会现实内部关于人性错综复杂的世界。在突发事件之中，读者面对事件诱因和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会产生不安全感，因而对新闻现场信息具有强烈的情感需求。以“我视角”展开叙事，唤醒读者的同理心——将读者代入作者角色，体会他人所处的背景环境、生理与心理状态，在了解事件脉络的基础上更容易理解当事人的心理、情绪和行为上的反应。

《日记》正是以每一个人的故事为纽带，与读者产生情感连接。这些连载的日记容纳了医护人员的多重情感：有对患者和同事的心疼，以及对工作的疲惫和紧张，也有对救治病人的坚定信心、对患者家属的安慰和对后勤援助的感激等。通过作者的记录，一些谣言不攻自破。由阅读带来的情感体验不同于短视频短暂的视听刺激或微博文字浅表化的情绪流露。透过文字，被隔离在疫情中心之外的普通人能感受到医护人员深层的喜怒哀乐与情绪变化，可见，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来书写疫情期间的个体经历与感受，能有效调动读者的情绪共鸣，弥补新闻仅作事实传播的短板。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因而以第一视角叙事来还原医院生活图景的《日记》，下沉了媒体信源，丰富了媒体传播维度，突出了普通人的声音，在引发读者共鸣的同时也具有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在留存群体记忆、群体精神呈现与意志表达方面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

（三）“强关系”改进沟通效果，提升危机传播建设性

近年来，建设性新闻悄然兴起，这类新闻在报道中加入积极心理学元素，即“以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建构新闻”［30］，“它并不掩盖议题中的负面内容”［31］，在坚持新闻的伦理和核心功能方面，具有“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提倡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32］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其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影响的严重性与广泛性等特征要求责任单位在第一时间进行危机公关，合理运用媒体来化解危机，并开展对机构形象的修复往往视为首选［33］。而媒体书写与刻画危机的叙事方式，对能否有效安抚公众情绪、降低事件危害性、促进责任方与公众的有效沟通至关重要。

一般来讲，媒体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策略以快速、准确、权威、科学、适度为主，充当“报道者”“引导者”“沟通者”和“普及者”的角色，但在非常时期，为避免产生次生的非理性舆情，安抚公众理应更重要。以《日记》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可被视为建设性新闻的一次有益尝试：这些文章使读者意识到医护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同样是普通人，他们在救治或疏导工作中也有很多困难与挣扎；文章能够促进公众换位思考，更加理解政府和各级组织处理危机的不易之处，从而促使文字报道在话语表达与叙事方式上构建起深层的情感场域，唤醒读者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的强烈共情。

例如，在《医护日记｜抢救的病人在逐渐好转，我放心了》一文中，周海英讲述了自己照顾的病人病情逐渐好转，医院的领导也送来汤圆进行慰问；又如《医护日记｜医疗队召开工作总结大会，又有13名队员火线入党》一文的作者不仅讲述了身边许多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充满正能量的工作精神，也记录了政府部门对于抗疫一线的支持，凸显了党和政府政策导向与举措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日记》中对医护人员工作细节的记录，在帮助公众综合了解疫情实际情况的同时，也起到大众监督的作用；同样，政府也能通过网民线上实时跟进的评论，更精准地协调和指挥工作，及时调整抗疫措施，从而实现与公众的双向互动。由此可见，作为带有积极情绪的建设性新闻，日记体的非虚构作品能为引导读者情绪带来正面影响，促进读者的精神健康，强化其社会政治参与感，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