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群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厦门分院，厦门 361000）

引言

新时代是城市的时代，重塑城市文明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中国城市是在千年乡土文明、百年工业文明的滋养下走进新时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衡量标准下，乡土中国是缺乏独立城市文明的，近代百年城市发展也多是在支撑工业化的语境下进行表述。千年中华文明中，城市不应该仅作为乡土文明、工业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它自身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探讨中国城市文明的独特基因，思考新时代在生态文明大逻辑下城市文明的重新构建，是一个值得持续研究的开放性大命题。笔者尝试性地在历史长时间段中回溯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轨迹和辉煌段落，探究隐藏其后的中国城市文明独特基因，并结合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展望了新时代重塑城市文明的基本方向，以期引起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1 城市革命：千年之变与千年以前

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了50%，大量文章和报道关注了这一标志事件，声称中国由此进入城市型社会，开启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为了适应、引导这一变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相继召开了城镇化工作、城市工作会议并出台相关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城市发展和规建管的新思路、新论断和新要求。对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诸多反思，逐步由行业内走向全社会，由技术层面走向政治层面。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和人发展的主体空间，在主动和被动相互交织中进入了“千年变局”。所谓“千年变局”却并非“千年未有”，如果把目光拉回到更宽广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隐藏在千年背后的中国城市辉煌和划时代革命。

千年以前，其时赵宋，是我国漫长封建历史中的一座高峰①，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进行过全方位变革②，这些变革集中体现为鼎盛时期都城汴京的城市繁华。其时，汴京人口近两百万，汇集着整个华北地区近5%的人口，整个国家城镇化水平也超过了30%，这一水平跟千年之后的1990年大体相当[1]。汴京不但是王朝最大城市，而且是当时世界最大城市③，不但在行政上是国家中心城市，而且在经济和安全上是重要的门户城市。向南，它位于大运河起点，通过运河与江南富饶之地紧密联系，粮食等各种物质汇集，带来了人口集聚和文化交融；向北，它处于面向辽金的战略前沿，衍生了大量军需经济和武装人口。人口汇集、经济活跃带给汴京的城市繁华和市井“烟火气”，今天仍然能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这流传千年的“一书一画”中直观感知（图1）。

图1 “清明上河图”里的城市空间

繁荣背后是那场划时代的城市革命，革命始于晚唐，在赵宋中叶达到顶峰，革命的实质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自秦汉郡县制以来，中国城市实际是“有城无市”或“强城弱市”的，城市本质上是实行政权统治和行政管制的据点，主要是为管控和服务周边农村腹地，并不是为发展和繁荣自身。在功能上是行政的，亦可称为“官城”；在空间上是封闭的，通过带有强烈空间管制色彩的“坊肆制”来对城市居民生活和工商业活动进行时空限制。赵宋城市革命，首先体现为“市”的蓬勃发展。“市”无须在人口过三千户的省府州县才能开设，买卖交易也不必再受空间限制，大量自发交易在城市内部或城郊沿河、沿街、沿路展开，城市“夜生活”出现并不断繁荣。“坊肆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开放街道和自由交易，城市真正做到了“有城又有市”。其次，产业类型多样化和城市经济繁荣，带来了人口大量增加和人口结构根本性改变，城市中官吏、工商从业者、文教卫生艺人等服务人口三分天下的人口结构出现。第三，城市形态和风貌亦随之改变。汴京虽然保留着行政城市的特点，宫城、皇城、官署、礼仪建筑等仍按规制布置，但与唐长安已有本质不同。封闭坊墙被打破，开放街市遍布全城，宗教、礼仪、行政空间之外商业、娱乐空间出现[2]。最后，市镇大量出现，使得在传统都省府州县行政型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以经济功能强弱为衡量的体系，城镇体系更加丰富④。

这场城市革命是赵宋时期社会思想解放、制度变革、科技进步的产物。赵宋立国之初，就吸取了唐晚期节度使割据导致皇权旁落的教训，强调“兴文教、抑武事”，尊重知识、提倡读书，重视科举制度及选拔文臣来治国。文臣和知识分子，复兴儒学，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推动了一系列农村和城市的变革。宽松、充满活力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极大促进了农业、航海等科技进步，释放了生产力和海上贸易，带动了一批“沿海开放城市”的诞生和发展。这场革命更长远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成就的不仅仅是北宋开封，之后的南宋杭州、明清南京、北京等在其鼎盛时期都曾位居世界城市之首位。

2 乡村中的城市：中国城市文明的独特基因

2.1 乡土中国与“乡村中的城市”

虽然辉煌如斯，但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认识中，中国封建社会整体上却是乡土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城市文明”。表面原因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人口上，都仍然是一个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占人口90%以上的仍是农民。实质原因却在于衡量标准的不同和话语权的归属上，与西方城市尤其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相比，中国无论是对城市的认识、意识和态度，还是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都大不相同、自成体系。

传统中国文化主体是农耕文化，中华文明主体是乡土文明，是乡村而不是城市，决定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华帝国的社会形态[3]。乡土文明的影响是全面和均一的，它伸展到中华文明所及的每个地方。乡土文明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实际上是“乡村中的城市”，城市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管控和服务周边的农村腹地，城乡高度粘合[4]。虽然形态上，城市由城墙、城河与周围村庄相隔离，但在文化上，城乡是紧密相连、互为一体的，在行政管理上更是统一在“县”这一基本管制单元下。城市只是宽广乡村底盘上的据点，就像“一个烧饼上的芝麻”一样，与乡村聚落只有规模大小差异，其他别无二致。比较而言，工业化前的西方城市，却是在组织、心理、文化、形态等各方面都是和周围乡村截然分离。西方城市是自卫和自治的，由坚固宽厚的石砌城墙将城市独立于广大乡村之中，城中设有市政厅作为市民行使政治权利的集会场所和公共空间，城中教堂既在精神上也在建筑形式上耸峙于全城之上[5]。但这些，对于传统中国城市而言几乎都不存在。

2.2 中国城市文明的独特基因

2.2.1 城乡一体，城市从来不是一个与乡村截然不同、断然割裂的概念

一直以来，城乡在行政、经济、社会、文化、景观、建筑、风俗等各方面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城市及其腹地农村，这两者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6]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城乡一体网络开放、自由，居于其中的城乡居民拥有买卖土地、选择居址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拥有城乡双向流动的自由，具体形式包括官员的出差、隐退、出仕，以及农民转向商业及仕途的迁徙等。这一共同体中，乡村的地位、处境和价值观并没有被贬低，反而相对于城市而言更具有优越性，在文化上城乡是同根同源、始终一致的。

2.2.2 多元共治，自上而下的垂直官方管辖权和自下而上的本地惯例管辖权相互支撑

传统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建立过拥有独立明确管辖权的自治市，也从来没有过类似于西方法人身份的“市民”，但并不代表城乡居民被完全排斥在城市管治体系之外。传统中国城乡管理都是从并行不悖的两条线展开的。一条是自上而下，由中央政府逐级派驻，依托省、府、州、县各级城市集聚点展开，代表着中央集权意志的官方管辖权。其管辖重点是保障军事和政治安全、管理和控制地方经济税收、对臣民进行“养与教”、统一意志和传续文化等。另一条是自下而上，由各种相互交织的地方社团、行会、帮派、集团、同业、同乡、士绅等非官方组织行使的本地惯例管辖权[7]。这些组织通常并没有明确的公权力授权，其管辖重点是维护市场秩序、协助官家收税、监督行业纪律、承担市政、福利和治安等。这种非官方的本地管辖力量是官方管辖的重要协助和补充，层级越往下分量越重⑤。

2.2.3 城是城、镇是镇，城与镇成长轨迹不同，却又殊途同归，市是关键环节和纽带

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城、镇、市等非农聚落统称为城镇，但无论是从源头还是从成长轨迹看，它们均大不相同。最早出现的是城，主要指中央及省府州县等非农聚落，它们作为各级行政机关所在地和政治中心而存在，象征着国家政权和伦理秩序，是自上而下统治网络的一部分。镇最早出现在晚唐节度使割据致使皇权旁落时期，已有皇权聚落难以支撑地方割据的需要，节度使们便在一些军事、交通和商业要道上，以“镇”的名号设立了管理地方商业和征税的聚落。宋时镇开始拓展到全国，直至元明清到民国达到顶峰。镇的职能首先是经济和商业，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教育、文化等，与行政城市不同，镇天生就是经济城市[4，7]。如果说城代表的是帝国皇权“体制内”网络体系的话，镇则是“体制外”自我成长的非农聚落。政府认可的是镇的经济属性，其他政府属性或者象征官府权威的设施，诸如孔庙等科举设施、城隍庙等礼仪设施、城墙城门等防卫设施等几乎是不允许存在的。与有规划、有礼制的城相比，镇大多是无规划、自由生长的，保留了很多非正规的形式和格局。城和镇相继出现又互相交融，共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和城镇体系。在此过程中，市的出现是重要的接续环节和纽带⑥。

2.2.4 以“礼”营城、用“利”造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营城造市智慧和经验

传统中国的城市空间从来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它是表达礼仪的重要载体[8]。以礼仪为核心形成秩序，以秩序为基础营造空间，以空间来服务和规范人，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从周朝就开始的营造传统中，礼仪象征的本底是天地宇宙观，按照山水、星象来安排空间，通过宫殿、官邸、庙宇等建筑来反映重行政、重祭祀而轻市场的城市本质。汉之后，以帝王城市为代表的“礼仪城市”强化了帝国的中心论及其伦理，城市本身就是帝王思想的一部分[4]。如果说对城的态度是持续的规范，那么对市的营造则是不断的松绑和让利。晚唐市镇的出现，就是基于一个普遍的认识：“既然对商业不能压制也无法妥善管理，那么最好还是索性放手不管，而把商业作为一项税收来源。”[7]管制上的放松使得商业溢出城市，城市内部出现“瓦子”等新型土地利用方式和空间形态，城市外部则出现村市、虚市、山市和草市等。这种既“尊礼”又“重利”的营城造市经验，注重和传承了规制，又尊重和适应了变化。

3 百年工业化：城市背后的“生产空间”与“空间生产”

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的全部主题是实现现代化，更具体一点说是实现几千年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工业化⑦。工业化从产业上看是非农，从空间上看是集聚，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城市化。从这一视角回望百年中国城市，无论是洋务、变法、改良、共和，还是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是“生产”及其背后的“生产空间”。百年生产走过的历程，为千年乡土文明下的中国城市注入了属于“生产主义”的元素和基因，包括自治理念、效率观念、产权思维、价值规律、规则意识等，也包括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纪律性、组织性等，更包括如何看待整体与个体的关系。

3.1 “振兴实业”与“自治的城市”

“振兴中华，首先要振兴实业”，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基本国情是“贫”与“弱”，出路在“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9]，他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思想的延续和集大成⑧。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共和革命，无论哪种运动和思潮，也无论哪个派别和领袖，在“振兴实业”这一认识上是高度统一的[10]。实业发展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作为支撑，设工厂、建港口、修马路、造公园等城市建设是这一时期有识之士的共识。城市实践大都自下而上展开，虽然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孙中山“实业计划”指导和同时期西方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是“地方自治”思潮下地方实力派大胆探索的产物[11]。这些探索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变革，在传统乡土中国中出现了“自治的城市”，出现了独立的“市政府”，出现了包括财政、工业、治安、卫生、公用和教育等在内的完整“市政”，“市长”真正成为一市之长。这场由无属地的“府城”到“不入县”管理的“市区”再到具有独立管辖权和所属用地的“城市”的变革，最早由广州探索，并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中华民国《市组织法》《特别市组织法》颁布后在全国推行[12]。“振兴实业”与“市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它满足了近代工业生产的需求，也形成了这一时期的生产空间。

3.2 “先生产、后生活”与“生产的城市”

194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10%左右，1978年不到18%，建国30年提高了不足8个点，同一时期工业化率由17%（1953年）提高到了44%，增长了27个点[13]。有学者概括这一现象为“低度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为“无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14]。无论怎么表述，本质上都反映了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第一逻辑是“工业生产”，包括城市在内的一切服从和服务于生产。这不仅是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延续，也是工人阶级领导制度的必然。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和西方全面封锁背景下，前30年走的是一条借鉴苏联经验、结合本国实际的重工业赶超之路。依赖的是“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依靠的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所提供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制”，形成的是“高积累、低福利、先生产、后生活”的城市发展路径和政府包办型的城镇化模式。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保障了生产，也在不同尺度塑造了城市空间。宏观尺度上，空间格局围绕着生产力布局展开，由工业项目带动城市发展。无论是早期配合“156个项目”的西安、兰州、太原、包头、洛阳等城市，还是“三线”建设形成的攀枝花、六盘水、十堰等城市，均是如此[15]。城市尺度上，城市首先并且主要是生产基地，建设上厉行节约、降低标准、能省则省，最大限度减少住房、市政等方面投入，形成了生产与福利混合且匹配的“单位大院”作为基本空间单元[16]。

3.3 “空间生产”与“资本的城市”

改革开放40多年带来了工业化的基本实现与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和发展路径。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其中，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17]。这种以县为单元的激烈竞争，途径主要是“招商引资”，实质是将资本与土地结盟，实现“空间生产”。它对外呼应和利用了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节奏，对内变革了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重塑了城乡空间。“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词汇[18]，本质上是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的相关理论伴随着1970年代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思潮产生，揭示了资本逻辑的空间表现，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化并由此带来的城市化和城市扩张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被熟知和广泛引用。40年来，空间生产的产品包括开放口岸及城市、乡镇工业区、开发区、高新区、产业园区、各类新城新区、特色小镇等，空间生产的路径是政府、金融机构、融资平台和各类业主方相互支撑，结成“增长联盟”，依托土地，运作资本，策动生产和城市发展。这些通过“空间生产”而形成的各类 “生产空间”，构成了改革开放后城市空间扩展的主体。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吸纳和顺应资本逻辑的特征，体现的是“资本的城市”。

4 新时代中国城市文明的重塑展望

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开化的状态，它代表着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任何时代、地区、人群都有其文化，却未必拥有文明。文明根植于地理格局、制度环境、人文精神、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等，它传承着历史基因，顺应着发展趋势，反映着时代要求。中国城市是在千年乡土文明、百年工业文明的滋养下走进新时代的，展望新时代的中国城市文明构建，生态文明是时代总要求，科技革命是发展大趋势，千年文明基因是历史底盘。需要在传承文明基因、呼应时代要求和科技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思考“城乡共同体意识”“全要素价值视角”“人本主义观念”“共治共享模式”“城市品质引领”等内容。

4.1 城乡共同体意识

在千年中国城市文明基因里，城从来不是脱离乡而独立存在的，城与乡在功能上相互支撑、文化上一脉相承、景观上互相协调、管理上归为一体。工业文明时代，生产主义、切块设市等导致城市逐渐脱离甚至高于乡村这个大的底盘，造成了城乡功能上的割裂、管理上的二元、景观上的分离。新时代在生态文明的大逻辑下，城市文明的构建需要用系统性、包容性、多样化的思维看待城乡及其所包含的各类空间要素，尤其要树立城乡共同体意识。作为共同体，首先应是平等体。城乡两个管理单元之间是平等的，它所包含的山水林田湖草城镇村各要素之间也是平等的，不能顾此失彼，更不能厚此薄彼，要告别牺牲某一要素支撑其他的片面思路。新时代，空间规划改革由建设空间拓展到全域空间和全要素，本身就隐含着告别单一生产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平等思维。其次，应是互助体。城乡整体空间框架下，山水林田湖草城镇村各有分工、适得其所、相互支撑、自由交换。如果说过去城乡之间主要是文化上相互依存、经济上相互支撑，未来须更加强调生态上共同保护、景观上共同塑造和设施上共建共享。第三，应是和谐体。传统营城智慧强调“黠缀”，追求的就是将城乡巧妙地放置在山水之间，这就要求山水林田湖草城镇村巧妙和谐安置，在和谐中体现城乡之美。

4.2 全要素价值视角

工业文明带给中国城市最重要的基因是产权意识和价值视角，但聚焦的主要是物质空间，更具体地说是建设用地，通过用地的资本化实现城市价值的最大化。新时代，强调生态文明，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的价值视角，全域空间、全要素都是资源，都有价值，都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资源资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是对发展理念和发展观的纠偏，本身也包含着资源要素价值转换和实现的改革要求。生态文明下城市需要变单一“土地经营”为全要素“城市经营”，实现包括人及其活动（主体系统）、信息交互网络（流系统）、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功能系统）、用地布局及结构（空间系统）、地上地下设施体系（支撑系统）、山水林田湖草（环境系统）等在内的城市全要素资源价值转化。

4.3 人本主义观念

中国城市由邑开始，邑由口（表示城）和巴（表示人的居住）构成，单纯的物质空间从来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新时代是以人为本的时代，生态文明下的城市是“人的城市”。首先，价值观上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崇“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规范建设行为、自然环境与文化秩序、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产品供给服务于人和支撑城市，又要强化城市规建管中对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的彰显和传承。其次，时代在变，科技在变，人的需求也在变。以人为本的重点要从整体意义上的人民逐步过渡到细分的人群，依托新科技对细分人群的精准识别和精细服务，满足不同层面人的空间权利和需求。尤其是，创新阶层作为生产主体、中产阶级作为消费主体在不断崛起，他们工作追求环境和品质、消费注重文化和个性化，对城市的理念和需求与前人截然不同。这要求未来城市空间打造，需要超越传统生产空间，走向由山水空间（美丽空间）、功能空间（创新空间）和生活空间（宜居空间）构成的完整体系。

4.4 共治共享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治理不完全只是管理，更不仅仅是管控，治理的基础是多元共治。传统中国城市从来都是上与下、官与民、集权与分权、正式和非正式相互配合、共治共享共荣的。工业生产时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共治的作用，突出强调了自上而下的管控，目的是减少管理环节和交易成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生态文明强调多样化基础上的系统共生，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同样需要强调多元要素之间的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治共享。新技术细分了人群、细化了空间，增加了共治复杂性，也提供了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市民等不同群体全程参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可能性。未来城市应在强调自上而下管控刚性传导的同时，强化城市内部尤其是社区、生活圈、街道、公共空间等微空间尺度上基于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创新。

4.5 城市品质引领

新时代是追求城市品质的时代，是要求外在的“美丽”和内在的“优质”相统一、内外兼修的时代，是从人的视角来营造和发展品质城市的时代。新时代需要以城市品质为抓手，在营造城市空间的同时塑造城市文明。城市品质的核心是满足人的居住、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需求，良好城市品质包括优良生态景观环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多样城市公共空间、绿色智能生产生活方式等内容。未来需要通过空间规划设计和治理模式创新相互支撑，在生态环境景观提升、城市特色风貌营造、景观绿地系统建设、公共空间整治、老旧空间活化利用、绿色智慧出行方式构建等方面持续发力，引导城市品质提升，塑造城市文明。

5 结语

彼得·霍尔曾经提出过“城市黄金时代”的思考，他分析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直到20世纪的伦敦，2 500年间21个城市的例子，提出了城市会拥有和经历自己的黄金时代[19]。今天，整体上进入城市型社会的中国，正迎来城市的黄金时代。本文尝试性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截取一些关键词，来观察中国城市的“高光时刻”和“独特文明”，其背后思索的指向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新时代重塑城市文明。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命题，而本文只是一个小索引。笔者认为中国城市文明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千年乡土中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城市文明基因，包括“城乡一体”“多元共治”“城与镇殊途同归”“以礼营城、以利造市”等；同时百年工业化又给中国城市注入了属于“生产主义”的元素和基因。展望新时代的中国城市文明构建，需要在传承文明基因、呼应时代要求和科技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思考“城乡共同体意识”“全要素价值视角”“人本主义观念”“共治共享模式”“城市品质引领”等内容。

注释：

①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②2018年，中国GDP首次超过了90万亿，雄踞全球第二，占到了全球的1/6，离20%越来越近，引起美国频频发难。为什么20%那么重要？据统计，从美国称霸世界开始，其GDP从来没有低于过20%，20%被认为是能不能当老大的门槛。而远在千年以前，大约公元1000年时，赵宋的GDP已经占到了全球的22.7%，跟2018年美国的占比大体相当。

③ 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郝若贝曾感慨“北宋时期开封是一个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十九世纪之前，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大城市超过它”。

④薛凤旋将此纳入城镇化大框架中进行解读，认为“西方十九世纪出现的城镇化推力和拉力在十到十二世纪初的北宋已经出现”。

⑤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乡绅，乡绅靠伦理”的说法就是对此的形象概括。

⑥正如斯波义信所言“市镇的发展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很难从中找到与世界进行比较的模式。社会商业化的刺激和震动发生并被消化在同一文明单位，也就是传统的官僚体系中，而没有导致西欧式封建秩序的崩溃和绝对王治的出现”。

⑦201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超过30万亿，占到全球的30%，总规模是美日德的总和，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形成了包括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201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