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探索及内生动力

2021-08-20郭士民尚培筠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郭士民尚培筠

[摘要]党的自我革命的百年探索，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的自我革命精神。回顾党的自我革命百年伟大探索，从近代以来革命形势影响下的广泛的社会革命意识觉醒，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逐渐形成，再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自我革命在实践中走向成熟，可以看出，党的自我革命是党领导中国开展百年伟大实践的内生动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本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体动力来自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社会主义;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2-0036-08

On the centennial exploration and inherent force of the self-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O Shi-min，SHANG Pei-yun

（College of Marxism，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The centennial exploration of self-r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rich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ly Chinese culture. The paper reviews the great exploration the CPC in the century of self-revolution and the widespread awakening of social revolution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the maturation of self-revolution promot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in practi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e find that the self-revolution of the CPC is the inhere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one-century-long great practice of CPC leadership in China， and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is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is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people in our socialist society， and the specific driving force comes from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Key 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elf-revolution; socialism; inherent driving force

習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展百年伟大实践的成功密码，即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来实现“以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目标。自我革命为党的“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这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百年实践中成功检验。近年来学术界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作了大量阐释，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围绕“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党的百年自我革命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自我革命精神。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出现了“革命”一词，如先秦典籍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尚书》《周易》以降，“革命”二字并不鲜见，虽然这里的“革命”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含义不尽相同，但大都表达了人自觉主动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顺应民意、革故鼎新，推动社会变革等主要含义，是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自我革命精神体现在以人为本、自我革新、自省改过等精神中。

一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与西方崇拜抽象的人格神不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格外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之中的主体地位。中国自周取代商以后，逐步开始了从“神本论”向“民本论”的转化，出现了“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尚书·周书》）等民本观点。荀子进一步指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篇第九章》）处在天地万物中间的人虽然没有牛的力气大，没有马跑得快，但人能够“明分使群”，因而“天地之生，人为贵”（《孝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中唯一可以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作用的，是可以支配万物、治理万物的存在，由此产生“以人为本”的政治思想倾向。

二是自我革新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辞上传·乾卦》），强调人应该像天地宇宙永不停歇地运转那样，永远不断地自我追求进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礼记·大学》）等说法，都强调要使自己每天坚持更新和提高，而品德高尚的人，也要尽一切努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弃旧图新，追求至善最高境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生生不息的求索精神继而升华至“道”的高度，确立了以“道”来取代人格化的神的观念基础。人可以通过自觉主动地认识事物的规律性、必然性，推动事物发生变化，在动态的变革或革命过程中来维持天地万物的持久平衡，正如“通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深深植根于中華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并且将其优秀基因延续至今。

三是自省改过精神。相对于天道层面的必然性规律，崇尚“日新”的人道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这是正常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人不在于不犯错，而关键在于知错能改。无论是外在环境逼迫之下的被动改过，还是自觉主动地改过自新，都是值得称道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当然，相对于外在逼迫的改过自新，通过内在自觉自省主动改过达到自我革新更加值得称道，如古人推崇“吾日三省吾身”。而这种道德层面的自我改过，上升到政治实践层面，就是行“王道政治”，“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不是行霸道政治，靠武力或实力地位来压服对方。中国共产党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政党，是具有自我革新精神的政党，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党多次依靠自我革命纠正了很多错误，如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十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1]170 在依靠人民的支持，纠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党避免了全局性和颠覆性错误的发生，使自身更加强大，而这种自我纠错的能力就是一种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

二、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孕育于近代以来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

美国学者詹姆斯·R. 汤森和布莱特利·沃马克认为：“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主要力量并开始规定其方向之前，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对当代政治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即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不是其缔造者的产物。”[2]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理想，是民众对近代以来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当时政治秩序和制度的溃败以及民众对未来政治发展前景彻底失望的观念体现。毛泽东在1921年也曾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选“改良”的方法，而选择了“大规模改造”的方法，是“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3]。

（一）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民众的社会革命意识逐渐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两大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先进的中国人一刻也没有停歇救国救亡之路的探索。从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再到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再到现代化的改革，中国革命任务和目标越来越清晰。每一阶段都进一步地教育和动员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使其参与到革命斗争中。随着觉醒的自我革命主体范围越来越大，中国革命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的整个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生动描述的现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到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4]34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为中国社会革命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带来的科学指导。当时的中国，“从思想资源来看，自清末以来便有各种理想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观念的传播、碰撞，始为自发的、零星的，受众也是有限的。但自苏俄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渐成受到追捧的社会思潮。”[5]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迅速在中国成为主流的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主张人应当通过革命追求彻底的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6]46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需要开展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即不但要通过政治革命来争取政治自由、政治权利等政治解放，还要使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上升到社会革命（社会解放）层面，因为社会革命是发展到共产主义即人的彻底解放或人的彻底自由的必经之路，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再达至人的彻底解放目标的实现。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

因此，相对于其他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所以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视野更加开阔，而且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满足于仅仅完成政治革命的目标，而是要进一步推动政治革命上升为社会革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527

（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加速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革命自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人民大众或劳动群众改造世界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共产党的成立则使人民大众开展改造世界的活动有了“大脑”或“主心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民群众的力量处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被忽视的状况。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它顺应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大的趋势，接过了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重视劳动人民力量的思想“接力棒”，通过唯物史观引导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现实生活领域，转向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产活动，从而打开了一扇以往被理论界和思想界所忽略的现实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大门。而从生产实践视角对人类社会进行考察，自然而然地就将西方历史上曾经被忽视的劳动阶级或底层民众的实践主体性凸显出来。

所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依靠劳动人民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最大不同是，它崇尚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不怕揭示自己的错误，反而是靠着自我纠错不断成长壮大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因而“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加速了中国底层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使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底层劳动人民被组织、动员起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反抗强权和剥削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最终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加速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革命自觉。

三、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形成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之中

党的自我革命是党主动开展、永不停歇、持续不断地改造自身的运动，党的自我革命是党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现实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539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其自我革命探索从一开始就不是停留在理论中，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党领导人民开展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中，在实践探索中实现了从“自发”的自我革命思想到“自觉”的自我革命理论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第一天起，就突出了自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实践。在1927年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在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党依靠自我革命批判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确立了党依靠自身开展自我纠错自我纠偏实践的优良传统。会议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9]邓小平改革開放后也曾回忆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1]44正是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卓越领导人在中国革命探索之中，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党的自我革命理论逐渐形成并丰富和发展起来。

根据学者石仲泉的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有六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事件：第一次自我革命事件是1927年八七会议;第二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三次是延安整风运动，从军事上纠正了王明“左”倾思想，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打下基础;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践行“两个务必”思想的整风整党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后首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第五次是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大转移;第六次则是十八大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10]。

综合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具体理论的形成，体现在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自我革命理论的各个理论要件越来越清晰和明朗。

一是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目标。中国共产党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1]。因而，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是在一定目标指引下，持续不断地推动自身改进，使自身更加适应推动政治目标实现的需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12]党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和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党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些都是党的自我革命开展的实践目标和力量源泉。

二是确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主体。早在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中，就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的重要论断，因此，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通过整风的方式来打造一个健康的党组织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14]44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15]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逐渐地将自我革命的实践目标定在了党员主体抛弃个人私利、坚定理想信念上，而只有达到“无欲则刚”“无私无畏”，才会产生无穷的自我革命政治勇气。

三是确定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靶标。按照党的自我革命靶标的不同可以将党的自我革命如下理解：第一是路线选择层面的自我革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很多斗争都表现为“路线”之争。第二是党的纪律建构和执行层面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受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要完成的具体政治目标的影响，必须随时有“破”有“立”，“破”中有“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能力的打造是根据所面对的敌人情况来确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开展来说，首先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4]1。第三是思想观念或主体能力层面的自我革命。不断地革除党组织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同时确立新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理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组织整合起来的、具有行动能力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力量组织。

四是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党的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及之后建立在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原则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具体方式和方法。一方面表现为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另一方面及时将管党治党的好的方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尤其是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积累了大量的管党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形式。如整风运动中开展的反对在学风、党风、文风等方面存在的各种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确立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形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我纠错方法和“团结-批评-团结”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等，标志着党的自我革命方法论的基本形成。

五是拓展了自我革命的内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一种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6]党的自我革命不再被局限在“阶级斗争”的范畴之中。在邓小平“三个有利于”重要论断、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指导下，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有了很大的拓展，体现在党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精神，以及表现在各种管党治党、反腐倡廉、提高执政能力等具体实践之中。

四、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成熟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经过艰辛努力，使得“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等成为党内思想共识和党内实践准则。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之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发展成为一个逻辑清晰、系统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做了本体论层面的论证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有关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出，自我革命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和“能不能”的必要性層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继承了毛泽东“窑洞对”提出的自我监督难题，从实践中展开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层面的论证，即他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着，自我革命就必然存在，伴随始终。“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17]。为了更好地探索和论证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政党区别开来的地方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政党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底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基础性论断，之后在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又反复强调这一论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又补充了“最大优势”这一政党定性，同时强调要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领“四个伟大”。

“最本质的特征”“最大优势”两个重要论断的提出，从源头上有力地回击了一些人对“中国搞的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质疑，同时，也是在从本体论视角为党的自我革命展开理论论证。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等特征，为了能够有效承担起领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光辉胜利的伟大职责，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不停地开展自我革命，而正是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自觉开展的过程中，党确证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成为区别于资本主义政党形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形式。

（二）提出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价值目标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起点，就是要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落实到实践中。在“初心”“使命”观照下的实践中，时时检视自己，经常对标对表，使党员的人生奋斗能经常在一个更高的思想起点上再出发，重新获取不竭的力量源泉，获取奋斗的持久动力。

我们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使党员做到从精神价值层面激发出内心的自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特点，就是将学习与做实事联系起来，因此革除了过去经常存在的将主题教育单纯地看作一种外在的精神推动力的弊端，真正实现了把自我革命精神看作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自我理解、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的过程，是一种党员主体自我内在力量的体现。仅仅依靠从外在精神层面来追问“为什么”的问题，容易出现“风过树摇动”“雨过地皮湿”的形式主义;而通过在实践中的自我加压、刀刃向内开展自我革命等，则可以将价值目标放在实践中来自我证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价值目标的确立，既是我们党追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价值目标的内在逻辑呈现，又是把这些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外化为自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本身因为有了“灵魂”或精神支撑，主动自觉地契合了人类社会永不停歇的自我生成过程。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价值目标的提出，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成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确立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实干为要”“严字当头”实践标准

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沟通了主体与客体，主体包括党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有着自身目的指向性的组织机构和能动性主体，在改造自然客体的过程中发挥着先导性和能动性的作用，因此党必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加强对自身主体的改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等重要论断。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美好生活是奋斗而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等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的论断，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价值标准，要求管党治党“严”字当头、“严”字打底，倡导“严是爱，宽是害”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出台了中央“八项规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在十九届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释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等党的自我革命的四个具体实践路径和方法论标准。

党在新时代的自我革命具体实践又有两个内在要求。一是使党员做到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干事，且能够在敢于担当作为、勇于自我革命过程中提升自己、净化自己;二是做到在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地做事过程中，强化自我监督，在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过程中加强党性修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中央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统领之下，全党扎扎实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经过实践努力，党风政风、社风民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四）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化构建

制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鄧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3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自我革命制度设计，推动管党治党长效机制的构建。一是建构起一系列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化监督机制。如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方面来看，党内监督体系包括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18]。党外监督指的是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体系[19]。二是围绕民主集中制强化各项党内监督措施的制度化。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强化巡视监督，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用好批评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在党组织内部定期开展相互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20]。三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表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论学习制度化构建、遵照党章规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执行和落实，以及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创造中践行初心使命的制度[21]。四是及时对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的具体纠错方式方法进行制度化总结。如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务求实效的理论联系实际做法，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治治病”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建构等。这些都标志着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成熟和实践的常态化。

五、党的自我革命是党领导中国开展百年伟大实践的内生动力

（一）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自我革命的根本驱动力是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42马克思历史性地将对人类社会历史分析的着眼点转移到人民群众基本的社会生活上来，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建立在抽象观念上的，事实上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虚伪说教理论。所以，与基于普世价值观念或自然权利说而建立起来的、把政治生活与人民群众社会经济生活分离开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不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众的现实物质利益和日常生活。

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1这就改变了以往的把人与人的区别界定为意识或观念的说法，引导人们将关注点从抽象的权利观念转到现实中的人与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上。唯物史观认为，在人与人的诸多关系中，生产关系居于核心的位置，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无论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其中主要的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为劳动者的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因此，决定历史发展和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是作为占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即人民群众的现实实践。

正是从人类与社会之间是通过现实的需要和满足来内在驱动的这一理论基础出发，中国共产党在开展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劳动和劳动者，杜绝思想观念中有可能存在的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脱离群众的倾向。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这些需求表现为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一个个具体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汇聚成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也可以说，正是人民群众在催促着党通过自我革命来更好地完成人民群众交付给的任务。

（二）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中国共产党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与资本主义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注重遵循客观规律，如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在坚持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生产资料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最大可能的社会化，劳动者从生产关系中的被支配者转变成支配者，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使得人民群众主动去发现、顺应和利用客观规律成为可能。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意义在于，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再被盲目的历史决定论所统治，人民群众可以主动避开一些盲目的经济力量或资本逻辑，主动引导客观经济力量为现实的美好生活服务。

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既要尊重客观规律，还要主动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使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物的逻辑”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人的逻辑”。这内在地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时刻保持一种先进性和纯洁性。《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4]44因此，党的自我革命也就是共产党人主动自觉地去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然后通过主动的自觉的思想政治和价值观念教育，在追求进步中去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去完善制度程序规范的监督制约等。

（三）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动力来自对当前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党的自我革命体现在党领导人民群众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工农学商兵，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22]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将人民群众的从琐屑的日常生活到关系国家整体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纳入党的领导活动之中。党要解决好当下的问题，就必须在实践中始终以一种自我革命的态度来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换句话说，为了开展好现实政治实践，必须明确政治目标，时刻提醒自己，要不忘来时的路，不忘走向何方的目标，然后聚焦当前的任务做深入的剖析。

一是党要将完成实践中的具体任务作为检验自我革命成效的标准。为此，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观点贯彻到党领导人民开展的具体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之中。二是党员领导干部或“关键少数”要在实践中主动去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具体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3]。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领导干部要以问题为中心把握时代本质，攻坚时代难题，切切实实以问题为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三是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需要学会从政治上来看待经济等其他问题，即不做“庸俗的事务主义家”。要在党的自我革命开展过程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讲政治为做好其他一切党的工作的基础和保障。

综上所述，党的自我革命是党主动将自身主体作为革命对象或革命客体，通过持续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达到一种能够更好地适应改造世界目的的主体形态的动态过程。主体的自我扬弃需要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的追寻，需要将党的自我革命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进行溯源，需要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具有的先进性、纯洁性特征进行本质层面的理论分析，也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等，进行现实层面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动和自觉地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一个生生不息的内生性过程，是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中国社会自身的生命力的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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