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洁人

摘 要：创造了百年辉煌的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大领导力和科学领导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根本立场和理论指导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政治理想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核心和灵魂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传承与创新，是对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总结和完善的领导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提炼，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一般与个别、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论;高度重视真理力量、人格力量与制度力量相统一的系统方法论，是我们党领导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和鲜明风格。中国共产党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理论特色的领导方法论，蕴含着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智慧。

关键词：建党百年;领导方法论;思维方式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光辉业绩，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篇章。其重要原因，习近平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指出：“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1]而领导力的关键是要有科学的领导方法论。领导方法论属于领导学的理论范畴，也是以一般哲学方法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根本立场和理论指导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政治理想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核心和灵魂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传承与创新，是对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总结和完善的领导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提炼，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论，对于理解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思想方法论，对于领导干部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论、提升领导能力具有較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在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创造性相结合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习近平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3]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法论活的灵魂，是我们进行领导活动的根本思想武器。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进行领导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和领导方法论，而党的指导思想的创立和每一次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都是坚持和贯彻运用了这个活的灵魂和根本思想武器的结果;每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及其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都是同正确运用这个最根本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论分不开的;每当遇到重大的挑战，甚至严重的挫折和失败，都是因为有了这个最根本的思想武器，才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才能抓住机遇、战胜挑战，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4]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正是用实事求是这个根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论武器，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批判了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克服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使我们党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创建了人民军队，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运用“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和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论，领导党和人民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探索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

1978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运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个根本思想武器，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活的灵魂和思想精髓，是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武器和领导方法论，打破各种习惯势力和“左”的思想观念障碍，使人们从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历史新飞跃。

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6]他还提出了“三个解放出来”，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我们党根本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论的科学内涵。坚持和运用这个根本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论，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领导全党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国际关系、强调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一系列领导战略和创新理论。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7]胡锦涛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8]毫无疑问，“求真务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都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论精神内涵的丰富发展。所谓“求真”，就是要不断地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去探求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取得真理性认识。所谓“务实”，则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地去实践、去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面发展的，涉及各领域、各方面。党的领导是全面的，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必然要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运用这个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政策和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等重大战略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赋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新的科学内涵，全面地丰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及其根本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论。一是对于“解放思想”，突出强调了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的动力机制。二是对于“实事求是”，习近平突出强调：“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9]三是对于“与时俱进”，突出强调和彰显其时代性、实践性和人民性。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0]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论，建构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特色鲜明的理论框架，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总任务、总目标，统揽推进“四个伟大”总框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总战略，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和搭建“一带一路”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二、一般与个别、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基本领导方法论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1]既然这两个方法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采用的方法，那么，这两个方法就是我们党从事领导工作最基本的领导方法论。

第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方法的重要性及其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领导同志只限于一般号召，没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并以此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他还以整风运动的实践为例证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12]其次，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点与面的辩证关系。所以必须先从个别深入，取得经验，再指导普遍（一般），就是先抓点，然后以点带面。毛泽东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和基层单位的领导必须选择二三单位，深入基层、分析研究、具体指导，取得经验。这也是一个将领导工作同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强调，“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個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13]其实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基本领导方法论;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提到的抓试点、种试验田，突破一点以推动全面的领导方法。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14]习近平强调：“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15]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推动设立深圳和厦门经济特区，主张浦东开发开放，都是抓试点、以点带面领导方法的重要体现和成功案例。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试点是重要改革任务，更是重要改革方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16]再次，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是少数领导骨干和多数群众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17]所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完成什么任务，“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18]与少数和多数相关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抓两头带中间”，因为，“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19]同时，毛泽东强调，领导骨干是要在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每一个单位只有形成“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由他们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团结广大群众，才能做好工作，否则就一定办不好事的。最后，从理论上看，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就是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人类的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20]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运用。首先，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21]其次，正确意见的形成，也必须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22]。同时这个集中和坚持过程中所采取的，仍然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因为这是一个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的过程。最后，对于任何工作任务向下传达时，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是一种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方法。这样，“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23]

第三，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也表现在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上。首先，要牢牢把握和紧紧抓住中心工作，“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了”[24]。毛泽东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地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工作环境，适当安排好各项工作，而不是简单地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免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其次，领导人员应该从实际出发，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必须养成具有照顾全局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或缺的工作。”[25]“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26]对此，毛泽东还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就是要学会“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27]关于党委同志要学习、学会、学好“弹钢琴”的方法，我们许多领导同志都强调过。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围绕着“弹钢琴”，说了一大段话。他说：“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不容易学会的。我们恐怕是永远要学的。哪一天都得要讲‘要学会，不能说‘都会了。”因为，“遇到新的事情又不会了，遇到新的问题又不会了，遇到新的对象又不会了，到了新的地区又不会了，可不容易学会哩。哪一天都要学会‘弹钢琴。”[28]习近平也多次讲到“弹钢琴”。他指出：“作为党委书记，要总揽而不包揽，学会‘弹钢琴，善于抓重点，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各个班子的职能作用。”[29]他还说：“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30]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31]

三、真理力量、人格力量与制度力量相结合的系统方法论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32]同时，他还反复强调制度的力量和重要性。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3]。要“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得到充分释放”[34]。所以，高度重视真理力量、人格力量和制度力量相结合、相统一的系统方法论，是我们党领导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征和鲜明风格。

所谓真理的力量，也就是思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具有无比强大的思想力量，它不仅改变着客观世界，也改变着人类自身。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5]毛泽东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6]这就是真理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而“马克思列寧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37]所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努力让群众所掌握，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科学信仰，真理力量的最高体现就是主义的力量、信仰的力量。首先，主义和信仰，是一种远大的目标和崇高理想，标示着一种清晰的方向，给人以巨大的力量。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8]我们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其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指出：“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39]其次，主义和信仰必须转化和体现为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奋斗纲领和路线方针。“纲举目张”，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通过制定正确的纲领和路线来实施领导的。我们党在实践中比较早地懂得了这个道理，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后来又提出了正确处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关系的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40]习近平强调：“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41]其三，主义和信仰需要内化为共产党员忠诚于理想信念的坚定意志品格和为此而不惜牺牲的奋斗精神。比如，在历史上，我们党有无数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十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42]。又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谱写了震撼世界的壮丽史诗，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其力量从何而来？习近平强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43]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从理想信念中获取前进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党历来重视人格的力量及其在领导力影响中的作用，强调党员干部必须“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44]。人格力量，包括党的集体人格和共产党人的个人人格，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在群众心中的深刻印象和实际感召力、影响力。集体人格，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共同具有的政治品格，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个人人格，“是领导干部人品、气质、能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党的干部所应具备的公正无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优良品质的外在表现。”[45]发挥人格的强大力量，首先是确立共产党人的人格标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提出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等领导骨干的四条标准，将无限忠心放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誓词中就有“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46]的要求。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47]等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同样强调“千条万条，第一条就是看是否对党忠诚”[48]。关于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49]，“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50]。其次是树立优秀人格典型，倡导高尚的人格精神。百年来，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树立的优秀人格典型和高尚的人格精神有：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董存瑞为了新中国舍身炸碉堡的牺牲精神，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的严守纪律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艰苦奋斗和反腐清廉精神，雷锋同志做一颗永不生锈螺丝钉的无私奉献精神，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51]的公仆精神，大庆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邓稼先等愿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航天精神，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先锋精神，郎平等不畏劲旅、顽强拼搏、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女排精神，杨善洲不忘初心、永远奋斗、永远自律、永不退休的奉献一生精神，等等。总之，共产党人都应该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52]。最后是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集体人格。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53]。这四条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强大的集体人格力量。第一条，因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我们能积极地开展党内思想教育活动，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得到极大的巩固，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发挥了党的强大思想引领力。第二条，“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54]所以，具有“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55]的强大影响力、凝聚力、战斗力。第三条，因为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开展了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能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对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侵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强大的纠错力和修复力。第四条，因为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保持了党的思想和意志的高度团结统一。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邓小平强调：“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习近平指出：“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56]所以，这个力量就是我们党强大的组织力、执行力、战斗力，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坚强保证。

我们党历来重视制度建设，在领导实践中十分强调发挥以制度为基础的领导力。我们的制度具有鲜明的政治标准、价值标准。首先，“是否符合国情”，这是最根本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将“是否得到人民拥护”，能否在实践中取得实效作为检验制度的根本价值定位和实践标准。其三，党的制度法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党章是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党内法规分为党章以及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7类，党章是根本大法，是制定其他法规制度的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彰显了这个制度体系的强大力量，是新中国70年来所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保障。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57]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要坚持和完善关于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6个方面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坚信和发挥这个制度体系的强大力量。值得强调的是，“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力量就在于严格的执行，要在执行中“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58]，释放出制度蕴含的巨大能量。所以，有了制度，定了规矩，就要动真格。“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切实推动制度优势、制度能量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以释放出制度蕴含的全部力量。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方法论的科学思维方式和辩证智慧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思维的朴素辩证法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法则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丰富时代内涵、理论特色的领导方法论，蕴含着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智慧。其主要内容如下：

1.历史思维——尊重历史、学习历史

所谓历史思维，就是要有历史意识和观察问题的历史眼光，自觉地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辩证法办事的历史自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其哲学基础。首先，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9]因此，尊重历史事实，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反对一切离开实际且空洞、抽象的论调。其次，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因此，第一，“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60]坚决反对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捍卫党、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良传统和历史文化。第二，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分阶段进行的，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又作出分两个阶段进行的战略安排。再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善于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61]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学习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感悟历史，可以坚定自信、涵养情怀、开启智慧;总结历史，可以汲取经验、铭记教训、开创未来。毛泽东强调：“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62]

2.求实思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确定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旨在强调领导干部要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能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63]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坚持求实思维，树立和运用“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思维方式：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或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點，而是它的最终结果。”[64]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树立全面的和全局的观点，防止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要透过现象，洞察本质，着眼长远，探究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要有正确的价值立场，增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的意识。二要掌握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调查研究的本领。我们党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作出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从毛泽东开始的历任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有关于调查研究的大量论述，并亲自进行调查研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因为这是“决策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包括了调查和研究两个方面，要将调查得来的情况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65]的功夫，要经过“交换、比较、反复”等过程。三要端正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之道，是我们党履行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增强执政本领的题中应有之义。

3.创新思维——继承传统、守正创新

创新思维，是指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改革就是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创新，使我们这个百年大党始终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创新，无论是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还是文化创新，都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守正创新。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正，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二是传承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精髓之正，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66]三是坚守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之正，兼收并蓄、洋为中用，大胆吸纳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和文化营养，丰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内涵。四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之正，打破思维定势，坚持理念引领，“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67]，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

4.辩证思维——对立统一、矛盾法则

辩证思维，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善于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这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68]坚持辩证思维和矛盾法则：一要肯定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起决定因素的，外因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二要把握好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69]。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或不愿意这么做。三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70]“要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四是研究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处理复杂问题，“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71]最后，“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72]要坚持问题导向，敏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73]。

5.法治思维——德法兼治、刚柔相济

法治思维，就是要自觉地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善于在法治轨道上运用法治方式观察和处理问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74]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二是“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三是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要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75]。所谓德法兼治，就是要“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76]。德法兼治，刚柔相济，历来是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对此，我们既充满自信，又批判性继承。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77]习近平强调：“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让“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78]。

6.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底线思维是危机意识、风险意识以及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等积极主动的辩证思想和思维方式，主张“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以牢牢把握主动权。第一，底线思维包含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安与危、存与亡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一是去危存安，即在危机发生前就应着力防范和消除隐患。二是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强调要“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三是以危促安，即利用危机，甚至是制造危机感，以增强创新意识和内部凝聚力。我们不断强调要牢记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以增强全党忧患意识。第二，强调凡事“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思想方法。因为这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79]。第三，强调要确立不可逾越的“红线”和不能动摇、退让的原则。中国是一个大国，“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80]“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第四，要提高风险预测和风险防控的意识和能力。“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81]同时，更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7.战略思维——高瞻远瞩、胸怀大局

战略思维，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全局以及事物发展的方向、规律和趋势，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过程与阶段、现实与未来等重大关系的思维方式。第一，战略思维，首在确立政治方向，增强观察事物发展和自身定位的方向感、方位感。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讲过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一位伙夫一早起来先问部队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的故事，旨在强调方向的重要意义。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总会提出关于党的历史方位的重要战略判断。第二，战略思维重在谋划全局，是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的大局思维。胸有“国之大者”，善于运用历史辩证法把握事物的前进方向、发展趋势，准确定位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善于站在政治和战略高度统筹谋划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等全局性大事。第三，战略思维是立足现实超前谋略的前瞻性思维。一是高瞻远瞩，超前思考，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多谋善断，举要驭繁;二是“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以宽阔宏大的眼界和胸襟，洞察风云，顺应潮流，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三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对于现实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问题意识。第四，战略思维是總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中心和其他、重点和一般、主要和次要等关系。“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8.全球思维——天下为公、和而不同

全球思维，是指我们党深刻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秉承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履行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和意识。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先后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判断。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内大局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国际大局统一起来。三是坚持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境界。担当起“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庄严责任。坚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拒绝“零和博弈”，引领合作共赢的世界大潮流。四是坚持“和而不同”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共存，交流互鉴，推动建设更加普惠包容、多元互鉴的全球化。五是寻求“最大公约数”，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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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hip Method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eren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has created a century of glory， is a Marxist party with strong leadership and scientific leadership methodology. The leadership method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based on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fundamental position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is based on the lofty political ideals and people-first valu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its core and soul;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nd ways of thinking. It is a theoretical summary and refinement of the leadership experience that our party has continuously created， summarized and improv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lea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made their ow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states that the living soul of Marxism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ethod of thinking and leadership; the most basic leadership methodology that integrates the general with the individual， the leadership and the masses; it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distinctive style of our partys leadership methodolog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nity of truth power， personality power and system power.The leadership method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ntains scientific thinking mode and dialectical wisdom.

Keywords：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Partys Founding; Leadership Methodology; Way of Thinking

（責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