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兼顾统一性和多样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既有凝聚力、又具包容性的超大现代国族。面对不同历史阶段和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因时制宜地采取不同方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表现为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对内寻求各民族的平等联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建设任务是实现民族平等。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社会结构加速变迁，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合力和张力呈现出平行发展的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大为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理论内涵和建设逻辑。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开拓国家、民族、国民、国际关系四个维度。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历史形态正在形成。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它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关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共识、奋勇前进的基础性政治工程。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兼顾统一性和多样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既有凝聚力、又具包容性的超大现代国族。与此同时，面对不同历史阶段和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因时制宜地采取不同方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程、成就和经验，形成与其战略地位相匹配的建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

如何走出传统天下体系，构建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最重要政治问题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华现代国家的精神层面和人格表征，是对外御辱、对内团结的基础性政治资源。就此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是中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支撑。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任务，取决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鸦片战争以降，欧风美雨，国势日蹙，中国被迫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国内政治腐败，中国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却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相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国内军阀割据、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乃至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解放，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任务。具体而言，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表现为双重的民族解放：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对外的整体解放;二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中国各民族内部的平等联合。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两个基本面。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对外的整体解放。

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中华民族对西方列强的整体解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首要任务。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凸显，是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早在十九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就不断激起中国人民和西方列强的矛盾。八国联军侵华和随后的瓜分狂潮，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二十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列强为转移国内矛盾，不断加紧对中国内地和边疆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日益深重的生存危机。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将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矛盾的顶点。战争是一所严酷的学校。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使中国各阶级、各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极大增强了。“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2]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命运共同体的觉醒，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进程和胜负，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观念形态提升为政治实体，构建起自身坚强的主体性。

压迫与反抗，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实际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世界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中西国家的结构性差异决定的。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呈现为两大因素的竞争：一是效率，二是规模。效率指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对人力物力的长期高效调集，规模则是效率得以持续提升的条件。西方的现代化，發端于对效率的重视。近代早期，西方各国放弃了欧洲统一的理想，以欧洲分裂为常态，专注于一国的同质化建构而爆发出极高的效率。葡、西、荷、法、英、德等国相继崛起，无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而其逐次为后来者赶超，又无不是因为效率为后来者超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建设，从一开始就侧重于规模。中国古代晚期，统一的时间、范围和稳定性持续增长，到清代达到高峰。在世界各国皆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关口，中国的规模优势得以最终巩固。[3]对比中西现代化历程，西方国家效率有余而规模不足，中国具有规模优势而缺乏效率。十九世纪后，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中西国家的结构性差异，发展为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西方国家的狭小规模无力承载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势必更为迫切地寻求海外市场和殖民扩张，这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侵略成性的基本原因。反观近代中国，由于缺乏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效率，不仅造成资源闲置，无以发挥规模优势，更招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中国巨大的原料和商品市场成为外国资本主义逐利的绝佳场所，而中国超大规模的潜在竞争力又遭到西方各国的遏制和压迫。中华民族对外的整体解放，必然要求打破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此，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建设，必须兼顾规模和效率，既继承和巩固历史形成的广阔幅员，又凝聚为长期高效调集资源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

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共同塑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态。一方面，民族革命将传统的爱国情感提升到现代民族主义的高度，为保持和加强规模优势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4]这种反抗精神，既有传统的爱国情感的渊源，更是中西国家结构性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压迫和反抗的产物。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而汇聚的民族革命洪流，根本的要求是建立中华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取得现代国家形式，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前提。与此同时，在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基本伦理品质呈现出来：中国人要成为大写的人，中华民族要复兴为伟大的民族。这是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便形成的，中华民族至关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伦理底色和历史抱负。另一方面，民主革命致力于建立国家和个人的直接联系，为持续提升效率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形式。效率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现代国家之所以能长期高效调集资源，关键是打破了家族、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建立起国家和个人的直接联系。这种直接联系，要求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通过阶级、民族等现代组织形式进行整合动员。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雄辩地证明了民主是持续提升效率的有效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民主革命是民族革命的方向。没有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很容易走到极端排外的道路上去，也很容易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走到分裂国家的道路上去。民族革命所蕴含的伦理品质和历史抱负，要在民主革命所指出的走向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和组织形式中调适。唯有中国各阶级、各民族共同起来构建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建立国家和个人间稳固的情感和制度联系，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宰制和压迫。

第二，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中国各民族内部的平等联合。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否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历来关乎国家兴衰。近代中国国内的主要民族问题，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各民族关系。重塑民族关系的关键，则是解除国内民族压迫，构建各民族共同抗击西方列强侵略、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等的民族关系。近代中国国内的民族压迫，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隔离歧视，二是强制同化。清代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高峰，将从东北到西南的广大民族地区与内地有机整合起来，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清朝的民族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压迫。例如，禁止蒙人和汉人通婚、限制学习汉文;在法律上对不同民族规定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在诉讼中也颇有偏袒;蓄意挑拨民族间的猜忌和矛盾，造成如云南、西北回汉民仇杀等。清朝为巩固自身统治，实行民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术，不断激起各民族间的矛盾，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民国建立后，虽在历次宪法性文件中宣示民族平等，但在实际政策上却偏重于民族同化。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即主张“排满兴汉”。辛亥革命后，革命派转而主张“五族共和”，但除汉、满、蒙、回、藏五族外，并不承认有其他民族。二十年代，“大中华民族”论的提出，使“五族共和”的理念也趋于式微。四十年代，蒋介石提出“民族宗族”论，试图通过政治上的强制同化，取消各少数民族的独立存在。民族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是时常发生的。但真正的民族融合，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中的自发产物。企图通过单一的政治手段强制同化，不顾民族融合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非但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严重的民族矛盾。强制同化虽不同于隔离歧视，却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压迫。

解除国内民族压迫，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对于近代中国重建统一性、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平等的民族关系，是民族主义时代重建中国统一性的必然要求。近代中国贫弱不振，领土不断遭到西方列强蚕食。统一的重建，表面上看是捍卫领土，根底上却是作为土地人格化表征的人群的联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长期蕃息着具有不同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差异性特征的历史文化人群。所有这些人群，都在现代化进程中磨砺蝶变，呈现出现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和诉求。在整个二十世纪，各历史文化人群的民族意识持续增强。承认各民族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建立各民族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是各民族联合起来构建统一国家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平等的民族关系，是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共同性和多样性的平行增长，是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如何处理好共同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选择。近代西方国家为追求效率，专注于一国内的同一性建构而忽视多样性，一定时期内爆发出极高的效率。但长远来看，由于缺乏对多样性的涵养，其效率注定因规模不足和创造力衰减而为后来者赶超。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自古便将政治统一性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多样性带来的差异，加以体量庞大，使现代中国政治整合的难度远甚西方国家。然而，只有将政治统一性建立在文化多样性上，中国的超大规模才能支撑起效率的持续提升。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各民族相互接近，共同性日益增长。但正因如此，须高度注意对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尊重保护多样性，关键是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唯有平等，才能使各民族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既以现代化为共同目标，又结合各民族自身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地解决现代化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平等的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在发展和稳定间保持动态平衡的一个关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民族平等的基本纲领是：废除国内民族压迫制度，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民族平等联合有两种形式：一是民族自决，二是民族自治。从提倡民族自决到主张民族自治，是这一时期党探索构建国内平等民族关系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强调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各民族独立基础上的联邦制。1922年，党的二大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规定为党的奋斗目标。但这里所讲的“中华民族”，仅指“中国本部”的汉族，而不包括“蒙古、西藏、回疆三部”。[5]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仍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作为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主要政治纲领之一。[6]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少数民族建立自治区域作为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可能形式，提出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具体的民族政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主张“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民族平等的主张。[7]1939年，党中央设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青、新、蒙等地的少数民族工作。在西工委向党中央所作《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份重要报告中，提出“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还要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加明确了民族自治作为中国各民族平等联合的现实选择。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它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民族平等的全面探索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平等的全面探索

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以民族平等求民族团结，以民族团结求民族共同繁荣。其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有两个基本面：一是各民族在政治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二是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实质平等。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得以贯彻到国家全部经济社会生活中，民族平等的实践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展开。这个时期，党和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此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与此同时，随着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开展，当地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使民族间的关系转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加强，逐步消除着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少数民族得以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随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关系的总和，进入了新的建设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平等。其中，政治法律的平等，主要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民族平等联合的政治形式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平等，则需在民族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达成。无论是各民族的平等联合或共同繁荣，都始终贯彻着对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把握。

第一，民族平等联合的制度基石，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的展开。

现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各民族平等联合，而民族平等联合的制度基石则是民族区域自治。平等联合蕴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两种价值，要求民族区域自治既注重各民族的平等，又将平等民族有效联合起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8]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党和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设立了四个自治区和众多自治州县，持续推进民族法制建设，构建起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体系。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担负民族事务治理功能的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互为界定。由于我国民族格局是大杂居小聚居，任何一个区域实际上都是多民族杂居，而非某个民族独有。民族自治不是民族独治，这是区域自治对民族自治的界定。相应地，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处理好集中和自治的关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很多地方都存在一定的自治情况，如后来的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等。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制度，不涉及军事、外交等职权，这是民族自治对区域自治的界定。民族区域自治既是新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武器。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动态平衡，是民族区域自治长期保持制度活力的关键。

一方面，对各民族多样性的维护，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基础。民族区域自治对民族多样性的维护，虽受到中国古代因俗而治的政治传统影响，但根本而言，是现代化发展对人的解放的必然要求。人的解放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主题。然而，人的解放并非指弃绝一切社会关系的个人的原子式生存。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从传统社会组织中解放了的个人，通过阶级、民族等现代组织形式与国家建立起直接联系。民族作为现代国民最重要的集体人格之一，在促进个人解放的同时，也实现着民族自身的解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的当家作主，就是使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头脑想事，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起来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在一切管理机关中都是你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的自己人，实行自治的意义就在这里。自治应该使你们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实行自治的目的就在这里。”[9]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花大力气进行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持之以恒地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根本而言，就是为了各民族在现代化发展中的自我解放。“民族区域自治，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10]民族区域自治对民族多样性的维护，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自我解放的基本标志。

另一方面，对各民族统一性的引导，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归宿。平等民族联合起来的方式有两种：或在各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或在单一制国家中实行地方自治制。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基本形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生动体现，是由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从理论上讲，无论在中国革命或建设时期，中国各民族内部的分离，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只会损耗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整体力量。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11]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统治实行分离，这种分离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在中国无产阶级已取得革命和建设领导权的情况下，各民族的革命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12]这时，各民族只能联合，不能分离，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的平等联合，并未经历民族分离和各自独立建国，而是从革命统一战线中诞生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巩固超大规模的统一国家，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个根本利益。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看，长期的历史发展使中国民族关系形成了一个基本特点：少数民族人口少，且多与汉族交错杂居;而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大多是几个以至十几个民族的交错杂居。民族关系的这种特点，使民族区域自治主要采取有利于“合”的方案。例如，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通常建立多民族杂居的较大的自治区域，从而有利于各民族的交往合作和相互亲近。又如，在自治权的设定上，实行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我管理，但以保证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实际上，自治权得以变通国家法律法规，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目標。考察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定框架和政策体系，无不在对民族多样性的维护中，蕴含着引导各民族有效统一的价值归宿。

第二，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民族平等，不仅是政治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更是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实质平等。中国古代不乏因俗而治的政治传统，但其主要目的是实现王朝统治的安定。现代化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进步过程，是否具有现代化的视野和格局，是区分古今民族关系的关键。真正的民族平等，尤其是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实质平等，只能在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共同繁荣中逐步实现。平等是共同繁荣的前提，共同繁荣是平等的归旨，在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必须统筹发展和稳定两个基本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全面奠定。中国各民族从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不同的历史起点，共同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级人民政权代替了土司、土官、部落、氏族等传统政治组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代替了前现代的各种私有制;宗教信仰自由的确立，关键是明确了不信教的自由，废除了宗教寺院的封建特权;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也持续发生着很大变化。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远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共同性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民族多样性仍将长期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一味强调差异，也不是单纯主张融合，而是要求亲近和团结，夯实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

一方面，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极大增强了各民族的共同性。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极大增强，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随着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被消灭，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建立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导致阶级对抗和民族压迫的经济根源。在此基础上，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农业上，减免税赋、改良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不断提高着生产力;牧业上，通过贷款、贷放工具饲料等方式，促进了牧区生产和贸易发展;工业上，系统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以先进技术和设备带动当地工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各民族组成统一的经济机体，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使各民族之间的交通日益方便和频繁，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各民族人员交错杂居的情况日益扩大，民族闭塞性日益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性，势必逐渐减少。”[13]各民族间差异的减少，以民族共同性的增长为前提。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政权、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体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风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意识，将各民族的共同性系统呈现出来。这些民族共同性，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共同性的增长并不完全平衡。一些民族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更多，共同性增长较快，另一些民族间的共同性则增长较慢，这取决于有关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总体而言，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民族共同性在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使各民族的多样性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各民族共同性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民族多样性在短期内消失。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非民族消亡的历史阶段，而是民族亲近的历史阶段。在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民族多樣性仍将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无不体现着对多样性的承认和尊重。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各民族处于各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少数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势必承受更为剧烈的阵痛。“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关于改革的问题，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士同意后再去进行。”[14]因此，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通常不通过强力斗争，而采取赎买、和平协商和自上自下相结合等方式。当时实行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较之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更为宽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允许自治地方根据国家计划，结合自治民族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上级部门的过分干涉和包办被严格限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族共同繁荣的事业不断推进，民族多样性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民族多样性主要是历史自发生长的结果，那么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多样性，则较多体现为审慎的政治建构的产物。各民族的差异性特征，都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加以重估和衡量。凡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民族特征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害于此者将逐渐淡化和改变。尽管社会主义社会还远不具备民族消亡的条件，但关于民族多样性的科学认知和有效引导已大大加强了。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合力和张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由此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5]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加速变迁，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大影响因素。一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贫穷，不能搞两极分化，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1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的现实成就，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承诺和未来愿景，这是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合力稳步增长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如何摆脱贫穷，不能不讲求策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表现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和东部地区发展很快，而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则相对较慢。由此，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张力逐渐凸显出来。市场因素的引入，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特征。中国各民族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都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重新把握。

第一，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合力稳步增长。

早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便注意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成为各民族共同性增长的新基础。“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18]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为各民族共同性的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使各民族的共同性呈现持续增长之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简要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突出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建设，正是为了以现代生活的便利和不断改善的民生，凝聚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共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落实到当时的民族工作上，就是要着重搞好民族团结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搞好团结，才能搞好建设;搞好建设，团结才有更坚实的基础。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增强各民族共同性的基本逻辑。此外，差异化的民族政策，也要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确立和发挥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性作用。市场经济的普遍要求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区域、各民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民族也都将共同走向现代化。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准确理解差异化的民族政策。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增强各民族共同性的根本方略。这种实践经验反映在理论上，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学界逐渐意识到，将中华民族定义为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总和，以单位民族研究取代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有其局限性。强调个性而忽视共性，重视分而不重视合，长远看会造成不利于国家统一的潜在风险。[19]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对中华民族内部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长期以来，单位民族被视为第一位的实体，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关系的总和则是第二位存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试图在各民族“多元”和中华民族“一体”之间寻求平衡，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中华民族统一性和实体性的很大肯定。此外，作为统一实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础，也是当时探讨的重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0]将中华民族分为两种历史形态，古代是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实际上强调了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的一体两面，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密切关系。由此，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经济意涵呈现出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以苏东国家解体和民族分离势力抬头为背景。在九十年代，该理论引发了三次集中讨论，其结果促成了以多元一体理论为指导的古代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21]如今，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已成为党和国家分析研判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应当说，该理论在承认和尊重民族多样性的基础上，为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增进各民族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第二，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张力逐渐凸显。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增强各民族团结的合力，也可能造成各民族疏离的张力。在一段时期，单纯强调经济建设的速度，忽视发展的平衡和质量，造成了一些突出问题。一方面，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资源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森林过伐，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矿产开采不当，水源使用过量等，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而这些破坏，主要集中在资源富集和生态屏障的民族地区。虽屡经治理，但民族地区资源和环境的总体形势仍然严峻。另一方面，未能妥善处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生态利用与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保障的结合问题。中国的自然资源很多分布在民族地区。如何使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相结合，使之成为民族团结的坚强纽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中国许多江河的源头上游和自然生态保护区是在民族地区的。如何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从生态利用者那里取得合理的补偿，也是当时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资源开发和生态利用中，少数民族群众没能得到应有的利益和补偿，有的反而受害，这个结构性问题，是造成很多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居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权益保障。一般而言，这里的问题不是反对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受益或受害。利益是影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利益受损，民族成见才会泛起。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民族意识由不发达状态转向发达的、自我觉醒的状态，民族感情不是减弱而是大大增强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张力逐渐凸显。讲民族权利多，讲民族义务少;讲单位民族多，讲中华民族少;以中华民族为各民族关系的总和，对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含糊其词。更有甚者，认为单位民族出于历史文化的自然，中华民族则是政治虚构。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后现代因素的新的民族问题开始出现。例如，传统的民族问题，往往与边疆治理相联系，在民族人口迁徙及其城镇化浪潮中，民族問题已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在城市生活中交流交往，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也产生着蝴蝶效应。又如，由于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外来移民不断增多，并在城市里聚居成“族”。这些人群，已经开始要求作为“民族”的权利。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再如，随着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族的诉求，有从传统的经济社会文化权益转向政治权益的趋势。凡此种种，皆指向一个总问题：中华民族面临虚化的危险。[22]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张力，避免中华民族的虚化危险，成为新时代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问题意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新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个新格局的关键支撑有二：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于这两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的提出，中华民族的理论内涵和建设逻辑大为拓展了。

从理论内涵上看，“中华民族”和“共同体”连用，是以“共同体”这一宽泛用语，为“中华民族”涵义拓展提供空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词在各时期、各层面使用颇多，形成了相当繁复的语词密林。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总和，也说中华民族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共同组成。此外，在阐释对港澳台政策、团结海外华侨、论述党史国史等时，“中华民族”也是高频词汇。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和“共同体”连用，作为一个政治和学术概念明确提出来。“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在继承百年来中华民族理论发展和建设实绩的基础上，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理论创新，“共同体”一词实为要津。“共同体”的含义，具有相当弹性，大至人类、小至村社，都是某种意义的共同体。将“共同体”添附“中华民族”之后，实际上是用一种宽泛的用语，增加“中华民族”话语的包容性。[23]由此出发，可望将各种关于中华民族的习惯用语条理化系统化，形成与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格局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从建设逻辑上看，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是在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维度。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要放置到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中谋划。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只有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民族复兴的涵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者统一于复兴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应，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开拓国家、民族、国民和国际关系四个维度以形成新格局。[24]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格局中，仍内含着关于统一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深刻考量。从国家、民族、国民、国际关系等多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是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实反映。而作为复兴民族主体性建设的全部实践，则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承诺和历史进程。

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属性。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5]“国家富强”是民族复兴的首要涵义。落实到复兴民族的主体性建设上，就是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家属性。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要依托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展开。在高强度的现代化建设中，以平等和补偿为原则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充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又将之整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使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26]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传统的国族建设路径逐渐暴露出问题。事实上，单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支撑，强化了单位民族的特征和诉求，却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实体性。今天，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匹配。这就是说，要超出单一的制度范畴，代之以全部国家制度的支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作出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一方面，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综合支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实现中华民族对国家事务的自我管理。在长期稳定和不断完善的治理体系中，通过丰富的民主政治实践，不断培育和锻炼中华民族坚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系统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现代世界，唯有国家能掌握并形塑高度复杂分工的社会。国家通过宣传、教育、录用、传播等机制，在家庭、学校、企业机关、社会组织等多层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建设，将中华民族团结复兴的政治意志，润物无声地融入当代中国全部经济社会生活中。

第二，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民族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民族人口迁徙及其城镇化的浪潮，外籍移民的增多等，既使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深入，也使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快速增强。以捍卫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为名，反对现代化发展;或打着民族集体权利的旗号，争夺特定集团的非法利益，这是当前民族工作中必须着力防范的重大风险。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和国家对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作出了新的研判：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7]新时代赋予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保护民族多元性的基础上，探索增强各民族一体性的实践进路。一方面，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证中国各民族团结为一个坚强国族，关键是文化认同。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民族，不仅要认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也需认同中华共同历史文化。以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为基础，提炼出兼具包容性和凝聚力的中华共同历史文化的主体内容，实为当务之急。此外，将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点工作。中国各民族，都須在法律范围内主张权利并承担义务。单位民族的集体权利和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则要在民族工作法治化中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进一步夯实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物质决定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必须攻克的难题。就此而言，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战略发展空间和经济增长域。为此，党和国家作出了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重要战略部署，抓住了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民生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夯实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复兴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联结点。

第三，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民维度。近代以来，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又为救亡图存的时务所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建设中，缺乏国民个体维度。以民族为单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历史的常态。但从长远来看，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民维度殊为重要。“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28]人民的幸福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始终发挥全体国民和国民个体的能动的创造性，是一个关乎民族复兴目的和动力的根本命题。由此出发，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民维度，要在全体国民和国民个体两方面展开。目前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构建中华民族作为国民共同体的理论体系，而是就全体国民和国民个体平行展开的建设实践，着力解决其紧要问题。一方面，要将传统的组织动员提升为制度化法治化的组织动员。全体国民的组织动员，是国家集中力量从事整体性战略行动的基本保障。随着历史的进步，传统的组织动员转向了通过制度发挥效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行，使全体国民在国家事务的自我管理中不断提高协商合作能力。中华民族作为全体国民的共同体，也在日益成熟定型的制度框架中形成稳定的共同意志和伦理品质。另一方面，要在充分肯定市场理性的基础上，着力培育国民的公共理性。当今社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理性要求打破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组合。然而，市场理性只能满足人们的生存欲求，对于生活意义的集体想象，对于生活秩序的保守和维系，市场理性力不能及。肯定国民个体性，不是放任无限度的个体逐利，而是要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国民。如何在市场理性外增加公共理性的维度，使公共理性相对独立于市场理性而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时代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四，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耦合机理。今天，中华民族正从一个追赶者转变为引领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重塑国际秩序，是必须承担起的历史责任。“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繁荣发展的正能量。”[29]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建设一个平等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构想的发起者，中华民族必须证明自己有充沛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足以为秩序的重塑提供正确方向和持续动力。一方面，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治理理念和经验，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参照。当今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千计民族和多种宗教，多样性既是现实，更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建设平等互谅、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固然出自对国际局势深刻变迁的研判，但根本而言，源于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理解。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交流交融，没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气象，不可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壮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技术、资本等优势全球扩张，将制度、观念等强加于其他文明和国家。与此不同，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品质。正是这种精神品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和普遍特征，有助于涵养中华民族恢宏大度的精神气象并促进其现代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渊源、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上，强调在交流互鉴中担负起荣辱与共的历史命运。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共赏多元文化之美，共谋交流互鉴之道，这些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和普遍特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中华民族必须首先在自身建设中涵养起恢宏大度的精神气象，并以不断取得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证明这一国际秩序理念的正确性。当前的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并存。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还须长期培植壮大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实际力量。惟有如此，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的精神品质，才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

结 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国人民凝聚共识、团结奋进的基础性政治工程。回顾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百年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相当的差异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表现为双重的民族解放。其中，首要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对外的整体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華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心转向国内，民族平等的实践探索全面展开。改革开放新时期，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合力和张力平行增长。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加速变迁，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大影响因素。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建设逻辑大为拓展。国家、民族、国民、国际关系四个建设维度，正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新的历史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范畴的差异和演变，是由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决定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贯逻辑，是对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现代国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是中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支撑。建立和巩固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要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既有凝聚力、又具包容性的超大现代国族。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任务，只有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得到一贯的理解。与此同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同历史任务中取得自身具体的历史形态。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统一性的引导，始终重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各民族统一性的引导，不仅要有系统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更须重视物质基础的建设。要抓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不断夯实增进各民族共同性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各民族共同的政治文化心理建设。在对中国各民族统一性的引导上，既要防止急于求成，又要警惕无所作为。始终把握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多样性的维护，体现为对民族平等和现代化发展中民族自我解放的不懈求索。传统社会的民族多样性主要是历史自发生长的结果，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多样性，则较多体现为审慎的政治建构的产物。平等的民族关系，就是这种政治建构的主要表现。其中，政治法律的平等，主要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形式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平等，则需在民族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达成。根本而言，民族平等对民族多样性的维护，是使各民族用自己的腿走路，自己起来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自我解放的基本标志。

第五，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新格局，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制度支撑。这就是说，要超出单一的制度支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作出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民族复兴的涵义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者统一于复兴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开拓国家、民族、国民和国际关系四个维度，正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复兴民族主体性建设的战略高度。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担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为加强复兴民族的主体性建设进行了不懈探索。在百年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中，不同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表现出相当的差异性。善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变与不变，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我们就能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形成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历史形态正在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途必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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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Cao Wei

Abstract：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re has been a main thread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unity and diversity， which buil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a cohesive and inclusive super-modern nation. Faced with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task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opte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chieved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an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was manifested externally for the overall libe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nternally for the equal un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the totality of socialist ethnic relations， was to achieve ethnic equality.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the central work was shifted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which acceler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the combined forces and tensions of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ethnic pattern have shown a trend of parallel development.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s ushered in a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greatly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four dimensions of state， ethnics， citizen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result， a new historical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aking shape.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責任编辑 方 卿）